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开场白）

彼得堡大学附属贵族寄宿学校——教授和教员——在毕业典礼上讲演——赫沃斯托夫伯爵——文学家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给我的信——他举办的文学晩会——米·伊·格林卡和德尔维格男爵——文学丑角——考试——角锥体和小圆帽——我们靠一位热恋的工程师的帮助从寄宿学校毕业——几句结束语

在动手写我的文学回忆录时，我也应当讲一讲我自己，讲述的内容必须以叙述的连贯性为限。我将直陈心曲。披露自己比揭露别人更难；我的直爽坦率在一定程度上会给一些办报刊的人提供口实，使他们对我采取某种冷嘲热讽的举动，然而即使想到这一点，我也会努力坚持自己的做法，毫不动摇。他们那种举动对我早已不起任何作用了。我已逐渐摆脱我在其中长大和受教育的那个环境的大部分粗野的观点和偏见，因此我能够毫无愧色地讲述我自己的过去。

我是在彼得堡大学附属贵族寄宿学校（现为第一古典中学）读书的。在此之前我被送进高等专科学校（现为第二古典中学），我在那里只待了两个星期……我央求把我从那里转走，因为我不愿意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孩子和手工匠人的孩子在一块儿学习。当时我十二岁，尽管满身孩子气，但我已是满脑子等级观念和自己的贵族尊严的意识。我想从高等专科学校转走，这种恳求不仅被认为完全合理，而且我有些近亲跟他们的熟人谈到这件事时甚至十分自豪地说：“别看他是个孩子，可是感情多高尚呀！”——于是我在亲人和熟人的心目中赢得了声誉。

我被送进了贵族寄宿学校。

这些贵族寄宿学校是专为特权阶级的孩子们开设的，当时这些孩子的父母觉得，让自己娇生惯养的孩子白费心力，同那些非贵族出身的人和举止粗鲁的中学毕业生一起学习繁重的大学课程是一种无益的重负。贵族寄宿学校的课程几乎比真正的古典中学课程水平都要低，然而这些寄宿学校却享受和大学同等的特权。大学的一些教授和教师对此并不掩饰他们的愤懑，而且言辞十分尖锐，尤其是在考试的时候。他们耸着肩，摇着头，十分公正地指出：把大学享受的特权赐给我们这种不学无术之辈，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不公正的做法。关于这一点，对我们讲得特别多的是拉丁语教师，他同时还在高等专科学校讲授这种语言。他以一种特别激烈的态度非难我们。他的态度不礼貌往往到了极点。如果我们有谁上课回答不出问题，按照背后同学的偷偷提示复述一通，老师往往皱起浓眉，大声说道：

“早知你要听人家提示，就该让你扛上一头蠢驴——笨蛋！”

一见他态度这样粗野，受了凌辱的学生们便从座位上站起身来，齐声说道：

“请您对我们有礼貌一些。这里不是高等专科学校，我们是贵族。”

“哎呀，你们这些笨头笨脑的贵族！”老师反唇相讥，“你们有什么用？在高等专科学校里，随便哪个鞋匠的儿子，我只要揪住他的耳朵，哪怕最差的学生也能一字不差地说出动词amo的变位……”

数学教授在主持我们的考试以后，往往要恶狠狠地重复一句：

“不，你们一点用也没有……了不起当个骠骑兵或是枪骑兵。”

不过，有些教授和教师，哪怕心肠再硬，对人再严厉、再粗暴，只要我们中间有人在考试前请他们业余补课，他们的态度不仅会显得宽厚，甚至十分温和。这一类人中就有那位不讲礼貌的拉丁语教师。

当学生在考试前上他那儿去，请他上业余补习课时，拉丁语教师总是得意扬扬，笑嘻嘻地说：

“我得事先告诉您，我的课收费很贵……每节课二十五卢布。您补六节课就够了。这得破费您一百五十卢布——钱请先付。”

学生付钱给他。教师来上第一节课，告诉学生说，口试时由他本人来问他，余下的五节课不再来上了，推说没有时间或是生了病。

这样的老师我们没法尊敬；再说他们讲授的课程毫无价值，教学方法又墨守成规，鄙俗而又陈旧，不仅不能引起我们学习的兴趣，反而使我们对这种僵死的知识产生厌恶——我们强迫自己去学习，只不过是为了获取某种官阶……我们的智力毫无发展，头脑反而填满了陈规陋习，越来越迟钝。照着书本逐字逐句死记硬背是我们学习的基本原则，因此，那些脑子最笨、记忆力却很好的学生总是名列前茅。

教师的鄙俗、愚笨和种种怪诞举止使我们把他们看作丑角，把他们那些可笑的弱点当成笑料。

历史学教授特·奥·罗戈夫1上起历史课来萎靡不振，老是照搬凯达诺夫的教科书。此人个子矮小，身材肥胖，极爱吃乳酪饼，有一天他给我们讲起了伪德米特里2。有几个学生头一天吃晚饭时留了些小奶渣饼，这一天早晨便放到壁炉里去烤热。奶渣的香味开始吸引教授灵敏的嗅觉，逗得他心头发痒，他一句话还没说完就走下讲台，径直走到炉边，揭开炉盖，把手伸进炉中，大声说道：

“你们这儿好像有乳酪饼吧？”

“特罗菲姆·奥西波维奇，”有个学生说道，“那是伪乳酪饼，因为是些小奶渣饼。”

这句话并无恶意，但教授却觉得这是对他讲授的学科的一种侮辱，是破坏纪律。他恋恋不舍地看了小奶渣饼一眼，把它放回炉子里，然后转身对说那句话的学生严厉地说：

“你的态度很不礼貌、很不妥当，我马上带你去见学监！”他把那个学生吓唬了一顿，随后平静下来，又登上讲台，一边走一边用脚擦掉地板上的几处唾沫，因为他见不得这种东西。但是这样一来，自然更促使学生们在他每次进教室之前唾得满地都是。

特·奥·罗戈夫要我们订购他编的历史教程。他说，这部教程他已经完全写好，只等付印了；但他又天真地补了两句，说他就怕波列沃伊3这个霸道的家伙，说波列沃伊对任何神圣的东西都不放在眼里，也许会责骂他。

数学教员康·安·舍列伊霍夫斯基比历史学教授更有意思。舍列伊霍夫斯基是个诗人，他老是心不在焉，脸色苍白，头发蓬乱，在演算过程中往往停下来，愤愤地扔掉粉笔，用唱歌一样的尖细嗓音喊道：

“先生们，这种干巴巴的东西真叫人腻烦！……拉丁语老师布置什么让你们翻译啦？——让我来给你们译吧。萨卢斯蒂乌4著作中的好些地方我都能背下来……”

学生们自然都高高兴兴地满足他的愿望，于是他当即开始翻译，把他的数学忘在脑后。

学生们的相貌他一个也不认得，只记得一个走路拄拐杖的学生的名字。要是拄拐杖的学生回答不出问题时，别人就拄着拐杖站出来代他回答。老师从来都没有发觉这个把戏。

法学教师安年斯基是个个子瘦小的先生，一对黑油油的小眼睛，一撮竖着的头发向前翘着，讲起话来把“C、З”读得有点像“Ш、Ж”，听上去很可笑。他最受学生们的欺侮，他的话从来都没有人听。他上课时，学生们有的讲话，有的叫喊，有的钻到桌子底下打牌或做猜钱面的游戏，有时干脆一齐顶着长条凳，在他身边围成一块方阵，把他逼到墙边。这时他气极了，一边哭，一边跑出教室，匆匆忙忙把脚伸进套鞋里，却不料里面灌满了克瓦斯5。当他被调往里舍里耶夫贵族高级中学，最后一次来给我们讲课时，跟我们告别的场面十分可笑，但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令人难受的印象。

“先生们！”他说，“我完（原）谅诸位经常加在我身上的那奢（些）凌辱。让我们友好地昏（分）手吧……谁知道呢，先生们？唆（说）不定……（这时他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慎（幸）福之星会在黑海上空为我升起6……”

这一次谁也没有笑他。当他走出教室，有一个学生想用指头弹他的后脑勺时，别的学生当即拦住了……他跟所有的学生紧紧握手，他那张忧伤的脸显得极为感动：他感谢我们在最后一次把他当人看了。

所有的教师中，只有一个人因其大胆而自由的思想方式赢得了学生们某种程度的爱戴和赏识，就是俄国文学教师瓦·伊·克列切托夫。他曾出版波多林斯基7的叙事诗《恶魔和仙女》，并写了一篇短序，说“这是我国文学花园里的一朵小花，经过它旁边，就不能不欣赏一番”。克列切托夫毕业于中等师范学校，他三十出头，个子很高，身材结实，长着一只鹰钩鼻子，一个像路易·菲力普8一样的梨形脑袋，一头淡黄色头发，两鬓鬓角各有一绺卷发。他的头发已开始稀少，看来他为此感到不安，因为他有一种意愿，总想显示一下上流社会的风度和精美的服饰。他不断把手指伸进头发里，然后抽出来在眼前抖一抖，拿起一丝脱落的头发，仔细端详一番，然后不无遗恨地把它扯断。他擤鼻涕的姿势也很特别：从口袋里掏出一方干净手帕，把它抖开，把鼻涕擤到手帕最边上，再把它仔细卷起来，然后张口龇牙，使劲地摇摇头……他并不特别善于辞令，但说起话来总要修饰一番、夸张一番，还要用种种手势和动作补充表达未尽之意。他的大胆和自由的思想方式表现在公开直接地称普希金为伟大的诗人，甚至给我们带来普希金的新诗，并为我们朗诵，分析它的美。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种大胆的举动，因为普希金当时被看作是一个不道德的自由主义作家，学校里连他的名字都不能提。而且克列切托夫对一切所谓诗学和修辞学之类都抱嘲弄的态度，说他给我们讲授这些庸俗的玩意只是出于无奈。他经常讲他同文学界的联系，使我们很感兴趣；他提到巴拉滕斯基9和德尔维格10时，通常都称他们为“我的德尔维格”，“我的巴拉滕斯基”，再不就是“我的叶甫盖尼”11。对一些古代作家，克列切托夫也喜欢显示他对他们十分熟悉，他最为赞赏的是贺拉斯12，对他的称呼也是“我的贺拉斯”。

他喜欢一遇机会就取笑其他教员几句，做出一副鄙夷的鬼脸称他们为愚蠢的老古董；他常常向我们暗示，说他脑子里不断涌出成千上万种思绪，但他的时间太少了，没法儿把这些思绪化为诗的形象。在我们所有的老师中，他是唯一对波列沃伊及其《莫斯科电讯》表示敬重的人。克列切托夫把我们当朋友看待，不像其他教师那样，使人感到有一种老师和上司的权力。他对那些开始酷爱俄国文学的学生表现出特别的好感。一年的讲课期间，他对修辞学几乎只字不提，只是到学年结束、考试之前他才给了我们一个小小的笔记本，里面同时包含修辞学和诗学的内容，让我们背熟……上课时则分析我们的作文，说些俏皮话取笑我们一番，给我们朗诵杰尔查文13、巴丘什科夫14、茹科夫斯基15、科兹洛夫16等人的诗，有时背着当局偷偷给我们读普希金、巴拉滕斯基、雅泽科夫17和德尔维格的诗。他向我们评述了这些诗人，用的形容词多得吓人。他口若悬河，说杰尔查文诗的特点是乐调高雅非凡，说杰尔查文犹如雄鹰一样直冲云霄，高傲地展翅翱翔于天穹之下（说到这里他挥舞起双臂），说他那大胆而鲜明的幻想、那流光溢彩、豪华璀璨的形象和画面与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吟游诗人媲美；他说，巴丘什科夫的诗浸透着古典主义精神，承袭了古希腊罗马作家那种婀娜多姿的风格；他说，茹科夫斯基和科兹洛夫把我们引入一片神秘的新天地，是他们让我们认识了浪漫主义（“浪漫主义”一词的发音克列切托夫通常带着浓重的鼻音），等等。

在发表这类评论时，克列切托夫爱用的字眼是：完美，丰满，鲜艳，悦耳，和谐——他在分析当代诗人，尤其是普希金和雅泽科夫的作品时一再重复这些词语。讲到“鲜艳”和“丰满”时他禁不住两臂挥舞，仿佛要用手的动作彻底证实这种完美和丰满。

有一次克列切托夫带着神秘而又得意扬扬的神情来到我们教室。他坐在自己的椅子上，用手抹了抹头，扯断一根脱落的头发，意味深长地环视了我们所有人一眼，然后用手帕的一端捂着擤了擤鼻涕，说道：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在九月的最后几天！”他用更富于表情的声调重复了一遍，停了片刻，又继续说道，“先生们！有什么话看起来能比这句话更平凡、更俗气、更普通、更平淡呢？这种话我们天天在说，每时每刻在说，最没有意义的谈话里都这样说……在九月的最后几天……多平淡啊！可是，先生们，这却是一首长诗的第一行，一首迷人的、戏谑的、活泼的、巧妙的、充满机智的、从头至尾迸射着诗的火花的长诗……你们以为我在开玩笑——绝对不是……这句话是普希金的新叙事长诗《努林伯爵》的第一行。”18

随后克列切托夫给我们念了《努林伯爵》中的几个片段，不过他老是瞅着玻璃门，那扇门通向走廊，学监或他的助手常常朝里面窥视一番。

念完以后，他又感叹起来：

“一首长诗竟用这样空泛平淡的字句开头：在九月的最后几天——先生们，我要说，这是最伟大而果敢的诗才……只有普希金才敢于这样做。这才叫作天才！……不过，先生们，”克列切托夫又补了两句，“你们可别把这儿讲的和念的内容告诉校方。家丑不可外扬啊……”

“哪儿能呢！决不会的！”学生们齐声喊道。

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他们喜欢克列切托夫，把他看得比其他教员高了，尽管他和他们相比既无出类拔萃的知识，也没有与众不同的才智，甚至语言也不惊人。

克列切托夫十分看重我，因为我的俄语写得比别人准确，我交的作文他也很喜欢。

我从十五岁起便对读书和文学产生了强烈的爱好。我怀着愉快的战栗之情，如饥似渴地翻阅当时所有的文艺作品集，尤其是《北方之花》19、沃尔特·司各特20的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单行本的一些章节，以及《莫斯科电讯》中的某些文章。我的同学中有少数人也开始对阅读产生爱好了，于是我的周围便形成了一个听众小组。我们背着校方，假装复习功课，每天晚上聚集在教室里读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或《莫斯科电讯》。《莫斯科电讯》里最吸引我们的是乌沙科夫先生21论戏剧的文章，不管恰当不恰当，这些文章对一切世事无所不谈；还有波列沃伊本人的论战和评论文章。不管怎么说，这种阅读多少有助于我们水平的提高，但是，我们愈是养成读书的习惯，对于学业、对于所讲授的各种课程就愈是感到厌恶。

当时我会背诵许多短诗，也尝试用诗体写作，最后，大约在毕业前一年半，我开始模仿《莫斯科电讯》的形式办了一个刊物。这个刊物里有小说、诗歌、评论，总之是大杂烩，应有尽有。我把刊物的第一期拿给克列切托夫看，他匆匆浏览了一遍，感到非常满意。

寄宿学校的人开始把我看作未来的文学家。那些文化水平不高、又没有任何想象力的学生便跑来找我，请我按指定的题目帮他们写作文。我欣然同意这种请求，因为这种事情对我来说毫不困难。我越写越熟练。

我们有位教员，我记不得是谁了，一次他突然异想天开，反对逐字逐句死记硬背，要求学生们用自己的话复述讲课内容。大家一听都傻了眼，不知他脑子里怎么会钻出这种古怪念头，然而许多学生，甚至一些名列前茅的人都因此而提心吊胆。一次其中一位走到我跟前。

“我有件重要的事求你。”他说。

“什么事？”

“你知道，某某想出了个歪点子，要我们用自己的话复述课文。我是这么想的……只要用自己的话开个头，接下去照着书凑合一番也就行了。他不会察觉的。不过，怎样用自己的话开头，得请你给我写下来，我再把它背熟，后面照着书念。你是我们的作家，干这个不当一回事儿，你干得了的。”

这个学生当时已经十六岁了。

我满足了他的愿望。他把我写的那些话背了下来。后来每当碰到这种事，他都跑来找我。

不妨提一下，他毕业时属于头几名之列，后来他进了军界，显示出自己的才干，颇得上司垂青，得以身居要职。

我们升入毕业班以后，对克列切托夫的长处体会得更深了。这一年教我们文学的是有名的教授、《军事雄辩术》一书的作者雅·瓦·托尔马乔夫。雅科夫·瓦西里耶维奇对一切活生生的、现存的事物都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他讲文学课死死抱住杰尔查文不放，甚至连巴丘什科夫和茹科夫斯基都不愿提。他尊敬卡拉姆津22是因为他写的那部历史，而主要的则是因为卡拉姆津曾把这部著作的头几章读给皇上及其亲属听，并被钦定为历史学家。

“我的朋友们，”他傲慢地对我们说，“我已经有三十年什么书都不读了，因为我确信，现在那些人写的全是废话。”

当我们跟他谈起普希金或念起普希金的诗时，他总是摆摆手，捂住耳朵打断我们的话：

“得了！得了！这全是一派胡言，听起来都刺耳：毫不高雅，有伤风化……谁让你们读这种书的呀？”

一听到有人提起波列沃伊，他就忍不住冒火……

“这个恶棍！”他一边说，一边浑身颤抖，“文理不通的畜生，没写上两行字就会语无伦次，错字连篇……一个开小店、当酒保的家伙23竟敢无法无天，居然欺到上了年纪、身居要职、学识渊博的人头上来了！”

“您怎么知道波列沃伊文理不通？”我们反驳他说，“您自己不是说您三十年来什么书都没读吗？”“噢，那是不久以前，”他以一种无法形容的温厚神情答道，“我在一位熟人那里偶然见到一本小册子，那里面碰巧也有他写的一篇胡说八道的东西。我读了几行，简直不寒而栗……我刚才怎么说的？一个开小店的家伙！我的朋友们，随便哪个开小店的写起来都比他正确。”

雅科夫·瓦西里耶维奇有一次布置我们写作文，我把波列沃伊的一部中篇小说（好像是《驼鹿》）的开头部分抄下来，当成自己的作文交给了他。

雅科夫·瓦西里耶维奇看了很久，读得很仔细，每读到一个长复合句他都要停下来琢磨一番。这篇作文文笔优美，用词精当，语法上也正确无误，使他惊叹不已……

“了不起，我的朋友，了不起！”他说，“写得好，非常之好……”他满意地晃着脑袋，“我要告诉你们，我的朋友们，即使是对一个有经验的作家来说，这种文笔也会给他增光……不过，这是不是有人给你修改过的？”他沉思着，停了片刻，又问了一句。

“不，谁也没有改过，雅科夫·瓦西里耶维奇，”我赶紧答道，“这篇作文我是一口气写出来的，一点儿也没有改动。”

“你有天才啊，我的朋友，天才！”

自此以后，托尔马乔夫对我特别赏识，并向学监和助理学监做了推荐。

举行毕业典礼大会的那一天，我走到托尔马乔夫跟前。

“我对不起您，雅科夫·瓦西里耶维奇，”我说，“我欺骗了您，我把别人的文章当成自己的文章交给了您。您对它是那样赞赏……可是您赞赏的却是波列沃伊的文笔……那是我从波列沃伊的作品中逐字逐句抄下来交给您的。不过，要知道，他并不像您说的那样文理不通。”

托尔马乔夫皱起眉头，先是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微微一笑，说道：

“你怎么啦，我的朋友，胡说些什么呀！”

“您要是不信，可以问问我的同学。”

“我既不愿意相信，也不会去问人。”托尔马乔夫斩钉截铁地答了一句，然后转过脸去。

不过，在此之前我已经有幸博得雅科夫·瓦西里耶维奇的垂青了。

当他初次来到我们教室，看完新的毕业班学生名单以后，他以一种明显的满意神情把目光停在我的姓名上。

“怎么，巴纳耶夫先生，”他问道，“您和写《田园诗》的那位巴纳耶夫24是亲属吗？”

“是的，是亲属。”我答道。

“是近亲吗？”

“我是他的侄子。”

“噢——！”托尔马乔夫拖长了声调，意味深长地说，“您叔父的《田园诗》是田园诗中的典范之作，这种体裁的作品在我国是绝无仅有的。尽管三十年来我什么书也不读，但对您的叔父，我破例极为满意地读了他的《田园诗》。”

我成了雅科夫·瓦西里耶维奇的宠儿，尽管我一点也不配；只有一条原因，就是我是我叔父的侄儿，可是我对他那些田园诗的看法却同这位可敬的教授大相径庭。

为了迎接毕业典礼，托尔马乔夫布置我写一篇讲演稿，内容大约是论俄国文学的意义一类。这个任务把我弄得一筹莫展。叫我写一篇论日出日落的文章或是一篇帕尔戈洛沃25或纳尔瓦26游记，我都能写得很成功，可是要论述文学的意义，该怎么个写法呢？我记得罗蒙诺索夫和杰尔查文的几首诗，是当时要我背诵的；出于爱好，我不知不觉记熟了《奥涅金》的几乎整个第一章和茹科夫斯基、巴丘什科夫、雅泽科夫的几首诗，读过所有新近出版的文艺作品集和《莫斯科电讯》上的评论文章——但我不系统的知识也仅限于此。我能写得出什么呢？这个问题让我苦恼了很久。最后我开始重读《莫斯科电讯》杂志，从各种评论文章里东拼西凑，写了一篇不像样子的东西。我勉强给它加上一段辞藻华丽、内容荒诞的结语，却又感到这一切根本不合适。

托尔马乔夫把我拼凑的这篇倒霉的文章拿回家去审阅，然后又微笑着退给了我。

“不行，我的朋友，”他说，“这全是废话。不过你别担心，我亲自给你写一篇合乎要求的讲演稿。”

这篇讲演稿的内容我已经全忘了，不过，那里面似乎毫无意思。结尾照例是向皇上致意，向教育事业至高无上的庇护人表达虔敬的谢忱，感谢他对我们的庇护和关怀。

我把这篇稿子拿给克列切托夫看。他把它翻了一遍，然后鄙夷地一扔。

“陈词滥调，庸俗不堪，没有一点活生生的、清新的、鲜明的思想，没有一点那种……那种……”

于是克列切托夫挥动两只手，想说明这番意思，但却什么也没有说明。他又说了一遍“那种”，把手一挥，补充说道：

“唉！话说回来，一个昏聩的老头子，又能指望他写出什么来呢？……这篇讲演稿本来可以写得很出色，让它充满清新的思想，然后就像一件小玩物一样，精雕细刻……”

我们开始在大礼堂里排练。我念得生动准确、抑扬顿挫，显得毫不窘迫。学监、助理学监和一些家庭教师听了我的朗读以后都极为高兴，我感到很幸福。有一次排练时，督学康·马·博罗兹金27也来了——这是个非常温和、善良的人。他对我的朗读也十分赞赏。

“要是您在念结束语时，”他对我说，“能够面向皇上的画像，微微举起右手，尽量流下激动的眼泪，那就不错了。”

我答应做到——眼泪果真夺眶而出了……因为我想到台下有一件漂亮的常礼服在等我去穿，而且再过十分钟我就完全自由了……

这是一种神经质一般喜悦的泪水；不用任何言辞，此时此刻我也会流下泪来。可以看出，我讲演时那种敏捷的神态和结束时流下的泪水不仅给出席典礼的贵宾们，即每次必到的赫沃斯托夫伯爵28等人，而且给国民教育大臣利文公爵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当我被叫到他的面前，从他手上领取十二品文官证书时，他对我说：

“我本来预料会发给您十品文官证书的。您为什么没有获得十品呢？”

“公爵，我缺乏数学方面的才能，因此……”我结结巴巴地开口说。

“很遗憾，”大臣打断了我的话，“这一点过去我不知道。”

我鞠了一躬，接过证书，正想奔到台下去换衣服，有几个学生对我喊道：

“巴纳耶夫，赫沃斯托夫伯爵叫你。”

我无可奈何，只得转身回来。

赫沃斯托夫伯爵是个弯腰曲背的老人，穿一身旧礼服，上面的刺绣已经发黑，肩上饰有标志着安娜勋章、已变成棕黄色的绶带。当我走到他面前时，他对我说了这样一番话：

“您的讲演很出色，您表现了演说家的高超技巧。您热爱祖国文学，精神可嘉……那么弗拉基米尔·伊万内奇·巴纳耶夫是您的亲属吗？”

“他是我的叔父。”

“值得称赞。”赫沃斯托夫若有所思，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对谁来说值得称赞呢？”我不由得笑了，心里想道，“是对我来说，因为我有这么个叔父呢，还是对叔父来说，因为他有这么个侄儿呢？”

“弗拉基米尔·伊万内奇是我的好友，”赫沃斯托夫继续说，“我将派人给他送去我翻译的布瓦洛29的《讽刺诗》，由我亲笔签名，请他转赠给您。这是一个老诗人给您的礼物，您的讲演使他感到由衷的愉快。”

我鞠了一躬，跑去换衣服。第二天赫沃斯托夫便派人把《讽刺诗》送给了我的叔父，可我忘了去拿，因此这本诗集就留在我叔父的藏书室里了。

但我还要回过去，对我在寄宿学校最后的日子再讲几句。

克列切托夫几乎同所有毕业于寄宿学校、有意在文学或某些艺术领域一显身手的人保持了联系和交往。这些过去是他的学生、尔后又成为他的朋友的人中，可以顺便一提的有里姆斯基-科萨科夫30，他在二十年代末发表了几首小诗，因一首讽刺一位蹩脚诗人的短诗而出了名。这首讽刺短诗的开头我不记得了，但它的结尾是这样的——那位蹩脚诗人的诗：

像光滑的地板一样滑溜平坦，

在它里面碰不到任何思想……

这两行诗产生了强烈的效果。它的机智尖刻令人惊叹；大概正因为如此，这两行诗被当时所有的批评家一再引用，不管用得合不合适。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住处离寄宿学校不远，在围墙大街，当时（一八二九年）他的住宅里住着生病的米·伊·格林卡31，是他在寄宿学校的同学，当时已因将普希金和其他诗人的几首诗成功地谱成乐曲而出了名。克列切托夫向他们介绍了我的情况，在他们面前极力夸奖我对文学的热爱和我的文学才能。

一天午后，我们在花园里散步，看门人递给我一份不长的手稿和一封信。

我把信拆开，不无惊讶地读到：

我未能有缘亲自结识您，但却多次听瓦·伊·克列切托夫谈到您对文学的爱好和您的才华。请恕我冒昧地打扰您，敢问您能否笑纳随函附来之拙著叙事小诗一篇，并惠赐十五卢布（当时系按纸币计算），俾能拯我于刻下手头拮据之困境；果如此，则当不胜感激之至。谨候回音，余不他及。

　

您忠实的仆人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

这封信强烈地激发了我的自尊心。想到一些有名的文学家都知道我这个人，并向我提出这种请求，我不禁异常兴奋，当即翻开科萨科夫的叙事诗读了起来。我很喜欢这首诗。假如我当时手上有十五卢布，我自然会立即收下这首诗，倘能予以出版，我就会认为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但除去十五卢布以外，出版这部叙事诗尚需很大一笔钱——至少得一百卢布纸币，可是我手上却连十戈比都没有。借钱吧，又没有地方可借。我把我的苦恼告诉了一位挚爱我的同学。他起先答应为我向他的兄弟借十五卢布，后来却十分沮丧地对我说，他没有这个勇气。我只得托人把诗稿带还给作者，请他原谅，说我极想欣然从命，但却实在无力满足他的要求。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看来并未因我谢绝而见怪，因为此事过了两个月以后，他通过克列切托夫邀请我去他那儿参加文学晚会……

这对我来说是个盛大的节日。

“您在那儿能见到所有知名的文学家，”克列切托夫对我说，“顺便还可以见一见我的好友德尔维格。”

一想到这次晚会我就心情激动。因为晚会定于谢肉节32的星期天举行，而我在九点钟应该归校，所以克列切托夫为我请了两个小时的假。

我怀着虔敬的战栗和胆怯之情跨进了科萨科夫的家门，但是主人（他长得又高又胖）对人却很随和，他那不拘礼节的温厚态度鼓舞了我的情绪。他当即介绍我认识了米·伊·格林卡。后者完全以老同学的态度对待我，他向我详细询问了他旧日那些老师的情况（他也曾受业于贵族寄宿学校），并且惟妙惟肖地模仿他们的神态。这天晚上格林卡很活跃、很愉快，尽管他身体不佳；他像个麻雀一样，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而他模仿得特别成功的是我们的逻辑学教师兼校办公室文牍员伊·阿·科尔马科夫。后来因其讽刺短诗（尽管这些诗从未发表）及同普希金的友谊而出了名的谢·亚·索博列夫斯基33早在寄宿学校读书时就曾给这位科尔马科夫写过一首四行诗：

我们的科尔马科夫先生

教出来的傻瓜与日俱增；

一件坎肩他左扯右拉，

两只眼睛不住地眨巴。

格林卡将科尔马科夫滑稽可笑的个性表演得惟妙惟肖，甚至到后来，当后者去世十年以后，他仍然以令人惊叹的演技再现了这位老教师的形象，想象出科尔马科夫处在这种或那种情况和境地时会怎么说、怎么做。即使科尔马科夫再生，他在这类情况和境地中的举止言语也真的不会两样。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住宅共有三个小房间，里面随便摆着一些家具。客人渐渐来了，房间挤得满满的，变得烟雾腾腾……我坐在一个角落里，胆怯地看着每一个新来的陌生人，猜想他肯定是一位文学家。最先来的人中就有格林卡心目中的典型人物——伊万·阿基莫维奇·科尔马科夫。他同格林卡互相拥抱、亲吻。

科尔马科夫说起话来断断续续。

“我很高兴，”他对科萨科夫和格林卡说，“由衷地高兴见到你们……几个好友，一席畅谈，再加一瓶美酒——这就是生活的乐趣……你是诗人，他是音乐家——各如所愿34！”

每说一个字他都要眨一眨眼睛，扯一扯坎肩。

同科尔马科夫一起来的是一位个子高大、面色阴沉、满脸学究神态的先生，他也在寄宿学校当过教员，姓奥金斯基。大约五年以后我在赫沃斯托夫伯爵家的文学晚会上又见过他，在晚会上他宣读了他的论文《论火》。

克列切托夫呢，我一到科萨科夫家里就见到了。他在几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心情非常愉快，而且好像事先就领略到即将品尝的晚餐的甘美一样，因为他很爱吃东西，自诩为美食家，还自认为是精细的酒类鉴赏家。

“晚会之狮”35是德尔维格男爵，不过他一点也不像狮子。他中等身材，举止迟缓，有一张非常温和而讨人喜欢的脸；透过他那副金框眼镜，眼里仿佛总是射出一种沉思而又宽厚的光芒。他到得比别人晚，但一露面，大家都忙乱起来，首先是主人。只有同德尔维格关系密切的格林卡的态度依旧那么平静。我的心激烈地跳动着，目不转睛地望着德尔维格。能和这样一位著名的文学家，而且还是普希金的朋友同坐一室，我觉得说不出的高兴……

德尔维格在沙发上坐下，其他的人则恭恭敬敬地围坐在他身旁；主人招待他就像下属讨好上司一样。克列切托夫一再跟他搭话，极力表现出一种亲昵态度，但德尔维格在答话时只是似笑非笑地看他一眼，表示对他并不特别看重……

当德尔维格就座、大家也在他身旁坐下以后，我竖起耳朵准备恭听。“好啦，”我想，“这会儿该开始谈文学了。”没想到我的希望落空了。德尔维格很少开口，对文学则只字不提；只是当有人问起《雪花》 36时，他才说，它近日即将出版，并把朗格尔37画的刊头花饰拿出来给大家互相传阅。话讲得最多的是格林卡，他有意引出科尔马科夫和奥金斯基的话来，好让他们充分亮相。科尔马科夫边扯坎肩边眨眼睛，高谈阔论了一番，没完没了地引用西塞罗38和贺拉斯的名言。

格林卡为他鼓掌，于是周围一再响起了“好啊！”39的喝彩声。克列切托夫最起劲地愚弄科尔马科夫。

“您具有演说家的卓越天才。”德尔维格微笑着说。

“谢谢您的夸奖，男爵，”科尔马科夫扬声说道，“但口才是练出来的，而诗才却是天生的……演说家是锻炼成的，诗人是天生的。40”

科尔马科夫有一种随机应变的才能。有一次，一个学生当着他的面说出：

我们的科尔马科夫先生

教出来的傻瓜与日俱增……

他眨了眨眼，扯了扯坎肩，打断了他的话：

“不对！应该说：

我们的科尔马科夫先生

碰上的尽是些傻瓜学生……”

有意思的是，科尔马科夫给我们讲授的那本逻辑学课本以这样一段出色的议论作为开头：

“哲学可以理解为一门科学，或是一种才能……作为一门科学……”

后面的话我已经记不得了，但这个开头倒也写得不错。

整个文学晚会的过程，就是主人、格林卡、德尔维格和克列切托夫故意引逗科尔马科夫和奥金斯基做出种种怪诞举动，并拿他们开玩笑。科尔马科夫和奥金斯基逗得所有在场的人发笑，使大家感到开心；他们不自觉地充当了小丑的角色。我觉得我的朋友克列切托夫也接近于这一角色。当他用俏皮话挖苦科尔马科夫和奥金斯基时，别人也在拿他开玩笑，而且说得相当尖刻，使我既感到不快，又觉得惊讶；但克列切托夫并未觉察到这一点，看上去踌躇满志，对他自己说的笑话得意扬扬。

四个小时对我来说一眨眼的工夫就过去了……一个房间里的餐桌上已铺上台布，听得见刀叉盘碟碰撞的声音，厨房里也传来咝咝的响声，油烟味在几个房间里扩散开来，同烟草的气味混在一起。时间已经过了十一点，我该回学校了。临走的时候我的眼里几乎涌出了泪水。

第二天克列切托夫对我说，晚餐时菜肴一般，但分量很足，喝的酒味道十分精美；说科尔马科夫和奥金斯基被灌醉了，人家对他们尽情取笑了一番；总之，晚宴席上十分快乐。他说，他后来把他的德尔维格一直送回家中，一路上他们互相畅谈，对文学发表了许多新的、很有道理的见解，不过这些见解到底是什么，他没有提及。

克列切托夫后来告诉我，这次晚会是借钱举办的；他说，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喜欢过阔日子，不过可惜的是，他父亲虽然非常富有，却又十分吝啬，不给他寄一点儿钱，因此他总是手头拮据；尽管如此，只要有钱落到他手上，他马上就设宴招待朋友们，把钱花得一文不剩。“这小伙子挺不错，心地善良，对人很热心。”克列切托夫说到最后又补了一句。

这次文学晚会之后，我一心梦想着赶快结束学业，去当个文学家。我们计算着在寄宿学校还得待多少日月，多少时分，每过一天就勾去一天……

时间的流逝慢得令人难受，然而春天终于快到了……而且真的到来了。寄宿学校对面的菜园里，芦笋开始渐渐长高——这是考试即将来临的无可怀疑的标志。一想到考试，我的背上就冒出了冷汗。学校当局对我很有好感，预料我毕业时将会名列前茅，因为进寄宿学校的第一年我学习十分用功，上课回答问题很流利，跟课本上讲的一字不差；后来我对这一套感到厌烦，不再用功了，然而我作为一个勤奋而有才能的学生的名声却已经传开。同时我还是个品行端方的模范；众所周知，当时（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品行端方被看得比用功重要得多。然而不管怎么说，我的命运还是取决于考试。“要是我自取辱没，辜负了家长和校方的期望，那该怎么办呢？”我希望在毕业时取得十品文官的资格，但我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对所谓的实用科学、特别是数学毫无才能。我们学的是微积分，可我却和米特罗凡努什卡41一样，连简单的除法都不会！……我的自尊心受着煎熬，而菜园里的芦笋却越长越高。离考试最多只有七天了。

我们开始黎明即起，为考试做准备。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我们的全部学业都以记忆为唯一的基础，可见记忆力对我们至关紧要，然而我呢，很可惜，记忆力向来就很差；再加上那种毫无意义的死记硬背，使我的脑子变得更加迟钝。清晨四点钟，我的同学们懒洋洋地把我从床上叫起来，我拿起一堆书和笔记本就上教室去。室外阳光明亮。这一年（一八三〇年）彼得堡的春天来得很早，从五月开始天气就热起来了。教室里很闷热。我惴惴不安，时而抓起这一本、时而又抓起另一本笔记或课本，与此同时，瞌睡却缠住我不放，脸上的汗直往下淌。回忆起这段时间，我至今仍然不能不感到极端厌恶。

有几门课程很顺手，考得相当顺利，可是接下来还有数学考试，一想到它，我们大多数人就会不寒而栗。毕业班十五个学生中只有五个人多少有一点数学才能，其他的都跟我差不多。

我已经说过，教我们数学的是诗人舍列伊霍夫斯基，可是主考人却是德·谢·奇若夫42，一提到他的名字我们就会胆战心惊，因为我们觉得他太严厉，简直是铁石心肠。考试前两天我已经丧魂落魄了。“我会落个什么结果呢？”我口里喃喃念着这些不祥的话，就像舍维廖夫43教授诗中的该隐喃喃念着亚伯的名字一样44。

考试前夕，我感到身体很不舒服，甚至想着要上医院了，可是有几个同学决定通宵开夜车，劝我跟他们一起复习。

“可是就这一个晩上了，我啥也学不会呀。”我忧愁地反驳说。

“那当然，可是到底要强一些呀，我们来帮你出主意。”

我听从了他们无益的劝告。一个学生手拿粉笔，站在黑板跟前复习，在黑板上写了擦，擦了写，还煞有介事地用粉笔敲着黑板。我什么也不懂，困得眼睛也睁不开，随后就睡着了……

不幸的早晨来临了……

天空没有一丝云彩。阳光令人遗憾地格外明亮，仿佛有意要把我的耻辱昭示得更加明显。

考试定于十点钟举行。

我坐在临街的窗口，远远看去，觉得每个过路人都像奇若夫。我的心一阵一阵地紧缩，一时觉得身体异常虚弱。

已经打过十一点了，可是奇若夫还没有露面。这时有人叫我们到大礼堂去。我从窗口一跃而起，兴高采烈地喊道：

“诸位！诸位！奇若夫看样子不会来啦！”

没想到奇若夫就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眼里一阵发黑，几乎栽倒在地……

按名单我是第六个。我名字前面的记号表明，我的数学成绩优秀。

考试时一次叫两名学生：一个答问，另一个在黑板上做准备。

轮到我了。我走到主考台前，抽出一张考签，打开来大声读了一遍，可我什么也不懂。

我们的学监为人十分宽厚，甚至温情脉脉，他用柔和亲切的声音对我说：

“先由X先生回答问题，您呢，亲爱的，就在黑板上把考签上的问题阐述一番吧。”

“唉，说得倒容易——阐述一番！”我心里想着，走到黑板跟前拿起粉笔，说不清是为什么，我又把考签打开念了一遍，尽管我知道这样做毫无用处。我一筹莫展，竟在黑板上随手画起一个几何图形来。

我的同学们用手势召来了舍列伊霍夫斯基，要他帮帮我的忙。舍列伊霍夫斯基悄悄走到黑板跟前，一边胆怯地向四周顾盼，一边偷偷向我提示……

“那么，后面的您懂吗？”他低声问我。

“我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知道。”我说着，拿粉笔的手垂了下来。

“您怎么啦！这么说您什么也不懂！”舍列伊霍夫斯基吓慌了，大声叫了起来。

奇若夫和学监听到了叫声，向我转过身来。

“怎么回事？请念一念您的考签。”奇若夫严厉地对我说。

我把考签念了一遍。

“那么，请回答吧。”

我好不容易把舍列伊霍夫斯基对我提示的内容讲了一通，讲得颠三倒四，只好住了口……

“接下去呢？”

我默不作声。

奇若夫接二连三问了我一大堆问题；他把我折磨了将近一个小时，天知道他干吗要这样。我站在那里一言不发，拼命忍住泪水，伤心地垂下那只捏着粉笔的手……

奇若夫终于不再问我了，他耸了耸肩，懊丧地把脸转向舍列伊霍夫斯基。

“既然他一无所知，您是用什么方法证明他成绩优秀的呢？而这就是领取大学证书的毕业生！”奇若夫趁机又弹起了他的老调，对学监继续说，“我该给这样的先生打多少分呢？他大概存心想去当个骠骑兵，要不就是当个枪骑兵……”

学监为我非常难过，开始低声跟奇若夫商量，但奇若夫严厉而固执地摇摇头。

“这我可管不着，”奇若夫大声答道，“就我这门课程而言，不管怎么说我必须给他打零分。”

我又绝望又羞愧，带着两眼泪水和一身粉笔灰走出了大礼堂。一进教室，我就扑到长凳上痛哭起来。

这时巴甫洛夫45走到我身边，他是我的一个同学，领导对他的印象极好，因为他很会巴结逢迎。巴甫洛夫读书是想挣个十品官阶，他的爸爸曾经许诺：要是他能挣上个十品，就送他一匹大走马。“上帝没有赐给他才能”，甚至没有赐给他一颗善良的心。他的智力和才能都极为有限，但却浸透了伪善和阿谀谄媚的感情。

一见我这种绝望的样子，巴甫洛夫就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神态，哭丧着脸，叹了口气，对我说：

“我替你万分惋惜，老弟！因为得了零分你就从寄宿学校毕不了业。可我呢，奇若夫给了个四分，这下子我这个十品算是十拿九稳了！”

他又走到另一个学生跟前对他说了同样的宽心话，那一位的个性比我强得多，数学也是得了零分。这一次他的宽慰可不十分成功。那个个性强的学生不喜欢这种同情，而是反唇相讥，让他讨了个没趣；但他居然忍受了这种不快，表现出一种值得称赞的谦恭和温顺。

听说这种美德加上谄媚和伪善，对他混迹官场颇有裨益，就像当初在学校里读书时一样。不论在学校还是官场他都如愿以偿：毕业时他荣获十品官阶证书和一匹大走马，而到了官场上则荣获四品文官的官阶和宫廷高级侍从的称号……现在他拥有的不是一匹大走马，而是整整一个养马场和一群奥廖尔种大走马。他肩披勋章绶带，身穿带钥匙形宫廷侍从官标记的金色礼服；每逢休假回到家乡的省城，盛大节日里他便同省长及首席贵族46手拉着手站在省城庆典台上，炫耀他这一身衣服。他神态庄严地说：“在我们宫廷里，我们是王朝的支柱，我们的权力……”如此等等。

然而，我们还是回过头去谈考试吧。我的痛苦开始逐渐减轻和平息，因为同学们从考场陆续回来时情况也同我一样：考试名单上记的是零分，心里感到很绝望。这样回来的已有四个人了。“唉，至少不是我一个人。”这种想法使我得到了安慰。

午后，我的精神振作一些了，又上大礼堂去。这时已经五点多了，还有五个人没有考完。奇若夫情绪恶劣，六个零分已经赫然写在记分表上。正当我走进礼堂时，奇若夫记下最后一个零分，把脸转向舍列伊霍夫斯基，讥讽地问道：

“归根结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舍列伊霍夫斯基一把抓住自己的头，头发蓬乱开来。他用一种绝望的、撕裂人心的声音喊道：

“我的天哪！我有什么过错呢？我拿他们怎么办呢？……”

但这还只是开场——好戏还在后头。

奇若夫叫的倒数第二名是塔季谢夫。塔季谢夫是个有钱地主的儿子，他的爸爸是个外省贵族。此人极为自负，他引为自豪的是他的纹章上绘有大公的王冠，并为此大吹大擂。他经常到寄宿学校来看他的儿子，他的嗓门和举止往往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儿子很像父亲，嗓子也一样大，老在同学面前夸耀自己富有，炫耀家族纹章上的大公王冠。同学们都把他当作丑角，尽管如此，大家都喜欢他，因为他极为天真，心地善良。有一次他为克列切托夫写了一篇作文，开头是这样的：

“太阳已经西斜。那是一个美好而宁静的黄昏。菲洛梅拉在回荡，一只夜莺在啼唱……”

就为这个“菲洛梅拉”，大家后来没完没了地取笑他。47

他的父亲向他宣布：假如他能挣得十品官阶，他每年就给他五千卢布纸币；假如挣得十二品，就给二千五百卢布；要是得个十四品48，那就只给他一千二百卢布。塔季谢夫学习的目的是挣五千卢布，尽管这对他来说极为困难。他从早到晚死啃书本，苦恼不堪，还是落在那些毫不用功的人后面……没想到毕业前半年他的父亲猝然去世，他的母亲早已不在人世，塔季谢夫成了他的家产的全权主宰人，再也不学习了……

“我现在干吗还要折磨自己呀？”他对我们说，“你们也都知道，不论挣个几品毕业，对我都是一码事儿。我的事由我自己作主，我爱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

老师问他功课时，他往往从座位上站起来，做出一副哭丧的鬼脸，一面哽咽一面说：

“我没法儿准备功课，因为我不久前失去了父亲和恩人。”

同学们噗嗤笑出声来，老师也微微一笑，不再问他……

总之，这会儿终于轮到塔季谢夫考试了。

所有的学生，不论是伤心还是快活，是得了零分还是成绩良好，都聚在一起观看这个场面。

塔季谢夫非常敏捷地走到主考台前，颇为优雅地并足行礼（据他说，这种优雅的姿势是他从前的家庭女教师卡朗太太教给他的），然后抽了一份考签……

“让我看看您的考签。”奇若夫对他说道。

塔季谢夫把考签递给他，不知为什么还愉快地微微一笑。奇若夫把考签看了一遍。

“很好，”他说，“请到黑板前去，画个角锥体……”

“您怎么吩咐的？是画个角锥体吗？”塔季谢夫扯起喉咙问道。

“不错！画个角锥体。”奇若夫皱着眉头说。

塔季谢夫得意扬扬地拿起粉笔，画了个小圆帽。

“这是什么呀？”奇若夫问道，“我要您画个角锥体。”

“这就是呀！”塔季谢夫边说边用食指指着小圆帽；他那个食指不是三节，而是两节。塔季谢夫的体形本来就不十分匀称，他两膝弯曲，肚皮凸起，一只眼里开始长出白斑，因此他的目光显得十分呆滞。

“那么照您看来，这就是角锥体啰？”奇若夫拖长了声调说。

“是的。”塔季谢夫回答得很肯定、很得意，然而他又感到困惑莫解，忐忑地看了同学们一眼。同学们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笑出声来。

奇若夫转身望着舍列伊霍夫斯基……

“塔季谢夫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呀？”舍列伊霍夫斯基号叫着说。

塔季谢夫猜到事情不妙，那张得意扬扬的脸顿时换成一副哭丧的鬼脸。

奇若夫又问了塔季谢夫两个问题——一个是代数问题，一个是算术问题，但塔季谢夫的答案只是满脸泪痕，他哽咽着说，他没法学习，因为他失去了父亲和恩人。

“得啦，您走吧，”奇若夫挥了挥手说，“对您的同学们我打了零分，可是对您呢，先生，我连用笔蘸一蘸墨水、打个分都不愿意。您连零分都不配得到。”

塔季谢夫痛哭流涕地走了。

然而我们这些得零分的人都得感谢塔季谢夫救了我们一命。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塔季谢夫的姐姐有很大一笔资产，当时有个工程兵军官正在追求她，那人是奇若夫的好友。塔季谢夫对这位工程兵军官宣布：假如奇若夫给他打个像样的分数，他便毫不迟疑地同意这门婚事，不然的话休想办成这件事。这是未婚妻的兄弟发出的破釜沉舟的最后通牒。工程兵军官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奇若夫，奇若夫同情朋友的处境，来到寄宿学校，要出了考试记分单，给塔季谢夫打了个二分，而我们这些得零分的人则改为一点五分。

要不是这位工程兵军官碰巧爱上了塔季谢夫的姐姐，那么，我们这些人就是在寄宿学校再待上几年，大概也没法把数学对付过去。

可是现在，我们已经结束学业了。我们手上有了了不起的皮纸文凭，上面有取得官阶的证件，有成绩证明，表明我们各门学科的成绩都是优、良或及格，而且品行端方，堪为楷模。领导很有感情地同我们握手，向我们表示祝贺，父母满心激动地把我们拥到怀里，而我们呢，自然高兴得忘乎所以，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是学生了。然而不论是校方、父母还是我们都没有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受教育？而且，我们到底学到了些什么？……校园外面的生活诱惑着我们，使我们眼花缭乱，于是我们心向神往，一头扎进这种生活；我们对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并未加以评论，因为我们的思考能力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头脑反而被庸俗的道德观念和陈规旧习所充塞。

我们没有学到一点科学知识，哪怕是基本的知识。

我们的脑子模糊混乱，只有一些彼此孤立的历史人名、城市和战争的名称，以及某些年代和数字在里面逛荡；然而不仅年代，连世纪都彼此混淆，纷乱不堪。我们从寄宿学校毕业时仍然是一群稚子，就跟进校时一样——不同的只是两颊上柔软的茸毛消失了，开始修刮胡子了。由于不学无术，由于智力没有得到发展，我们对一切都不假思索地信以为真，囿于陈腐的常规，不仅不理解过更好的、不同于现在的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甚至无法想象出某种更好的生活。至于社会感、公民责任感，那就更不用说了，当时的教育未必考虑到要唤起这种感情。从小在家时，对上司恭敬和俯首听命的思想就在我们心里牢牢扎下了根，后来上了寄宿学校，这种思想又进一步发展，致使我们进入上流社会时，每见到一个有爵位的大人物，或向任何豪华富丽的环境看上一眼，都会手足无措，感到胆怯。这时我们只会产生一种念头：“怎样才能尽快攀上这一步呢？”

贵族寄宿学校为祖国培养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些有用的人才！

1特·奥·罗戈夫（1789—1831），俄国历史学家，彼得堡大学及贵族寄宿学校教授。

2伪德米特里（？—1606），自立为王的俄国沙皇。一六〇四年，波兰利用俄国留里克王朝后嗣、伊凡四世（雷帝）之子德米特里死亡疑案，支持一冒充德米特里者入侵俄国，次年占领莫斯科，伪德米特里自称为沙皇；一六〇六年被杀。

3尼·阿·波列沃伊（1796—1846），俄国作家，杂志出版家，历史学家，曾撰文激烈批评尼·米·卡拉姆津的历史观。一八二五至一八三四年间主编并出版《莫斯科电讯》杂志。杂志被沙皇政府查禁后，观点急剧右转，变得“恭顺而又谄媚”（赫尔岑语）。

4萨卢斯蒂乌（前86—约前35），古罗马历史学家，其著作留传至今的有《论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等。

5克瓦斯，一种清凉饮料。

6里舍里耶夫贵族高级中学在黑海之滨的敖德萨市。

7安·伊·波多林斯基（1806—1886），俄国诗人。

8路易·菲力普（1773—1850），法国国王。

9叶·阿·巴拉滕斯基（1800—1844），俄国诗人，普希金的朋友。

10安·安·德尔维格（1798—1831），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密友。

11巴拉滕斯基的名字。

12贺拉斯（前65—前8），古罗马诗人。主要作品有《歌集》四卷、《讽刺诗集》二卷等。代表作《诗艺》，对欧洲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影响很大。

13加·罗·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诗人。

14康·尼·巴丘什科夫（1787—1855），俄国诗人，其诗多歌颂爱情和享乐。

15瓦·安·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诗人，其作品大都充满感伤情调和宗教气息。

16伊·伊·科兹洛夫（1779—1840），俄国诗人兼翻译家。

17尼·米·雅泽科夫（1803—1846），俄国诗人，普希金的朋友。

18普希金的《努林伯爵》于一八二八年问世。“在九月的最后几天”不是该诗第一行，而是第二十一行。

19《北方之花》是德尔维格出版的文艺作品集刊（1825—1831），德尔维格死后，一八三二年由普希金出版。

20沃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英国诗人、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历史小说《艾凡赫》（1919）等。

21瓦·阿·乌沙科夫（1789—1838），俄国作家。

22尼·米·卡拉姆津（1766—1826），俄国作家，历史学家，编写了《俄国通史》十二卷。

23波列沃伊出身商人家庭，当时他的论敌均以此来攻击他。

24弗·伊·巴纳耶夫（1792—1859），俄国诗人，本书作者的叔父，曾在宫廷事务等部门任要职。

25彼得堡附近的一个城镇。

26爱沙尼亚的历史名城。

27康·马·博罗兹金（1781—1848），彼得堡教育区一八二六至一八三三年间的督学。

28德·伊·赫沃斯托夫（1757—1835），枢密官，俄国一个平庸的诗人。

29布瓦洛（1636—1711），法国诗人，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家，著有《讽刺诗》《尺牍诗》和以诗体写成的理论著作《诗艺》。

30亚·雅·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约1807—？），俄国诗人，作曲家格林卡在贵族寄宿学校的同学。

31米·伊·格林卡（1804—1857），俄罗斯作曲家，俄罗斯古典音乐的创始人。主要作品有歌剧《伊万·苏萨宁》、管弦乐曲《卡玛林斯卡雅》等。

32大斋节前的一星期。

33谢·亚·索博列夫斯基（1803—1870），俄国藏书家兼图书学家，普希金的朋友。

34原文是拉丁语。

35原文“狮子”兼有“社交场上的明星”之意。

36德尔维格于一八二九至一八三〇年间出版的文艺作品集刊。

37瓦·普·朗格尔（约1800—1870），俄国画家，德尔维格主办的《北方之花》和《文学报》的编辑人员，后任书刊审查官。

38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活动家、演说家和作家。

39原文是意大利语。

40原文是拉丁语。

41俄国剧作家冯维辛（1745—1792）的代表作《纨绔少年》中的人物，是个不学无术的贵族纨绔子弟。

42德·谢·奇若夫（1785—1853），俄国数学家，彼得堡大学教授，科学院院士。

43斯·彼·舍维廖夫（1806—1864），莫斯科大学教授，诗人，文学评论家，《莫斯科信使》（1827至1830）和《莫斯科观察家》（1835至1837）的领导人之一。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激烈反对别林斯基、赫尔岑等人为代表的进步的文学和社会思想。

44该隐是《圣经》中人类始祖亚当的长子，因嫉妒而杀死其弟亚伯。

45指亚·伊·巴甫洛夫，此人后来当了大官，任宫廷高级侍从。

46沙皇时代由一个省或一个县贵族会议选举产生的贵族代表，负责管理贵族阶层事务。

47塔季谢夫本想卖弄斯文，写“乡村情歌”这个外来词（读音为“维拉涅拉”），结果弄巧成拙，写出来的词毫无意义，倒像个俄国女人的名字。

48沙俄时代最低一级的文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