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心灵和精神的斗争

18世纪末，也就是法国和美国发生革命的时候，旧的欧洲封建制度正经受着多方面残酷无情、坚持不懈的打击。启蒙运动关于理性在处理人类事务方面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观念恰恰被接受为一种正面的攻击手段，用以打击君主政体和贵族统治的权力，打击教会不容置疑的权威。42

对人类理性的普遍运用高举这样的承诺：扫清专制、迷信、无知、激情的不合理控制以及压迫人的政府。社会可以被重新创造，以结束少数人奴役多数人的权力。而就对于人类理性力量的运用来说，其解放性效果，没有什么能比科学的应用更美妙地展现了。正如英国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所写的，科学将“如同一颗下降的星辰般追逐着知识，超越人类想象力的界限”。然而，在整个欧洲的17和18世纪——这在不同国家程度不同——直到19世纪，真正的科学探索基本上仍只是独立富有者的私人娱乐。有些探索在以教会为基础的大学和修道院中进行着，但这些探索大部分建立在对自然的沉思上（Taylor，1989）。此外，在这个时期，对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是很容易遭到压制的，倘若它们同圣经里的证据或教会的信条相矛盾的话。

一般认为，欧洲现代科学建立于17世纪中叶，以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作品为标志。培根是位英国哲学家，他提倡通过精密的实验来进行科学研究，这不仅仅是为了欣赏上帝创造物的不可思议，同样也是为了增进一切人的利益。培根设想了一个积极的、动态的、以经验为根据的、大体上是归纳性的科学，它将被用于解决社会的问题，消解痛苦的根源。对于培根和他的追随者来说，仅仅为了赞美“上帝的秩序”而从事科学是不充分的。要想无愧于他们所继承的遗产，人类必须成为造物主的助手，努力奋斗以便让那神圣的计划在大地上更趋完美。他们认为，正是由于这个任务，上帝才把理性、意志和才智赐予人类。

独立思考的自然哲学家——比如培根——同保守的宗教权威之间的斗争，自宗教改革起就是不断发生着的故事了。教会神父们向来对独立的科学研究看不顺眼，而独立的经验主义探索者们——如培根、哥白尼、伽利略、约翰尼斯·开普勒以及格雷高尔·孟德尔——一直在被开除教籍和被当作异教分子予以惩罚的边缘游走。这一定式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举例来说，那位奥地利修道士孟德尔关于基因遗传和变异的开创性工作被压制了50年以上。他的资料直到1900年才被偶然地发现。当时他已经离世16年。

让雅克·卢梭和启蒙时代

随着启蒙时代的到来，科学家们的努力就几乎同任何宗教权威彻底分离了。那43些自称为“极端功利主义者”的哲学家们拒绝把他们的科学工作同任何所谓的“上帝的秩序”联系起来（Tayler，1989）。他们觉得，理性仅仅为它自身负责；它要得到完满的运用就必须彻底摆脱一切权威。科学家们只为一个理念服务：对快乐状态的普遍的追求，这就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自然本身被认为是一个公平、慈善的力量；世界上唯一的恶就是无知。对科学的积极追求，将给人类带来一个完美的纪元；无知的盲目是人类行为中唯一的局限性。

位于这一运动最前线的，是出生于瑞士的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1712—1778）。卢梭自己是个自然神论者（相信作为造物主的上帝的存在，但不相信上帝对其造物的超自然控制），他提倡的一个学说叫“开明的自然主义”，就是通过坚持不懈地运用人类理性来准确地追求真理（Tayler，1989）。根据他的观点，完善的可能性依赖于把人类野蛮、盲目、不受控制的意志转变为一种力量：一心一意地为公共的善服务。这种自我的奉献——几乎要求对于人类天性中的野蛮力量来个绝对的否弃——将改善人类状况。卢梭把这种自我献身称为“社会契约”。

在社会契约之下，科学家们就再也不是孤立的了。一切有理性的人都将在一个动态的网络中团结在一起，这网络就是“科学的社会”，它将支持、综合、延伸拓展科学的研究。人类将在自由而审慎的探询的旗帜下不断进步。对于科学和科学家的集体组织甚至伸展到了医学领域，在这里它将导致医学特殊部门的创立，如儿科和整形外科（Ellenberger，1970）。最终，医学科学将致力于去发现大量可怕疾病的根源并治疗之，诸如天花、狂犬病和伤寒。

正如卢梭所展望的，学术社团兴起了，并为科学发现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场所。科学的期刊开始出炉；订阅费被积攒起来，以便让职业科学家和业余爱好者可作进一步的研究。来自小康家庭、有出息的年轻学生成了科学探险中付学费的研究助手。

1831年，年轻的查尔斯·达尔文正是这样登上了贝格尔号，而1865年同样年轻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也正是这样在伟大的生物学家路易斯·阿加西（Louis Aggasiz）的陪伴下来到了亚马孙盆地。达尔文和詹姆斯被带到国外科学探险，都是为了帮忙在南半球收集生物和地质标本。在亚马孙河流域收集标本的探险经历是詹姆斯年轻生活中的一段插曲，这对于他将来的心理学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如你将在第十一章看到的。

最终，启蒙思想把数以千计19世纪最杰出的心灵引向了科学，他们把科学看成创造知识最可靠的路径，这知识是社会、经济、政治、教育和宗教的改革都需要的。当然，进步是实践上的事；不过它同样也是一个社会和道德的理念。艾连伯格（Ellenberger，1970）指出：44

启蒙运动在历史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性怎么也不可能被高估；它构成了现代西方文明的背景。关于宗教、思想、言论的自由原则，关于社会公正、平等的原则，社会国家、公共福利是国家的一般功能而非一种仁慈行为的观念，义务教育和自由受教育的原则……所有这一切都萌芽于启蒙运动。（pp.197_198）^[1]

心理治疗的现代观念也是如此，这就是可以把人类从歇斯底里和忧郁症的不幸压迫下解脱出来的“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艺术”。

约翰·盖斯纳神父：信仰的拥护者

在1775年的欧洲舞台上，在旧秩序和启蒙主义“新思想家”的异端言论之间正上演着第一场真正戏剧性的对抗。代表1700年之久的教会信条的是一位48岁的奥地利天主教神父，他居住在瑞士。约翰·约瑟夫·盖斯纳神父（Father Johann Joseph Gassner，1727—1779）当时已经有了这样的国际名望：他那个时代的首席驱魔师。在1774年，他为富有而握权的玛利亚·贝拉丁·冯沃尔夫克伯爵夫人主持了一次成功的驱魔，这使他受到了奥地利女皇玛利亚·特雷西亚的关注。同年他还出版了一本书，关于如何发觉和治疗恶魔式的疾病；于是所有虔诚的信徒都知道了他的成功工作，这样，他就有了一批追随者，这是和他的名望相称的——这令那些与他同处一镇的镇民感到惊愕狼狈，安静的小社区变成了吸引来访者的胜地和驱魔活动中心，这令他们憎恨。

盖斯纳的驱魔　 盖斯纳揭示出，“邪恶”以三种形式来折磨人。程度最低的就是超自然的疾病，那是恶魔引起的，模仿着普通的机体疾病。如果有人被巫术蛊惑、故而产生心理上的障碍，那就是遭到了更进一层的魔鬼侵害了。最坏情况是那些完全被魔鬼附体的——我想，那指的正是精神病发作。

盖斯纳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那些“魔鬼骚扰”带来的身心失调疾病同真正的机体疾病区分开（这个问题至今还困扰着治疗者们，程度至少不亚于当时）。盖斯纳的精巧回答是，如果有疑惑，那就无论如何得开始进行驱魔。这不会有什么坏处。如果有魔鬼被驱走了，那好，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如果找不出什么魔鬼，那么受害者就可以去找内科医生了。更严重的情况，如附体、明显的妄想和幻觉，这些当然都明白无疑。45

盖斯纳的驱魔包括以手抚顶祝福礼，召唤耶稣基督的名字，还有背诵祈祷文——这些是标准要素，用得最多。不过盖斯纳还在大批狂热的人群面前提出这样的要求：他的病人必须以最充分的形式显示出他们的症状。

在使用以手抚顶祝福礼的时候，盖斯纳有时精力十分旺盛，甚至残酷；举例来说，有一次他反复地从指关节的滑动关节弯曲一位患者的手指——这弄得患者很痛。他同栖居在疯狂痛苦的病人身上的恶魔的对话给他的听众提供了一种阴森恐怖的娱乐……那些驱魔对之没有效果的痛苦，他就宣布那是来自自然根源的，并且仅仅是内科医生的事。（Pattie，1994，p.54）

盖斯纳要面对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对付那些持异端言论者。每当他来到一个城镇表演他那广受公众关注的驱魔，那些人就仿佛要来挑战他的工作。有个特别恼人的有新思想的惹麻烦者的团体，曾经是耶稣会独立精神社团的成员，这个社团在1773年被警醒的教会取缔了。不过大部分的持异端言论者甚至要比耶稣会更危险得多。他们中有许多甚至跟教会根本没有联系。他们是灵魂上的祸患，威胁着要毁灭基督教的世界。

对盖斯纳神父这样的好人来说，这是个多灾多难的时期。他拥有群众的巨大支持，但奉承和声望同样也使得他在宗教领导的眼中变得越来越可疑。好的因素是，贵族统治者不太成问题。那些富有的和掌权的人，他们是足够聪明的，因此他们明白，发生在教会上的任何事情最终也将降临到他们头上。除此之外，教会是路易十六和他的奥地利新娘玛丽·安托内特以及他们的朝廷在巴黎所面对的问题中最不成问题的。

不。真正的问题在于那些新兴的、烦人的中产阶级商人、制造业者和做贸易的人。他们阅读得太多了；他们思考得太多了；他们谈论得也太多了。对于基督教建立起来的任何东西，他们都是个威胁。必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所以他开始给他们颜色看了。盖斯纳神父开始在各个教区到处旅行，在大群的人面前公开表演驱魔术。当然，他治疗天主教徒。不过更壮观地，他还治疗新教徒。他治疗富人，也治疗穷人。他治疗了两个被恶魔附体的修女；其中一个修女在魔鬼溜走以后就倒下了，另一个说，尽管她不怎么记得发生了什么，治疗并没有使她痛苦。接着他治疗了一个患了忧郁症、出身高贵的小姐，并且给了她些建议，教她在将来如何不让那些折磨她的魔鬼们接近她。派蒂（Pattie，1994）估计，在盖斯纳声望鼎盛的时候，也就是1774和1775年，他每个月要治疗2700个病人。46

盖斯纳神父受到的责难　 在随之而来的月份中，盖斯纳的主教对他的神父那正在远播的名誉和声望越来越警觉恐慌了。梵蒂冈当局被盖斯纳神父的声望弄得越来越不愉快，最终劝他的主教插手，以免发生重大的不可控制的公众事态。在许多人眼中，盖斯纳神父对于人类的重要性高过了教会本身；异端邪说的可能性甚至在有些教会圈子里也谣传开了。

1775年6月，一个来自教会当局的调查开始了。调查者的结论是，所有这些驱魔活动都是符合教会的法律的。他们很满意，因为盖斯纳从未声称治疗和他自己有什么关系，如果那样的话就是个严重的异端邪说了。他们作了官方的记录：盖斯纳一向极端细心地要让人们真正地明白，这治疗效果完全应当归功于上帝的圣灵通过他来起作用。

然而，裁判所的结论是，由公共治疗——尤其是施行在非信徒身上的治疗——导致的社会分裂给公共秩序和教会规范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于是盖斯纳神父被命令从此只能在真正的信徒身上演示他的奇迹，而那些信徒必须是直接由他们自己的教区神父送到他那里的。此后不久，教皇庇护六世（Pope PiusⅥ）把盖斯纳写的所有作品都禁掉了。

正如艾连伯格（1970）指出的，盖斯纳唯一的真正问题在于时间。倘若他在1675年或甚至在1725年施行他的奇迹，他死后将被尊为圣徒。不过那时已是1775年了，启蒙运动正处于最煊赫的时候。艾连伯格指出，“把病人治愈还不够；你用以治愈他们的方法必须被社会团体接受”（p.57）。1779年，在教会指示的静默中，盖斯纳完全默默无闻地死去了（Pattie，1994）。

当他处于和教会的关系问题中的时候，还存在着远远高于罗马教皇权威的力量，很有说服力地挑战着盖斯纳神父的声誉和权威。做这件事的人是位41岁、出生于德国的维也纳内科医生，他身上有着启蒙运动所代表的一切和教会所反对的一切。

弗朗兹·安东·麦斯麦和关于疯狂的科学理论

弗朗兹·安东·麦斯麦（1733—1815）做了些无法想象的事。在1775年，他从巴黎出发，完全沿着盖斯纳神父走过的路，跟随着他走过一镇又一镇。麦斯麦不仅治愈了比那位神父还要多的病人，还治愈了那些盖斯纳认为无法治疗的病人。他治疗贵族，也治疗平民。他公然地嘲笑盖斯纳的驱魔术的宗教基础，并且告诉一切听众：是科学而不是迷信把人类从不幸中解救出来。麦斯麦向慕尼黑科学学会报告说，盖斯纳神父不是一个拥有圣灵的人，他拥有的是非常强的“动物磁”（animal magnetism），麦斯麦相信这是“一种微妙的物质流体，它充满宇宙，形成了人、大地、天体之间联结的媒介，同样也是人与人之间联结的媒介”（Mesmer，1779，转引自Ellenberger，1970，p.62）。尽管未受启蒙的老神父真的对此一无所知，据麦斯麦说，他实际上是“自然的工具”（Pattie，1994，p.55）。47

在慕尼黑，麦斯麦在德国亲王面前表演了他的治疗。由于他的努力，他被任命为巴伐利亚科学学会的成员。他用以下的功绩让别的成员们感到了震惊：

在慕尼黑学会面前麦斯麦表演了一些实验，在实验中，他在几个人身上产生出了各种各样的症状，借助一块磁铁，并且用手指朝着他的受试者指指点点。他还显示出，磁以太（magnetic effluvia）是可知觉的，就像一阵风，有时是暖的有时是冷的，当时麦斯麦把某个手指尖放在自己食指附近；还有，那穿透紧闭的门和厚墙的磁力的影响被镜子反射回来，它能够被感觉到，就像来自镜子的一阵风，借助手杖，就可以把它传送到十英尺开外或更远。他在尊敬的伊尔代丰索·肯尼迪神父——学会的书记——身上产生了反复出现的痉挛性抽搐，只要用手指朝他一指。（Pattie，1994，p.55）

霍尔茨基·德霍尔卡男爵的案例　 也许你读了下面这个来自那个重要的年份——1975年——的叙述以后，就会原谅我对于这个几乎已被遗忘的科学人所倾注的热情了。那里面述说了当麦斯麦给一位匈牙利贵族霍尔茨基·德霍尔卡男爵实施门诊的时候发生了什么。维也纳最好的内科医生已经断言，这位男爵的慢性神经性喉管痉挛无法治疗，而且是他想象力的产物。他们的治疗由各种药草茶组成，而这对于病痛没有什么明显作用。由于极端渴望解脱，并且出于对他最接近的政治顾问（这个人害怕得罪有权力的神职人员）的不屑，这位男爵邀请了麦斯麦，连同他的磁铁和产生静电的机器，到男爵的城堡里过一个长的周末：

麦斯麦到来后不久，城堡里的几个居民觉得每当接近他就会身上发痛或有古怪的感觉。甚至惯于怀疑的塞佛特（Seyfert）（他保存了记录这次事件的期刊）也注意到，当麦斯麦演奏音乐的时候，他就感觉到难以克制的睡意侵袭。（麦斯麦演奏一个玻璃口琴，根据艾连伯格的说法，它的效果可以是“粉碎性的”。）不久他就信服了麦斯麦的超常能力。他看到麦斯麦如何在他周围的人身上引发不健康的症状，尤其是那些他已经使之磁化的人。一位小姐正在唱歌，麦斯麦一碰她的手，她就失声了；麦斯麦作个手势，她就恢复了。他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塞佛特看到麦斯麦能够影响坐在别的房间里的人，仅仅是靠指点他们在一个镜子里映出的影像，尽管这些人既不能直接地也不能间接地在镜子里看到他。还有一次，当两位音乐家在演奏号角的时候，麦斯麦接触了其中的一件乐器；立刻一群人——他们看不见他——开始有各种症状，而麦斯麦把手一拿开，症状就消失了。同时传言散布开了，说有个异乎寻常的治疗者从罗哈尔来到了这里，于是病人们都从邻近地区赶来看他。麦斯麦使他们中的许多人磁化了，并让另一些人去见他们自己的医生。48

在第六个夜晚，麦斯麦宣布说男爵在接下来的那个早上会有病情剧变——结果真的发生了。那剧变异常猛烈，而且据报道，发烧热度的增长或减退是随着麦斯麦距离病人的远近而变化的。几天以后发生了第二次剧变，猛烈程度略微减轻了些，不过男爵觉得这治疗太激烈了，于是麦斯麦离开了罗哈尔；在最后一分钟，他还治好了一个六个礼拜前忽然失去了听力的庄稼人。（Seyfert，1856，转引自Ellenberger，1970，pp.59_60）

有一点并不清楚，即麦斯麦是否能够保证最终治好男爵。在磁力治疗过程中有那么一个情节，据报道，男爵正“欢蹦乱跳而且在他的小提琴上演奏着欢乐的旋律”。然而，男爵的私人医生对麦斯麦和他的方法毫无好感，他把男爵的“欢蹦乱跳”归功于发热导致的精神狂乱。他说这个病症也许就是麦斯麦的操作引起的——即使是在最冷的冬天，把他的病人的脚浸在一盆冷水里，也比操作麦斯麦的静电要好。

这位内科医生和男爵的妻子开始坚定地反对麦斯麦的介入。病人也或多或少地成了不情愿的参与者：

在第三或第四天（在“欢乐的旋律”这个插曲之后）麦斯麦想再次使男爵磁化，但病人丝毫不听。经过漫长而反复的告诫，男爵终于躺下了。正如前次一样磁化开始了。不久效果就出现了，不过这次或多或少地比以前弱了。男爵勉勉强强地承受了一刻钟；正在他完全丧失他的感觉之前，他从床上跳出来，说与其再次受这种痛苦折磨，他宁可让他的喉管继续有病甚至死掉。没有什么理由能够让他再次回到床上。（Pattie，1994，p.51）

然而有一点必须指出：塞佛特报道说，他的主人再也没有发过烧，也再也没发生过喉管痉挛。

玛利亚·特雷西亚·帕莱兹的案例　 在他的力量达到顶峰的时候，麦斯麦经常娱乐那些维也纳富有和有名望的人们——包括里奥波德·莫扎特（Leopold Morzart）和他的家庭，家庭成员中就有20岁的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Wolfgang Amadeus）（他让麦斯麦和他的磁铁在歌剧《女人心》［Cosi Fan Tutte］中永垂不朽）。麦斯麦持续治疗了一大串极度有权和极度富有的人物，包括法兰西国王和王后（玛丽·安托内特，奥地利皇后的女儿）还有拉斐特侯爵。麦斯麦对于社会契约也有着真正的洞察，因此他走过一镇又一镇，让树木磁化，这样当穷人需要有效的治疗的时候，就有免费的途径了。49

在他的一个最著名的案例中，麦斯麦让玛利亚·特雷西亚皇后最宠爱的年轻的盲音乐家玛利亚·特雷西亚·帕莱兹恢复了视力。玛利亚是一位奥地利法官的独生女，在她3岁7个月大的时候，在睡眠中忽然眼睛瞎了。皇家的内科医生们都说无法医治，但她仍不得不承受水蛭放血，清泻，利尿，还有对眼睛进行的电击。根据派蒂（1994）的叙述，治疗的结果是：

电击使她更过敏易怒（当然会！），而且眼睛抽搐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为了让她免得受害，只有反复放血才有可能。那眼睛从眼窝里不舒服地向外突出着，而且不断在动，向上翻，那形象让人非常不快。（p.58）

麦斯麦开始了对那女孩的治疗。那女孩当时还患上了严重的抑郁，那时她18岁。在1777年，他在自己的私人别墅中把她当作客人招待了5个多月，效果是惊人的。她的视力开始恢复了，但她显示不出任何迹象表明她能够理解她所看到的一切。她被那些人的脸吓着了，她此前只是通过声音认识他们；同时，任何人工的光源或明亮的阳光都会使她受惊吓。各种各样的医学专家证实这病人在麦斯麦的磁力治疗下部分地恢复了视力，与此同时她的抑郁持续地变得更严重。

最终，麦斯麦用25层纱布包裹起病人的眼睛，保护她免受明亮光线的疼痛刺激，也免得她得到“不合意的印象”。这段时间里那女孩一直住在麦斯麦的别墅里，那里成了一个公共场所，而年轻的玛利亚·特雷西亚是它的主要吸引力源泉。正如麦斯麦所写的，“人们成群地来到我的房子，以便让他们自己信服；每个人拿病人作了测试以后，都非常惊讶地离开了，并且对我说了最恭维的话”（1781，转引自Pattie，1994，p.61）。

麦斯麦创造了个治疗奇迹——从某种程度上说。皇家的内科医生们不久向女皇报告说，那女孩离开麦斯麦的别墅时照旧眼瞎，就像她刚进去时一样。

“胡说！”麦斯麦叫道。然后他让那女孩回到他身边。通过一个短的治疗，她的视力再次恢复了。而她再次离开的时候，又不得不再次失去视力。仿佛那女孩仅仅是为她的“弗朗兹叔叔”才拥有眼睛的。

她的家庭被激怒了，控告麦斯麦搞欺诈。帕莱兹先生拿着出鞘的剑强行进入麦斯麦的房间。在随之而来的争斗中，麦斯麦的仆人解除了那位父亲的武装，把他从房子里赶了出去。那位父亲离开时叫喊着威胁的话；母亲昏倒了；而玛利亚·特雷西亚再次陷入了失明。50

麦斯麦又一次地治疗他的病人并恢复了她的视力；但她一回到家，失明又来了。事实上，派蒂发现，玛利亚的余生完全是作为一个盲人度过的。她死于1824年，当时65岁。

这个女孩是不是真的失明？失明可以由催眠导致，同时它也是歇斯底里症的一般症状。但催眠或歇斯底里能够解释发生在3岁孩子身上的失明吗？麦斯麦的“证据”是足够公开的，它足以说服我们，在治疗的某些阶段她确实能够看到。更进一步说，她恢复视力的方式是和有关先前失明的人如何恢复视力的现代证据大体一致的。但那女孩仍然没有从麦斯麦的治疗中得到持续的好处。事实上，她暂时的改善看来也没给她带来些许快乐，而是带来了更多的情感痛苦。还有记载表明，只要她恢复了一点点视觉，她的音乐能力就大幅地衰退；所以“治疗”不得不被认为是很成问题的。

麦斯麦的名誉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他最终指控那女孩和她的家庭，说他们有我们今天称之为“刚塞综合征”（Ganser`s disorder）的毛病，就是不自觉地伪装心理疾病。他指责说，这是一种非常不合常理的公众表演，因为她的父母靠那位著名的“盲”音乐家开音乐会来赚钱养家。真相也许永远无法被揭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追索这个案例，读者可以阅读一篇非常美妙的短篇小说——《P.女士的奇怪案例》，作者是伯瑞安·奥多赫尔蒂（Brian O`Doherty，1992），这篇小说对麦斯麦同他那位最著名的病人之间的关系的历史进行了再创造。

巴黎的调查委员会　 盖斯纳神父的可靠性被麦斯麦在1775年作的著名旅行推翻了。然而在1784年，麦斯麦自己的可信赖度也悬于一发了。那位歇斯底里的盲音乐家的命运被证明是寻常的事情。病人们经常在麦斯麦面前经历到深刻的康复感，但在治疗结束后不久就又复发了。麦斯麦却坚持说，即使病人确实会复发，每次治疗以后其严重性总是在不断降低。不过他的治疗实践和他的名誉很显然遇到了麻烦。

将近20个最杰出的科学界人士在巴黎组成了一个国际小组，要对麦斯麦所声称的动物磁的神奇力量来个彻底的研究，也要对人们对他提出的指控来个彻底的研究。在调查中，约瑟夫·吉约坦（Joseph Guillotine），著名的大规模执行死刑器械的发明者，是来自法国的代表之一。显然作为对麦斯麦的一个让步，本杰明·富兰克林，当时已78岁，作为本杰明·拉什——美国精神病学之父——的代表，代表美国出席。

在委员会中，所有可用的自然科学方法都试过了，但没能得出动物磁存在的任何证据。不过他们仍决定，在达到最终结论以前，还要作临床领域的试验。在实验的第一阶段，那些委员们让自己接受磁化，每人每天做2小时30分钟，这样做一周。结果是模棱两可的。51

在下一个阶段，经历过磁疗的病人接受测试，以检查可见的治疗效果，但这种摄生法的有效性仍未能使委员会信服。以下是关于一次测试的描述，它是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乡村产业上进行的。受试者是个12岁的男孩，此前显示出“对磁力有很强的敏感性”：

当那个男孩留在房间里时，德艾斯伦（d`Eslon）把果园里的一棵杏树磁化了。接着男孩被带到外面，眼睛蒙上，让他连续触摸四棵树，其中一棵是被磁化的……摸第一棵树时，他说他在出汗，头有一点点痛。到第二棵，他感到头晕，而头痛在继续。到第三棵，这些症状更严重了，于是他说他认为他距离那棵被磁化的树越来越近了。最后，当他来到第四棵没被磁化的树——它距离那棵被磁化的树有24英尺——时，他在痉挛中倒下了，失去了知觉。（Pattie，1994，p.149）

所有这些实验的结果显然都对磁力学不利。以下是根据委员会的最终报告的一部分改编的：

那些委员们发现流体的动物磁无法被任何感官感知到，而且它在他们自己身上和病人身上都没有什么效果；他们使自己确信，［任何］产生出来的变化都是想象力［的结果］……于是他们一致得出结论，关于磁力的存在和效用的问题，由于没有证据证明它的存在，因而这种不存在的流体当然就没有什么实用性，并且公众病人身上所观察到的猛烈的效果应当归功于触摸，归功于被激起的想象力，还归功于机械的模仿——它使我们不由自主地重复那些对我们的感官的打击。（The Royal Commission，1784，转引自Pattie，1994，p.151）

最终，麦斯麦被视为江湖骗子，被禁止进行任何治疗活动。似乎是为了在伤口上再撒一把盐，法兰西医学院要求所有开业的内科医生宣誓：“任何医生都不可以声称自己是动物磁的支持者，无论在他的写作中还是在实践中；否则将被解除行医资格。”（Faculty of Medicine，1799，转引自Pattie，1994，p.155）。

巧合的是，那位已经不再年轻的盲大键琴手玛利亚·特雷西亚·帕莱蒂到巴黎来开音乐会了，而当时正是巴黎调查委员会的官方判决被宣读的时候。她的出现让一切旧的故事和关于麦斯麦治疗失败的闲话都苏醒了。

接着麦斯麦被邀请去法国里昂，在那里他得在普鲁士亨利亲王面前展现他的力量，这对于他挣回面子是十分必要的；然而“令他自己惊愕狼狈、令他的门徒感到丧胆的是，他彻底失败了”（Ellenberger，1970，p.67）——这事终于在麦斯麦的耻辱上加上了最后一根稻草。麦斯麦回到瑞士的时候，已经是个被毁了的崩溃衰弱的人了。他继续活了31年，但公众再也听不到他的名字了。在他那也许会被艺术家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称作“15分钟热度”的盛名逝去以后，无论如何人们已经失去了对他的兴趣。52

第一位心理治疗师　 我不想对麦斯麦已经名誉扫地的科学理论来个完整的再现。你们已经知道，理论中包括动物磁。麦斯麦相信磁流体在宇宙中是无所不在的，那是联结人类、大地和天体的物质。麦斯麦还相信，磁流体把人类互相联系在一起，疾病是由于人体中的这种流体遭到了不平衡的分配，而当人体中的磁流体均衡被建立起来时，治疗就发生了效果。借助“麦斯麦主义”——就是用以引导、储存这种流体和把这种流体传送给他人的技术——可以引发“剧变”（请回忆一下针对霍尔茨基·德霍尔卡男爵的不成功的治疗），它将对整个系统发生治疗效果。

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一原理将被激进的年轻精神分析家威廉·里奇（Wilhelm Reich）再次提出，而它将再次遭到科学团体的拒绝。里奇关于性的“生命能”（orgone energy）理论在许多方面都同麦斯麦的“磁流体”理论相类似。我可以很容易地想象，这个基本理念有着充分的原型力量，因此能够以永新的形式一次又一次地回归。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如今那么多人相信水晶的治疗力量。与此同时，“那力量将与你同在”。

无论如何，麦斯麦是现代的为非机体疾病建立科学理论的第一人，也是在那个理论之上创立了繁荣兴旺的人际治疗实践的第一人。倘若这些还不足以使你对麦斯麦肃然起敬，那么想想，是他建立了第一个哲学的和专业的社团，致力于探究心理障碍的可操作的疗法。他的梦想是让磁疗法变得可以广泛地运用于群众，以使他有生之年的医学实践（这在那时候是件不祥的事情）能够再也不被弃置不顾。他相信，磁学“把医学带到了完美的顶峰”。“世上只存在一种疾病和一种治疗，”麦斯麦说（1779，转引自Ellenberger，1970，p.63）。他不使用药剂或咒语，也不用鱼内脏做的膏药，更不用迷信；并且要得到这种治疗，也无需多高的社会地位。

麦斯麦的团体治疗设备组包括他标志性的“巴奎特”（baquet），一个大橡木酒桶，里面是两排细筒，装着磁化水。这个18世纪的热桶周围可以坐多达20人，桶盖上伸出许多钢的小枝，周围的人可以与之作身体接触。当人数足够在巴奎特周围绕成一个圈时，他们就被教导把手握起来“以便为磁流体的通过创造更有利的环境”（Szasz，1978，p.49）。当麦斯麦治疗单个病人时，

他坐在病人面前，他的膝盖碰着病人的膝盖，手中按着病人的大拇指，眼睛盯视着病人的眼睛，然后触摸疑病患者，在他四肢上一直摸过去——治疗就是这样进行的。（Ellenberger，1970，p.63）53

而麦斯麦因为什么而有罪呢？在我看来，就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心理治疗师。麦斯麦也许并不是可以躲藏在这样一个提法——即他毕竟是个好的心理学家——背后的最后一人，但他却几乎一定是第一人。巴黎调查委员会指控他借助刺激病人的想象力来治疗病人。他们的结论是，麦斯麦是个江湖骗子，恰恰因为他发现了心理学和人际的因素可以被系统性地操纵，以便给压倒性的心理、情感及机体上的痛苦带来缓解和慰藉。

对女性道德的威胁　 现在我们还知道另一份秘密的报告，它被提交给了国王，到了1799年才被出版。这份报告是在同巴黎警方的领导进行了细致会谈以后写出的，它揭示出，磁化治疗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性因素，因此“是对女性道德的一个威胁”（Pattie，1994，p.154）。据我推测，玛利亚·特雷西亚的母亲之所以决定把她女儿从麦斯麦那儿带走，最明显的理由就是：她18岁的女儿天天在一位没有妻子的男医生家过夜，如此度过了5个多月。那份报告揭露出，被磁化的女性病人，带着她们那“更活跃的神经”和更易激动的、更生动的想象力，经常觉得被她们的施磁者“吸引”了。此外，报告中还推测，在经受磁化的女子身上观察到的这种小小的“骚动”实际上就成了“各种各样的剧变……它们是由那种力量引起的——大自然把这力量从这一个作用于那一个，以便吸引或激动后者”（Pattie，1994，p.154）。

委员会向国王透露，大部分求助于磁化治疗的女人甚至根本没病。她们仿佛是被一种过量的“魅力”折磨着，这个对于她们自己和她们的治疗者来说都是个严重的道德危险，由于“两性相互间的充满力量的吸引”。在严重的情况下，尤其当治疗“活泼敏感的女性”时，报告者注意到，存在着

感官的彻底混乱；眼皮变得湿润，呼吸急促而且断断续续，胸腔激烈地起伏，骚动开始了，［并且在］最终，在那最愉快的情感的末尾，通常是一阵痉挛……继而是所有这些感官的衰弱和某种沉睡。（Pattie，1994，p.155）

毫无疑问，磁化治疗必须被制止！毫无疑问，所有那些有抱负的医学学生都得宣誓！正如委员们自己所下的结论，人类想象力有着惊人的力量。

这种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疗法骇人听闻的色情“副作用”到了一个世纪以后作为“移情作用”（transference）被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ph Breuer）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再次发现。它将成为解开无意识心灵的秘密的核心线索。54

和谐社团麦斯麦和他的追随者所做的带来的更大危险，我想，就是他们是如此严肃地对待他们那启蒙主义的观念：社会契约和普通人的价值。法国麦斯麦主义者发起了一种类似于磁学特许社团的东西，叫和谐社团（Scciétés de l`Harmonie），它们是些训练学校和近乎秘密的社团。这些社团在法国到处活跃着，他们致力于让普通民众从任何形式的机体或神经失调的压迫中获得解放。

有一个位于阿尔萨斯辖区内的麦斯麦主义者的团体向他们的病人敞开大门，为任何需要他们却又无法付钱的人提供免费门诊的磁力治疗。这可是异端邪说啊！老麦斯麦是幸运的，医学社团没有把他捆在一根用磁化树的树干做的木桩上，让他被一大堆压制言论的陈词滥调烧死。

随着麦斯麦名誉扫地，他的追随者们也渐渐不再作为一伙未得到医学和科学认可的实施治疗的社会积极分子开展他们的追求了；于是整个欧洲对精神病学的早期领域的未来展望充满了阴郁的怀疑。卢梭关于所有公民的平等地位的漂亮言辞，同那些精神病人和他们的家庭所遭受的现实之间存在着明显而尖锐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