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亡羊未能补牢
黄海大战，北洋海军损失惨重。羊既已亡，当务之急是补牢。战争尚在进行之中，下一步的态势，谁也不能逆料，清政府迫切谋求从国外购买军舰军火。
其实，尚在战争爆发之前，清政府已经这么做了，可惜收效等于零。
购舰活动分为两条途径进行。一条是赫德通过金登干进行联系，一条是李鸿章通过驻外使节展开谈判。事情一开始很顺利。7月5日，金登干报告，阿姆斯特朗公司能制最快速的巡洋舰，10个月交货；小型捕雷驱逐舰，5周内交货。第二天又补充说，如果中国急需军舰，英方还可将为别国订制的军舰优先供应。[171]16日，李鸿章密电驻英公使龚照瑗，嘱其在中日开战前，购置船速23、24节的巡洋舰赶运回国。[172]26日，金登干证实，英国尚有一艘与“吉野”同类型，但较大，速度、火力亦较高的巡洋舰，索价34万镑，若送到中国交货，另加28000镑（内有15000镑为保险费）。他在另一份电报中提到还有一艘捕雷舰可卖。[173]
以后便开始繁文缛节的公文旅行。直至8月2日，上谕才明确表示，拨银200万两购舰。然而中日已经宣战，英国宣布中立，在英国已不能直接购置军舰了。
战争期间倒卖军火是一本万利的大买卖，南美各国都有兴趣。李鸿章的老朋友，怡和洋行老板克锡透露，智利在英国建造的3艘巡洋舰，式样先进，愿照原价出售，李鸿章立嘱龚照瑗予以订购。21日，龚照瑗报告，已同智利议妥购买两舰，即“恩卡拉达”号和“普拉脱”号，由智利包运，签订合同10天后便可成行。另外一艘大型巡洋舰“布兰可”号，航速22.5节，在欧洲也是精良的奇货。有人议论说，中日海战，谁得此舰谁能取胜。该船造价35万英镑，日本出价40万英镑，智利不卖。克锡透露，需要50万镑才能成交。智利又抛出一舰，马力6500匹，航速18.5节，索价26.5万镑。李鸿章认为“布兰可”十分精美，唯索价太昂。后面那舰价低但行驶稍缓。如打算购买，连同运费杂款，共需30万英镑，即210万两银子。[174]正在筹划之际，又闻智利翻悔，说是保持中立。实际上可能是日本暗中阻挠。
接着又有消息。阿根廷本年在英国订造一艘巡洋舰，时速18节，愿用该国国旗运送来华，开价9万英镑。此事刚开始谈判，价格已扶摇直上至15万英镑。此时又得悉日本在英国订购的一舰，因挂日本旗，行驶至亚丁，被英国方面扣留。这样就更增添了军火市场的紧张气氛。在此期间，龚照瑗受命打听，能否购英国商船来华，然后再改装成军舰。
9月1日，龚照瑗报告，购买阿根廷订造军舰一事已经谈妥。商船则不易改作军舰。又报秘鲁有2艘1881年建造的军舰，因一艘未曾付价，便一直停在英国。李鸿章因嫌其航速仅16节，兴趣不大。到了16日，伦敦又来电报，英国严禁军舰出口，并追究送船出保人和借旗国。[175]阿根廷军舰交易搁浅。
与此同时，李鸿章转托北洋海军鱼雷教习福来舍及德国泰来洋行商人德尔赓，企图从德国进口4艘鱼雷猎船。他还请驻德公使许景澄打听行情，并安排运船回华计划。但迄至战争结束，中国没能从德国购得一舰。
一切努力都归于无效，谋求军舰的秘密交易已到山穷水尽的境地。但李鸿章仍不死心，决心把做过的事再做一遍。
10月4日，赫德从北京给金登干去电，要他想办法到巴西、智利等国觅购军舰。11日，克锡通知李鸿章，智利准备抛售7艘巡洋舰。其中“爱斯米拉达”建于10年之前，是“致远”“靖远”的设计母型。“康德尔”“林则”号两艘虽小，航速达21节。李鸿章怦然心动，认为至少应立即买下4舰。[176]谁知智利与阿根廷关系忽然紧张，不愿出售军舰，这事又成泡影。龚照瑗只得掉过头来，重新谋求另一桩巴西在德国订购军舰的转售贸易。同样，新的努力依然劳而无功。
11月上旬，西方报纸透露了“爱斯米拉达”被日本购去的消息。克锡立即急电询问，回讯是卖给了厄瓜多尔。无疑这是为日本代买的。智利的军火代理人表示，中国只要把15万英镑存入某一银行，并愿意把船价出到25万英镑，他就可保证军舰不落入日本人手中。但北京又不要“爱斯米拉达”，而要其他军舰。这些朝三暮四的变化和外国掮客的两面手法，加上日本人的活动，终于使购买智利军舰的计划完全落空。
旅顺军港内的北洋军舰，左起：“靖远”“镇远”“定远”“来远”
11月22日，金登干从伦敦向北京发出如下电报：
“爱斯米拉达”号巡洋舰已售与日本，由法尔巴来索至日本港口仅保险四十万镑。其他各舰除“布兰可”以外，料均将为日本抢购。我们认为购舰的谈判业已结束。[177]
这天是旅顺失守的日子，中国人在世界军火市场上与日本的竞争也归于失败。中国人此时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国家没有基础军事工业的苦涩和被动。12月4日，“爱斯米拉达”悬厄瓜多尔国旗，离开法尔巴来索前往日本，军官和水手都假充旅客。这舰军舰，后来改名“和泉”号。
黄海大战后，汉纳根声名大振。他要求派他以提督衔任海军副提督，赏穿黄马褂，才肯继续留在北洋海军服务。这种要求，中国方面难以接受。尤其他刚得双龙宝星，再赏穿黄马褂更无可能。于是汉纳根离开了海军，到北京活动，他给翁同龢写了《谨拟整顿水师刍言》，建议今后海军衙门要直接管理海军船只、船坞、制造局、人事和经费。海军衙门现时应派一精明公正的洋员为海军司，驻天津总理各事，以期大战大胜。水师提督应派一洋员帮同督理操练打仗事。这里提到的海军司，似乎就有他本人的影子。10月28日，他又建议朝廷另建一支10万人的新式陆军，这是袁世凯组建北洋新军之肇始，但也受到上层的各种掣肘，认为他要控制中国军权。次年3月5日，汉纳根同天津税务司德璀琳的大女儿埃尔莎小姐结婚，不再过问军事。埃尔莎比汉纳根小近20岁，他1879年初到天津的时候，她还是个5岁女孩。一直到甲午海战前后，她在通信中提到汉纳根还称叔叔。战争使汉纳根在天津外侨界成为令人瞩目的英雄，也使埃尔莎坠入爱河。后来汉纳根投资开发山西井陉煤矿，成为一个富翁。
“镇远”在旅顺进行维修
李鸿章开始为北洋海军重新寻找一位外籍顾问。人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琅威理。早在10月21日赫德写给金登干的信中，最先透露出这个意图。11月4日，赫德前往英国公使馆，向欧格讷转述了皇帝的圣旨。9日，他又正式通知了金登干。经历了当年撤旗事件，要重新聘请琅威理，这对极要面子的中国人来说，是件难堪的事，只能把话说成是“自该员请假回国”云云。13日发布的上谕宣称：
琅威理前在北洋训练海军，颇著成效。自该员请假回国后，渐就废弛，以致在本年战事未能得力，亟应力加整顿。着总税务司赫德传谕琅威理迅即来华，以备任使。[178]
汉纳根
汉纳根所获御赐双龙宝星
琅威理此时在英国得封港担任后备舰队指挥官兼“毁灭”号军舰舰长，统率着皇家海军后备队的38艘军舰。他对邀请自己重返中国大摆架子。公开的理由是英国宣布中立，他不能以现役军人身份前往中国，又不愿辞去现任的海军职务，只有在战后当英国政府许可时才可能前往。私下却提出了中国政府难以接受的苛刻条件，如必须由皇帝以玺书形式颁给他海军最高职衔等等。[179]他始终不忘撤旗事件之辱。
于是赫德指示金登干另外寻找一个海军顾问。
两个人选提出来了：一个是前海军上校敦乐伯（亦译邓禄普），他是阿姆斯特朗公司派驻中国的代表。另一个是前日本海军顾问，现任英国皇家海军炮厂监督的英格斯。对于敦乐伯，垂赛海军上将认为，他比琅威理高明得多，但是对付中国人时可能不够耐心。[180]
英格斯便成了热门人选。英格斯1887年10月因日本筹建海军高等士官学堂（海军大学）被聘请为教官，至1893年10月，在校任职六年。他是日本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在欧美考察时确定的人选，在日期间隶属海军事务局，却直接受海军大臣领导。待遇是敕任官，即由天皇任命，规格甚高。英格斯在校开设战术课，从1889年9月到1893年9月，每期一年，学员均为有十年左右工作经历的海军大尉至少佐级军官。英格斯强调风帆时代已经结束，海军应该更加关注新的战术。他推崇单纵阵和速射炮的结合，将单纵队战术思想进行了深入讲授，并针对英国海军其他战术理论进行了辩驳——包括诺埃尔上校的“群队攻击法”、英国海军战术泰斗某氏的“舰队运动”、海军战术大家弗莱蒙特尔德的“鳞次状二列横阵”。英格斯的这些观点，1894年3月在日本结集出版，名为《海军战术讲义录》，在英国海军内部并非主流，但不久在黄海海战中被联合舰队使用和印证。有意思的是，与他任教同时期担任海大的三任校长，是伊东祐亨（1889.5～1890.9）、中牟田仓之助（1892.12～1893.5）和坪井航三（1893.12～1896.3），其中伊东和坪井在黄海海战中分别担任联合舰队司令官和第一游击队司令，中牟田则由海军军令部长转任大本营海军参谋。[181]可以想象一下，从1890年琅威理离开北洋海军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四年多的时间内，北洋海军的上层外国顾问处于空窗期，日本海军却在英格斯引导下进行编队战术研讨。更有意思的是，英格斯竟是金登干的表兄。11月20日，金登干约他和垂赛上将在军人联合俱乐部会面，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英格斯表示，他并不想做中国海军统帅，把全部的舰队掌握在手。他的目的只是教练，有需要时，偶尔统率全军，以使中国的统帅和舰长们能够学习怎样指挥。英格斯说，他和日本的官方关系早已断了。他强调愿意“割断旧日的情缘，在中国另结新欢”。[182]
他们的谈判真有些一厢情愿，以致赫德不得不给金登干浇一兜冷水。他回复说：“英格斯一定不行。曾经在日本充过教练的人，在此间不会受到欢迎。”[183]他算是摸准了中国人脾气。天朝的自大、虚骄和偏见，绝不会接受英格斯这样的人。
还在金登干往返于伦敦和得封港之间，为琅威理重返中国进行斡旋交涉的时候，李鸿章已经迫不及待了。11月15日，他任命英国人马格禄为帮办北洋海军提督，月薪300两。通过丁汝昌传谕各管驾以下员弁，谨受指挥。[184]
请琅威理回华任职的上谕
马格禄
马格禄墓碑上刻着“中华帝国海军上将”字样
马格禄1837年出生于英国苏格兰西南海边小镇柯尔库布里，1883年驾驶怡和轮船公司从英国订购的“高升”轮来华，后来在天津大沽驳船公司任职，也是公司股东。及至战前，他担任“北河”拖船的船主，并无海军背景。战争爆发后，公司派出“北河”协助北洋海军通信文报，还赴仁川侦察战况。该公司亦承担北洋海军的装煤、换船上岸服务。[185]马格禄还驾“金龙”拖船前往三山岛拖拽搁浅的“广甲”出礁未成。在当时参战的外国人中，他颇有些年岁，却实在不像是海军将领。《字林西报》说，马格禄被任命是当日最奇怪的消息。英国驻华外交人员，对他是何方神圣，更是闻所未闻。海军洋员戴理尔评价道：“他已人过中年，而且还曾有酗酒的名声。这个老冒险家一定会全力以赴地向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奋力一跳。但把他置于这样一个地位，实在是一件残酷且愚蠢的事情，特别是对于丁来说。”[186]自他上任后，并未为海军做出什么积极贡献。聘他任职，实是多此一举。他后来为自己补制过蟒袍礼服，1920年去世后，墓碑上注明是中国海军上将。
这又要分析中国人的心理了。李鸿章为什么非要给北洋海军找一个外国顾问，甚至完全不顾他是否精通海军呢？当时的情况确实很艰难，丁汝昌的人头随时可能不保。李鸿章指望马格禄来指挥来管理，还是仅仅需要一个洋人来说话或装点一下？起码，马格禄的发声求情，就使丁汝昌免除了被解往京师问罪的厄运。
黄海大战的同一天，清军在朝鲜陆战场的防线完全崩溃。叶志超率队从平壤撤退，狂奔五百里，直过鸭绿江，退入中国境内。平壤失守使得朝野震动。
这天，军机处决定给李鸿章处分，拟了两条：一是严议；一是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请皇帝定夺。皇帝选择了后一个处分。
9月19日，黄海大战后的第三天，皇帝下旨着赶紧修复各舰，以备再战。23日早晨8时，日舰“浪速”“秋津洲”驶至威海附近挑衅，炮台开炮后才退去。24日，烟台、旅顺、大连湾附近洋面，均发现日舰行踪。皇帝命海军加强防御。李鸿章同日命令丁汝昌、龚照玙，务必于十日内修好“平”“丙”“济”“靖”4舰，在威、旅附近游弋。又命四“镇”同大雷艇在口外巡探，以壮声势。[187]“定”“镇”等舰，则需一个月方能修竣。
28日，李鸿章给丁汝昌、刘步蟾去电，对北洋海军今后的指挥权做了安排。电报说：
禹亭伤痕渐愈，前虽据情奏令刘镇代理，不过代拆代行之式，旨令伤愈仍行接统。有此恶战，中外咸知，前此谤议顿消。望仍勉力视事，督催修理各船早竣。以后专在北洋各要口巡击，倭犹有忌惮也。[188]
这份温词慰勉的电报，表现出李鸿章对北洋海军的极大关注。虽然他深知丁汝昌不通海军，但对北洋海军其他将领更不放心。按照海军的排名序列，林泰曾位居第二。但林泰曾为人柔弱，故在丁汝昌负伤后，李鸿章超擢了刘步蟾。刘步蟾性格刚烈，锋芒毕露，能否协调全军，李鸿章没有把握。权衡之下，他希望丁汝昌早日重返岗位。
28日，李鸿章通知丁汝昌和旅顺守将，根据情报，日本将派大队北犯，尤其注意金州各岛左右，欲窜犯旅顺后路，毁我船坞。命令各炮台加强守备。海军加强修舰，并择可用者常出口外，靠山寻查，略张声势。10月2日，李鸿章再次电告，日本将派2万陆军，乘船在旅顺附近或山海关一带登陆。“定”“镇”必须加紧修理，数日内出海，往来威、旅之间，使得日本运兵船不敢深入。他警告说，此事关系北洋全局甚大，若刘步蟾等借修理为延宕，误我大计，定行严参！丁汝昌虽病，但必须认真督催，不得被人把持摇惑。4日，李鸿章第三次发出指令，日本26艘运兵船即将内犯，不日直奉必有大警。“定”“镇”“济”“靖”“平”“丙”6舰必须漏夜修竣，早日出海游弋。在电报中，李鸿章意味深长地说：“不必与彼寻战，彼亦虑我蹑其后。现船全数伏匿，将欲何为？用兵虚虚实实，汝等当善体此意。”[189]
可是丁汝昌仍不理会。不知出于胆怯，还是伤势未愈，或者军舰确实难于修复，北洋海军依然毫无动静。及至9日，终于引来一道严厉的上谕：丁汝昌“臂受板伤，因流黄水，并非伤重难期速痊者比。而请假调理，竟可置身事外。……着吴大澂确切查明”。[190]在强大的压力下，丁汝昌宣布回舰视事，订期出海。10月16日诸舰修理竣工。18日下午5时，北洋舰队从旅顺开拔，前往威海。这时距黄海大战，已有整整一个月了。
局势如此紧张，北洋海军却按兵不动，李鸿章固然想保存军舰实力，指示丁汝昌不必与日舰寻战，但并没有允许其伏匿军港，避战不出。从这点上研究黄海海战的得失，不难看出，北洋海军损失的不仅是5艘军舰，更重要的是丧失了作战的信心，从而自动地放弃了制海权，再也不敢与日本海军角逐，为日本进攻中国本土敞开了大门。北洋海军作为一支战略机动力量，拱卫渤海海湾的使命，就此不复存在。
据原“广甲”管轮，此时留在“定远”舰差遣的卢毓英记载，北洋海军“诸君皆以虎口余生，每以公余驰日逐于酒阵歌场，红飞绿舞，虽陶情荡魂，亦触目惊心。谁无父母，孰无妻子，寄生炮弹之中，判生死于呼吸，人孰无情，谁能遣此，所以作醉生梦死之态者，亦知身非金石，何可日困愁城？不得不假借外物，庶有以遏制此方寸地也”[191]。这便是“定”“镇”二舰在旅顺基地修理期间北洋海军的内幕真相。
9月27日，皇太后和皇帝在西苑颐年殿东暖阁召见翁同龢与李鸿藻。太后命翁同龢密往天津，询问俄国公使喀西尼调停之事。并命翁同龢“责李某何以殆误至此？朝廷不治以罪，此后作何收束，且退衄者淮军也，李某能不问乎”？翁同龢表示此行只代朝廷传述：“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次日清晨，翁同龢微服出京，在通州乘一种叫作“卫舿子”的小船，航程40余小时，30日上午到达天津。关于此行，翁同龢在日记中说，他“见李鸿章传皇太后、皇上谕慰勉，即严责之。鸿章惶恐，引咎曰：‘缓不济急，寡不敌众，此八字无可辞。’”[192]但在野史里，人们记录的是另外一番内容：
同龢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时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龢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同龢语塞，归乃不敢言战。[193]
此话因系亲李派人士所记录，倒也不能全信，比如翁同龢回京后就没有“不敢言战”，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李鸿章阵营对前些年户部停止购买军舰的不满，也有推卸战败责任的意思。
9月29日，朝廷起用罢黜十年的恭亲王奕
，命在内廷行走，管理总理衙门和海军衙门事务，会同办理军务。恭亲王龙钟老态，已经毫无办事魄力，也没法力挽狂澜了。
黄海大战的号外使日本举国上下欣喜若狂。天皇颁布敕令，嘉奖有功官兵，还亲自谱写军歌《黄海的大捷》。歌中唱道：“忠勇义烈之战，击破敌之气势，使我日旗高照黄海之波涛。”
军方却在加紧休整，准备发动新的战争。
海战之后，日舰“松岛”“比睿”“赤城”“西京丸”回国修理，余舰在仁川进行整编和抢修。至9月22日深夜，各舰抢修基本完工。这天下午，伊东祐亨命“浪速”“秋津洲”前往威海、烟台、大连湾、旅顺口一带侦察。本队和第二游击队23日下午5时出港，分作两起，向海洋岛方向巡弋。24日午前，在大洋河口同“浪”“秋”会合。派“磐城”“小鹰”及23号鱼雷艇前往鸭绿江口测量航道，为侵入辽东半岛做好准备。
9月21日，日本大本营决定，将陆军第一、第二师团及第二十二混成旅，编成第二军，以陆军大将大山岩为司令官，与入朝作战的山县有朋大将指挥的第一军协同作战，分左右翼侵入中国东北地区。从9月22日至10月22日，日舰一直在渤海湾及西朝鲜湾地区大肆活动，侦察军情，补充弹药，运送军需。10月19日，大山岩和伊东祐亨在朝鲜大同江口的渔隐洞海军锚地会晤，协商日军在辽东半岛登陆的地点问题。根据海军的建议，登陆点选在花园口。同日，19艘运兵船抵达渔隐洞，20日又来6艘，22日又来11艘，装载第一师团的部队，集结待命。
10月下旬，秋高气爽，天气晴朗，正是登陆作战的良好季节。23日上午8时，新编组的第一游击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3舰起锚出航。接着，本队“桥立”“严岛”“浪速”，第二游击队“扶桑”“葛城”“金刚”“高雄”诸舰，护送16艘运兵船，驶出大同江口。24日早晨6时30分，抵达登陆地点花园口。先期于22日出发的“八重山”“千代田”“筑紫”“鸟海”“大岛”5舰已于23日黄昏时占领了登陆地带。[194]
花园口是辽东半岛南岸的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登陆点，散散落落地住着四十来户居民。西南距金州80余公里，距大连湾100公里，距貔子窝约37公里。从这里登陆，东可进攻岫岩州、九连城、安东，西可进攻金州，袭击大连湾、旅顺口的后路。由于海岸较浅，大船不能抵达，清军没有设防。日军在此登陆，可谓出其不意。但是花园口锚地距海岸约4海里，登陆部队需换乘汽艇牵引的舢板，还得在满潮时行驶运送。且海湾内礁岸环立，地势复杂，确实不是一个理想的地点。日军分三起在此登陆，整个行动延续至11月7日方才结束，前后共达半个月。[195]共运送登陆人员24049名，马2740匹。
按说登陆和抗登陆作战是最为惨烈的作战样式，在没有空军配合从而构成海陆空立体作战，以及没有大型登陆舰船和两栖车辆的情况下，防守方依靠防御火炮体系和以逸待劳的纵深配置、灵活快速的增援速度占据主动，使得登陆方的进攻及上岸后有效地控制登陆场并压制防守火力都极为困难。在近代抗登陆作战中，清军曾取得过1859年第二次大沽口之战和1885年淡水之战的胜利。从世界范围看，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进行的登陆作战，大多数都失败了。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甲午战争中，无论是辽东花园口的抗登陆，还是后来山东荣成的抗登陆，清军都没有有效地组织实施，日军几乎是在平静安逸的状态下实施了登陆行动。
24日上午8时，驻守貔子窝的捷胜营马队营官荣安，已经得悉日军在花园口登陆的消息。可是到26日晚间，李鸿章才获得两份不相一致的报告。一是驻守大连湾的总兵赵怀业来电，称有倭兵2000人在貔子窝登陆；一是庆军提督黄仕林来电，报告有倭船36艘，带民船百余艘在花园口登陆。李鸿章感到困惑，命令防守旅顺诸将速探严访，并于来路要口，多埋地雷，散队埋伏，不得轻易接仗。[196]
情况不久便明了，清军却毫无动静。因为也在24日，日本第一军从朝鲜水口镇渡过鸭绿江。25日，全面突破鸭绿江防线，形势一片紧张。此时旅顺、大连、金州地区的守军，包括姜桂题、程允和、黄仕林、张光前、卫汝成、徐邦道、赵怀业部约30营。29日，津海关道盛宣怀曾给驻守金州、旅顺口诸将去电，称与其坐待敌人来攻，何不乘其未定而攻击之？其实这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因为28日大连湾守将赵怀业、徐邦道给李鸿章去电，称部队不敷分布，请从旅顺口拨兵增援，李鸿章就明确电复说，他们只要各守营盘，来路多埋地雷，并无守城之责。拒绝增派部队。[197]李的意图，是扼守旅顺后路南关岭，以逸待劳。其实这完全是错误的消极防御战略，为日军在花园口顺利登陆，最后攻占旅顺口创造了条件。
11月3日，日军第一师团由貔子窝出发，西攻金州，6日占领金州。7日，日军进攻大连湾。赵怀业望风披靡，将北洋经营多年，筑有大批坚固炮台、储备充裕的大连诸炮台拱手留给日军。这样，旅顺口后路防御俱失，旅顺基地暴露在敌人的兵锋之下。
日本部队在花园口登陆时，北洋海军诸舰停泊在威海军港，毫不知情。25日晨，2艘日舰至威海口外，故作疑兵。丁汝昌率“定”“镇”“济”“靖”“平”“丙”及2艘鱼雷艇出击，日舰遁去。28日，李鸿章电令丁汝昌带舰前往大连湾大孤山一带游巡，探明日舰登陆情况。当晚，丁汝昌率六舰二艇启航，次日上午抵达旅顺，下午前往大连湾。行至东北河，以军舰过于单薄，前去吃亏无益为理由，又说要修理“定”“镇”的锚机，便折回旅顺了。[198]
皇帝对海军在黄海之战后毫无动作，十分不满。11月2日，撤销丁汝昌所有前次议叙之案。3日又谕，倭氛现已迫近金州，旅顺后路危急，着李鸿章速调就近海防兵勇往援，不得以金州非直隶辖境而稍存诿卸。6日再谕海军前往貔子窝截击日军各舰，阻其后路。[199]然而到了此时，丁汝昌考虑的已不是如何进击，而是如何撤退了。
11月5日，日本军舰来旅顺口窥伺，被海岸炮台击退。这个消息没有激起军民的斗志，反而更使旅顺口陷于混乱。老百姓早已开始逃难，市面上十室九徙，食物无处可买，衙门机关里的官员也纷纷走避。旅顺船坞的工匠仅剩寥寥数人，马上连工也要开不出了。丁汝昌向李鸿章拍电，请求返回威海。他陈述了三条理由：
一、大连湾倘若失守，敌人必扑旅顺口后路。我方军舰停泊口内，不能施展，无以为力；
二、敌舰来攻，旅顺口口门窄小，我舰不能整队出击，且“定远”“镇远”出口，还得等待涨潮。倘若过急，冲出反而不易；
三、旅顺口外敌人快艇过多，夜间偷袭，我舰缺少快炮，实难防备。[200]
李鸿章考虑再三，回电表示：“旅本水师口岸，若船坞有失，船断不可全毁，口外有无敌船，须探明再定进止，汝自妥酌。勿得张皇胆怯，致干大戾。”[201]这封电报，实质是要丁汝昌在保持镇定，不要惊慌的前提下便宜行事。在李鸿章心目中，北洋海军是他惨淡经营多年的私产和政治筹码，因此，军舰绝不能毁弃。
前线吃紧，慈禧太后六十寿辰的庆贺日期却来临了。封建君主不仅是“朕即天下”的专制者，同时也是臣民百姓的道德楷模。对于这两条，慈禧太后从来都是运用精熟的。10月29日，她下旨停止原定11月2、3日（十月初五、初六）由皇帝率王公百官和皇后率妃嫔、公主、福晋、命妇举行的筵宴，[202]仅在生日那天（11月7日，十月初十）前往皇极殿，接受皇帝和王公百官的庆贺。[203]这场筹备多年，耗银近1000万两的六旬大庆，在日军的炮火下，草草收场了，这不能不使老太后愤愤不平。当她乘舆抵达锡庆门外，再迈步进入皇极门前那片开阔的前庭时，正好目睹九条蟠龙在海浪中腾跃的著名照壁。那一瞬间，不知她良心是否萌动，反思过自己的肆意挥霍给海防建设带来的损失，抑或仅仅怨恨日本人坏了她的大庆，抑或诅咒前方作战不力的将士？
即使庆典缩小了规模，民众还是把祝寿同前线败绩联系起来。有人将庆寿贺词中的“一人有庆，万寿无疆”改为“一人庆有，万寿疆无”，表达对这场带来灾难的庆典的愤懑。
正是在11月7日，大连失守了。
这天晚上，丁汝昌见局势紧张，便带舰匆匆离开旅顺，返回威海。但局势并没有像他估计的那样严重。日本占领大连湾后，休整十天，所以李鸿章立即给丁汝昌去电，称：“昨电旨方令汝与刘步蟾带船往皮（貔）子窝设法雕剿，断其后路接济，力固不能，然如此仓皇出走，恐干重咎！”并责问他为何不带尚未修竣、但能勉强行驶的“来远”一同返威。[204]
由于旅顺告急，朝旨严催派兵往援。金州、大连湾失守，已使旅顺后路接济切断，海军撤离旅顺，更使旅顺的海上交通断绝。8日深夜，李鸿章电召丁汝昌立即来津面谈机宜。电报说：“寇在门庭，汝岂能避处威海，坐视溃裂？速带六船来沽，面商往旅拼战、渡兵运粮械接济。成败利钝，姑不暇计，尽力为之而已。刻即起碇，勿迟误。”[205]
10日，丁汝昌率舰队到达天津，与李鸿章、汉纳根商讨军事行动。汉纳根认为，军舰护送兵船去旅顺，会给海军机动带来牵制，运船也难保护。丁汝昌不愿护航，宁愿带六舰赴旅顺口巡游，遇敌即击，相机进退。[206]这时，他接到总理衙门转来的措词严厉的上谕：
前于初三日因旅顺防务紧要，电饬李鸿章身亲巡历，激励守御，迄今旬日，不见一字复奏。此外电询饬查之件，亦多无复电。当此军情万紧之时，岂容如此玩误。现在旅防日危，该督更无筹画，但付之“焦急”两字。“定远”各船，前奏三十五日修好，嗣又称起碇机器未全，已久逾前限，不意今日来电，仍云尚未配妥，“来远”亦只修一半。不知两月以来，丁汝昌所司何事，殊堪痛恨！“定远”为该军制胜利器，今据称水道狭隘，不能展动，似与“来远”均尚在坞中未出。倘被贼堵口，直不啻拱手赍盗矣！着丁汝昌即日前往旅坞，将两船带出。倘两船有失，即将丁汝昌军前正法！李鸿章当懔遵谕旨办理，谅亦无从再为捏饰。旅顺援兵仍着设法运送，不得因来往冒险，漠视不救也。[207]
崂嵂嘴炮台三门120毫米大炮
天津会商决定，丁汝昌率舰回防旅顺，原定由海军护航运往旅顺口的嵩武军章高元部八营，改用商轮运往营口登陆。13日下午3时，丁汝昌率领舰队离沽，翌日上午9时到达旅顺口。他登岸拜访陆军诸将领。谁知到了下午6时，又忽然以日军已到达距旅顺30余里的三间铺，崂嵂嘴炮台附近的小平岛也出现数百日兵和2艘鱼雷艇为由，仓促撤离旅顺。[208]这次撤退，显然是违反天津会商精神的。
战争爆发后，威海守军封锁了刘公岛东西两侧进入海湾的航道，仅在东口留下一个600码宽的通道，用浮鼓做出标志。由于连日风大水溜，浮鼓向东飘流，又逢枯水季节，“镇远”舰在14日凌晨进入威海军港时，不慎触礁。弹药舱下，撞出三条口子，分别长6.5尺、3.5尺和9尺。帆舱下撞出一条口子，长17尺。煤舱锅炉舱下，也撞出三条口子，最长的一条达11尺。此外在水力机舱下，有一道宽2.6尺，长3.9尺的裂缝。[209]海水顿时涌进“镇远”底舱。管带林泰曾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他感到事故后果严重，又担心别人认为他畏战，故意制造事故，因此在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损管措施后，于11月16日（十月十九日）一早服毒自杀，时年43岁。林泰曾祖父林霈霖是林则徐胞弟，林泰曾去世日子和伯祖忌日按农历算恰在同一天。
“镇远”的触礁事故，使得原先力量已很单薄的北洋海军，再也不敢出海作战了。14日夜间，李鸿章给丁汝昌拍电说：“内意视旅极重，章镇已令由营口去，此外无援，仍赖汝率船时往游弋也。”[210]20日又去电询问：“兵船何时始能赴旅游巡？”[211]仅是催促而已，李鸿章自己也无可奈何了。
16日，皇帝颁谕，以旅顺告急，丁汝昌统带师船不能得力为由，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同日召见直隶候补道徐建寅，派他前往北洋察看。[212]次日，徐建寅又接军机处转来的谕旨，命他详细察看“定远”“镇远”等舰炮位情形，并赴机器局查验炮弹现存若干，是否敷用，据实上奏。[213]又命李鸿章，将海军各舰开赴大沽口，让徐建寅详查。[214]
17日，日军开始向旅顺口进攻。18日，徐邦道率部在旅顺北面土城子一带阻击日军。因后援不济，退回旅顺。21日，日军攻占旅顺后路的椅子山、松树山、二龙山、鸡冠山诸炮台，并占领旅顺东南的黄金山炮台。帮办北洋军务宋庆在金州组织反击战没有成功。北洋沿海水陆营务处会办龚照玙不顾李鸿章的死守训令，乘小舟从旅顺逃往烟台。22日，旅顺陷落。北洋海军惨淡经营了十余年的远东第一流海军基地就此落入敌人的手中。
日军占领旅顺海军公所
根据旅顺口的战略位置和防御配系，只要有旺盛的士气和充足的给养，坚守数月是不成问题的，十年后的日俄战争也证明了这点。然而清军仅守六天就告失守，这支军队实在是不堪一击。
日军占领旅顺后，从11月21日至24日，对平民进行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杀戮无辜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两万余人。连在“高升”号事件中袒护日本的英国国际法专家胡兰德也记录：“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下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个中国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被留下的。他们的帽子上粘有‘勿杀此人’的标记，才得免死。”[215]
事后有人传说，李鸿章闻日军战胜则喜，闻旅顺口陷落则面无戚容。他的老朋友吴汝纶为他辩诬，说李鸿章听到平壤之败，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未闻其无戚容也”。[216]其实此时，李鸿章的心中一定比任何人都苦涩，又岂是一个“戚容”所能概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