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我理想中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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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起事

刘秀跟他的哥哥刘起兵于王莽十四年(地皇三年,22)十月,在他们之前,已经有许多起义部队了。

有关民不聊生导致老百姓落草为寇的记载,最早出现于王莽九年(天凤四年,17)。那一年,临淮人瓜田仪(复姓瓜田)和琅琊女子吕母造反了。

那几年,青州、徐州等地发生了严重饥荒,百姓活不下去,很多人都落了草,史书曰“寇贼蜂起”(《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在泰山,有个叫樊崇的人也带着一百余人起兵,到王莽十年(18),周边的盗贼首领们尽皆归附,队伍已壮大至一万多人。王莽十四年(地皇三年,22)时,王莽派廉丹、王匡东征,樊崇的军队为了作战时分清敌我,把眉毛染成赤色,因而也被称为赤眉军。

到王莽十三年(地皇二年,21)时,除了在青州、徐州、兖州等地发展壮大的赤眉军,在南部的绿林山,也形成了一支数万人的武装,荆州州牧曾发兵讨伐,却惨败而归。绿林山的部众越来越多,最多时达到五万人,地方官府根本无可奈何。后来,绿林山的人分成两路,一支以王常、成丹为首领,向西进入南郡,号称“下江兵”;一支北入南阳,以王凤、王匡、马武等为首领,号称“新市兵”。之后,平林人朱鲔、陈牧为了响应“新市兵”,又组建了一支“平林兵”。除了赤眉军和绿林山的部队,规模大点的还有南郡秦丰、平原女子迟昭平,部下皆有近万人。

所以,在刘、刘秀起兵之前,大的武装有赤眉、下江、新市和平林几支。然而这些武装都有几个共同特点:第一,不立天子,内部管理不正式,所用名称都很简易;第二,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杀高官,有时甚至把抓到的朝廷命官送回去;第三,内部没有公文、旗帜、口号,也不占领城池,到一个地方抢些东西就跑了;第四,没有推翻王朝、号令天下的举动[1],他们所想的,只是度过这段难挨的日子,等家乡丰收了回去。(《汉书·王莽传》:常思虑岁熟得归乡里。)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武装都没有多大野心,人数虽众,但各自为政,总体上呈纷乱的状态。比如来自绿林山的军队,想的不是如何夺取政权,而是吃饱穿暖有女人,后来王莽的攻势凶猛,就跟刘、刘秀兄弟合作,以图自保;刘、刘秀兄弟吃了败仗,他们就想着各走一方;等刘、刘秀兄弟发展壮大了,又觉得跟他们太累,想办法把刘玄推上皇位。

也就是说,从瓜田仪、吕母、樊崇等起兵开始(17)到刘、刘秀兄弟揭竿起义、明确提出推翻王莽政权(23)之前,这期间落草的人越来越多,从开始的数百人到千人万人,而王莽有六年时间去安抚百姓,不至于使事情变得这么糟糕。

这六年间,王莽做了什么呢?

王莽也没有从一开始就征讨,他曾经派了一批使者去赦免那些山大王。

有的使者冒着生命危险跑到山沟沟里,跑到密林大泽里,凭一张嘴跟山大王们斡旋,好不容易说服了那些头头儿,头头儿们也表示理解朝廷,就解散队伍。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又聚起来了。

使者就问他们为何反复,得到的答复是:严苛的法律太多,没办法好好劳动,努力干活挣的钱,也不足以缴纳赋税。想待在家里务农,可又会因为邻居铸钱携铜而连坐获罪,贪官污吏还要趁机欺负百姓。我们穷得过不下去了,只好沦为贼寇。(《汉书·王莽传》:民穷,悉起为盗贼。)

一些使者就把他们了解到的情况向王莽如实汇报了,可王莽听了之后很生气,他把这么说的使者都免职了。

他喜欢听的是:造反的百姓太奸诈狡猾,所以该杀。还喜欢听人说:那些人不过是沾了点运气,但终究成不了气候,很快就会灭亡。使者如此说,王莽就龙颜大悦,给他升官。

一个叫费兴的人被任命为荆州牧,临行前,王莽问他到了荆州如何作为。费兴言:广泛告知盗贼们回家,专心从事生产,借给他们耕牛和粮食,减轻赋税,这样地方上就能安定。

但王莽还是把费兴免了。不是费兴的办法不好,而是费兴的理由不好。费兴认为:老百姓之所以沦为强盗劫匪,皆因国家的六莞政策。朝廷对老百姓在山林池泽中所得到的收益进行征税,抢走了百姓利益,碰到连年干旱,以致百姓饥穷,最终被逼为贼。

王莽不让说,于是当王莽十三年(地皇二年,21),南郡秦丰和平原女子迟昭平手下各自有近万人起兵,王莽召集群臣商讨方略时,群臣的口径都很统一:这都是些犯了天大罪过的犯人,马上就会被消灭了。(《汉书·王莽传》: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

但他邀请了一个特别的人:在汉朝时担任左将军的公孙禄。公孙禄的发言是毫不留情的。朝堂之上,他当着百官的面,把王莽手下的几个重臣狠狠骂了一通,并希望王莽把这些人杀了以谢天下。他还说,如今新王朝最大的忧患在国内而非国外。

公孙禄的这番“高论”,都快把王莽气死了,王莽赶紧打住,让孔武有力的虎贲郎把老头子“扶”走。

那一年,还有个官员到豫州出差,被变民抓了去,差点送了命,后来又被送到当地官府。他回到长安,就写材料给王莽汇报工作。

然而等王莽阅毕他的材料,就直接将他关进了监狱。因为他说,自己当了俘虏后,数次责备反贼为什么造反,反贼的回答是太穷了活不下去。他还说反贼不敢与朝廷为敌,所以才把自己送回。

那些说百姓因为贫穷造反的人,被免的免,被关的关。这种话听得多了,王莽也沉下心思考起来。

经过一番思虑,王莽认为,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也是很危险的。他下了一道诏书,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复杂形势:百姓如果真是因为贫困饥寒无法生活,无外乎当强盗或小偷,但无论如何也不至于结为数千人的造反团体。百姓谋逆到如此猖狂的境地,就绝不是贫穷所致了。王莽在诏书中指出,那些认为造反为贫穷饥寒所致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值得警惕的,可怕的是这个观点还很流行。他对持有该观点的人进行了严厉批评,要求官员们不得发表这种错误观点,否则朝廷会从严处置、依法处置。他希望各级官吏善待百姓,贯彻落实朝廷的政策,抓紧时间平乱。

这是一道非常重要的诏书,因为从此之后,臣子们开始害怕,再也不敢跟王莽说反贼的真实情况了。地方上在平乱时也畏首畏尾,不敢擅自出兵,于是变民越来越多,且逐渐无法收拾。(《汉书·王莽传》:于是群下愈恐,莫敢言贼情者,亦不得擅发兵,贼由是遂不制。)

百姓明明是活不下去才落草为寇,可王莽不相信,也不让人说,那么他那些平乱的方案就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

在消灭乱民这件事上,王莽做了很多,首先就是武装镇压。

[1]有一个例外。在王莽十二年(地皇元年,20)时,巨鹿郡男子马適求等打 算发动燕国和赵国境内的军队造反,但是被一个叫王丹的人发觉,王丹上 报后,王莽立即派人抓捕。在这个案子中,数千人都被牵连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