苦命的二姐

我的姐妹！我亲爱的姐妹！难道还有比你更亲密更纯洁的称呼吗？

——拜伦

(一)

二姐现在安息在一堆黄土里。今天是清明了，那土堆上忍耐了一冬的枯草又长出嫩嫩的绿芽了吧？“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不是常有越是深爱的、宝贵的，愈是不敢说、不敢碰这样的事吗？”人啊，是何其伟大、坚强，又是多么的脆弱、不堪一击！每个日夜，身在异乡的我无不想念起永不能再相见的二姐，多少个孤寂的夜晚，在狭小清冷的租房，坐在铺上一张旧报纸的矮桌边，昏黄的白炽灯下，多少次抓起那支拙笨的秃笔，想要涂抹点什么，写写我的二姐，可直到笔尖的墨水渐渐干涸，我也捕捉不到可以下笔的一个词、一个字，一切的文字都是那样的苍白、别扭和矫情，有谁知道，一滴泪里，深藏着什么？或许，生活中最真实的痛感，一切的文字和艺术形式都永远无法表现和传达。但今夜，我还是努力拾些零碎、杂芜的汉字，缀成串串黑色的花束，在我回到故乡时，在二姐的坟头燃成只只翻飞的蝴蝶，我想，二姐一定能听到它们翅膀颤动的声音……2000年夏天，原在深圳打工的我，突发奇想回乡种起了平菇。又是一个闷热的秋夜，我把拌好的棉籽壳在门前水泥地上堆成堆、拍平夯实后，天早已黑下来。上床后很快就睡着了，夜里约11点钟，一阵特别刺耳的电话铃声把我吵醒，半夜三更谁打电话？我极不情愿地爬起来接。是在独山村的二姐夫打过来的，说二姐刚被发现喝了农药，现正送往医院，先送到栗木村个体诊所小李那儿。我和父亲赶紧拿了电筒往小李那儿赶，下过雨的山路泥泞难行，六七里的路程，我和父亲却走得像一阵风，积满了水的坑坑洼洼，被我们急促的脚步踩得泼泼作响，山道两旁的枝叶也被带得发出沙沙声。到了村部附近，我又叫醒住在此处的大姐跟我们一起。赶到位于公路边的小李诊所时，却发现整座房子黑咕隆咚，一切都在熟睡中，没有半点声息。父亲使劲朝房子喊了好多声，半天楼上才有个男人含糊地应了一下，父亲又大声地问了好多声，那人才说晚上没见到一个喝了农药的病人来过。“那肯定是送到港口医院去了。”大姐猜想道，公路上零星有几辆运货的大卡车疾驶而过，偶有一两个亮着独灯的大蓬三轮车，我们赶紧迎上去，到了跟前，驾车的连忙只摇手，车上都满满当当地装着清晨上市的新鲜蔬菜。一直走到港口医院，我们都没有坐上车。到了医院一打听，仍没这个人。天已经大亮了，风风火火在停车场找到去宁国海螺医院的车，我们已疲惫不堪而且更紧张起来——二姐定是在海螺医院无疑！病床上，二姐口上正插着氧气，人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眼闭着，脸上看不出有什么表情。两个外甥女珍珍、小毛，姐夫及二姐的小叔子等围在病床边或立或蹲，焦急而无助。大姐一见二姐如此境地，抓起二姐的手就嚎啕大哭起来，我拄着带来的一把伞，木木地立在二姐的床头，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眼泪，似乎也不知道难过。二姐已被洗过胃，据医生说大概没有生命危险。已快到中午时间，我和父亲先回去了，家里还有好多事等在那呢。第二天下午，一直提着一颗心干活的我们接到二姐夫那边打来的电话，说是赶快到医院来！当我和父亲黑着脸赶到医院的病房，已守在病床边两天的珍珍、小毛、小芬，还有大姐、母亲，都一下猛地哭起来……正在此医院实习的外甥女小芬(大姐女儿)，又给二姐注射了几针催醒作用的针剂。不知过了多久，医院来通知我们，病人已无药可救，可运回家料理后事了。病房里早已沙哑的哭喊声再次撕心裂肺地涨起来……几辆手扶拖拉机载着我熟睡的二姐和从此难以入眠的我们，“突突突”地朝已不再是二姐家的独山村缓缓驶去。没有星星的苍穹下，田野里颠簸的机耕路，一道道艰辛醒目的车辙迅速被黑色的夜幕掩盖……

(二)

二姐孩提时，父亲在一个叫里家桥的村小学教书，里家桥离我们家有10里路远，家里有十几亩田地的农活，有着一大群孩子(我，四个姐姐，一个哥哥)。大姐匆匆读了几年小学后，便每天跟着母亲上地下田挣工分，二姐正是上小学的年龄，天天跟父亲一起，天蒙蒙亮吃了母亲做的饭就徒步往里家桥小学赶，中午把带来的饭菜在小泥炉上热一下吃，晚上再跟父亲走回家(就是再怎么有事、哪怕再晚父亲都要赶回家的)，那时全是磕磕碰碰、狭窄的山路、田埂路，有时二姐走不动了或遇雨雪天气，父亲就背上一阵。为补贴家用，父亲常会挑上一担一百多斤的松枝柴去黄渡街卖了再去学校，当然，这样要多走10来里的路程，也要起得更早，二姐依然是眼着父亲一起走，在去黄渡街的这一段路上，二姐就要背自己的书包了，父亲也背不了她，还要帮父亲打手电筒照路，有好几次，二姐跌了一身的黄泥……一直到今天，父亲上黄渡街，那些与父亲熟识的人还经常开玩笑地说对父亲说：“李老师，今天上街没带一担柴来呀？”二姐读到初中毕业，家里已不能再供她继续上学。二姐的各门学科都学得很好，有很多要好的同学，还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不知道的看了都以为男孩子写的，遒劲而大气。回乡务农后，二姐样样农活都干得出色，每日的粗茶淡饭照样使得二姐日益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气息。和那时绝大多数女孩子一样，几年后，经人介绍，二姐嫁到了同乡的独山村。姐夫姓曹，长得挺不赖，有着木工手艺。记得二姐出嫁那天，年幼的我挑着围桶、脚盆、床帘跟着送亲队伍到了姐夫家后，我听信一些大人的“教导”，硬是让姐夫给了两块钱的红包，才肯让那副很轻的担子接进屋放下。一年后，外甥女珍珍来到人间，又过了一年，上天又给她添了一个妹妹小毛。不知是因为连诞两个女儿，公婆的脸色不好看，丈夫的不高兴，还是二姐自己心里觉得“不争光”，还是因为别的什么缘故，生下小毛不足一个月，二姐忽然变得神情恍惚、举止失常，姐夫跟我父亲商量，把二姐送到了邻县南陵的精神病院。

在送二姐去医院的路上，二姐突然逃脱家人的看守，冲到高高的、陡峭的河堤旁就要往下跳，幸亏当时也在场的大姐夫眼疾手快跑得猛，一把抓住二姐那双长度及腰、粗黑油亮、已飘起来的大辫子，才没让二姐落入那浪涛滚滚的河水中。从二姐开始住院，小毛便在我家里，由我们全家照顾。后来二姐病好出院，小毛仍留在我们家，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恰巧父亲在家里办学堂，小毛便在我家里读书，这样一直到三年级，其间只在逢年过节时，二姐、姐夫才接她回去团聚，过后再送过来。听奶奶说，她找大仙给二姐一家算过命，二姐跟小毛“相克”，只能这样。

(三)

二姐虽然只几个月便病好出院，但一直不间断地吃着药丸，身体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发胖得很厉害了，据说是吃药的副作用所致。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珍珍、小毛不上学，二姐常常会带上一个女儿(二姐夫白天常外出做手艺，留一个在家看门)，走过一截田畈，再翻过两座小山岗，来到我们家，帮父母干些农活，跟父母、奶奶拉拉家常，歇一夜，第二天吃了中饭再回去，下一个礼拜再带上另一个女儿来。有时星期六没见着二姐，我便会不由的问奶奶一句：“怎么今天二姐不来啦？”二姐虽然身体胖了许多，但做什么事都不比以前差，无论田地里的脏活累活，还是繁杂的家务、缝补针线，样样都做得干净利落、清清爽爽，看不出患过精神病对她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农闲的时候，常有婆婆妈妈们拉她去打麻将，但二姐很少去，而是常把小毛、珍珍上学的教科书拿来很认真地读，并跟女儿们交流看法，这一点让我很是惊讶——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赋闲时不是泡在电视机前，就是热闹在麻将桌边，有几个拿了书读，还是教科书？一次二姐在我家跟我闲聊时冒现一句“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我当时想，这句话出典在哪儿，我怎么没听过？后来在小毛课本的一篇课文里看到了这句歇后语。一次我还看到二姐房里一张录音带的歌词，上面有很多二姐的字迹，我仔细一看，大概那录音带是盗版的，歌词纸上有三十多处错别字，全被二姐一一订正过来，一个个字写得小而端庄，一丝不苟。珍珍、小毛都还小的时候，二姐夫用家里积攒了好几年的一万多块钱买了辆手扶拖拉机，每天到宁国水泥厂拉一车“海螺”牌水泥到宣城去卖，赚点运输费，渐渐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干脆又干起了老本行做木工手艺。家里的两个女儿读书要钱花，而且村上一幢接一幢拔地而起的小洋楼，日益让二姐那低矮的三间砖瓦房相形见绌，二姐也流露出想早一点住上新房的想法。二姐夫常在外面，家里的一些杂事，田地里的农活，几乎都落到了二姐的手中，每天起早贪黑忙里忙外，还要安顿好两个女儿上学。有两三年，莲藕的价钱不错，二姐便不失时机地种了一大块水田，并悉心照料，有空就拾些农家有机肥施上，年底上市时，每天白天手脚泡在寒冷刺骨的淤泥里挖藕，晚上让女儿帮忙掌灯洗干净装好，凌晨3点多钟就起床一人挑上满满的担子去街上卖。本来村里每天都有上街跑营运的三轮大蓬车可搭乘，不用肩挑也不必起那么早，但二姐却天天早早地起来挑着担子从小土路走到街上。有人问她干嘛要受那份罪，她却说，又不太远，担子也不很重，清早上走走路使使劲，反而舒服些！我知道，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二姐不舍得花那一块五毛钱的车费。就在二姐去世前几个月，因身体有不适，曾在宁国的海螺医院看病住过一段时间，二姐的小姑子小霞家就在医院附近，小霞一家常来看望二姐。考虑到二姐烧菜要用和补充营养，一次，他们给二姐带去一罐头瓶猪油，二姐很高兴地要了。病愈回家后不久，便让跑运输的二姐夫顺路给小霞家带去一大瓶猪油，和许多自家种的新鲜蔬菜。一次小郭(小霞丈夫)来二姐家玩时，便有些生气的对二姐说：“我们家连一点猪油都吃不起呀？你生病给你点猪油你却还我，你那么过细(仔细)干嘛？”二姐却笑着说：“有时候缺什么东西，哪怕别人给一点点也是好的。旁人对自己的好哪能忘？你们城里人自家也没有这东西，还要去买，再说，我们自家喂的猪，吃的是米糠野菜，炼的油也香，给你们尝尝，有什么不该的，还说啥？”这件小事小郭曾对我说过两次，一次是在二姐家同他一起吃饭，还有一次也是在二姐那儿，是在二姐去世后。我跟小郭接触不多，有机会碰在一起的时候，他总会不由的向我说起“大嫂子”(二姐夫排行老大)的好，每次去她家，都是极热情。作为二姐最小的弟弟，这一点我当然也深有体会。还是刚教书那会儿，一天下午，我从学校回来到二姐那儿，二姐见到好久已没到她家的小弟，赶紧让二姐夫到村上一农家费了好大劲抓了只大肥鸭买了回来，马上就灌酒拿了菜刀，准备让姐夫跟我喝两杯，我一见状，便对二姐说，我是要回家的，故意从你们家拐个弯，来看看珍珍、小毛她们。为了“刀下留鸭”，说完我就要走。二姐一把抓住我，说什么也不让我走，看我执意要回去，二姐气得发起火来：“鸭子都买了，烧起来快得很，吃过饭谁不让你走？要是夜里不在这里歇，走时给个电筒你，大男人有什么怕的？要是现在走，以后不要来了！”看二姐有些发怒的脸，我只好留下来吃饭。

(四)

熟悉二姐的人都知道，二姐的性格很倔强，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她平日的点滴言行举止上，甚至她的死也直接跟这相关。二姐喝农药那天，村里一本家建新房，请她帮忙做饭，二姐很爽快地去了，就在忙前忙后不亦乐乎的时候，却听到跟她一起来帮忙的一妇人似有所指的说：“说起来是帮忙，好听的很，其实只是绕得好看(意为走来走去)，能做什么事？”好胜心强的二姐觉得别人是在说她曾患过精神病做事不行。快到吃中饭的时候了，忙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上午的二姐，一口饭都没吃，跟东家说了声头疼，就回家躺在床上休息。当天我母亲和我们姐弟的几个小孩都在二姐家，天黑时母亲叫她起床吃饭还是没起来。半夜里，跟二姐睡在一床的母亲突然嗅到一股很浓的农药味，慌忙拉亮灯，只见二姐嘴上有着不少的白沫，刺鼻的药味从二姐口中一阵阵喷出，母亲赶紧叫来我二姐夫等人，用农村流传的土方法——灌肥皂水洗胃，可己整整齐齐穿好衣服的二姐却死死地咬住牙，不让他们得逞。后来我在二姐家看到那个褐色的药瓶，是剧毒的甲铵磷杀虫剂，500克装的，已经是一个空瓶，瓶子上拴着的一截线麻轻轻一拉就断了。住在隔壁的珍珍小爹说，二姐夫给庄稼打农药，一般都是现打现买，很少把农药留在家里，且都是用杀虫双之类低毒的农药，这几年都没用过甲铵磷，那瓶药还不知道是哪一年什么时候二姐偷偷藏下的……我那可怜的二姐竟早有此心！而且她还选了个“很好”的时机，在她永远地离开人世之前，她看到了她那操劳一生的母亲，那几个可爱的侄儿侄女……说起我的二姐夫，我又不由的想写几句。他木工手艺做得挺好，待人接物也不错，有一门不好的习惯就是爱打牌赌博，虽然来的不是很大。这让二姐很是气愤，总是怒其不争，但二姐夫似乎是秉性难移，二姐苦口婆心地一句句劝告只当作过耳轻风。一次，二姐夫在牌桌边战得正酣，又被二姐抓个正着，二姐便跟他吵起来，并以命令的口气让他马上回去，二姐夫觉得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了男人脸面，竟扬手打了二姐一耳光，那一天，我母亲也正好在二姐家。这一巴掌也永远打在了我心里……。有一回，二姐夫在城里做手艺，二姐去看他，二姐夫便带她到处逛逛，在公园里的“大风车”游乐场，二姐很想跟二姐夫坐上那个小吊篮“兜兜风”，但二姐夫却说那有什么好玩的。二姐后来到我家说及，脸上颇有些遗憾之情。我常在心里对二姐说，二姐，要是你还在多好啊，你的大弟现在已在这美丽的城市买了商品房，我在这边工作得也不错，闲时带孩子们到这儿住上些时日，我和哥哥可以带你到好多的地方玩个够……我和哥哥常年在外，除了过年，平日在家待的时候很少，每次回到故乡见到二姐，二姐总会围着我问这问那，一副对外面世界很向往的样子。二姐多次向我问及像她这样的条件找工作好不好找，能做什么样的工作，待遇怎样等等，问得热心，问得仔细。我总是告诉她，在外打工是如何的辛苦，加班多，吃得不好，休息少，工资普遍较低，不如在家待着，虽然打工比种田稍微强点。事实上二姐夫经常要外出做手艺，两个女儿要上学，不光田地里的庄稼要照看，家里喂的鸡、鸭、猪哪一天不要人经管，杂七杂八的事多着呢，家里没个人定是不行，再说三十好几的一个妇人家，无一技之长，身体又很胖，给人不太灵活的感觉，也较难找到一份合心的工作。虽然我们对二姐的打工想法不支持，但二姐总还是流露出想投入打工大潮的念头，打工，对于二姐来说，何许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或许就是她的一个理想。或许，在二姐离开人世之前尚能思维的那一瞬，还为此生未能走出家门到过遥远的南方而遗憾。而她的两个女儿，大女儿珍珍中专毕业后已跟在上海浦东开影碟店的大表姐芳芳一起打工两年了；小女儿小毛今年就要参加高考了，近年的寒假暑假都去了芳芳那儿。

(五)

二姐去世不到半年，就听说二姐夫找了一个女人，是邻县宁国的，那女人死了丈夫，带着个10来岁的儿子，老公公是个退休教师，家里开了个小商店，较宽裕，一直没出门。后来二姐夫便上门入赘，成了她家的人，也成了别人的姐夫。小毛放假回家，姐夫他们便让小毛去那儿住，小毛就是死活不肯。同样，珍珍、小毛也很少回到那个叫“中洪”的小自然村原来的家，而是住在了奶奶家里。那个家，门前的谷场上没了悠闲啄食走来走去的鸡鸭，猪圈里没了哼哼地用嘴拱着食槽的猪，后院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蒿草，几棵几乎被青虫啃光了叶子的果树勉强从草丛里探出头来，堂屋、卧房、灶屋里都是黑黑的暗暗的，桌凳上、床上(床上已没了蚊帐)、灶台上都是厚厚的一屋灰，这里已不是她们的家了，不只是破败没人住，而是这里已没了她们的母亲——这幢普通的砖瓦房，曾经让她们多么欢娱快乐、自由自在的生活、生长着，让她们多么的依念，那只是因为有深爱她们的母亲时时忙碌在这间小屋，而如今，只有一张放大的母亲的黑白照片放在堂屋的条台上，母亲慈祥、微笑着的脸庞被蒙在一层灰尘里……二姐去世后，几次到中洪村去，我都听到二姐隔壁的婶婶(二姐夫的小婶婶)说起这样一件事，一次，两次，我们来几次，她几乎都要说：每到天色黄昏，二姐估计小毛、珍珍放学快到家了，便会站在门前的一个小土丘上望着她们背着书包从远处的机耕路上往家里走来，一望就是好一阵子，有时望了会没见到，在家里做一会家务就又赶紧跑出来站在那儿继续朝远处看着。从小毛、珍珍她们上小学开始是这样，一直到小毛读高中，珍珍读中专，只要哪天有孩子回家来，她总会站在那个小土丘上望着，一直到那个熟悉的小黑点慢慢变大、渐渐走近，一直到欢蹦乱跳地回到家里。小婶婶还学着二姐的话说：“一见两个小的回到家，人都要变得清新一大截，浑身都是劲！”这些小细节其实小婶不告诉我，我也是知道的，我还知道，二姐在没有旁人在他们家时，很少喊两个女儿的名字，叫她们的时候，总是喊：“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