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史前时期的广西

远古时代，广西大地上，到处是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这里地处亚热带，终年高温多雨，处在云贵高原向两广丘陵过渡的广阔地带，植被极为茂密，到处有野果，河湖里到处是游动着的鱼虾，可以说是野生动物的天然王国。这样的环境，也为早期人类的栖息，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广西是古人类的故乡，那么远古时期，生活在广西大地上的早期人类，究竟长的是一副什么模样？《山海经》有这样的记载，称“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枭阳国，在北朐之西，其为人人面长唇，黑身有毛，反踵，见人则笑，左手操管”[1]。这应该是见之于文献的关于广西古代早期“人类”最早的记载。其所记载的疑似活动在广西大地的“枭阳国”人，似人又似兽。由于《山海经》本身具有较强的传说性质，这肯定不能当作信史对待。因此，要想了解真正生活在广西的远古人类的模样，只能从现有的考古研究资料中去寻找了。

一、远古时期的广西古人类

1.广西人类的起源

广西的历史从有人类活动可考的时代开始。

由于学术界一度认为巨猿是人类的直系祖先，因此广西古人类的研究，最初是从寻找巨猿化石入手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等人，就在广西大地上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考古成果。他们在广西柳江县社冲村、大新县牛睡山、武鸣县（今南宁市武鸣区）步拉利山、巴马县弄莫山等地均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古猿牙齿化石，这些古猿化石年代大都在更新世早期至中期之间。其中巴马巨猿的牙齿化石的近中、远中径长度为25.2毫米，宽度（颊舌径）约为19.9毫米，粗壮度达到501.5。数值显示，这是目前国内发现最大的巨猿牙齿化石。之后，考古工作者又从早期人类的劳动工具入手，研究广西人类的起源。迄今为止，考古工作者在广西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劳动工具，出土于百色城东的百谷遗址。在发掘中，从砖红壤中发现了60多件石制品和6颗玻璃陨石。经过测定，砖红壤中出土的玻璃陨石被确定在距今73万年左右；出土的手斧石器，距今也有80万年的历史了。虽然没有在此发掘出古人类的化石，但可以确定，广西最早的人类活动至少有80万年的历史。

研究广西的古人类，最直接的还是从留存下来的古人类化石入手。可喜的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广西考古工作者在广西各地的17处洞穴中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化石。这些成果表明，广西是古人类生活的故乡。

迄今为止，广西发现的最古老人类是木榄山人。2008年5月，考古工作队在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木榄山智人洞”中发现了一件智人下颌骨的前部断块和大量与之共生的动物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院士吴新智的初步观察，该件人类下颌骨具有处于形成过程中的解剖学上现代智人的形态特征，是一件很难得、很重要的古人类标本。两个样品被送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地质与地球物理系同位素实验室进行铀钍的化学分离和质谱测定，结果表明已距今11.1万年，目前考古学界将之命名为木榄山人。同时考古专家们还在崇左地区发现了60多处产化石的洞穴，并对其中的5处进行试掘，已采集到丰富多样的高等灵长类化石，还有与之伴生的种类繁多的亚洲象、剑齿虎、大熊猫等哺乳动物的化石。

2.广西的晚期智人

20世纪50—70年代，是广西古人类考古取得重大成绩的时期。目前已发现的广西古人类，基本都是这一时期的考古成果。这一时期广西发现的较著名的古人类，主要集中在桂西南左右江流域，桂中地区柳江流域，以及桂东北地区漓江流域。在江河水网密布的广西，古人类主要分布在这三个重要的区域，在这些地区的河曲地带，发育有小面积的冲积平原，是利于开展原始生产的地区，依托天然的喀斯特洞穴，成为古人类栖息的家园。

桂中地区柳江流域目前发现的古人类，主要有柳江人、麒麟山人与白莲洞人。

柳江人的发现较为偶然。1958年9月，柳江新兴农场的工人们在挖取一个小岩洞口附近的岩泥做肥料时，偶然发现了一颗人类的头骨化石。经过考古工作者的进一步清理，在发现头骨化石的地方同时还出土了熊猫、箭猪、中国犀、剑齿象、牛类和鹿类的牙齿和肢骨，其中熊猫骨架与箭猪头骨近乎完整。出土的人类头骨除下颌骨残缺外，其余保存完好。两侧颧弓部分断裂，留存下来的体骨中，下面四个胸椎保存完整，粘有长短不一的肋骨五段和全部五个腰椎以及骶骨。整个人体化石呈灰白色，中等石化程度。考古工作者发现该人类化石具有头骨中骨缝中等程度愈合，人头骨属中头型，牙齿有相当程度的磨损，眉嵴较为粗壮，眉间部肥厚，面部、鼻部短而宽，眶部低宽，额部稍稍倾斜等特征，判断这是一个年龄40岁左右，额骨、顶骨较现代人扁平的男性头骨[2]。考古学界将之称为“柳江人”，据碳-14测定，其所处年代在7万—5万年之前，这是目前广西境内发现的年代较为古老的古人类。学术界也将柳江人视为迄今为止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发现的晚期智人的代表之一，也可以作为黄色人种（即蒙古人种）的直系祖先。

1956年1月14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工作队在广西来宾市麒麟山盖头洞内，发现了一块人类头骨化石，仅保存有颅底部分，包括大部分上颌骨和腭骨，右侧的颧骨和大部分枕骨，还有一件粗制的石器和两件人工打制的石片。该人类遗骸后来被命名为麒麟山人。中国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吴汝康在1959年3月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刊物上，发表了论文《广西来宾麒麟山人类头骨化石》，认为麒麟山人化石为一个男性老年个体，属于新人类型，后被确定为属距今3.6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著名民族学者黄现璠认为这表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来宾地区就已有远古人类居住、活动，并繁衍生息，由于这一区域也是后来壮族分布的重要区域，因而认为麒麟山人就是壮族的先祖。当然，考虑到壮族在历史上的分布有个复杂的变化过程，以及麒麟山人与其后壮族先民之间的时间距离较为遥远，在缺少直接考古证据的情况下，论证麒麟山人是壮族人的祖先还需要更丰富的考古研究资料作支撑。白莲洞人的发现，也在这一时期。1956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组建华南调查队，由裴文中、贾兰坡两位教授带领，在柳州柳江人遗址东北约2千米的白莲洞考古发掘时发现了白莲洞遗址。后于1973—1982年进行了全面清理发掘，总共发掘出人牙化石2枚，石器500多件，动物骨骼化石3500多件。洞内发掘出的白莲洞人牙齿化石，是一枚左侧第三下臼齿。经过碳-14测定，距今3万—1万年。在这里还发现了两处古人类用火的遗迹，这说明白莲洞人已懂得使用火，开始熟食，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较高程度的表现。从洞中出土的各类砾石制品看，有明显的工具小型化的趋势，从中可以证明白莲洞人早期的经济生活，主要是以采集和渔猎为主。值得注意的是在白莲洞遗址的上层，出土的磨制工具通体磨光、钻孔磨光，并出现了原始陶片和穿孔装饰品，据测定距今12000—7000年。说明新石器时代，白莲洞人的生产水平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孢粉专家曾对洞中出土的禾本花粉组合开展研究，推断认为，白莲洞人完全存在原始农耕活动的可能。如果能够证实，那将是广西农耕文明史的重大突破。

桂东北地区的桂林市，也是古人类活动的故乡。目前发现的主要有甑皮岩人与宝积山人。甑皮岩位于桂林南郊，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桂林地区进行文物普查时，在这里开展考古试掘，在洞内的堆积层内发现了不少石器、陶片和骨骼。1973年，考古工作者进行正式发掘，发掘出大量的螺蚌壳、兽骨、灰烬等物，以及人骨架、石器、陶片、骨器等新石器时代古人类留下的遗物。通过碳-14年代测定，距今9000—7500年，此处人类遗骸遂被命名为甑皮岩人。甑皮岩人遗址最为独特的是其特别的葬式，在遗址中，一共发掘出18具人类骨架，其中15具保存较为完整。在保存较为完整的15具中，有10具为屈肢蹲葬，3具为侧身屈肢葬，2具为二次葬。其中在一位老年妇女和一位中年妇女的骨架上还发现撒有赤铁矿粉，这或许与原始时代早期的宗教信仰有关。远古的甑皮岩人究竟长得一副什么模样？人类学专家对甑皮岩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骸，进行了反复的测量、分析、研究，最终对甑皮岩人的身高和容貌做出了这样的描述：甑皮岩人男性头颅呈椭圆形，长而稍狭，额头较宽，眼眶低陷，近方形，中等大小的眼睛，长着一个大鼻子，轮廓明显，颌骨突出，显示嘴唇稍厚，嘴部门齿稍大。女性长着圆脸，脸颊稍有凹陷，前额宽平，眼睛中等大小，眼眶近方形，鼻子轮廓明显，厚唇，嘴部有点“地包天”的样子，耳朵小巧。根据科学复原的结果，甑皮岩人的模样，与现代分布在华南、印度支那乃至整个东南亚的各族较接近，其头骨特征属蒙古人种的南亚型。专家们同时还计算出了甑皮岩人的身高，结果是：成年男性身高约为164.06厘米，成年女性身高约为161.14厘米。男性比早于他们的柳江人高出约7厘米，女性则明显高于现今华南地区女性的平均身高，说明甑皮岩人有了明显的进化。当然，这只是从甑皮岩遗址出土的仅有两例女性遗骸中测量得出的数据，研究样本十分有限，显然难以全面反映甑皮岩人所有女性的平均身高。

从出土的打制石器看，甑皮岩人遗址虽然具有旧石器时代的明显特点，但甑皮岩人的生产力已有相当的进步。他们懂得用动物的肢骨制成骨锥、骨针等。最主要的是，他们已开始学会如何制作陶器，这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制作的陶器均为手工制作的夹砂粗陶，在露天烧造而成。他们已经学会了使用弓箭，已懂得饲养家畜，懂得将捕获的幼猪进行人工饲养。专家们还从甑皮岩人遗址的文化堆积层中出土的大量的蚌壳、螺蛳壳、灰烬等，推测他们的经济生活是以渔猎和采集为主，并且早在距今一万年左右就开始吃上螺蛳这道美味了。

宝积岩人是因发现于桂林的宝积山岩洞内的古人类牙齿化石而得名。1979年5月时，广西师院附中师生开展课外科学小组活动，在校内的宝积山小岩洞内采集化石标本时，意外发现了一枚古人类的牙齿化石，考古学家们遂根据这个线索，对岩洞内的三处残余堆积层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发掘出了一批晚期智人牙化石、打制石器和大熊猫、剑齿象等动物的化石。两枚人类臼齿分别为右下第二臼齿和左下第三臼齿，已呈淡黄乳白色，有相当的石化程度。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考古人员，根据一枚齿冠磨损程度已相当严重，咬合面珐琅质也已被大量磨耗，另一枚齿冠的近中侧缘也有明显的磨耗现象，鉴定认为，这是由于经常食用粗糙食物及年龄老化所致，属于同一个体的老年人牙化石。从牙面看，已无明显的原始特征，经过碳-14测定，宝积岩人所处的地质时代为第四纪更新世晚期，属于距今3万年的晚期智人。这是桂林迄今为止已知的最早的原始人类。研究人员根据齿冠、齿根测定的各种数值观察，认为宝积岩人与甑皮岩人的体质特征极为接近，并断言宝积岩人就是甑皮岩人的直接祖先。

在发现宝积岩人牙化石的堆积层中，同时发现有石核7件、砍砸器4件、刮削器1件等石英粗砂岩打制石器。这些打制石器具有明显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特征，所有工具器形个体都不大，均采用直接单向锤击，不加修理，制作较为粗拙。桂林宝积岩人的发现，为研究桂林乃至广西远古时期的历史以及中国古人类的发展和分布提供了有益的新资料。

桂西南地区，除了上述的木榄山人之外，还有娅怀洞人。娅怀洞人是广西最近五年中考古发掘出来的重要成果。2014年起，广西考古专家在国家文物局、广西文化厅的支持下，对隆安县的娅怀洞开始考古发掘。至2017年，历经三年的发掘，发掘深度达到8米，清理了近5米厚的文化堆积层，获得了重要的发现。在这里，考古人员挖掘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石制品、陶片、骨器等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物。其中打制石器占绝大多数，磨制石器极少。洞中还出土了大量的螺壳、蚌壳、鱼骨、大小哺乳动物遗骸及植物等种类丰富的自然遗存。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出土了一块距今1.6万多年的属于一个老年个体完整的人类头骨化石。此处古人类遗址，遂称为娅怀洞人遗址。考古专家们还成功地从头骨化石中提取出DNA（脱氧核糖核酸），这对研究晚更新世晚期现代人群的多样性、人群迁徙与交流以及壮族起源等重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考古队在文化堆积层上找到了半粒炭化的稻粒，并通过土样采集分析，发现了2.8万年前的疑似水稻植硅体，这为寻找年代更早的野生稻遗存提供了可能。从此处发现的水稻遗存，洞中相当数量的螺壳、蚌壳、鱼骨、大小哺乳动物遗骸等，以及两处史前人类用火遗迹，不难看出娅怀洞人已有相当程度的文明，不排除已有原始农业的可能。壮族是典型的稻作民族，壮族地区更是被视为稻作农业的起源地，或许娅怀洞出土的2.8万年前的疑似水稻植硅体，会令我们对南方水稻起源的探索更进一步。娅怀洞考古的成果也吸引了大批来自区内外的考古专家，相信通过持续不断的考古研究，右江流域的娅怀洞人，面容将会愈加清晰，其特有的原始稻作文明将会更多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二、广西的手斧文化与大石铲文化

1.广西的手斧文化

早在20世纪30—4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莫维斯（Hallam L.Movius）在带领一个考察团到东南亚考察时，就根据自己在缅甸北部等地区发现的大批仅单面打制的石器，提出了著名的考古学论断——莫维斯线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是他在欧亚大陆的中部画了一条著名的“莫维斯线”，将旧大陆早期的人类划分为“手斧文化圈”与“砍砸器文化圈”。其中“手斧文化圈”属于掌握进步技术（所谓“模式 Ⅱ”技术），能打制工艺复杂的手斧的古人类，这一范围包括非洲，欧洲的中、南、西部以及中东地区和印度半岛。“砍砸器文化圈”属于只会打制粗陋的砍砸器和使用未经加工的石片（所谓“模式 Ⅰ”技术制品），这一范围包括东亚、东南亚和印巴次大陆北部。莫维斯将亚洲大陆贬低为一个文化上“保守的”“滞后的边缘地区”，这与地中海周围的欧洲地区的兴旺发达、朝气蓬勃形成鲜明对比。他还煞有介事地解释说，这是因为在过去200万年间，亚洲大陆的气候总体保持稳定，林区面积变化不大，这样的环境对生活在那里的人类缺少刺激，从而导致他们不思进取，世世代代处于死水一潭的状态。带有明显歧视性质的莫维斯线理论一提出，尽管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与质疑，但由于在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朝鲜、日本、韩国等国的质疑、反对者手里也缺乏有力的考古学证据，因而始终无法撼动它的地位。

但这一现状，后来还是被广西百色盆地的考古发现打破了。自1973年10月起的20多年时间里，考古工作者陆续对广西百色盆地开展考古调查，发现了多达10余处的遗址及大量的旧石器，仅广西的考古工作者采集的石器标本就达到了4000多件。这些石器明显带有原始的特征，材质由砾石直接加工而成，石器当中有砍砸器、刮削器、手镐、手斧等多种类型，这当中就有被莫维斯认定为文明标志的手斧，且数量占到石器总数的10%。这些考古发现立刻引起了国内外有关专家的高度关注。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地质年代中心的地质专家阿伦·丹尼用“氩—氩法”对百色盆地考古采集到的与石制品共存的玻璃陨石进行测定，显示这些石器的制造年代大约在80万年以上，比欧洲手斧早了许多年。这一考古研究结果促使人们重新评估亚洲人类文明的起源，也使得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莫维斯线理论开始发生动摇。1998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专家黄慰文在西雅图举行的美国考古学会第63届年会上，专门介绍了百色手斧，并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用裂变径迹法测定的距今73.3万年的结果值公之于众，有关人士当即决定在Science杂志上腾出版面，予以重点推介，并以《灵巧的中国直立人》为题发表了评论。这样，曾经牢不可破的莫维斯线理论在丰富的考古证据下最终被推翻了。

2000年后，考古工作者继续在百色发掘，先是在枫树岛遗址发现了1件手斧和1件玻璃陨石，接着在探方中又发现4件手斧和11件玻璃陨石以及近百件手镐、石核、石片等石制品。这5件手斧均为两面加工，与百色盆地其他遗址发现的手斧相似，其年代也在距今73.3万年以上。可以说，这是百色手斧考古研究的重要成果。鉴于手斧对于南方古人类文明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发掘出数量较多手斧的百色盆地东段田东县的高岭坡遗址，200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这里，广西文物工作队不仅发现了手斧，还通过二次发掘，发现了石器加工场和用火遗迹。这里出土了研磨器、砺石等较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它们均位于均质红土堆积层之上的第三层。一些学者甚至断言：百色盆地自80万年前起，直到几千年前都有史前人类在这一地区繁衍生息。可以说，手斧的地质年代是其重要的依据。

2.广西的大石铲文化

大石铲的发现，还得回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

1952年，广西在修筑崇左县（今崇左市江州区）至镇南关的公路。筑路工人在太平段工地施工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件形制奇特的石器，长而扁平，似有人工打磨过的痕迹，与以前发掘到的石器明显不同。工人们非常好奇，纷纷猜测，以为是什么神秘的器物。他们将挖出来的石器上交给筑路指挥部，筑路指挥部又将石器送到南宁，南宁方面又转送到北京，请教考古专家。但由于其时从没有见过这类石器，因而一时没人能识其用途。当时的考古专家只是根据其形状，称其为“有肩石斧”，在当时的《考古通讯》发布相关消息，仅此而已，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相关学者的重视。

而自此之后，相似的石器陆续被发现。1954年，崇左那隆镇的农民在劳作时采集到几件类似的石器，并将它们捐赠给了广西教育厅。1960年，扶绥县北金光农场的工作人员在平整畬地时，又发现了大批同样形状的石器。接连不断被发现的扁长形石器，显然代表了一种文化，终于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立即组织专家进行专门的勘探发掘。经考古发掘发现，这处遗址散布面积宽达4000平方米，这令参与发掘的专家惊喜异常。随后在1962—1963年的文物普查中，考古工作者又在沿左右江两岸的隆安、扶绥、邕宁三县发现40多处遗址，并采集到大量形制相近的石器标本，于是正式将它命名为“大石铲”。由于这种石铲主要发现于广西南部地区，因而又被称为“桂南大石铲”。1973年在扶绥县的那淋屯遗址，挖出了43件石铲。此后，大石铲在广西仍陆续有出土。1978年在隆安县大龙潭遗址发现两层石铲，石铲各自围成圆圈。

迄今为止，发现大石铲的，除了广西南部地区外，广东、海南以及越南北部都有出土。环绕这个区域，专家们称之为“大石铲文化圈”。对于广西而言，大石铲文化是桂南地区最具地域特色一种原始时代新石器文化，目前已知其分布的范围涉及广西36个市县的近130处地点，尤以左右江及邕江交汇处的三角地带最为密集。其中隆安县就有40个分布点，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在县境内的绿水江、罗兴江和右江三江交汇处，包括乔建镇的博浪、儒浩，那桐镇的上、下邓村，隆安县因而被人们称为大石铲的故乡。

大石铲是棱角对称分明、形体硕大、制作对称规整、打磨光洁的铲状石器，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或遗物，近年来已引起了考古学界的高度关注，不断有新的考古遗址被发现。2010年，广西开展文物调查时，在广西田东县作登乡大板村大勤屯南面的利老坡上，发现有石铲遗存。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遂对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达600平方米。在此，除发现大石铲类遗址中常见的大量石铲原料、废料外，还发现有墓葬共存的现象。遗址出土的石铲和部分陶器，制作精美，造型独特，具有较高的考古研究价值。2012年5月，广西的考古人员又在广西南宁市坛洛镇挖掘出300多件史前的石铲。据测定，它们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2014年6月，在广西的隆安县内军坡遗址出土了上万件大小不一的各类石铲。考古专家采用同地层出土的炭屑做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4750±100年，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相当于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时期。

目前广西出土的石铲，大小之间相差极大。最大的是在隆安大龙潭遗址出土的石铲，高有72.1厘米，宽为33厘米，厚达1.5厘米，细颈、花肩、直腰、弧刃，左右对称工整，整器磨制锃亮，号称“石铲之王”。而最小的石铲则仅有4厘米，有如吊坠。大多数石铲为双肩形，计有平肩、斜肩和锯齿状肩等类型。

广西挖掘出的石铲，虽然绝大部分都是半成品，但加工都较为精细，无疑代表了广西远古时期人类的文明，对于纠正人们对广西古代文明的认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认为岭南、东南亚百越文明是受北方文明的侵袭、排挤的结果，因为不少器物也确实自中原传来。广西地区是不是人类文明的荒漠地带？有没有自己独特的远古文明？大石铲的发现，给了怀疑者最响亮的回答。数千年前，百越的先民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稻作文明，大石铲就是因应稻作文明而产生的。

考古专家们对大石铲用途考证的结果显示，大石铲首先就是农业生产工具，其前身为双肩石铲，为广西先民用于农业生产的一种木石复合工具。只要在石铲体上加绑木柄，即可用于翻土、疏沟、理埂或平整土地。在5000年前，左江、右江、邕江三角区，已经是成熟的稻作农业区，这里也是出土大石铲最多的地区。

目前大石铲的功用，还给后人留下了不少谜团。比如，作为生产工具，石铲为何越做越精美？这有必要吗？对此，有专家认为大石铲后来制作趋于精美，是因为大石铲已演化为人们的崇拜神器，变成祭祀礼器或随葬品的缘故。具体体现为现在石铲遗址出土的石铲群大多刃部朝上，柄部朝下，面朝东北。根据石铲现场的摆放情况及遗址内除石铲外很少见有其他遗物的现象，不少考古工作人员认为其可能还是与祭祀有关。

当然，大石铲是否属于祭器，是否与宗教活动密切相关，现在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予以支持。可以说，大石铲的发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广西远古文明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