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寄宿学校毕业后的初期生活——我的文学习作和阅读——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巴黎圣母院》——我想发表译作的不成功的尝试——我讲述赠送女仆的事以后首次受到的精神震动——我的交往——幻想服兵役和当宫廷侍从——我被安排任职——我退职——我发表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在斯米尔津店里遇见普希金——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对库科尔尼克的《托夸托·塔索》的议论及我同这部作品作者的结识

从寄宿学校毕业后很久，我压根儿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该找个什么地方栖身。我几乎没有一个熟人。我在彼得堡的大街上漫无目标地闲逛，想着该怎样消磨那漫长的冬夜，可是什么主意也想不出来，因为没有钱是很难拿定什么主意的（而我当时的钱很少）。我通常在豌豆街或升天节街上的小点心店里要上一杯劣质巧克力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同我一起的有两三个朋友，其中包括米·亚·雅泽科夫1。我和他亲密相处，形影不离。然而点心店提供的消遣方式很少：一个又小又脏的房间，只点一支昏暗的小蜡烛，涂着苦油的多层馅饼，不是嵌着琥珀，而是饰以翎毛或火漆的油腻的烟管——所有这一切都令人生厌。我们没有任何兴趣，谈话离不开日常事务，谈不上几句就住了嘴；我们打着呵欠，互相看着对方，仿佛在问：“天哪！难道这就是那种远远看去十分诱人的生活吗？”见到灯火辉煌、门口停着马车的楼房，我们便停住脚步，好奇而又羡慕地朝窗口望去，里面闪现出寻欢作乐的男人和女人的身影……我们的耳边隐隐传来乐曲声。“那儿多快活呀！”我们心想，“幸运儿啊！真幸运！……这才是我们梦想的那种生活，可是怎样才能达到这一步呢？”

我们不知道怎样解答这个问题，只好低着头，闷闷不乐地各自回家。

“喂，诸位！”有一天一个朋友对我和雅泽科夫说，这是个极机灵、极活泼的小伙子，后来自杀了，死得很悲惨，“你们是些废物，萎靡不振，胆小如鼠，你们不会生活……别着急，得有人给你们鼓一鼓精神……我来给你们安排一个小小的晚会，你们一定会感谢我。”

“什么时候？在哪儿？”我们活跃起来，问道。

“明天晚上，在升天节街点心店。”

“可是我们很讨厌这家点心店。”我们皱着眉头反驳道。

“哎呀，你们这些小丑！”他打断了我们的话，“一杯巧克力茶，一杆烟，相对而坐，那当然令人厌倦……干吗要白费口舌呀？明天晚上八点上那儿去，你们就会觉得这点心店是个天堂了。我给你们准备两个意想不到的尤物。”

第二天八点不到，我们便来到点心店坐下，忐忑不安地等候那位朋友。他没让我们久等就来了，跟我们问了好，神秘地微笑着对我们说：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马上就……”

随后喊道：“卡尔·伊万内奇！”店主应声出来后，他吩咐拿几支蜡烛来，又附着他的耳朵嘀咕了几句。店主意味深长地对他点了点头，说道：

“我已经派人去了。会来的，会来的！”

我看了雅泽科夫一眼，雅泽科夫也看了我一眼。我们不安地等着，身上开始颤抖。

大约过了十分钟，进来两个小个子少女，长得十分难看，穿的衣服也不很干净，有点像清洁女工或时装女工……我们那位朋友迎着她们，又是叫喊又是拥抱。他让她们挨着我们坐在沙发上，并吩咐给她们端巧克力茶。两个少女扭扭捏捏，我和雅泽科夫身上发抖，不敢跟她们搭腔。那位朋友一边取笑我们，一边把一个少女推向雅泽科夫。雅泽科夫叫了一声，急忙闪身躲开。

就在这时门打开了，警察分局局长目光严厉地走了进来……

“你们这是干什么？”他吼道，“胡闹！马上给我滚！”

两个姑娘跑了；我们又吓又臊，奔过去拿起外套，在警察分局局长威吓的目光下走出了点心店。

那位朋友为我们安排的晚会就这样不光彩地结束了。他走出点心店时跟我们一样恭谨顺从，但走出几步之后又对我们说，他一定要在这个坏蛋局长身上刺个窟窿。

自此以后我们极为厌恶这些点心店，甚至走路都要避开，不从它们门前经过。

这种无所事事、虚度时日的生活开始使我感到异常苦闷，可是我家里的人却对我说：

“等你休息一阵儿，也就该考虑找个差使了。”

由于无事可做，我开始布置我的房间，把它收拾得颇为像样而舒适。一想到雅泽科夫和克列切托夫将会喜欢这个房间，我感到十分高兴。有一天晚上我在房间里点亮了灯，在灯光下欣赏了一番，然后躺到沙发上，开始幻想怎样才能当个文学家。一想到我的名字将会印在哪部小说或哪首诗的下面，一阵愉快的战栗顿时掠过我的全身，于是我觉得必须马上写点什么……我思索起来，我的脑子里渐渐形成一首题为《致少女》的短诗，是模仿雅泽科夫的格调，他当时给我的印象十分强烈。2一个小时以后，这首四节的诗便写好了。我朗读了一遍，对它那铿锵的音调感到十分满意。我真想马上念给克列切托夫听……他会做出什么评价呢？我刚想到这一点，门铃就响了，克列切托夫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乐得几乎要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

克列切托夫仔细打量了一下我的房间，说道：

“哎呀，老弟，你这儿布置得可真漂亮！很有点美学趣味……这些小玩意都安排得恰到好处……”

克列切托夫坐在柔软的沙发上，继续赞赏我装饰房间的才能。

我给他念了我写的诗。

“写得好，音调铿锵，跟雅泽科夫的诗一样！”克列切托夫说着从我手里拿过我用清晰的字迹抄着这首诗的笔记本。他自己把诗朗读了一遍，说道：

“你呀，老弟，是天才！……是的，是这样！继续写吧，写吧……”

我当真继续写起诗来。我模仿当时所有的著名诗人，几乎每天都要写一首诗，因此没过多久，这本笔记本就写满了诗。然而尽管克列切托夫一再夸奖，我却想都没有想过往哪家杂志投寄这些诗，哪怕是我认为最好的一首。我一向觉得文学家和办杂志的人是些高不可攀的人物，在我看来，想和这些人交往，那是太狂妄了；至于那些在《北方之花》《文学报》3和《莫斯科电讯》上发表作品的人，他们在我的眼里几乎已经神化……我写诗只是由于无事可做，随便写着玩，只要能听到我那位态度宽容的老师的夸奖，我的自尊心暂时便已得到满足了。

除了我国出版的杂志和文艺作品集以外，我还爱读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我通过法译本和俄译本读完了他所有的长篇小说。

当时欧洲的古典主义作家和浪漫主义作家激战正酣。法国浪漫派一批元勋的名字——雨果、仲马4、巴比叶5、苏利叶6、苏7、维尼8、巴尔扎克——开始在我国获得轰动一时的声誉。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给了古典主义致命的一击——这是克列切托夫说的话。这篇序言激起了他狂热的激情，他没完没了地极力称道《克伦威尔》9。我的兴趣从沃尔特·司各特转到法国浪漫派作家身上，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他们的作品。古典派同浪漫派的斗争对我那早就需要某种养料的智力起了一点刺激作用，我不假思索，马上就站到浪漫主义的旗帜之下。当时我们把波列沃伊、普希金及其流派看作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10，我们庆贺浪漫派的胜利，但对古典主义到底是什么货色，概念却十分粗率。我模模糊糊地把一切过时的、陈旧的、腐朽的东西笼统地理解为古典主义，反过来又把一切新鲜的东西理解为浪漫主义，并开始对这些东西产生一种本能的、不可遏止的爱好。为什么会产生斗争呢？这一现象包含什么意义呢？我无法理解这一点。在为浪漫主义祝捷的同时，我也庆贺对托尔马乔夫、罗戈夫、凯达诺夫、贾布洛夫斯基11等辈，总之对我们所有那些小暴君和压制者的胜利，这些人老是死抱住他们那套狭隘腐朽的观念和鄙俗的奴隶道德不放。我们所有的老师（除克列切托夫以外）、所有的学监和家庭教师对新的文学运动的态度都持鄙视和冷酷的态度，认为它同道德原则背道而驰。我们把他们看作古典派，单单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成为最狂热的浪漫派了。

众所周知，法国的文学革命是和政治革命同时进行的……不论在文学上还是在政治上，新的思想都取得了胜利，然而我对政治运动的意义却一无所知……七月革命没有给我留下丝毫印象。我只是偶尔听说查理十世12被赶走了，取代他登上王位的是路易·菲力普。为什么要赶走一个国王，让另一个人当上国王呢？我对这一点毫无兴趣。除文学以外，再没有任何东西能触动我，我对任何事情也一无所知。

《巴黎圣母院》13问世以后，我几乎甘愿为浪漫主义上绞刑架。

我是从《莫斯科电讯》上得知《巴黎圣母院》14这本书的。此后过了不久，彼得堡所有能用法语阅读的人都开始热烈议论雨果这部新的天才作品。这本书到了彼得堡后立即被抢购一空，我好不容易弄到一本，便神经质似的，异常激动地读了起来……

我几乎不间断地一口气读完了《巴黎圣母院》15。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强烈的读书的快感。克罗德·佛罗洛、爱斯梅拉尔达、加西莫多等人一直萦回在我的想象中；克罗德·佛罗洛在夜里把爱斯梅拉尔达领到绞架下面说“你得在我和这绞架之间做出选择”这一幕我都背了下来……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一直把这部小说挂在嘴边，把其中的一些片段反复读给克列切托夫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听。

激动的情绪稍稍平静以后，我着手翻译《巴黎圣母院》16的最后两章。我把对作品的爱倾注在翻译中，对译文做了仔细推敲，并读给克列切托夫听了。他认为我的译文十分出色，建议我寄给《莫斯科电讯》。我把译文抄了一遍，又做了若干润色就寄了出去。

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每收到一份新出的杂志，我都忐忑不安地翻开，但是——唉！——没有我的译作。这篇东西就这样消失在《莫斯科电讯》的编辑部里。这是我想发表作品的第一次尝试，不过，这次失败并没有让我沮丧多久。

对读书的爱好还使我得免于完全陷入空虚无聊的周围环境的那些琐事。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唤起了我想了解中世纪历史的愿望。

不过，当时在我看来，文学仿佛是和生活完全脱节的。它刺激我的幻想，使我感到一种愉快的满足，但对思想的发展却很少有所促进。我的周围还没有什么事物能使我产生任何疑问，引起我的思索或怀疑。我思想上自幼受到灌输的、在寄宿学校又得到发展的所有的偏见、粗野的概念和观点依旧留在我的脑子里，没有受到触动。

有一天，一位朋友来到我这里。我在同他谈话时不知怎么顺便提到，我的妈妈把一名女仆送给了她的一个亲戚。我那位朋友禀性粗鲁，几乎什么书都没有读过，然而他的思想却比我更成熟。听了我说的话，他做了一个怪相，对我说道：

“这种事你说起来怎么不感到难为情，而且态度这样冷静，仿佛是在讲一件最普通的事情？”

“干吗要难为情呀？这有什么大不了的？难道她没有权力把自己的农奴姑娘送人吗？”我惊讶地反驳说。

“亲爱的朋友，我知道有人干这种事，庄稼汉、仆役、用人和使女都被拿来出卖、送人情，可是这种事有教养的人说出口都感到害臊。因为人不是物品，尽管他是农奴；他也有一颗跟你我一样的心灵，他也跟咱们一样，是按照上帝的模式创造出来的。”

这些朴实的话语使我感到惊奇……我头一次感到了自己那些观念的粗野——于是我的脸红到了耳根。那位朋友走后，我心情郁闷地陷入了沉思。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我暗自寻思，“说真的，一个人怎么能像占有一件东西一样占有另一个人，而且滥施淫威，肆无忌惮，任意摆布他的命运？谁能给他这种残酷的、荒诞的权力呢？”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这些问题。

这是我思想上受到的第一次精神震动。我的思想苏醒了，它开始使我感到有些不安。我仿佛为自己拥有农奴而感到羞愧，对他们的态度也温和得多、谨慎得多了。这使我的某些近亲感到十分不满……“你会把家里所有的仆人都惯坏的，我的朋友。”他们对我说，“要让他们感到你是主人，要让他们怕你。”

毕业以后，我和那些志趣比较相投的同学保持了联系，并结识了他们的家庭。但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社交才能，这种自尊心折磨着我，使我变得腼腆、怯生，尤其是在妇女中间，因此我竭力避开她们。

我的亲属中有些人热切希望我服兵役，而且一定要当骑兵，因此他们逼着我学习骑术。带穗的肩章、军刀和马刺很有吸引力，搅得我心神不安，然而想到我还得进士官学校，再次坐上学生的座椅，还要接受考试，我那种尚武的激情又冷了下来……我决心去供文职，这种决定违背了亲属们的愿望，但他们想到我将当上一名低级宫廷侍从，也就感到宽慰了。我自己很想穿上那种金色制服17，甚至几次梦见自己穿着这身制服，还佩戴一些勋章，而且每次醒来，发现这不过是一场梦时，便感到很伤心。

最后我被安排到国库司工作，不领薪水。这是靠了这个司的司长德·马·克尼亚热维奇18的情面，他是我父亲在喀山大学的同学。

我奉命抄写公文，起草一些公函，这些工作令我极为厌烦。我到司里上班总是去得很晚，不等下班就走路。我那个科的科长弗拉季斯拉夫·马克西莫维奇是德·马·克尼亚热维奇的兄弟，他对我态度冷淡——说实在的，不仅是他，我给任何一个严肃的、守规矩的人都只能留下最不愉快的印象！

有一天我来到司里，上身穿着文官制服，下面却穿了一条杂色的方格裤子，当时这种裤子刚刚在彼得堡出现。我是最先穿这种裤子的人之一，想穿着它在司里炫耀一番。这条裤子引起的效果超出了我的预料，当我经过一个个房间向自己的科室走去时，编内外的官员们都扔下自己的工作，微笑着互相推搡地用手指着我。这还不算，许多股长，甚至科长都跑到我的科室来看我，其中几个人走到我的跟前说道：

“请允许我们打听一下，您这裤子是什么料子做的呀？”说着还伸手摸摸。

有一位股长是个幽默家，他说：

“这裤子的布料好像跟厨娘们做裙子用的那种布料一模一样嘛。”

我的裤子在司里引起了一片议论，大家进进出出，致使弗·马·克尼亚热维奇也回头朝向我的桌子，斜着眼看了我一眼，然后走到我的身边向我指出，我的穿着不合乎礼节。

由于一八三一年彼得堡霍乱流行，我不再到司里去了。当我缺勤三个月以后又去上班时，弗·马·克尼亚热维奇把我叫到他跟前。

“您为什么这么久没到司里来？”他问我时脸色都变了。

“我病了。”我答道。

“那您也该通知一声……我本来就该告诉您，这样工作是不行的。您十二点才露面，可别人都是九点半来。”

“可是我不领薪水呀。”我打断了他的话。

“这不成理由。如果您想继续留在这儿供职，就该跟所有人一样工作。不然的话……”

“您的意思是我应该离职？”我再次打断他的话，“那有什么，我辞职得了……”

“随您的便……我不挽留您……”弗拉季斯拉夫·马克西莫维奇气冲冲地说。

我离开了司里，打算第二天就呈请辞职，但我一天又一天地老是往后推，同时也不到司里去。

就这样过了两个月。

一天早晨，司里的送信员来到我这里对我说，司长请我去见他。

德·马·克尼亚热维奇性情十分急躁，发起脾气来言语非常尖刻。这种邀请绝不是什么好兆头，因此我去司里的时候心里十分不快。

我走进司长的房间，站在他的面前。

德米特里·马克西莫维奇正在伏案工作。

过了一会儿，他从公文上抬起头来，把脸朝着我。

“我请您上我这儿来，”他说，使我惊奇的是，他对我说话的声音相当温和，“是想跟您谈谈您供职的问题。您根本没有到司里来……”

“我想辞职，阁下。”我说道。

“不必嘛，”司长说，“我知道您和我的兄弟谈过一番话。我的弟弟是个有病的人，肝火很旺。也许他对您说过一些多余的话，您是个年轻人，当时就感到受了很大委屈，别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您要是能继续在我的下属部门供职，我将感到不胜愉快。我很珍视同您父亲旧日的友情，很想为您做点事。”

我被这番话打动了，我感谢他对我的关切，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回答说，我感到我完全没有能力干这种工作，已经下决心辞职。

“那么，悉听尊便吧，”德米特里·马克西莫维奇答道，“我不能强迫您。”

当天我就递交了辞呈，有一年多再也没有供职。我的亲属并没有料想到这一点，他们一直幻想我会很快获得低级宫廷侍从的头衔。

每天早上我离家外出，仿佛是去上班，实际上却是在街上溜达。我常常顺路走进一家点心店，在那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发表在《祖国之子报》19上的马尔林斯基20的中篇小说《“希望”号巡洋舰》，心里想道：“天哪，要能写出这类作品那该多好！”

我利用偶染小恙、医生禁止我外出的机会，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动手写小说。我对于生活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主见，甚至对它表面现象的了解也是浮光掠影，十分散乱；而由于没有任何主见，虽然多少有一点观察能力，对我也起不了作用。我感到一筹莫展。然而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我还是编出了一段情节，照我看那是非常动人的，但可想而知，它实际上极为荒诞，因为我盲目地竭力模仿马尔林斯基的叙事手法和文笔。

我一边写一边把小说读给克列切托夫听。克列切托夫每次都要夸奖几句，特别是对文笔，但他也指出，我在描写人物时只触及外表，很少深入窥视人的心灵；他说，我对人物的心理发展过程写得不够，等等。同时他还补充说，对自己必须严格要求，写出一部作品后，应该放它三年，三年以后重读一遍，修改一番，再放它三年，然后再读一遍、再改一遍，再放上一年，待到这时再拿出来略加润色，就可以放心地拿去发表了。他说，他自己总是按这种规矩行事，他手头已有了一大堆颇有分量的作品，可能不久就会问世。

要照克列切托夫的那套办法行事，我可没有足够的耐心。我急不可耐，巴不得马上见到自己的作品发表，于是我把我的小说寄给了《祖国之子报》编辑部。

三个月以后，小说的前半部在刊物上发表了。21我用颤抖的双手捧着这一期杂志，满心激动、几乎是热泪盈眶地翻阅着。此时此刻我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此后几天，我漫步在大街上，感到格外自豪和昂扬……克列切托夫对我的处女作也非常满意，他说，当他从刊物上读了我的小说以后，感到它较之原稿好得多。

作品的发表使我受到鼓舞，我开始构思另一部小说，同时一直不断地写些短诗，写了满满三本相当厚的笔记本，但却连一首也不敢往刊物上寄。尽管克列切托夫表示赞赏，我还是觉得我缺少作诗的才能，我认为我的天赋是写散文。我对克列切托夫谈到了这一点，他同意我的意见。

我的第二篇小说较有思想意义，写得也比较朴实，发表在《望远镜》22上。它得到了某些文学家的赞赏，而且奇怪的是，有些看中了它的人彼此之间毫无共同之处——这就是别林斯基和沃耶伊科夫23。沃耶伊科夫在他的《荣军报文学副刊》 24上对我的小说大加赞扬，那种溢美之词（这原是他一贯的文风）更近于讽刺，而且他不知为什么异想天开，认为这篇小说出自别林斯基的手笔，当时别林斯基因其《文学的幻想》一文和发表在《望远镜》上的最初一批评论文章已经赢得了普遍关注。

这篇小说发表以后，引起了一些杂志和文艺作品集出版人的关注，他们开始向我索稿，我已当真开始认为自己是个文学家了。有一天我翻阅了自己的诗稿（我总共写满六本笔记本了），从中仅仅选了五首短诗交给刊物，其余的则付之一炬……

然而我扯得太远了，还是言归正传。

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后过了很久，有一天三点钟左右，我走进斯米尔津25的书店。当时该店位于涅瓦大街，在路得派新教教堂建筑物的二楼。几乎和我同一时间，有两个人走进了书店：一个身材高大，举止傲慢而放肆，脸庞丰满，蓄着短而尖的火红色胡须，衣着十分讲究；另一个中等身材，衣着毫不奢华，甚至有点不修边幅，一头淡黄色的卷发，侧面看去有点像阿拉伯人的脸形，一副厚厚的、突出的嘴唇，一双极有生气、极为聪慧的眼睛。当我瞥了后者一眼时，我的心猛地紧缩了。根据基普连斯基26那幅有名的画像，我认出了这是普希金。

在此之前我从未在任何地方见过普希金。我克服了第一眼见到这位伟大的文学权威时产生的那种畏怯之情，走到他停住脚步的柜台跟前，聚精会神地仔细打量起诗人来。首先使我惊讶的是，普希金的手指甲特别长，颇像鸟类的爪子。我觉得他的面部表情很讨人喜欢，他的微笑令人极为愉快，让人觉得他异常温和。他向斯米尔津要了一本书（我不记得是什么书了），一面翻阅一面向他的同伴讲着什么。那位同伴把一只手背在坎肩后面，答话时声音很大，也不看普希金，然后他微笑着把脸转向斯米尔津，有点扬扬自得地念道：

不论多少次把斯米尔津找……

他念到这里就住了口。

斯米尔津点头哈腰，得意地笑了起来。普希金似笑非笑地看了同伴一眼，摇了摇头。我望着那位长着火红色短尖胡须的先生，心里想道：“真幸运啊！瞧他对待这位伟人的神态。这人是谁呀？”

普希金走出书店以后，我向斯米尔津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是谢·亚·索博列夫斯基，”斯米尔津答道，“是个极好的人，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27的朋友……不论对什么人他都要写一些极为出色的短诗揶揄一番。”

后来我才知道，索博列夫斯基在斯米尔津店里念的那句诗，是普希金一首有名的即兴诗的第一行：

不论多少次把斯米尔津找，

什么书你都别想买到，

不是找到先科夫斯基28的大作，

就是碰上布尔加林29那些老套。

我不敢奢望结识普希金，再说我又有什么资格同他结识呢？我只羨慕我的朋友季林，他因同威廉·丘赫尔伯克30有远亲关系而结识了普希金。季林的亲属通过第三厅31收到流放中的丘赫尔伯克的信件，这些信几乎总是提到普希金，通常便由季林把这些信带给普希金看。季林当时正在翻译西尔维奥·佩利科32的小册子《论人的义务》，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普希金，普希金对他的想法表示赞许，甚至还答应为他的译本作序。33

季林对普希金对他的接待、对他那种亲切周到的态度感到欣喜若狂。所有同普希金有交往的文学家都说，普希金确实是平易近人，待人亲切，而且极有礼貌，不让任何人感觉到他的权威。雅库博维奇34引以为自豪的是，普希金总是主动向他索取诗稿并予以发表。

季林对普希金的热情达到了虔敬景仰的程度。我翻译的雨果的一组诗和普希金的一首诗同时在《读书文库》35发表以后，季林在写信通知我时写道：“你要懂得这是多么崇高的荣誉。你是个幸运儿。我要是能见到自己的名字同普希金的名字印在一块儿，那我真不知道我该奉献出什么东西。”季林死后过了好几年，我有一次跟彼·亚·普列特尼奥夫36谈起季林，谈起他同普希金的关系。

“为什么普希金对他这样殷勤和彬彬有礼，您知道吗？”

“那是为什么呢？普希金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嘛。”

“不，”普列特尼奥夫答道，“他对季林态度特别周到，这是有原因的。有一天早晨我上普希金那儿去，在前厅里碰到他正在送季林。他对季林过分殷勤，客客气气，使我感到有些惊讶。季林走后，我问普希金干吗要这样。

“‘老兄，对这样的人客气一些是没有害处的。’普希金微笑着答道。

“‘什么样的人呀？’我惊讶地问道。

“‘他总是把丘赫尔伯克的信带来给我看……你懂吗？他在第三厅供职。’

“我不禁哈哈大笑，并向普希金解释说，是他搞错了。”

季林对于普希金对他的怀疑自然一无所知，他要是知道这一点，准会感到万分苦恼。然而自此以后，普希金对他表现出的却是真正的好感，他为他翻译的西尔维奥·佩利科的著作作序一事证明了这一点……

　

我十分热心地关注着文坛动态，从头到尾阅读所有的刊物和所有出色的文学作品的单行本。库科尔尼克37的《托夸托·塔索》问世以后，我和许多人一样，对这部作品感到异常兴奋。“一个诗人能写出这样的作品，真是前途无量呀！”当时文学界和社会上的人都这么说。

彼得堡从事文学的青年对《塔索》一书的作者其人都极感兴趣。人们传说他随身带来了许多令人惊叹的作品，可望使俄国文学来一个转折。

“你想认识库科尔尼克吗？”我的一位朋友费·季·范-德尔-弗利特38对我说，“明天晚上他在吉日林斯基家里读他的一部新剧本。你上我这儿来，咱们一块儿去吧。我介绍你认识吉日林斯基，由他介绍我们认识库科尔尼克。据说库科尔尼克的新剧本写得好极了！”

不消说，我接受这个建议时该有多高兴。

我翘首盼望的那个晚上来临了。

七点钟我们到了吉日林斯基家。

半个小时以后，诗人来了。

当时他的外貌和布留洛夫39后来作的那幅理想化的画像还有某些相似之处。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干瘦颀长的身形，一张苍白的方脸，一双沉思的黑眼睛，一种特别的、我们觉得是预言家式的声调。而且库科尔尼克说话时把字母O都念成O音40，使他的话语显得特别庄重而有分量。

听众聚集了十几个人，吉日林斯基把我们一一介绍给诗人。库科尔尼克跟我们每个人拥抱、亲吻。

“先生们！”他说，“能和诸位欢聚一堂，我感到由衷的愉快。诸位都热爱和尊重艺术，而艺术又是我注定要为之献身的圣殿。所有热爱艺术的人我都感到亲近——因此，尽管我同诸位是初次见面，但我已经把诸位看成是我的至亲好友。”

库科尔尼克很快开始朗读《至尊者的手》41，不过他指出，他并不认为这个剧本是他最好的作品，他说，他已经构思了一系列描述意大利艺术家生涯的剧本，写这些剧本要有十分渊博的学识，其中一部是《朱利奥·莫斯蒂》，已经写到结尾部分了，那是他心爱的、呕心沥血的作品。

库科尔尼克给我们朗诵剧本时很有技巧，读得绘形绘声。听众都是些蹩脚的评判员：他们既不可能想到作品的主导思想是什么，也不会考虑它有没有丝毫的历史真实性。我们赞赏的仅仅是那些动人的诗句和独白，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感到《至尊者的手》是一部出色的作品。

库科尔尼克结束朗诵时已近子夜一点，大家表达了不胜欣喜之情后，便开始准备晚宴。

晚宴时库科尔尼克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且我们觉得他说的每一个字几乎都是一种新发现。他那广博的、多方面的知识令我们目瞪口呆，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什么知识也没有。

晚宴以后他坐在沙发上，沙发面前的桌上放着一瓶红葡萄酒。我们围着诗人坐了下来，他的话越来越充满灵感，越来越高雅——至少我们觉得是这样。有人在谈到他的《塔索》时表示异常兴奋，库科尔尼克当即指出，这部作品很幼稚，较之他的《莫斯蒂》及他构思的一系列作品都要逊色。

“先生们，要不要告诉你们，有什么使我感到不安的，”库科尔尼克最后说道，“我愿意直率地告诉各位，使我感到不安的一种想法是：俄国公众还没有发展到足以理解有分量的作品的程度。像诸位这样的人，在俄国公众中能找出多少呢？我觉得我该放弃用俄语写作，要么改用意大利语，要么改用法语写作。”

这番话令我们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哎——呀呀！多了不起呀！”我们想着，互相使了个眼色，并且战战兢兢地看了库科尔尼克一眼，仿佛他是一个超人，眼看就要超凡脱俗，飘然仙去……随后我又感到有点怀疑：一个人的外语能像祖国语言那样，掌握得那么好吗？但我马上又为自己的怀疑感到羞愧。

“我为此感到非常痛苦，”诗人继续说着，他的两眼闪出了泪水，至少我们觉得是这样，“我热爱俄罗斯，可是没有办法！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我该扔掉俄罗斯语言……”

我们开始央求诗人，请他别这样做，别让俄国文学和我们可爱的祖国失去这份荣誉。我们说，他在俄国也会找到许多真正的拥护者和崇拜者……至于我们这些人，我们几乎向他发誓，要衷心拥护他一辈子……

库科尔尼克很长时间默默不语。酒瓶已经空了。他微靠在沙发靠背上，闭上了眼睛。

过了几分钟他睁开双眼，对我们所有的人缓缓扫视了一下。

我觉得这目光意味极为深长，不禁浑身一抖。

“感谢诸位，我诚挚地、衷心地表示感谢，”库科尔尼克用深受感动的语调说，“我不是代表自己感谢，而是代表艺术，诸位对伟大的艺术事业是这样热心……是的，我将用俄语写作，我应该用俄语写作，单凭一条就够了：我见到了像诸位这样的俄罗斯人！”

库科尔尼克站起身来拥抱了我们，他说，能找到像我们这样的朋友，他感到不胜庆幸……

“好心的主人会再给我们来一瓶酒，”库科尔尼克补充说，“让我们畅饮一杯，彼此订交吧。”

我们和诗人告别时已是凌晨四点，对他的天才我们是确信不疑了。

我久久未能入睡，想到能被这样一位诗人引为朋友，同他以你42相称，我一直沉浸在幸福之中……

1米·亚·雅泽科夫（1811—1885），巴纳耶夫的同学和密友，别林斯基的朋友，同《祖国纪事》《现代人》杂志编辑人员关系亲近。

2这里指的不是本章前文提到的巴纳耶夫的同学米·亚·雅泽科夫，而是诗人尼·米·雅泽科夫。

3《文学报》，一八三〇年一月至一八三一年六月在彼得堡出版，五天一期。普希金曾密切参与该报工作。

4指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

5巴比叶（1805—1882），法国浪漫派诗人，主要作品为讽刺长诗集《抑扬格诗集》。

6苏利叶（1800—1847），法国小说家、戏剧家。

7指欧仁·苏（1804—1857），法国小说家，著有《巴黎之神秘》《流浪的犹太人》等长篇小说。

8维尼（1797—1863），法国浪漫主义诗人、作家，主要作品有长诗《狼之死》、剧本《夏特东》等。

9雨果的剧本《克伦威尔》发表于一八二七年，剧本的序言反对古典主义的艺术观点，成为当时浪漫主义的重要宣言，在当时的欧洲影响很大。

10实际上普希金对浪漫主义的态度和波列沃伊完全不同，普希金已坚定地立足于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当时他对巴尔扎克、维尼、欧仁·苏及（1831年以后）对雨果都持否定态度。

11叶·菲·贾布洛夫斯基（1763—1846），俄国地理学家兼统计学家，彼得堡大学和贵族寄宿学校教授。

12查理十世（1757—1836），法国国王，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中被推翻，逃亡国外。

13原文是法语。

14原文是法语。

15原文是法语。

16原文是法语。

17沙皇宫廷侍从穿的制服。

18德·马·克尼亚热维奇（1788—1842），俄国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同文学界有交往。后任敖德萨教育区督学。

19《祖国之子报》系一八一二至一八五二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刊物，创办人和一八四〇年以前的出版人是作家兼语文学家尼·伊·格列奇（1787—1867）。

20马尔林斯基，十二月党人亚·亚·别斯图热夫（1797—1837）的笔名，俄国文学批评家、小说家，浪漫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小说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享有盛誉。

21巴纳耶夫的第一篇小说《一个上流社会妇女的卧室》写于一八三四年十月，发表在《祖国之子报》及《北方文献》一八三五年第十三至十四期上。

22《望远镜》系一八三一至一八三六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一种综合性杂志，别林斯基自一八三三年起积极为该刊撰稿。巴纳耶夫一八三五年十二月写的第二篇题为《她将会幸福。回忆彼得堡生活中的一段插曲》的小说发表在该杂志一八三六年第三十二期上。

23亚·费·沃耶伊科夫（1778—1839），俄国诗人、翻译家兼批评家，曾主编《文学新闻》（1822至1826）、《斯拉夫人》（1827至1830）、《俄国荣军报》（1822至1839）和《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1831至1837）等报刊。

24全名是《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出版于彼得堡。继沃耶伊科夫后，一八三七年由安·亚·克拉耶夫斯基任主编，一八四〇年由克拉耶夫斯基改组为《文学报》。

25亚·菲·斯米尔津（1795—1857），俄国出版商和书商，曾出版普希金、果戈理等人的作品。

26奥·阿·基普连斯基（1782—1836），俄国画家，浪漫派的代表人物。其著名的《普希金肖像》作于一八二七年。

27普希金的教名和父名。

28奥·伊·先科夫斯基（1800—1858），俄国作家兼东方学家，曾编辑出版《读书文库》杂志，俄国东方学的创始人之一。

29法·韦·布尔加林（1789—1859），俄国作家、新闻工作者。曾编辑出版反动报纸《北方蜜蜂》（1825至1859；自1831年起与尼·伊·格列奇合办）及其他报刊。

30威·卡·丘赫尔伯克（1797—1846），俄国诗人，普希金的朋友，十二月党人，曾参加一八二五年枢密院广场起义，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服苦役。

31沙皇私人办公厅的特务机构。

32西尔维奥·佩利科（1789—1854），意大利作家兼政论家。

33季林的译作《论人的义务，对青年的训诫》连同“因为真理是不朽的”的题词发表于一八三六年。普希金没有如约作序，但在自己办的《现代人》第三期上发表了对西尔维奥·佩利科著作的一篇短评，季林便把这篇评论作为序言，转载于自己译作的卷首。——作者注

34卢·安·雅库博维奇（1805—1839），俄国诗人。

35《读书文库》（1834—1865）系奥·伊·先科夫斯基创办的杂志，是三十年代最畅销的一种刊物，它取得成就的原因是它的编者极力迎合庸夫俗子的趣味，它在出刊的三十余年间一直反对俄国文学和社会思想的进步思潮。巴纳耶夫翻译的雨果的《绝句》同普希金的《青铜骑士》序诗（题为《彼得堡长诗片段》）同时发表在该刊一八三四年第七卷上。

36彼·亚·普列特尼奥夫（1792—1865），俄国诗人、评论家及文学史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普希金和果戈理的朋友。普希金死后接办《现代人》杂志至一八四七年。

37涅·瓦·库科尔尼克（1809—1869），俄国作家，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作品很多，其特点是人物矫揉造作，语言辞藻华丽，并具有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思想倾向。《托夸托·塔索》是他写的第一部诗剧，发表于一八三三年。

38费·季·范-德尔-弗利特（1810—1873），巴纳耶夫的朋友，后任财政部办公厅主任。

39卡·巴·布留洛夫（1799—1852），俄国画家，名画《庞贝城的末日》的作者，他的创作给俄国古典主义绘画输入新的、浪漫主义的气息。

40俄语中字母O非重读时应该弱化，不同程度地读成近似于“A”的音。

41全名是《至尊者拯救了祖国》，颂扬君主制度的历史剧，是库科尔尼克的主要作品之一。

42俄国人互相以“你”相称，表示关系亲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