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用民

信、义、礼是古代规范人们行为的道德标准，是当时人们借以判断是非的精神文明的尺度。儒家干脆把“仁、智、礼、义、信”，作为人人必须遵守的最高的道德规范，而归根结底，还是以“忠”为核心的。

何谓强国？如何致强？春秋时代百家争鸣，所提出的治国安邦之策很多，而提倡德治和教化，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公元前636年，晋公子重耳结束了在外国流亡的生活，回到了晋国，作了国君。这就是晋文公。

晋文公回国后，就开始训练他的百姓。两年以后，晋文公认为差不多了，便准备用其百姓称霸诸侯。大臣子犯劝阻说：“百姓虽经过训练，但还不懂得义，还没能各安其位，不能用。”

晋文公觉得有理，他便想办法让百姓懂得义。正在这时，周朝发生了“昭叔之难”。昭叔是周惠王的儿子，他的母亲是惠后。昭叔还有个哥哥，是太子，即后来的周襄王。惠后想立昭叔为太子，但还没得逞便死亡。昭叔便逃到齐国。襄王即位后，将昭叔接回来。然而昭叔回国后，又和襄王之后狄隗乱搞。襄王知道后，便将狄隗废掉。这下触怒了狄隗的娘家，他们派兵讨伐周朝，周襄王便逃到了郑国。周朝在当时名义上还是各诸侯国的宗主，晋文公决定帮助周襄王返回周朝主政，并用此事教育晋国的百姓什么是义。他派出左右二军，右军攻杀昭叔，左军往郑国迎接周襄王返国。周襄王为表彰晋文公的功劳，待之以礼。晋文公推辞说：“这是臣下份内之事。”晋文公用行动告诉百姓对上尽忠就是义。他帮助襄王返国后，又回国致力于便利百姓，使百姓安居乐业。他认为这下可以使用其百姓了。

不料，子犯又出来阻拦，他对晋文公说：“百姓虽然懂得了义，但还不知道信是怎么回事，还不能用。”

于是，晋文公又想方设法让百姓懂得信。他率领军队攻打原国，命令士兵们携带三天的口粮。军队围困原国城池整整三天，士兵们的粮食全部吃完了，而原国还未投降。晋文公就下令退兵。正当晋军刚退兵时，派出的间谍从城里出来报告说：“原国已经支持不住，准备投降丁。”有人主张再坚持一下，等待原国投降。晋文公说：“当初带三天军粮，就是准备攻打三天，如今已下令退兵，就应该说话算数。如果不退兵，虽得原国而失去信用，百姓也就失去庇护。得失相比哪个多呢？”由于晋文公利用打原国教育百姓知道信，所以国内民风大变，凡事以信为本，他们作买卖不求暴利，交易分明，不贪不骗。

作到这些后，晋文公又问子犯：“这回行了吧？”子犯回答： “还不行。百姓虽知信、义，还不知道礼，还没有养成恭敬的风范。”于是，晋文公又在让百姓知礼方面作了很多事情。他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每个环节都依照军礼执行，使百姓看到礼仪。又设立执秩之官来规定百官的等级及职责，使百姓知道对什么职官行什么礼仪。百姓们不但如此，还知道根据礼来判断一件事的是非。这时，子犯才说：“民力可用矣！民心可用矣！”

于是，晋文公开始伐曹国，攻卫国，取得齐国之地，解救宋国之围，大败楚军于城濮(今山东范县境内)，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简评】

“春秋无义战”，是史家们对当时状况的评定。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春秋时代，所谓忠、信、礼等，只不过是操纵在统治者手里，或用来保护自己，或为彼此攻诘的武器而已。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虽时刻想着称霸之事，倒也还能从涑如流。子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其精心谋划。他认为这之做的目的无非是使民心、民力“可用”。用者，也不过是利用罢了。民对我，要知义、知信、知礼，才可任我摆布；而我对人，对周天子，对别的国家，却可“强权就是公理”，以力取胜。后来自“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始，孔夫子的“仁”、“礼”便成为以一贯之的思想。遗憾的是，却没有几个皇帝在争夺天下时能想得起它们来。

如今，春秋时代称霸的行为与欲望，早已为人们所不齿、所唾弃，但谋求富强仍旧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目标。当人们在努力使自己国家富强之时，又该如何对待晋文公与子犯他们的行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