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续行动和报告

安娜·O.真名叫帕莎·帕潘海姆（Bertha Pappenheim），她后来走上了卓越的职业生涯，作为妇女权利的拥护者，作为勇敢的战士，她反抗对女性的压迫，反抗狂暴的纳粹反犹太主义。她为私生的孩子们建立了一批家园，并管理着它们；它们也是那些从强迫卖淫者那里逃走的年轻女子的避难所。由于她为人道主义作出的贡献，1954年联邦德国政府授予了她荣誉；关于她生平的几部传记也被发表了。在1936年她的葬礼上，伟大的神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这样颂扬她：88

我不仅钦佩她，而且还爱她，我将爱她直到我死去。世界上存在着富于灵魂的人，也存在着富于激情的人；兼具灵魂和激情的人就比较少了。而最稀少的是富于激情的灵魂。帕莎·帕潘海姆这样的女人拥有的正是这样的灵魂。（转引自Dawes，1994，p.188）

关于歇斯底里症的一种心理学观点

正如亚历山大和塞莱斯尼克（1966）所引证的，1886年弗洛伊德从巴黎回到了维也纳，充满着对于沙可那关于歇斯底里症的本性和治疗的激进的新思想的热情。我们可以想象，30岁的弗洛伊德热切地和他维也纳的同事谈论沙可的发现，关于歇斯底里症状的丰富的意义甚至逻辑。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最为激进的发展转向了那近乎名誉扫地的催眠现象，还有那神经疾病的纯粹“心理学上”的表现同其行为上的表现的关系。

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理论试图证明大脑的解剖结构和歇斯底里症状之间的特殊的因果关系。举例来说，弗洛伊德的主要竞争者之一，西奥多·梅纳特（Theodore Meynert），就主张歇斯底里症的失语症同大脑皮层特定区域的病变有着直接的联系。弗洛伊德，他那一代中最显赫的神经解剖学家之一，如何能够为了一个法国催眠家提出的解释就把那对于歇斯底里症的完全直接的物理主义的解释拒之门外呢？

弗洛伊德亲爱的朋友和导师，约瑟夫·布洛伊尔，对这些振奋人心的新思想是善于接受的。他被弗洛伊德在巴黎的所见所闻迷住了，而且布洛伊尔甚至单从其表面价值就接受了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观念：在法国，有些被诊断为歇斯底里症的人是男性——虽然是少数，却很有意义。

接下来发生的事决定了历史的方向。布洛伊尔找出了他的旧笔记本，并且问弗洛伊德他是否记得帕莎·帕潘海姆的奇怪案例，这个案例他曾在1882年和弗洛伊德谈起过。弗洛伊德不仅记得，他说他还曾试图对沙可详细地叙述这个案例，以便听取这位老人的看法。沙可对这个年轻的奥地利人的二手叙述不屑一顾；无论如何，弗洛伊德自己也没见过那个女孩。那厌倦的沙可当时也许在想，这是“典型的好卖弄的年轻医学学生”。

在1882年，对于究竟是什么引起了帕莎的古怪症状，以及那看来像个奇迹的“宣泄”（cathartic）治疗——布洛伊尔当时这样称呼它——究竟应该归功于什么，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都不知所措。当时他们两人都和梅纳特一样信服对于歇斯底里症的物理主义的、物质的解释。他们5年前的讨论曾经是有魅力的，而且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发现一位年长的医生如此高度评价他的意见，这是很快乐的；但是最终他们的谈话没能得出什么成果。不过现在，弗洛伊德在萨尔贝提耶的所见带来了一道光明，因此这个年轻的帕潘海姆女孩的案例中仿佛埋藏着为一套完整的理论确立合法性的一切必要方面；这个理论就是歇斯底里症疾病的心理病原学。89

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立即着手建立他们的主张。他们要把这个案例写出来，要赶在别人之前就把谈话疗法的科学合法性确立起来。不过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首先要做的是一个坚固的案例研究证据，那应当以他们和那些求助于他们的病人的共同工作为基础。

接下来，他们那计划的基础似乎动摇了：“从1886年到1889年，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持续地为宣泄催眠（cathartic hypnosis）工作着，但是他们发现有些病人无法被催眠，还有一些人症状没能得到永久性的缓解”（Alexander ＆Selesnick，1966，p.192）。他们确定问题在于他们的催眠技术。这感觉像是一种甜蜜的报复，他们决定由弗洛伊德重访法国；不过不是去萨尔贝提耶，他觉得在那儿太受忽视了；他要去的是南锡，萨尔贝提耶的“敌对阵营”。

这个决定被证明是极其重要的。正如在第四章中已经解释过的，南锡的医生正在希伯莱特·伯恩海姆的指挥下驳斥沙可的物理主义理论，即歇斯底里症的基础是神经系统的缺陷。他们的新理论为催眠和相关现象提供了一个完全心理学的观点：“暗示感受性”。这个心理学的特性成了他们所提出的体系的核心。

弗洛伊德从临床上来说从来没有真正成为过一个成功的催眠者，但当他从巴黎回来的时候，他的脑海中已经对他和布洛伊尔要写的书有了个计划。并且在1895年，关于歇斯底里症失调的心理学基础的第一个广泛综合性的理论在世界上诞生了。

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的《歇斯底里症研究》的核心就是这样一个主张：有那么些使人烦恼的、常常是创伤性的事件，对于它们的记忆被压抑了；这些被压抑的记忆具有使人衰弱的心理效果，而歇斯底里症的症状就是这效果的产物。是什么使得一个事件能对无意识的心灵有如此毁灭性的效果呢？看起来回答是这样的：创伤本身的程度或重要性并非决定性因素；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主张，该为歇斯底里症的出现负责的，是那创伤最初发生的时候人对于情感表达的约束。从某种意义上说，像帕莎·帕潘海姆这样的女孩的好意，那体现了她们的维多利亚式风度的高度受控制的礼节，正是使她们成为歇斯底里症机能障碍的受害者的罪魁祸首。

最终，歇斯底里症“疗法”的发现者不是某些有着高度权力的维多利亚文化的男性代表——这一事实中存在着美妙而诗意的公正。歇斯底里症疾病的受害者大体上是年轻的中产阶级女性，她们被那矫情伪善的中产阶级社会的压抑性的要求困住了。倘若她们当中的一个，比如帕莎·帕潘海姆，酝酿出了这个疗法，那该多好啊——正如帕莎所发现的，她一旦可以自由地、有时甚至是猛烈地表达那被压抑的情感回忆，那些使她痛苦的症状就至少会暂时地平息下去。

作为一位医生，作为一个人类，布洛伊尔的赠与使得他的病人拥有了有利的环境和有力的支持，因此能够从疯狂中找到康复的道路。而弗洛伊德那永不知足的好奇心和充满干劲的科学抱负使得这个案例在13年后再次复活了。还有那21岁少女的天赋的直觉智慧为18世纪精神病学的黑暗点着了第一盏星星之火，使得谈话疗法的现实受到了世界的关注。90

再次审视安娜·O.案例

本章即将结束，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还得来看看围绕这个案例报告展开的著名争论，那是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们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请允许我引用一下这个案例的一个脚注，那是在多年以后由弗洛伊德的权威翻译者和忠实的门徒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写就的：

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亲自告诉当下的编辑者［詹姆斯·斯特雷奇］，当时他用手指着本书的一个打开的复本）文本中有个漏洞。他脑海中的，并且着手描述的，是那样一些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标志着安娜·O.的治疗的结束。在这里说这些就足够了：当这治疗很明显地达到了成功的终点时，那病人忽然向布洛伊尔显示出一个强有力的未经分析的正移情，这移情毫无疑问关乎性的本性。［在这些技术性的术语背后是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当时布洛伊尔对他的病人说了再见，然后要和他妻子——她已经对她丈夫的这个有趣的病人怀有醋意了——一起去旅行；他忽然被叫回去了，然后发现她正因为歇斯底里症而想象出的怀孕处于阵痛中——她声称怀上了布洛伊尔的孩子。］（E.Jones，1953，转引自Gay，1989，p.76n）

弗洛伊德进一步揭示说，布洛伊尔其实向他承认过，结束治疗时，安娜·O.其实距离完全的康复还差得远。从根本上说，这位年轻的病人比起接受谈话疗法之前的那几个月好不了多少。在她的治疗中，有个方面大部分作者都没注意到，那就是他们通过强有力的成瘾性药物来获得沉重的镇静，这些药物是：水合氯醛（一种催眠剂和镇静药）和吗啡。

在一个医学侦察工作中，艾连伯格（1972）透露，根据一些瑞士的医学记录他得以发现，22岁的帕莎·帕潘海姆在经历了布洛伊尔不成功的治疗以后，被送进了瑞士的Bellevue疗养院。在住院以后，帕莎获得了集中治疗，监督者是欧洲大陆卓越的精神病学家之一，罗伯特·宾斯万格（Robert Binswanger）医生。

根据盖伊（1988）所说，即使在瑞士治疗了几个月以后，帕莎，根据她自己的回忆，“完全丧失了说、理解或阅读德语的能力……伴有强烈的神经痛……［并仍旧］有或长或短的心不在焉……实在很神经质，焦虑，想要哭”（Guy，1988，p.66）。疗养院的职务报告里就有这样的记录：

她继续对她的家庭发怒，展示着歇斯底里症的症状，而且继续轻视作为治疗形式的医学和科学。她对她的医生们保持着孩子气的反抗［还有她已被确证对大剂量的吗啡和水合氯醛有瘾］。在医院中，她的医生们普遍感到，她是一个不愉快的人，展示着歇斯底里症的行为，拥有着神经病学上的症状。（Rosenbaum，1984，转引自Dawes，1994，p.193）91

正如我在本章前面指出过的，帕莎·帕潘海姆最终确实是完全康复了，而且走向了完整、丰富的人生，把一生奉献给了为他人服务。实际上，即使在她那可怕的情感苦难期间，帕莎都在持续地照看着许多穷人、病人——这个行为被布洛伊尔归功于她的需要，她需要“让强有力的本能获得满足”。对于苏罗威（Sulloway，1979）所报告的那个有趣的历史性的脚注你可以自己去解读，他说帕莎·帕潘海姆“从不把她和布洛伊尔在一起的经历告诉任何人，而且后来她拒绝让她照料的那些女孩接受精神分析”（p.57）。

关于安娜·O.的案例，各种各样的叙述间的不一致有着决定性的历史重要性，因为在学者中这已经达成了广泛的共识：这个案例，用布洛伊尔自己的话来说，“包含了整个精神分析的胚种细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