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疗法以外的歇斯底里症治疗法

尽管在今天看来，布洛伊尔的治疗很有争议，但对于那个时代被广为接受的治疗方法来说，这毕竟是激进的人道主义的分离：

1874年，在他那［医学］生涯的顶峰，西拉斯·威尔·米契尔（Silas Weir Mitchell）提倡这样一种治疗歇斯底里症的方法：隔离，强迫上床休息，不能有医学上的活跃行为诸如阅读，得有足够的定时的无刺激性的食物，还有每天的按摩……米契尔的指导性的哲学就是，歇斯底里症应该被打破，就像一匹野马一样，能够被恐吓和驯服。用他自己的话说：“通常没有成功的可能性，除非我们把病房里每天的戏剧整个地打碎，连同它的自私和对同情和纵容的渴求……一个歇斯底里症的女孩是……一个吸血鬼，她为了自己吸取着健康人的血液。”（Ussher，1991，pp.75_76）

这些维多利亚式的“休息疗法”在女权主义者的文字中占有着一块特殊的很不名誉的地盘。比如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lman）写的《黄色的壁纸》、凯特·肖邦（Kate Chopin）的《觉醒》，都用令人战栗的精确性详细讲述了男性的维多利亚式的医学机构如何蓄意地无视他们那个时代女性的心理需求和情感需求。肖瓦尔特（Showalter，1987）控诉说，维多利亚式的对待女性“疯子”的态度是

性别战争的小型图景，意图是建立起男性医生的全部权威……［针对］歇斯底里症的女人，女权主义的女英雄，她们反抗着中产阶级家庭中的限制。歇斯底里症是“女儿的疾病”——对于那些被剥夺了别的社会的、智力的排泄口或话语选择权的女人们来说，它是一种抗议的形式。（pp.137，147）92

这些维多利亚的绅士们设计的“治疗”包括“监禁于收容所，用水蛭治疗，单独监禁，阴蒂切除，频繁［性］交，或来自‘关心的’丈夫的一顿好打”（Ussher，1991，p.88）。在对这些文献作了广泛的回顾以后，乌瑟尔作出结论说“每一种［治疗］都可以被解构，并且看来是在把女性病理学化；它把她们都当作病人来处理，却无视她们怎么会变疯的”（Ussher，1991，p.301）。

如果我们由此推出谈话疗法的产生迅速地消减了这些旧疗法的使用，或严重地降低了它们的流行程度，那就错了。这些疗法也并非仅仅为妇女的抱怨而设。举例来说，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生平，最近的学术研究提出，催眠术的德国根基使它保持活力；而且在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的复苏过程中，催眠术是一个“时髦”的疗法，用来治疗战争疲乏。以下的故事得自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的不完整的证据，以及其他同时期的材料来源：

希特勒在西方前线遭到毒气攻击而眼睛失明，在1918年10月，他被送进一个军事医院。看来他不久就恢复了视力，接着又复发了——也许是“歇斯底里症失明”的一种形式——那是在他得到德国战败的耻辱的消息以后。希特勒对别人述说了接下来发生的奇迹。在他那失明的、卧床不起的绝望中，他获得一种洞察（或者说有了个幻觉），听到一个来自上面的声音，把他召唤向伟大的使命——拯救德国。接着，故事在继续，他奇迹般地恢复了视力，并发誓要为德国的战败复仇……然而，希特勒听到的声音不是从上面来的……它来自一个催眠者……艾德蒙特·福斯特（Edmund Forster）医生，他是希特勒那个医院的第一流的精神病医师……福斯特医生靠当时流行的催眠（mesmeric）技术治好了希特勒的失明，他让希特勒进入恍惚状态，然后给他植入这样的信念，即他所热爱的德国需要他恢复视力，以便为国家的复兴服务。（Rosenbaum，1995，pp.54_55）

显然，由于相信自己“为了治疗希特勒，把一个原先无名的躯体变成了一头怪兽”（Rosenbaum，p.55），在1933年，福斯特在盖世太保的追捕中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