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广西早期的方国 部族与文化

远古的广西，为我们留下了不少谜团，至今难以解开。如新石器时代之后，广西的古人类有哪些？他们的文明程度如何？秦始皇统一岭南前，广西这片土地上活跃着哪些族群，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面貌？对此，只有一些史籍做了极为简略的记载，因而留给后人的，总是极为模糊的图像，让人无从了解。我们只知道先秦之时，广西已处于方国时代，有一些较大的部族，活跃在广西大地上。即使在今天，尽管可以借助一些有限的考古信息，但对于广西远古时代的社会面貌，我们所能勾勒的还是非常有限。

一、西瓯与骆越

1.关于西瓯

最早提到“瓯”这一名称的，当是先秦时期的古籍《逸周书》。在《逸周书·王会解》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说是商汤兴起之时，南方各国向商王朝进贡物品的事，称“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3]。这里第一次出现了“瓯”这一名称。不过，学术界对“瓯邓”该如何解读，有几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些学者认为应将“瓯邓”连读，将之视为广西古代一个族群共同体；还有一些学者则主张在“瓯邓”中间加上顿号，将“瓯邓”理解为两个族群；另外也有学者认为“瓯”就是后来的西瓯，但也有学者认为是瓯骆。由于材料十分有限，每一种说法均难找到有力的论据，故至今莫衷一是。

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在其所著的《淮南鸿烈·人间训》中，开始明确提到“西瓯”这个族群名称。说秦始皇之所以要发兵攻取岭南，是因为“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于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4]。

从这则记载看，先秦时期的西瓯之地，物产富饶，族群性格剽悍、刚强，敢于反抗外来的武力侵凌。面对攻入岭南的秦军，西瓯人在国君译吁宋的领导下，开始进行有组织的顽强抵抗。译吁宋阵亡，西瓯人抵抗失败后，无法正面对敌，他们就转入丛林，开展游击战，多方袭扰，使秦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代价。从西瓯存在的“君”“将”分析，此时的西瓯已进入阶级社会了，译吁宋就是西瓯族群中较有威望的部落首领无疑。秦始皇通过军事手段，虽然征服了岭南地区，并在岭南设置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但在广西一带西瓯族群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并没有能建立全面直接的统治。秦朝设置的桂林、象郡，很可能只是据点式的统治，即在水路交通要道之地设置行政、军事统治机构，以控制一片区域。而在广大的乡村地区，依然处于西瓯族群首领的直接统治之下。对此，《汉书》卷九十五《两粤传》有这样的记载：“陆贾至，南粤王恐，乃顿首谢，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且南方卑湿，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羸，南面称王。东有闽粤，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称其“南面称王”，就很明显地道出了其时西瓯族群还较为强大且存在自己的统治机构的事实。

然而，作为拥有自己最高统治者的地方政权，它的统治中心在哪儿？管辖的范围包括哪些地方？由于缺少更多的史料记载，至今仍不得而知。或许西瓯的政权形态，与我们所了解的内地政权根本就不是一种类型。待有足够的考古资料发现后，这一谜团才会彻底破解。

2.关于骆越

骆越这一族称的出现时代，与西瓯几乎在同一时期。先秦典籍《逸周书·王会解》有“路人大竹”[5]的记载，清代学者朱右曾在《逸周书集训校释》中，从语言学的角度解释为：“路音近骆，疑即骆越。”[6]他的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其他一些学者的赞同，认为“路”即“骆”。其后战国时人吕不韦在所著《吕氏春秋》卷十四《本味》中称“和之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其中“越骆之菌”，东汉人高诱注称：“越骆，国名。菌，竹笋。”晋人戴凯在《竹谱》征引《本味》文时，就直接将越骆引为骆越。据此，一些学者认为，“越骆”一词乃是骆越的倒装句。如果此说成立，那就是骆越在史籍中的最早记载了。

入汉之后，有关骆越的记载才逐渐增多。《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称“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7]。前述《汉书》也有相似记载，但没有提到“骆”这一族称。《史记》又载：“（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8]其后汉武帝发兵攻打南越时，“越桂林监居翁谕瓯、骆属汉，皆得为侯……瓯、骆相攻，南越动摇”[9]。由于《史记》较《汉书》为早，故可认定西汉时即开始正式出现“骆越”这一称呼。西汉时《盐铁论·地广篇》载：“荆楚罢于瓯骆。”[10]东汉时，骆越之称较为常见。《汉书》卷六十四《贾捐之传》记载汉元帝统治时，珠崖民众不断起来反抗统治，东汉统治者正为是否发兵征讨举棋不定。贾捐之认为“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也载“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马援）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公元40年，交趾雒（学术界认为“雒”与“骆”相通）将之女征侧、征贰姐妹起兵反叛，东汉派伏波将军马援率军镇压。《后汉书》卷七十六《任延传》载：“九真（今越南清化一带）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妻之道。”其后南北朝时，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七《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说：“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后蜀王子泮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后世学者均将“雒”理解为“骆”。

值得注意的是，越南记载骆越最早的史书是大约成书于越南陈朝（1225—1400）年间由无名氏撰写的《越史略》，又称《大越史略》。书中宣称“昔黄帝既建万国，以交趾远在百粤之表，莫能统属，遂界于西南隅，其部落十有五焉：曰交趾、越裳氏、武宁、军宁、嘉宁、宁海、陆海、汤泉、新昌、平文、文郎、九真、日南、怀、九德，皆禹贡之所不及。至周成王时，越裳氏始献白雉，春秋谓之阙地，戴记谓之雕题。至周庄王时，嘉宁部有异人焉，能以幻术服诸部落，自称碓王，都于文郎，号文郎国。以淳质为俗，结绳为政。传十八世，皆称碓王。越王勾践尝遣使来谕，碓王拒之。周末，为蜀王子泮所逐而代之。泮筑城于越裳，号安阳王，竟不与周通。秦末，赵佗据郁林、南海、象郡，以称王，都番禺……请通好焉。……驰使报武皇。武皇复兴兵攻之。军至，王又如初，弩折，众皆溃散。武皇遂破之。王衔生犀入水，水为之开，国遂属赵”[11]。越南学术界认为碓王就是雄王，并据此断定雄王是骆越的首领，蜀王子泮是西瓯的首领。但这条史料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越史略》成书年代距瓯骆存在的时代相差上千年，其所记均非时人所经历者，史料价值并不大。而且据民族学者范宏贵研究，其中提到的地名自秦汉至唐均有，所以，很难当作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正是由于原始资料的极度缺乏，骆越族的内部社会结构已难以为外人所知，其统治中心与活动的具体范围更是成为一个历史谜题。

3.西瓯与骆越的分布

既然广西大地上早期存在西瓯与骆越族群，那么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分布状态？后世学者根据有限的资料，持续进行了一些研究，大致可为我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思考线索。

其一，一些学者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七《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提到的“雒田”与“雒民”，认为：雒田既在海边，靠潮水溉田，则骆越必在沿海地区，对于今广西而言，北部湾沿岸的钦州、合浦、北海、防城、东兴等地，以及越南北部沿海地区，皆属于骆越族分布地。南宋周去非所著《岭外代答》卷三《外国门下·五民》记载：“钦民有五种：一曰土人，自昔骆越种类也。居于村落，容貌鄙野，以唇舌杂为音声，殊不可晓，谓之蒌语。”可见，宋人认为钦州一带的土民属于骆越人的后代。

其二，《汉书》卷六十四《贾捐之传》在是否征伐海南岛时提到，“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八载：“师古曰：‘珠崖，盖亦骆越地。’”则海南岛土著主体居民为骆越。

其三，前述《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载：“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后汉书》卷七十六《任延传》载：“九真……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妻之道。”《资治通鉴》卷二十八载：“今安南之地，古之骆越也。”北宋欧阳忞所著《舆地广记》卷三十八又载：“安南大都护府，古骆越之地，秦属象郡，汉属南越。”则今越南中北部为骆越地无疑。

其四，《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四》载：“宣化……汉岭方县地。属郁林郡。秦为桂林郡地。水在县北，本牂柯河，俗呼郁林江，即骆越水也，亦名温水。古骆越地也。”《舆地广记》卷三十七也载：“下横州（今广西横县）……为骆越之地，秦属桂林郡，汉属郁林、合浦二郡。”《太平寰宇记》卷一六六记载与此相同。据此，今南宁、横县一带均为骆越分布地。

其五，《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载：“党州（今广西玉林市境内）下，古西瓯所居，秦置桂林郡，汉为郁林郡，唐置党州。”《旧唐书》卷四十一也载：“郁平（今广西兴业县），汉广郁县地，属郁林郡，古西瓯、骆越所居。”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八载：“怀泽（今广西贵港市），本西瓯、骆越之地。秦并天下，置桂林郡，尉佗王越，改桂林为郁林。”唐代人杜佑撰《通典》卷一八四载：“贵州（今广西贵港市），古西瓯、骆越之地。秦属桂林郡。”《资治通鉴》卷二十八载：“高、贵二州，亦骆越地。”高州治今广东雷州半岛，贵州治今广西贵港市。《太平寰宇记》卷一六六又载：“郁平，汉广郁县地，属郁林郡。古西瓯、骆越所居。”则今贵港一带为西瓯、骆越交会之地。

其六，北宋欧阳忞所撰《舆地广记》卷三十七载：“茂名县（今广东高州市境内），西瓯之地，后置茂名县，属高兴郡。”“下郁林州（今广西玉林市境内），古蛮夷之地，春秋战国为西瓯，秦立桂林郡，后为南越尉佗所并。”宋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五载：“废党州，本宁仁郡（今广西玉林市境内），理善劳县（今广西玉林市境内），即古西瓯所居，秦置桂林郡，汉为郁林郡。”

结合以上材料记载分析，不难看出，西瓯族群与骆越族群大致的分界线在今广东茂名—广西玉林—广西贵港—广西南宁一带。这一线以南地区为骆越的主要分布地，以北地区则为西瓯的分布区域。两大族群之间如何互动、交流？囿于史料缺乏，今已不得而知。

二、句町国

1.关于句町国的建立及发展

1969年12月15日，桂西高原气候十分寒冷，西林县各族人民掀起的“学大寨”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县里决定加快修筑县城八达至田林潞城的公路，民兵排在普合苗族乡施工中，在离桥头50～80米的小榕树附近挖一堆黄色小土山包取土填方时，民兵何卜来的锄下，突然发出了“嗡”的一声金属响声，他立刻感觉到地下有金属硬物。他当即与身边的两位民兵一起继续往下刨，不久发现铜绿色的一角，最后竟然挖掘出一具铜棺。由于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之中，没有人意识到它的珍贵性，更没想到要好好保护它，后来这个铜棺基本上被毁坏了。1972年7月，在离发现铜棺墓葬不足20米远的地方，考古专家们又发现了一个铜鼓墓葬，出土铜鼓、铜跪俑、玉器等文物。接连出土的铜棺、铜鼓等珍贵文物，显然代表了一种文明，最终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高度注意。于是人们开始去探寻这些铜棺、铜鼓的主人，最后几乎得出一致的结论，这些是句町国人的器物。

句町国是什么样的国呢？根据有限的历史记载，句町国是古代广西西部地区至滇东地区由濮人建立的一个神秘的方国。对此，晋人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有这样的文字记载：“（句町）其置自濮王，姓毋。”《华阳国志·南中志》还载：“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嶲唐侯王国以十数。……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明确指出了句町是先秦时这一地区存在的方国。通过史料记载，透露了两点重要的信息，一是其主体居民为“濮人”，二是内部也存在“王”，说明它已进入阶级社会之中。之所以称其为神秘方国，主要是留传下来的文字记载太少。

句町国的主体居民是濮人，这是在西周初年就已出现的族群。其内部有很多分支，分布范围也较广。目前不少学者认为，句町国是被称为壮族祖先的濮人建立的。主要依据是云南文山一带的壮族，有三个支系，分别为侬人、沙人和土僚，但这是他称。他们的自称中，都有“濮”字，如侬人自称为“濮侬”，沙人自称为“濮衣”或“布依”，土僚自称为“濮傣”或“布岱”等。而从民族迁徙上看，濮越人在两千年前向南移动，但作为句町国范围内的壮族祖先，并没有大规模的迁徙。故民族学界多数学者断定，句町国的主体居民就是今天壮族的先民。

也许是由于秦汉之际，对西南地区的直接统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因此交通十分不便。西南地区的部落族群与中央王朝的臣属关系还没有全面建立起来。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12]正是由于通往中原地区的道路不通，中原对这一区域的了解还十分有限，西南地区的部落对中原的了解也极为有限。因而，句町国对于汉初统治者而言，也是一个陌生的区域，有关记载不多。

西汉中叶以后，随着中央统治势力逐步深入西南地区，双方才派使臣相互往来，渐渐地建立了政治联系。句町之名，首见于《汉书》。《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汉武帝元鼎年间，发兵攻打南越国，并派使臣驰义侯前往犍为郡，要求这里的部落酋长派兵协助汉兵进攻南越。且兰国（今贵州黄平县一带）君不愿远行，举国反抗汉朝，杀死汉朝派来的使者及犍为太守。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之后，即派郭昌、卫广引兵征服了且兰，“遂平南夷为牂牁郡”[13]。也就是在这时，原来独立存在的句町国，已被西汉改国为县了。故其后应劭注《汉书·地理志》时，才说句町县为“故句町国”。其后汉昭帝始元五年，即公元前82年，牂牁（治今贵州省贵阳市附近，一说在福泉市一带）、谈指（治今贵州贞丰县西北）、同并（治今云南弥勒县一带）等24个汉代新设邑县，三万余人起来反叛汉廷。不久，姑缯（今云南楚雄一带）、叶榆（今云南大理一带）再次兴兵反叛汉廷。汉廷派遣水衡都尉吕辟胡率本郡精兵征剿，但辟胡畏惧，屯兵不进，贻误战机，致使这一带的“蛮夷”乘机攻杀益州太守，吕辟胡大败，战死者4000余人。西汉在这一地区的统治面临极大危机，只好再调军正王平与大鸿胪田广明等率大军征剿，数路并进，取得巨大胜利，大破益州，斩首俘虏5万余级，获畜产10余万。这一次军事行动，得到了句町侯亡波的协助，史称“句町侯亡波同入滇击反者捕虏有功”[14]。汉朝遂立这一带的少数民族首领亡波为句町王，故《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句町县……其置自濮王，姓毋，汉时受封迄今。”根据史料分析，《汉书》所称之句町王“亡波”之“亡”姓，即《华阳国志》所称的“毋”姓，首领为“毋波”。

因此，句町国在汉昭帝之后接受汉室的封赐，成为臣属于中央的王国。汉成帝统治时，桂西、黔西南一带地方大乱，“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今云南罗平）侯俞更举兵相攻，牂牁太守请发兵诛兴等”[15]。大将军王凤派兵进攻，消灭夜郎国，杀死夜郎王兴，迫使句町王归附。至此时句町国已成为云贵高原西南地区唯一存在并封“王”的方国，后来其势力越来越大。至王莽篡汉时，下令贬周边的“王”为“侯”。据《汉书·食货志》云：“宣帝始赐单于印玺，与天子同，而西南夷句町称王。莽乃遣使易单于印，贬句町王为侯。二方始怨，侵犯边境。”《汉书·西南夷传》对此做了详细的记载，称：“王莽篡位，改汉制，贬句町王为侯。王邯怨恨，牂牁大尹周钦诈杀邯。邯弟承攻杀钦，州郡击之不能服。三边蛮夷悉扰，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以击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骚动。莽征茂还，诛之。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击之。始至，颇斩首数千，其后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而粤嶲蛮夷任贵亦杀太守枚根，自立为邛谷王。会莽败，汉兴，诛贵，复旧号云。”从这段文献记载看，王莽统治期间，句町国一直没有停止反抗王莽政权的战争，而且在战场上，句町国胜多败少，从中可见其拥有较强的军事与经济实力。

但自东汉以后，句町国的势力与影响衰落不堪，史籍中较少提及句町国之事，只在正史的地理志或州郡志中保存有句町国的名录，而且还是以县名存在的。如《后汉书·郡国志》中，牂牁郡16属县中载有句町；《晋书·地理志》所列兴古郡11个属县中，仍有句町；《宋书·州郡志》与《南齐书·州郡志》所列宁州兴古郡6个属县中也载有句町之名。《梁书》和《陈书》无地理志或州郡志，至《隋书·地理志》时，已无句町之名。东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称，句町王“汉时受封迄今”。至此可以判断，至东晋后，句町国已不再保留“王国”的封号。同时也说明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随着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中央朝廷对西南夷地区统治不断强化，原先独立性较强的方国纷纷被征服，已开始完全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版图之中，成为郡县一级的行政机构。

至此，句町国从先秦时兴起，在历史上存在了400余年之久。

2.句町国的统治与经济

由于句町国的史料记载实在较为缺乏，要了解其政治与经济状况，只能借助考古资料了。

一些学者认为，最能体现句町国政治状况的，就是句町国辖境内的墓葬随葬品。西林铜鼓墓发掘出的随葬品中，计有270余件铜器，其中有铜鼓4件、鎏金骑马俑1件、鎏金马腿1件、坐俑4件、六博棋盘1件、鎏金车饰1件、带扣2件、铃约200件、兽面牌饰3件、山羊纹牌饰5件、绵羊头牌饰6件、鎏金环1件等。铁器有剑1件、镞4件。此外还有玉、玛瑙、水晶、绿松石等装饰品近200件，还有长6厘米的金丝1股。考古专家们认为，墓中随葬品有如此众多高档次文化遗物，实属罕见，其随葬的文物丝毫不亚于中原地区的王侯墓葬，处处体现出贵族生前生活排场、大气、奢靡的信息。在死者骸骨周围散布着无数细如粟粒的绿松石珠和残绢片，专家们考证认为这是“珠襦”裹骨的葬制，这在汉代统治阶级中是很高级别的葬礼，是垄断性的饰物，是财富与权力垄断的物态表现。据此，可以判断，这是一座句町国国王之墓。随葬品体现了在句町国内部，君王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骑马俑通体鎏金，骑俑戴武盔，全副武装，神态威严，呈不可冒犯之势。学者多认为这是墓主集军事、政权为一体的方国君王的真实形象。此外，墓内还用4面铜鼓做葬具，众所周知，铜鼓作为权力的象征，在学术界已得到公认。史料中也有载“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16]“欲相攻击，则叩此鼓，到者如云”[17]“得鼓二三”即可“僭号称王”[18]这样的记载。而西林铜鼓墓是陪葬铜鼓较多的一座古墓。云南晋宁石寨山是滇王及其王族的墓地，发掘出的随葬铜鼓多的也只有3面。广西贵港市罗泊湾1号汉墓，是广西目前发掘的最大的墓葬，也仅有铜鼓3面。4面铜鼓，说明句町国王权的高度集中。

再从句町国王位的继承制度来看。一些学者根据前述王莽篡汉后，贬句町王为侯，句町王邯举兵反抗，牂牁大尹周钦设计杀害句町王邯，句町王邯的弟弟承又率兵杀死了钦，替哥哥报仇的历史事实，推断不论其弟弟承是否袭了哥哥邯的王位，都可证明句町国王位的继承者都是邯的家族。因而得出的结论是，句町国的王权是通过家族世袭制度传承的，是在血缘纽带的基础上建立的政权。并认为句町国在初兴之时，其内部有很多不同血缘的部族，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领地和酋长，句町王家族也只是诸多部族的一员而已。后来是句町王部族通过强权手段兼并了别的小部族，并将方国内的土地及贡赋全部控制在王室手中，使境内各小部族成为王室的臣民。由于句町国国王权势极大，组织动员能力较强，因而在西汉中叶汉昭帝统治年间，句町国国王毋波率兵帮助汉朝军队平定益州方国的反叛，才能立功封王，才能在汉成帝统治年间，联合漏卧方国对抗夜郎国。尤其是反抗王莽改制，能够对抗王莽20万大军，并使其“死者数万”，无不与句町王的政治、军事集权密切相关。

学者们还认为神治和巫术在句町国的政治统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巫师掌祭宗教大事，拥有特权，成为举足轻重的侍臣。这从一个例子可以看出，那就是汉成帝时，句町王、漏卧侯组成联军，与夜郎王发生战争，汉遣太中大夫张匡持节前往调解，他们拒绝调解，并将张匡刻成木像立于道旁，以弓箭射杀，对外表示要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举行这样的巫术活动当然是由巫师主持，而巫师显然要秉承句町王的旨意，活动应该是相当隆重的，有很深的政治意义，可见巫术行为已深深渗透到政治生活之中。此外，铜鼓既是乐器，也是重要的祭器，句町王用铜鼓做葬具，足可说明神权政治在句町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

从有限的记载分析，句町国的经济结构主要以粟、稻种植农业和畜牧业为主，具有一定的水平。《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记载，汉成帝时，句町王禹、漏卧侯俞一次就向汉王朝军队“入粟千斛”。根据汉代度量衡折算，一千斛为十万升，相当于今15625千克。句町王一次能交出这么多的粮食，至少可以说明以下问题：一是其内部拥有较为充足的粮食储备，而这是以较为发达的农业为基础的；二是说明当时句町国的农业生产是以种植粮食粟为主；三是如果粮食产量不高的话，则句町国的统治疆域必须较为广大，这样征集的粮食才能满足犒劳汉军的需要。《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又载句町侯毋波率部参与讨伐益州姑缯、叶榆时，“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19]，其后句町国又用“牛羊劳吏士”[20]，尽管没有提供具体的数字，但数量不会太少。在西林的铜鼓墓中，羊的形象很多，这当是句町国畜牧业繁荣的重要表现。

当然，由于相关文献记载太少，考古资料也较为缺乏，句町国的统治中心在哪儿，统治范围有多大，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还需要依靠更多的考古发掘资料才能考证。从现有资料而言，可以判断句町国是先秦至晋之际，存在于广西西北部地区、云南东南部一带，较有实力的方国。

三、广西早期的青铜文化与花山崖壁画

1.广西早期的青铜器

学术界一向将青铜器的制作当作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可以说，这是继石器工具制作后，人类文明所取得的里程碑式的进步。因为青铜器与红铜器相比，在物理性能上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质地变得坚硬，耐磨性好，韧性提高，并能保持长久的金属光泽。而且用青铜制造的刀，要比用红铜制成的刀锋利得多。青铜熔液的流动性好，利于灌入各种模子，从而铸造出器形复杂、纹饰繁缛的器物。青铜器的铸造需要有一整套科学的冶铸技术，包括采矿、熔炼、制模、翻范、配料、抛光等。因而在考古学上，专门定义了青铜时代（或称青铜器时代或青铜文明），并指出青铜时代必须具备这样一个时代特征，即青铜器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仅仅是偶然地制造和使用青铜器的时代，不能认定为青铜时代。

我国的中原地区很早就已进入青铜时代。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明确指出夏、商、周三代为鼎盛期，往后延续至春秋战国时代，其中，商朝故地出土的后母戊鼎是世界上较为罕见的大型青铜器。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与种类之多，居全国之冠。但在南疆边陲的广西地区，有没有经历过青铜器时代呢？在青铜器发掘出土之前，至少人们是带着怀疑的眼光来看待这片向来被视为“蛮荒”的土地的。

但自1958年后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可能要迫使人们改变传统的看法了。

1958年，正是“大跃进”建设时期。工人们在平乐县张家乡燕水村银山岭开采锰矿时，不断挖出了青铜兵器、陶器和铁器，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好奇。后经考古专家在此考察试掘，发现是一处大型古墓群。1974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的主持下，发掘了战国墓110座，汉墓45座，晋墓1座，年代不明墓9座，总计165座古墓，出土了各类文物1400余件。在银山岭的战国古墓中，发掘出的随葬品有铜兵器（或陶纺轮）、生产工具、生活用器。其中铜兵器是剑、矛、镞的配套；生产工具则是锄、刮刀的配套；生活用器为鼎、盒、杯的配套。铜兵器中，有铜扁茎短剑、铜双层肩铲形钺、铜刮刀、铜盘口鼎、铜柱头饰等。而在发掘的汉墓中，铜兵器已显著减少，以铁制生活用具为主。

此后，广西境内不断有铜制武器出土。先是1976年1月，考古专家在武鸣县马头乡那堤村的敢猪岩考古工地，出土了1件铜戈，其形制与河南殷墟商代晚期戈和灵宝出土的商代铜戈较为相近，被考古专家鉴定为商代晚期的器物。这一年在灌阳县新街也发现了1件铜戈，和中原地区出土的西周铜戈属同一类型，被鉴定为西周时期的器物。1979年，在靖西县岳好发掘出1柄青铜短剑，属战国时物品。在柳江白露村与象州下那曹村还出土了铜矛，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钺（2件），铜人首柱形物，均为战国时器物。2015年，马山县村民还在该县红水河边发现1柄春秋战国时期青铜矛。此外，出土了战国时期铜钺的，还有贺县（今贺州市，4件）、柳江（1件）。出土铜斧的，则有贺县陆合村14件，德保与兴安县各1件，均为战国时期遗物。

其他铜器的出土情况：1976年，考古专家在灌阳县仁江村发现1件铜铙，为西周早期器物。1978年在陆川县乌石镇塘城村出土的西周兽耳三角夔纹铜罍，高47厘米，口径28.5厘米，底径24.8厘米，是目前玉林出土的最早的青铜器，被定为一级文物，现收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目前在广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中，罍的数量较少，仅发现了6件，分别以出土地命名，它们是：荔浦马蹄塘铜罍、陆川塘城铜罍、来宾木荣铜罍、恭城金堆桥铜罍、贺县马东村龙坡岭铜罍、贺县龙中岩洞铜罍。其他出土器物，年代较早的有著名的武鸣县和兴安县出土的商代晚期的铜卣，荔浦县、陆川县、宾阳县出土的西周铜尊，上林县出土的西周铜壶，贺县出土的铜镈，忻城县、横县、北流市、宾阳县、岑溪市出土的铜甬钟等。南宁市、宾阳县、横县、武宣县、柳州市都有春秋时期的铜甬钟出土。在恭城瑶族自治县秧家村金堆桥一座春秋晚期墓中，一次性出土青铜器33件，包括烹饪器、酒器、乐器、兵器和生产工具。1986年4月，柳江县进德乡木罗村农民在挖鱼塘时发现4件青铜器；1991年7月，在贺县沙田乡（今沙田镇）龙中村红硃岩山的岩洞墓内，出土了一件春秋铜牺尊，又称“青铜麒麟尊”，为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使用的大型青铜酒器。总的规律是，商代青铜器不多，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逐渐多起来，至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则更多一些，也就是年代自商以降，至春秋时期，越往后，器物越多。

从广西已发掘出土的青铜器来看，广西出现青铜器的时间稍晚于中原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为1974年在武鸣县马头乡全苏村免岭出土的商代晚期的铜卣，其器身和器盖都有较高的扉棱，腹部饰兽面纹和夔纹，带有明显的中原文化色彩。专家们判定，这些青铜器应是从中原传来的。

虽然广西不断有青铜器出土，但问题是：广西土著居民能够自己制作青铜器吗？如果能，又是何时开始青铜器铸造的？这一问题，在1985年广西境内的一次考古发掘中有了明确答案。1985年10月至1986年3月间，广西文物工作队在武鸣县马头乡元龙坡意外发现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先秦时期的古墓群，墓群中的墓葬多达350多座。这批墓葬经过碳-14年代测定，距今2960—2530年，时代上限是西周，下限是春秋时期。经过抢救性发掘，古墓中出土了广西历史上罕见的青铜器、陶器、铁器、玉器、石器等，共计1200多件，其中青铜器达110多件。这些青铜器物中，有喇叭形内衔鹰嘴钩舌的圆形器、斜刃钺、新月形刀、桃形镂空血槽镞等。令人惊奇的是同时出土了一批与此相关的砂石铸范，有些范内留有烧焦痕迹，说明已经被使用过，将圆形器、钺、刀、镞放入石范中正好吻合，说明它们就是利用这种石范浇铸出来的，显然这是广西本地铸造青铜器的铁证。由于这一带地区为骆越传统聚居地，因而这一批墓葬被专家们认定为骆越古墓葬。此外，在恭城瑶族自治县金堆桥村的春秋晚期墓中，还出土了具有典型的南方民族风格的靴形钺和兽首柱形器，考古专家们判断应为本地铸造；同出的蟠虺纹铜鼎，浑厚凝重，纹饰纤细，属于典型的楚式礼器，应为中原地区传入。因此，综合判断，西周晚期广西的土著骆越、西瓯人已完全掌握了青铜的冶炼与铸造技术。不过，根据现在所出土的青铜器物，考古专家们认为，广西还只能生产小型的青铜工具、用具和兵器，较大的青铜铸件可能还得从中原输入。不管怎么说，广西虽稍晚于中原地区但也已进入青铜时代，是不争的事实。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批古墓中，还出土了一些我国最早的针灸用的铜针，专家们认为，这说明当时的骆越人已掌握了针灸医疗技术。如果这一论断成立，将为中国传统医学发展提供新的佐证。

2.铜鼓文化

如前所述，铜鼓在南方民族地区被视为礼乐器和权力重器。“铜鼓”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马援列传》，称马援“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21]。其后晋人裴渊的《广州记》与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均载“俚僚铸铜为鼓，以高大唯贵”[22]，声言：“鸣此鼓集众，到者如云，有是鼓者，极为豪强。”[23]《隋书·地理志》称：“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并铸铜为大鼓……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24]可见广西一带的土著居民使用铜鼓已有很长的历史了。一些专家学者经过研究，普遍认为：铜鼓在公元前7世纪开始出现，广泛流行于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地。目前，广西是出土古代铜鼓数量最多、品类最齐全的地区。

也许是八桂大地上蕴藏的铜鼓数量实在是太多，广西的农民甚至种地挖土都能挖出铜鼓来。早期广西的铜鼓基本上是农民种地、建房时挖到的。开始时，农民也没太在意，只是将它作为废铜烂铁，卖给了当地的物资收购部门，渐渐地才为文物部门所知并予以收藏。此外，在20世纪50—60年代，有关部门错误地将民族地区使用的铜鼓当成封建迷信物品，强行收缴。这些被强行收缴的物品中，有一部分是古代流传至今的铜鼓。其中1955年一次从南宁供销社征集到铜鼓9面，1958年一次从柳州收购站征集到铜鼓32面，1962年又从柳州征集到22面，1964年再到柳州二级站征集到9面，1970年在南宁废旧物资公司又鉴选出34面，1972年从河池废旧物资公司鉴选出35面。专家们通过鉴定，认为这些铜鼓绝大多数是从河池、百色民族地区收缴流失出来的。被征集收藏，使它们避免了作为杂铜被送往冶炼厂熔化成铜材的命运，当然也为广西保护了一批珍贵的铜鼓文物。

20世纪50年代以来，广西各地的考古发掘，多有铜鼓的发现。1955年，黎塘至湛江铁路开工建设，在今贵港市发现了一个古墓群，出土了1面铜鼓。1972年，在西林县普驮粮站开辟晒场时，掘出了4面铜鼓。1976年，在发掘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1号汉墓时，出土了3面铜鼓。1977年在田东县祥周锅盖岭战国墓出土了1面铜鼓。1991年在贺县沙田乡龙中村一个崖洞葬中，发现了1面铜鼓。1993年在田东县祥周乡南哈坡战国早期墓中，出土了2面铜鼓。1994年在田东县林逢乡大岭坡春秋晚期墓中，出土了1面铜鼓。约在1980年，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对全国11个省市馆藏铜鼓进行了普查，登记现藏的铜鼓共有1386面，其中广西506面。至1989年时，广西各地又陆续出土并收入馆藏的铜鼓多达76面，加上普查时漏记的7面，10年之内广西就增加了83面铜鼓。这些铜鼓分别出自27个市县，其中灵山县18面最多，其次为北流县10面、桂平县8面、博白县7面，其余玉林、钦州、浦北、平南、邕宁、容县、横县、上林、藤县、陆川、合浦、贵港、上思、扶绥、宾阳、武鸣、靖西、来宾、鹿寨、田阳、岑溪、苍梧、蒙山等市县，分别出土了1面至5面不等。仅仅两年间，至1991年时，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统计，广西馆藏铜鼓已增至610面。而1991年后，广西各地又不断有新的铜鼓出土。据相关报道不完全统计，1991年时，玉林市小平山乡浪平村农民钟福标在坑车山挖树坑时挖到1面直径124.5厘米的大铜鼓；同年，北流市白马镇大伦村长塘组村民种地时挖出1面雷纹铜鼓；贺县沙田乡龙中村农民在一石灰岩洞里发现1处墓葬，获1面翔鹭纹铜鼓；桂平县木根乡秀南村农民发现1面有穿山甲塑像的铜鼓；陆川县沙坡镇北安村出土1面“四出”钱纹铜鼓；象州县中平乡普化村建房取土时发现1面有大鱼塑像的铜鼓。1992年，上林县三里镇双罗村农民耕作坡地时，连续挖出4面铜鼓；玉林市大塘争阳山村民在挖树坑时发现1面铜鼓；玉林市成均镇古城村民在迁坟时发现1面铜鼓。1993年，桂平县金田镇村民在劳作时发现1面铜鼓，北海市西塘乡禾沟村农民在海边挖沙时发现1面铜鼓，玉林市沙田乡六龙村村民在挖坎时挖出1面大铜鼓，田东县祥周乡联福村村民挖出2面原始形态的铜鼓，邕宁蒲庙镇广良村农民建房挖出1面铜鼓，马山县台群乡造华村村民挖出1面铜鼓，大新县桃城镇大岭村农民在路边发现1面铜鼓，柳江县流山乡流塘村出土1面乘骑塑像铜鼓，钦州市板城镇新塘麓出土1面钱纹铜鼓。1994年，陆川县乌石镇坡脚村农民挖出1面雷纹铜鼓，龙州县逐卜乡锦阁村板阁屯村民发现1面铜鼓，田东县林逢乡和同村小沙屯农民种地挖出1面原始形态铜鼓，桂平县南木镇联江村下沙湾过山路屯村民在黔江边崩塌的崖壁上发现1面云雷纹铜鼓。1995年，武鸣县宁武镇张朗村西香屯农民种芭蕉挖坑时，挖出1面变形鸟纹铜鼓，北流市新丰镇水垌村农民挖荔枝带时发现1面铜鼓，大坡外镇大坡外村村民挖土发现1面铜鼓，六麻镇六楼村农民挖荔枝带时发现1面铜鼓，龙州县武德乡发现1面铜鼓，贵港市覃塘区石卡镇凤凰林场出土时1面铜鼓。1996年，北流市六麻镇六楼村塘坭根出土1面铜鼓。1997年，横县附城镇清江村农民在清江捞河沙得1面铜鼓，浦北县张黄镇十字村出土1面铜鼓，鹿寨县四排乡桂兰屯麻盖岭出土1面铜鼓，北流市六麻镇大王村村民挖木薯时挖到1面铜鼓。1998年，北流市平政镇凌云冲在修公路时推土机掘出1面铜鼓，陆川县沙坡乡挖到1面铜鼓。乌石镇番豆园岭兴丰果场挖出1面铜鼓。1999年，宾阳县甘棠镇新宁村挖出1面铜鼓，灵山县新圩镇绿水村出土1面铜鼓。可以说，在20世纪末的广西，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的铜鼓被发掘出来，当然馆藏的铜鼓数量也不断攀升。今后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铜鼓的数量也可能会继续增加。

在目前广西出土的铜鼓中，最早的铜鼓出自田东县林逢乡和同村大岭坡春秋晚期墓和祥周乡联福村南哈坡战国早期墓。这种类型的铜鼓鼓面较小，鼓胸外凸，鼓腰收束，鼓足短矮，造型粗犷。历史上，南方土著居民铸造的铜鼓有的“面阔丈余”[25]。不过，迄今为止，发掘出土的直径最大的铜鼓，是北流市出土的一面面径达165厘米的大铜鼓，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铜鼓，被专家誉为“铜鼓之王”。

广西出土的铜鼓，主要有冷水冲型、北流型与灵山型几种类型。冷水冲型铜鼓是以藤县横村冷水冲出土的铜鼓为代表的一类铜鼓，其流行年代为自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晚期到12世纪的北宋时期，流行于广西的左江、右江、郁江、黔江、浔江流域一带。这种铜鼓的显著特征是形体瘦高，鼓体较大，花纹密集，鼓身有变形翔鹭、变形羽人和变形龙舟纹，鼓面四周铸有蛙饰和鸟兽、人物等立体造型。如在浔江流域流行的铜鼓，鼓面铸有四只大青蛙塑像，青蛙之间有时还杂有马、牛、龟、鱼和骑乘、牛橇等塑像，充满着生活的气息。北流型铜鼓，则是以广西北流市出土的铜鼓为代表的一类铜鼓，其流行年代在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到10世纪的唐代，流行于广西北流、陆川、容县、浦北以及广东的高州等地。这种铜鼓的特征是面大，胸部略直，鼓腰收束，足部较高。鼓面有四只立体蛙，但蛙饰较为瘦小，蛙身无纹，鼓身遍布精细的云雷纹，因而又有“云雷纹鼓”之称。灵山型铜鼓，是以广西灵山县出土的铜鼓为代表的一类铜鼓，其流行年代为公元3世纪的东汉末年到隋唐时期，主要流行于两广地区。这种铜鼓，鼓面大于胸，鼓面的云雷纹、线纹和鸟纹等纹饰精细，胸部平直，鼓面无立体蛙饰，而铸有三只脚的蟾蜍六只。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铜鼓，其铸造均需要高超的工艺。据现代科学验证，铸造铜鼓一般使用铜、锡、铝合金等材料，材料配比须遵循严格的比例。铸造时，鼓面、胸、腰、足、耳五部分要浑然一体。鼓身、鼓面多铸有太阳纹、翎眼纹、云纹、乳钉纹、栉纹、游旗纹等纹饰，这都需要事先制模成型，然后将熔化的金属浇灌入铸型的空腔中，待冷却凝固后，才能获得所需铜鼓。可以说，铜鼓的铸造反映了广西土著居民的科学智慧。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发掘出土的铜鼓显示，其铸造年代最晚至清代中晚期为止。换言之，民间铸造铜鼓活动在清中叶后已经停止，铸造技术也随之失传。令人欣慰的是，一些学者根据古代铜鼓表面遗留的痕迹，运用物理、化学、数学等科学原理，分析其铸造工艺，发现制作铜鼓范面的泥料是由研磨、筛选或淘洗的细泥配制成，进而总结出泥型合范法、失蜡法等铸造方法及其配套的复杂的工艺流程。根据这些方法，成功复原了铜鼓，这无疑是件幸事。

无数民族历史学专家、民族艺术专家曾对遗存铜鼓鼓面的花纹进行分析，普遍认为，铜鼓上的太阳纹反映了壮族先民的自然崇拜，以及农事生产中对太阳的崇拜与需求；铜鼓上方形的雷纹、圆形的云纹，是壮族先民在农耕生产中祈雨的需求。而鼓面饰有的四至八只蛙，是壮族先民的图腾崇拜。应该说，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但由于铜鼓在广西古代社会中，既充当了乐器，也代表了财富与权力，因而它所包含的信息非常丰富。有些内容，或许还不能为我们完全了解，还需要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

不论是青铜器还是铜鼓，都是广西古代璀璨的青铜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要能自行铸造铜鼓，基本前提是能够发现铜矿并实现开采，同时还掌握冶炼技术。在今北流市铜石岭和容县的西山，均发现有东汉至南朝时期的采铜冶铜遗址，一些专家据此认为这与当时大规模铸造铜鼓有关。

3.花山崖壁画

广西古代历史上较具影响的艺术，除了铜鼓的铸造工艺，毫无疑问就是花山的崖壁画了。这是广西古代骆越族群最具代表性的艺术成就，以其古朴的迷人魅力，折服了无数艺术爱好者。2016年花山崖壁画顺利入选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其实，位于宁明县驮龙镇左江岸边的花山崖壁画只是广西左江流域众多崖壁画中的代表。经过当代学者广泛的田野调查，在桂西南的广西宁明县、大新县、凭祥市、龙州县、天等县、扶绥县、崇左市江州区等7个市县中，发现“共有84个地点，183处，287组”[26]的山崖壁画。绝大多数分布在左江及其支流明江、平而河、黑水河两岸的200多千米范围之内。壁画分布虽然十分广泛，画面及图像亦较多，但题材单一，高度一致，组合严谨。题材如此一致的崖画群，在国内外岩画中实属罕见。

由于深藏于民族地区，崖壁画长期以来难以为外人所知。直到宋代，才逐渐被人所发现。宋人李石的《续博物志》卷八有这样的记载：“二广深谿石壁上有鬼影，如澹墨画。船人行，以为其祖考，祭之不敢慢。俗好于门画虎头，书‘聻’字，谓阴司刀鬼名，读汉旧史，傩逐疫鬼，又立桃人、苇索、沧耳虎等，‘聻’字盖沧耳也。”由于李石所撰《续博物志》为辑汇他人旧说而成，文中且多附会，其本人是否到过广西不得而知，故其所载当不是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不过，从他的这条记载而言，虽然没有确定记载的是左江的崖壁画，但其描绘与左江崖壁画却有几分相似。因此，说宋人最早发现左江崖壁画也是有一定根据的。但此后，史料对花山崖壁画的记载并不多。清人汪森所辑《粤西丛载》卷十四《空中兵马》引明人张穆的《异闻录》：“广西太平府有高崖数里，现兵马执刀杖，或有无首者。舟人诫无指，有言之者则患病。”清末光绪年间编撰的《宁明州志》卷上《山岭》载：“花山，距城五十里，峭壁中有生成赤色人形，皆裸体，或大或小，或执干戈，或骑马，未乱之先，色明亮，乱过之后，色稍暗淡。又按沿江一带，两岸石壁如此类者多有。”这说明，至清代人们已开始关注到左江崖壁画这一神奇的文化景观了。

这些崖壁画是何人何时所画？画中反映了什么内容？无数的问题均有待解答。

20世纪50年代之后，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研究，一些谜团已逐步解开。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写的《花山崖壁画资料集》对花山崖壁画的绘制、族属、年代、内涵等问题，做了较扎实的基础研究工作，推动了花山崖壁画研究的发展。此后众多学者或从壁画的人物、动物的形象与动作分析其年代，或依据铜鼓图像、环首刀图像来推断其年代的上限与下限；也有的学者依据崖壁画出现的典型器物来推断其年代。虽然观点不尽一致，但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认为花山崖壁画成画于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

花山崖壁画是什么人画的？它的族属是什么？近年来，不少学者尝试从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开展研究，认为花山崖壁画与骆越族群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并进而提出了骆越国的京畿在大明山西南麓今武鸣县境内的观点。花山崖壁画反映的是什么内容？有的学者认为是原始社会的狩猎图，也有的学者认为是祭祀水神的原始祭祀图，还有的学者提出是古代壮族先民反抗斗争的誓师图、反映古代战争胜利的凯旋图，等等。众说纷纭，至今也没有完全一致的结论。

也许，从某个局部画面而言，花山崖壁画反映的是宗教活动，或是农作生产场景。花山崖壁画并非只是一幅单纯的画，肯定并非由一人完成，而且也不是在一个时间段内完成的，这就决定了其所反映的内容是十分复杂的，当然就包括了以上学者所讨论的内容。因此，花山崖壁画应当是一幅反映骆越民众丰富社会生活的壁画图。

花山崖壁画的艺术与历史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其诸多谜团至今也难以得到完整的解释。如它鲜艳的红色历经两千多年，丝毫没有褪色，用的是什么颜料？为何要冒着巨大的危险，在如此陡峭的江边崖壁上作画？是如何画上去的？等等。这些未解之谜都需要我们继续去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