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治疗的兴起

在这个时期，用以治疗被收容的“癫狂者”的最盛行的治疗方式是由内科医生-精神病医师和别的“江湖郎中”（任何没有接受过医学训练的精神病治疗者都被叫作江湖郎中，因此这个术语并不完全像今天一样含有贬义）施行的。“关于精神错乱者的医学”并不比通常的清泻和放血（多达每周70次）多多少；这些都被用来治疗那些官僚控制的国立收容所中的数以千计的被收容者。直到18世纪末，这些不幸的人们仍通常是四个人或更多人睡一张床；他们的生活状况和150年前他们生活在国王路易四世统治下的先辈们是一样的。

这个路易，在他历史性的强硬的福利改革运动——史称“伟大的监禁”（Great Confinement）——的精神指引下，建立了一个“医院总体”的网络，那是在1656到1657年之间。它们被设计用以监禁

各种类型的无所事事的和有违法可能性的穷人——不仅是癫狂者，还包括流浪汉、乞丐、无能力者，还有娼妓。尽管它名叫医院总体，它却不是医院；它没有任何的医学目的。它的目标仅仅是维持对于城市凝聚体（正如巴黎显示的，它有着令人警醒的生长空间）的政治控制，手段是把那些被确认为是不受欢迎的因素分离出去，强制他们工作，这样他们挣来的钱不仅可以养活自己甚至也许还能给国家带来利益。（Goldstein，1987，pp.41_42）55

在这种“开明专制”的政策之下，实际上每一个对国家呈现为“社会问题”的人都被聚拢起来，放置到一个大的“总体机构”里。在18世纪中叶，这样的人包括患有性病的女人，癫狂者，忧郁症患者，那些精神不健全、因此他们的家庭不愿或无力照料他们的人，还有那些受“狂躁”（也许是躁狂的迹象）折磨的人。正如戈尔德斯坦（Goldstein，1987）指出的，这样地把不适应社会的人和大部分社会边缘人批发式地收容进去，就可能导致精神错乱和医学的疾病概念的第一次联结。

在这段时期，有政治关系的人可以从统治者那儿取得一张“逮捕令”（lettre de cachet），凭借它就可以合法地把一个儿子、女儿或妻子逮捕起来送去监禁，倘若他们行为不端或者玷辱了家庭的好名声。这些不幸的人将和癫狂者关在一起，关多久“随国王高兴”，无法上诉也没有机会对他们族长给予他们的指控进行自我辩护。

菲利普·皮内尔的道德治疗

法国革命期间，医学科学和国家政府机构联合起来，致力于某些系统治疗，它们将“治愈”有嫌疑的精神疾病和国立医院系统中的超额。菲利普·皮内尔（1745—1826）——我们在第二章中已作过简短的介绍——成为适逢其时的人物。他写的书，《一部关于疯狂或癫狂的医学和哲学论述》（Traite medico-philosophique surl`alienation mentale，ou la manie），出版于1801年，主张需要一种恰当的科学观点，以直接地针对精神病人的智能和情感进行工作，并对之产生影响。这种激进的新治疗形式是一个更大的道德治疗运动的重要部分，这个运动我们在第二章中也已经介绍过了。

皮内尔宣称，道德治疗必须“在社会的各个阶级”都得到平等的运用。确实，这种新方法曾被用来医治萨尔贝提耶（巴黎的用于女性的大型医院总体）和比塞特精神病院（用于男性的）里面的被监禁的精神错乱者，也曾用来医治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他的心智被梅毒毁坏了（Goldstein，1987，p.65，n.4）。

在1802年，皮内尔成功地把医院总体中的大量被监禁者筛选了一遍。那些被认为患有“可治疗”的精神失调的人被转移到萨尔贝提耶的特殊病房，以得到进一步的照料和道德治疗。在那儿皮内尔不仅研究了他父母的案例史，还怀着强烈的兴趣研究了在这个系统中工作的非医学的江湖郎中们的成功技术。

戈尔德斯坦（1987）提供了一个江湖郎中工作的杰出例子；那是一个名叫杜弗（Dufour）的助理外科医生，他成功地实施了清泻和放血治疗：56

在一个房间里，用木板隔开的，［一群科学检查者］看到三个病人被限制在床上。第一个，他的“精神狂乱”在于他相信他是个国王，他很多嘴而且很快活。第二个很瘦，脸色、外形很忧郁，他恰当地回答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常常叹气，并且承认自己是有病的。与第三个病人的对话完全围着这个信念转：他认为他是基督；他像第一个一样，很快活，脾气挺文雅……那位外科医生说，这三个显然很平静的病人，在他治疗他们以前，曾经是“处于惯常的和极端的狂躁中”。（p.8）

皮内尔自豪地宣称，在对于精神错乱者的治疗中，他从各行各业的人那里学到了有价值的信息。他引用了他的美国同事本杰明·拉什的经历。拉什曾经从“普通人，来自各行各业……江湖骗子、护士、老太婆……甚至黑人和印第安人”那儿获得对于治疗疯狂的技术的深刻洞察（Rush，1789，转引自Goldstein，1987，p.76）。于是道德治疗成了政治正确（对于它的时代）的民众方针。

道德治疗还避免任何对于科学的禁止性的狭隘定义。在皮内尔看来，道德治疗运用上的核心是案例研究方法，因为它揭示了用心照料下渐进的恢复过程；从医生这方面讲那就像演戏似的，包括“展示、夸耀、陈列［和］外观”，和蔼、鼓励、慈善、权威的风度，“观念斗争”和“有力的语言”，用来对付病人固着的念头；用道德教诲支配并释放天然的激情；医生/病人相处和睦和友爱；还有对病人的勇气的培养。“癫狂者不应被视为‘绝对地丧失了理性’，从而对于恐惧或希望这样的动机，以及对尊重的情感都无动于衷”（Goldstein，1987，p.85）。皮内尔的治疗的精髓在于治疗者的人格，即“他们所具有的权威”，还在于治疗者和病人之间的关系，皮内尔把它看成是“机体和道德的品质”（Goldstein，1987，p.86）。这些因素使得医生能够让病人恢复健康和理性。

道德治疗旨在“激起和强化想象力”并且“培养”朝向自然的、高贵的、正确的事物的“激情”。因此它们和卢梭的教导是一致的。卢梭教导说，“人造的社会的激情”阻碍了人类自然的道德进步，并且终将让人类反对他们自身，从而制造出不幸。对皮内尔来说，谈话疗法就是解开和释放每个人的内在人性，就是恢复每个人的真正本性，并克服异化的社会秩序的破坏性效果。

根据皮内尔保存的统计资料，旧方法下的基本康复率低于20%，而在道德治疗之下有95%的精神错乱者恢复了他们的能力，就像自由独立的男人和女人那样开始生活了。这就是被解放了的人类灵魂的力量。

科学的“新人”

大部分历史学家都同意，随着法国革命的觉醒及继之而来的恐怖统治下无节制的理性滥用，理性时代，这个启蒙哲学家的伟大创造，渐渐走到了它辉煌的尽头。这些是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中记载过的事件。即使皮内尔，当他看到延续着的社会不安仅仅是让激情越烧越旺并遮蔽理性力量时，他也开始质疑，继续下去的革命究竟是否能给他的病人带来利益。57

不过，启蒙运动预示了封建制度在欧洲的解体，教会所享有的无限的权力已经日薄西山，有着高度特权的贵族统治也走到了尽头。一大群被称作启蒙哲学家（Philosophe）的作家和思想家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抨击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教会信条，说它们是古代迷信和神话的产物，给它们打上了这样的烙印：它们完全缺乏理性，也没有任何智力价值。实际上，他们宣称人类是独立于上帝的。

启蒙哲学家　 这些“新人”的信念在于自然的力量和荣光。而且他们认为自然是可以用科学来理解的，是由现实的质料——原子——组成的理性的、合规则的系统，借助牛顿的物理学，它是可以被人类研究和理解的。

那些启蒙哲学家们拒斥基督教，他们想要完成牛顿的工作，那就是，提供一个关于人类和它同世界的关系的理性叙述……［在］自然主义中［人类将被］放在自然的术语当中［来理解］，而不是通过什么超自然的术语。人将被认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永远不会存在于一个远离自然的上帝、天使和灵魂的世界中。（Leahey，1992，p.127）

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50）主张，动物仅仅是生物学上的机器，并且它们的各种形式和功能也仅仅是在唯物论的主旋律上所作的变奏。因此关于人类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正确的结论呢？这一形而上的问题曾盘旋了很长时间，而随着理性时代的思想剧变，这个问题必须被重新面对。倘若人类只是这个唯物世界的又一个机械的方面，那么伦理学将如何？“更高的”情感如浪漫的爱情将如何？理性又将如何？一切都是专横任性的吗？恐怖统治中的野蛮暴行是否和母亲对她孩子的爱以及男人对自己荣誉的保护一样“自然”？统治人类事务的自然法则是否像物理规则一样反复无常并且对人类的苦难漠不关心？一个人以暴力践踏他人的权利和财产，这是否仅仅是一条规则的物质显现，而这规则同引起飓风或地震的规则一样自然？

不同作家都作出了确定的回答。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曾写道，当人口的增长胜过了食品供应，生存斗争就将不可避免。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47）宣称，对快乐的追求中就暗含着道德虚无主义。阿图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宣布，“每个男人的内心都生存着一只野兽。”这些作家都认为，人类被自然的本能性的、非道德的野蛮生物性能量掌控着。叔本华尤其认为，人的生命是个大范围的斗争，斗争目的是为了能够控制那“狂放不羁的力量的储藏所，这储藏所是精神生活的根基”（Taylor，1989，p.446）。他们都把理性视为控制这种根本的野性的唯一媒介。58

查尔斯·达尔文　 在这个主题上，也许最值得一听的科学的声音是来自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达尔文的立场出现于1856年，当时他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对他在乘坐贝格尔号的航海旅程中收集到的生物学和化石资料所作的分析；这次航海旅程开始于1831年12月，结束于5年之后。达尔文所从事的问题是个生物学家的老问题；它甚至还有个绰号：神秘中的神秘（Mystery of Mysteries）。

那神秘在于，如何对地球上数以百万计的不同种类的居住者作个论述。当时被接受的观点，所谓的“设计说”（argument from design），被P.H.哥斯（P.H.Gosse）总结如下：

我假定造物主所唤出的每一个生物体都表现着一个无法消解的独特性质，这个性质使它成其所是，并且使它区分于任何别的东西，无论别的东西和它多么近、多么相似。我假定当下这样一种将不同种类区分开的特性，就如同它刚刚被创造的那一瞬一样确定无疑，而且它在当下也如同它在过去一样清楚明白。（转引自Fancher，1990，p.192）

对于这个问题，即创世说的两难困境，我最喜欢的是这样一个精巧的答复：存在着许多生物化石，那些生物现今在地球上已不再存在了，这该如何解释呢？在达尔文的时代，符合政治的甚或虔敬的回答是，它们是那样一些生物的遗迹，那些生物没能来得及赶上诺亚方舟。

达尔文首先对神秘中的神秘作了深入挖掘，并试图作出理性的回答。他揭示出，除了种的多样性以外，还存在着种类地理分布上的不同；在一座山脉的两边，在南美大陆几英里开外的不同小岛上，生活着属于共同种群的明显不一样的成员——这样他就把这个神秘深化了。他提供的回答，当然，就是自然选择的原则。通过马尔萨斯式的针对稀缺的食物来源的竞争过程，种群中那些拥有有利的生物学变异，从而能够更成功地获取食物、避免被掠夺的成员就得到了更成功的繁殖，因此就被“自然地”选择以继续它们的基因库。

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Erasmus，1731—1802），曾经在两代以前就宣布过进化论的教条，从而使家庭受窘、使信徒厌恶。他的自由思维的推测是在英格兰海滨散步的时候得到灵感的。据说伊拉斯谟曾经是如此的厚颜无耻，以至把拉丁短语Econchis omnia——“一切来自贝壳”——刷在他的旅行马车上（Fancher，1990，p.193）。他的孙子的关于物种起源的革命性主张——查尔斯自己也说那“近乎承认谋杀”——把属于他的家庭的异端邪说继续了下去并且予以了更新。59

不过，小达尔文的主张是建立在一大堆艰辛收集并细心组织的生物学证据之上的。他的革命性论文被令人信服地呈现在了一个正变得越来越激进的科学团体面前，而后者已经大体上作好了准备，准备为那些革命性的、颠覆性的思想所将带来的道德后果负责。

达尔文首次发表他的“异端邪说”所留下的科学会议的官方记录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脚注：“这些惊人的发现，可以说立即引发了对于它们建基于其上的科学的定义的革命——它们当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由这次会议产生的。”（发表于林奈社团的会刊上，1858，转引自Fancher，1990，p.197）这一评估也许反映了一个旧的、更保守的科学机构的世界观。这一代人已经看到了那不受拘束、未经检核的“进步”思想可怕的颠覆性效果。与其和1776年到1783年的那些思想家、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分子一同碰运气，这个学者团体宁可用道德秩序清醒的力量来使自己保持安宁，他们是通过滑入智力主观主义来这样做的。泰勒（1989）描述了他们对于客观科学所带来的社会和道德危险的反应：撤入“维多利亚式的虔敬，多愁善感，及自我庆幸”（p.458）。因此许多有地位的学者回归到前培根的观念：一切科学或多或少都旨在发现“上帝的无形之手”的设计。林奈社团的成员对他们的宗教和他们的科学信念都不怎么确信，所以那么一位持异端邪说的绅士及学者——正像他的祖父一样，他的整个理论是如此令人不安又可耻地不负责任——就能够把他们的世界给颠倒过来。

但时代在迅速地前进着，进化论渐渐盛行开了。正如希尔加德（Hilgard，1987）指出的，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甚至在他那个时代也并非是最科学最精密的进化理论。这个荣誉也许应当属于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1744—1829）。事实上，即使在资料的提供上，达尔文也得和更年轻的阿尔弗雷德·拉塞尔·沃莱斯（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他同样在南美洲作过广泛的游历，并且得出了和达尔文同样的结论——分享这个舞台。

T.H.赫胥黎　 倘若达尔文认为自己近乎是在承认谋杀，那么科学社团会愿意作证，说那些受害者在遭到致命打击以前已经病了很长很长时间了。达尔文的理论不久就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它被“进步的”思想家们抓住了，在同宗教权威的激烈战斗中，它被推向了校园和城镇。

托马斯·H.赫胥黎（Thomas H.Huxley，1825—1895），也被认为是“达尔文门下走狗”，成了作为革命教条的进化论的首要拥护者。在1860年，赫胥黎会见了牛津主教塞缪尔·威尔伯佛斯（Samuel Wilberforce），在不列颠科学进步协会的公开会议上针对这个理论进行辩论。在辩论的顶点，主教问赫胥黎，他是否坚信他的祖父或祖母是从猴子传下来的。赫胥黎回答说，60

倘若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你希望你的祖父是一个丑陋的类人猿，还是有着很高天赋并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人？如果那个人的禀赋和影响仅仅被用来在庄重的科学讨论中插科打诨的话？”——那么我将毫不犹豫地说，我宁可要类人猿。（转引自Fancher，1990，p.198）

于是辩论场上腾起了怒火。但资料的优势是如此地压倒一切，以至于没过多久，那些否认进化、否认它是自然的一个已被确认的事实的人，就都被认为是仍生活在前科学的、迷信的过去。对于心理学的规范来说，有意义的要点在于，人类被非神秘化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资料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