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消费时代的诗意政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一个传统的工业社会被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所取代。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已然不再仅仅只是一种经济行为，而是进入更广义的文化范畴。纵观俄罗斯近代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通过三个比较典型的历史事件看清其发展概况，即德国坦克闯入苏联境内、红色的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的上空降下和全球性的文化工业时代的到来。从中可以看出俄罗斯的发展历经了一系列的分化与重组、战争与和平、发展与共生的行进脉络。从最初的对于“询唤革命”的关注转移到了对于“人性复苏”的讨论。然后，在大众文化流行的消费时代，所有携带文化与知识的创作都遭遇了尴尬。因为大众传播“绝不可能让那些真正象征性或说教性的过程发生作用，因为那将损害这一仪式意义所在的集体参与——这种参与只有通过一种礼拜仪式、一套被精心抽空了意义内容的符号形式编码才能得以实现”。［44］在鲍德里亚看来，今天任何对于人性、社会、历史、文化等深入复杂的思考形式，都将无路可走。由此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艺术创作与社会语境本身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它们只是一种“存在”的两面。

小说《静悄悄》是在苏联“解冻文学”背景下的一次创作，其社会语境异常复杂，除了冷战思维的延伸外，同时还面临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初步形成。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人与人之间争论的焦点或矛盾已经开始从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向寻求民族身份认同以及思考民族个性建立的路径上转移。此时，“思想的退潮”“价值的迷失”以及对于“传统的摈弃”成了这个时期知识分子讨论的关键词。从某种角度而言，1972年版本的《静悄悄》也是在同样的社会语境之下产生的，它避免不了要与之对话。电影基本上尊重了原小说的故事情节，采用的方式同样是用“人性的解放”去对抗当时的“意识形态”。革命话语转换成了民族历史话语，革命遗产被包装为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方式。所以，如何讲好一个具有俄罗斯特性的故事成了多元化时代的一个主要诉求。可以说，老版本很好地在“电影特性”与“政治思想话语”之间找了一个非常契合的表述方式，使得影片的思想性与艺术性都达到了小说原有的高度。2015年的社会语境与半个世纪之前相比，已然换了一个天地。告别了革命话语的年代，大众文化时代众声喧哗的“景观社会”里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少数人马不停蹄地制造着各类“景观”，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观众痴迷地观看着正在上演的“图景”，目不转睛。“快餐化”“碎片化”“符号化”“世俗化”等成了这个社会的关键词与标签。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一个沸腾的消费社会语境构建了电影工业生产的背景。消费主体的需求，最终成为文化工业生产者和经营者创作产品的第一指标。

作为流行文化最重要代表的电影，它的消费人群构成也发生了更迭，从原来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消费群体转向了更加“年轻的一代”。导演列纳特·达夫列齐亚罗夫在采访中直言不讳：“这是一部用年轻人的语言拍摄的电影。”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单从5位女演员的选择即可看出电影在向主流消费群体靠拢，导演硬是把原小说中几个长得并不好看的人物形象全部替换成了清一色的拥有“魔鬼身材、娇美脸蛋”的姑娘。在消费时代，艺术家内心的诉求必然让位于消费主体的需要，“艺术家目前的角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变化了，真有点蜕变为‘依样加工’的艺匠的味道”。［45］面对大众的消费需求，文化工业的生产者们马不停蹄地奔向了通俗。

当然，1972年和2015年两个版本的电影都对这场战争的残酷性进行了义正词严的审视。然而，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致使作品在艺术呈现以及思想价值上都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可以说，任何人都是无法超越时代的限制而进行创作的。瓦西里耶夫在谈到《静悄悄》小说的创作时同样言说了这样一个道理：“每个作家，不论他涉及的是什么主题，是哪个时代，都是在写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也是写我所知道的东西，写我的同时代人。”［46］艺术创作的观念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必然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们之间还是一种互动关系，同时呈现“一种动态变化过程”，即观念的变革必然引起行为的变化，而行为的变化又将反过来影响观念的变革。

［44］［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91.

［45］周宪.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80.

［46］［苏］ 鲍里斯·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创作过程［J］.潘桂珍，译.苏联文学，1981（3）：141-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