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O.案例的历史意义

在许多历史学家眼中，安娜·O.案例研究的根本重要意义在于，它是精神分析这个全新医学部门的第一部出版物。我们只有惊异于这一毫无疑问的事实，即一份有着如此历史价值的文献被政治、阴谋、欺骗、个人虚荣以及科学的野心如此地玷污了。我们只好自己思量，倘若我们对于一切别的有历史重要性的科学报道都完全而客观地了如指掌，那么科学史看起来会是个什么样子。93

毫无疑问，用催眠引起的谈话治疗应对歇斯底里症病人，这一基本理念从法国来到维也纳来得正是时候。即使1870年到1871年的普法战争减缓了奥地利和法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在世纪之交，关于皮埃尔·让内的工作的报道确确实实在维也纳传开了。不过由于布洛伊尔的案例发表较早，奥地利的神经病学尤其是新兴的精神分析同行们——相对于让内所发表的关于他和阿基里斯的临床工作报告——就有了颇有价值的优先发言权。事实上，正如你在第四章看到的，没多久，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的工作就使让内在这一领域的杰出地位完全地黯然失色了。时间就是一切。

我个人认为，安娜·O.案例更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终究使得催眠术和精神宣泄的结合得到了科学从而也得到了医学的尊重和认可。几十年来，神经病医师用催眠术治疗歇斯底里症病人已成惯例，而在催眠状态下观察病人的精神宣泄的情感经历也成了惯例。但是，那些积极的效果究竟应该归功于催眠，还是应该归功于催眠所引起的精神宣泄？

看起来是安娜·O.的案例把这个问题给倒了个个儿。布洛伊尔清楚地认识到，使安娜·O.摆脱了她的症状的，是那宣泄精神的再次回忆，是对那痛苦的情感创伤的再体验。因为布洛伊尔自己从没有催眠过这个女孩，这一点对他来说很清楚：根本的手段是情感的发泄、释放，而催眠状态只是个橱窗布置而已。其实，催眠是被这个充满意志、有着高度暗示感受性的年轻病人强加到这整个形势上的，她也许认为这是治疗的一个必要的、能保全颜面的部分。

于是安娜·O.成了第一份被广泛引证的案例研究，它清楚地揭示了早先那些施磁者和信仰催眠术的治疗者的治疗效果的机制。所以，当布洛伊尔说这个案例是“一切后来的精神分析的源泉”时，我想，他的焦点就是他的病人在她自我发动的谈话疗法中所经历到的精神宣泄。

不过，当弗洛伊德主义者谈论这个案例时，他们看到了颇为不同的东西。他们所看到的是当布洛伊尔从这件事抽身离去时那女孩所经历的可怕复发。他们聚焦于那歇斯底里症的臆想怀孕，还有她的称述：“这是布洛伊尔医生的孩子。”我想大部分弗洛伊德主义者会说，正是在这个时刻，精神分析诞生了。恰恰正是这个时刻，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布洛伊尔手中掌握着钥匙，但他把它遗失了”（1932，转引自Guy，1988，p.67）。这个钥匙将被叫作移情作用（transference），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们将把它理解为一个强有力的人际力量，它是受人类的性渴望的巨大需求驱使着的。

哪个故事更具真实性呢？布洛伊尔的，还是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们的？也许我们永远不知道。艾连伯格研究了帕潘海姆的家庭文件，也研究了所有幸存下来的医学记录，他的结论是这个假怀孕的故事是高度不可信的。另一方面，艾连伯格也承认布洛伊尔保留了一些很重要的信息，而且严重歪曲了历史记录。以下就是艾连伯格（1972）的结论：

新发现的文件证实，据荣格（Jung）说，弗洛伊德曾经告诉他，这病人没有被治好。确确实实，这个著名的“宣泄疗法的典范”既不是一个疗法，也不是一个宣泄。安娜·O.成了个严重的吗啡上瘾者，身上还保留着一部分最显著的症状［尤其是她的英语/德语失语症］……这些疾病是病人那神话创作的无意识的作品，而治疗者也不自觉地对之进行了鼓励，参与了创作……安娜·O.的疾病是一个不满足的年轻女子的绝望挣扎，她那机体和精神的活力找不到出路，她的理想主义的奋斗也找不到出路。（pp.277278）94

安娜·O.的故事成了谈话疗法的神圣传奇，它也是谈话疗法那强有力的治疗作用、情感释放作用的第一个证据。还不仅如此。这个案例是整个精神分析运动的两个最深层的根基的基础，这两个深层根基就是：精神失调的性基础，还有治疗关系在治疗效果中所占有的首要地位。

不过我们已经跨越了十来年的时间。大师该出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