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威海卫保卫战
朝鲜事件初起时，朝廷中大多数人对于日本的实力都是估计不足的，将日本看成“蕞尔小邦”，以为只要天朝震怒，便可一举荡平，因此主战的观点一直占据上风。开战之后，随着中国海陆军的节节败退，慈禧太后及其恭亲王、庆亲王、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等，开始试探妥协的途径。根据恭亲王建议，太后命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前往天津，与李鸿章协商邀请各国调停。翁同龢等帝党人物，虽然提不出挽救时局的良策，但坚决反对议和。在他们看来，妥协就是卖国。他们保持高亢的抗敌论调，某种程度上也是明哲保身的一种策略。
战争爆发后，北京的粮价开始飞涨，从最初的3两4钱购140斤攀升至12两购100斤。京官们开始安排眷属还乡。北京至津沽的车价涨至七八两乃至十余两也往往不可得。京师绿营兵奉调出征山海关，有“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之惨。目击者记载：“调绿营兵日，余见其人黧黑而瘠，马瘦而小，未出南城，人马之汗如雨。有囊洋药具（指鸦片烟枪）于鞍，累累然；有执鸟雀笼于手，嚼粒而饲，怡怡然；有如饥渴蹙额，戚戚然。”[217]与成千上万日本男女挥舞太阳旗，唱着军国主义歌曲，欢送亲人上前线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
11月24日，旅顺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恭亲王、庆亲王、翁同龢、李鸿藻等枢臣默坐哀叹。最后决定起草诏书，将李鸿章革职留任，摘去顶戴，着迅赴大沽、北塘等处巡阅布置。这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封疆大吏丢失疆域城池，本该深究查办，但此时撤去李鸿章，就无人收拾局面，统领将士。翁同龢日记曾载，慈禧太后在指斥李鸿章贻误军机后，也深感淮军难驭，只能表示暂不可动。
26日，慈禧太后在仪銮殿单独召见枢臣。在讨论完旅顺局势后，她突然宣布，将瑾妃、珍妃降为贵人。前方形势紧迫，内廷却闹家务，不由使得枢臣大吃一惊。
瑾妃和珍妃是宫廷政治的牺牲品。这对姊妹花刚进宫时，一个14岁，一个12岁，都是养在深闺中的千金小姐，并不懂得什么政治。进宫之后，恰逢皇帝和隆裕皇后不睦，她们便利用女人的本能和智慧，努力博得皇帝的宠爱。尤其是聪明伶俐的珍妃，不仅参与协助皇帝料理政务，连慈禧太后披阅奏章时，也从旁窥伺，体察懿旨。她还恃宠在皇帝面前举荐私人。一个是她的兄弟志锐，一个是她的蒙师文廷式。皇帝虽然亲政，却缺乏羽翼，难以同太后形如密网的控制相抗衡，极想亲擢一二通才以资驰驱，又苦于难觅亲信。不管这二人是否牵扯两妃的裙带，都不失为当朝名士，思之再三，决定提拔志锐为礼部侍郎，文廷式为翰林院侍读学士。珍妃甚至还效仿慈禧卖官鬻爵，河南巡抚裕宽为谋福州将军一职，通过太监高万枝去走她的门路，被李连英发觉告密于慈禧太后。
在老于世故的皇太后看来，年方十八的珍妃不正是自己青年时代的影子吗？这是她断断不能容忍的。且看朝中，志锐公然参劾她的心腹孙毓汶、徐用仪，御史安维峻、张仲炘、侍读文廷式、侍郎长麟也点名指斥李鸿章，其势汹汹，宛然形成一股势力。连皇帝也大有主张，不大遵从她的控制。而在后宫波澜中，她又偏向娘家侄女隆裕皇后，于是便迅速做出罢黜两妃的决定。并授志锐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远远地放逐出京。又命内务府处死高万枝，将河南巡抚裕宽开缺。太后外战外行，内战却有泼辣手腕。皇帝虽然主战，内外战场均是不堪一击，以致次日翁同龢到瀛台看望他时，发现皇帝居然“意极坦坦”。
在两妃遭贬的同日，皇帝以丁汝昌救援旅顺不力，厥咎尤重，将他革职留任，命其严防各海口，以观后效。又促李鸿章即日前往大沽、北塘巡阅布置。次日一早，李鸿章出巡沽、塘。他给威海守将丁汝昌、戴宗骞、刘超佩、张文宣发电：
旅失威益吃紧，湾、旅敌船必来窥扑，诸将领等各有守台之责，若人逃台失，无论逃至何处，定即奏拿正法。若保台却敌，定请破格奖赏。闻酋首向西船主言，甚畏“定”“镇”两舰及威台大炮利害。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戴道欲率行队往岸远处迎剿，若不能截其半渡，势必败逃，将效湾、旅覆辙耶？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且新炮能击四面，敌虽满山谷，断不敢近。多储粮药、多埋地雷、多掘地沟为要。半载以来，淮将守台守营者，毫无布置，遇敌即败，败即逃走，实天下后世大耻辱事。汝等稍有天良，须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荣莫大焉！”[218]
这是李鸿章对威海保卫战下达的指令。其要点是：第一，不许放弃炮台逃跑；第二，敌舰来攻，丁汝昌应率舰出港，依辅炮台火力，在近海作战，不得前往大洋决战。
27日，御史安维峻等京官60余人，联名上奏请诛丁汝昌。他们称前方将士孤军捍垒，血肉横飞，而丁汝昌却晏坐于蓬莱阁重帷密室之中，姬妾满前，纵酒呼卢，视如无事。又称丁汝昌诞妄性成，自谓内有奥援，纵白简盈廷，绝不能伤其毫发。而军中舆论，则谓其外通强敌，万一事机危急，不难逃亡海外。安维峻们预计，若日军“直扑威海，丁汝昌非逃即降，我之铁甲等船，窃恐尽为倭贼所得”，故建议将丁汝昌即行开缺，授署理长江水师提督彭楚汉为海军提督，或即擢汉纳根为海军提督。命新提督将丁汝昌锁拿解京，交刑部治罪。[219]显然，这些高谈阔论不着边际的北京言官们是很富有想象力的。但这种风闻启奏的监察制度，同样不也是中国人的悲哀吗？
28日，新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奏称：“海军主将率兵舰望风先逃，以回顾威海为名，去之惟恐不速……非立诛一二退缩主将统领，使人知不死于敌必死于法，不足以慑将弁畏葸之心，作士卒敢死之气。”[220]12月12日，他更指名请将丁汝昌、龚照玙以贻误军机将领明正典刑。李秉衡，字鉴堂，奉天海城人。他以捐资正八品的县丞出身，竟然做到从二品的巡抚，这在当时堪称凤毛麟角，全凭“忠直”出名。这一系列的参奏，引出17日皇帝发布上谕，将丁汝昌交刑部治罪。[221]18日，皇帝又命李鸿章详细遴选，奏保海军统帅，并提出李和、杨用霖、徐建寅三个人选供李鸿章考虑。20日，李鸿章回奏，以为三人均不合适。21日，皇帝进一步通知李鸿章，丁汝昌既经拿问，海军提督即着刘步蟾暂署，着李鸿章遴员保奏。丁汝昌俟经手事件交替清楚，迅速起解。[222]
消息传来，东海关道刘含芳、威海统将戴宗骞、张文宣、刘超佩，海军刘步蟾及各舰管带纷纷致电总理衙门和督办军务处，恳吁挽留丁汝昌。理由是临阵易将，不独水师失所秉承，即陆营亦乏人联络，军民不免失望。23日，皇帝再谕：“丁汝昌着仍遵前旨，候经手事件完竣，即行起解，不得再行渎请！”李鸿章在向威海传寄这一谕旨时，附作说明：“查经手事件所包甚广，防务亦在其内，应令丁提督照常尽心办理，勿急交卸。”[223]他的这一解释，恐怕是某种幕后活动的结果，但到此时，也确实难以挑出合适的海军提督人选了。
此外，还须对舰队其他人事问题做出安排。林泰曾死后，“镇远”管带暂由副管驾游击杨用霖护理。杨用霖，字雨臣，福建闽县人。17岁投入“艺新”炮舰，随管带许寿山学习英语、枪炮之学，靠苦心钻研、掌握业务而得晋升，英语和驾驶技术均极出色。琅威理誉他将来可成为亚洲的纳尔逊，严复称他日后必为海军名将。按照《北洋海军章程》规定，“镇远”管带为左翼总兵，循例当由此时军阶最高的中军右营副将、“靖远”管带叶祖珪升任。而上谕却指名“平远”管带李和，说闻他“练达出色，且赋性忠勇，如果属实，即可调充‘镇远’管带，以期得力”。[224]李和是广州人，船政学堂驾驶班第一届学生，在同学中不算出色。1889年授后军前营都司，管带“镇南”炮艇，旋任“平远”管带。在黄海大战中表现还属勇敢。但是，且不说从都司擢至总兵是连跳四级，就凭他朝中有人保奏，已使李鸿章十分不悦。因此，最后仍定杨用霖暂时护理，俟事机稍定，再择人简放。这样，既显示破格使用，鼓励士气之深意，又把对李和的任命撇在一边。
翰林院侍讲张百熙弹劾丁汝昌、刘步蟾、林泰曾的奏片
12月8日，徐建寅奉旨抵达威海，9日往刘公岛查验北洋海军，10日返回烟台。他本是参与订购“定”“镇”诸舰的当事人，又翻译过《水师操练》《轮船布阵》等海军著作，所以同丁汝昌讨论战守机宜，舰艇机窥，皆深知要领。丁汝昌请求将徐建寅调派威海，或派留船，或为提督帮办，或为监战大员，这个建议没有得到批准。徐建寅又被皇帝召回北京，担任督办军务章京。他回京后，对所考察的北洋海军主要军官写出了如下的评语：
“定远”管带刘步蟾：“言过其实，不可用”；
代理“济远”管带林国祥：“人尚可用，操守难信”；
“来远”管带邱宝仁：“奸猾不可用”；
“靖远”管带叶祖珪：“朴诚可用”；
“平远”管带李和：“朴诚可用”；
代理“镇远”管带杨用霖：“朴诚可用”；
“广丙”管带程璧光：“尚可用”；
“康济”管带萨镇冰：“朴诚可用”；
“威远”管带林颖启：“尚可用”。[225]
我们不知道徐建寅这些评价的依据，却从他的评语中，打开了观察北洋海军将领的一扇窗户。在这番紧锣密鼓的人事考核和调整中，威海卫保卫战拉开了序幕。
占领旅顺后，日本决策层对新的作战方向产生了分歧。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主张在辽东扩大战果，派兵在山海关登陆，威胁北京，逼使清政府投降。首相伊藤博文则认为，如果直隶作战取得成功，中国必定满朝震惊，暴民四起，土崩瓦解并陷入无政府状态，从而引起列强干预。其次冬季在直隶作战，交通不便，即使经此辛苦占领北京，而清政府瓦解，日本失去和谈对手，在政治策略上反而不利。据此他向大本营提出，在辽东半岛坚持冬季宿营，以陆军之一部及整个舰队进攻威海卫和台湾，从而消灭北洋海军主力，控制台湾。
12月4日，桦山资纪正式通知伊东祐亨，大本营决定由第二军第二师团和国内的第六师团，合编成“山东作战军”，在联合舰队配合下，进攻威海，消灭北洋海军。[226]
23日，“高千穗”前往山东半岛东端的荣成湾、爱伦湾、桑沟湾一带侦察，并把情况向伊东做了汇报。早在1889年，日本海军大尉关文炳已到荣成湾进行间谍活动，发现荣成湾口宽约4海里，水深4～5
。海底为泥质，便于舰船抛锚，距威海30海里，是袭击威海后路的最佳路线。伊东迅速做出决定，将荣成湾选作日军的登陆地点。
甲午战争前，山东全省陆军的三分之一分布在山东半岛最东端登州府地区，拱卫威海卫海军基地。道员戴宗骞统率绥字军4营10哨共二千一百人，驻威海北帮；总兵刘超佩统率巩字军4营共二千人，驻威海南帮；总兵张文宣统率北洋护军2营共一千人，驻刘公岛；总兵孙金彪统率嵩武军3营、烟台练军1营共二千人，驻烟台；道员李荣光统率嵩武军、登州练军、荣字练军各1营，共一千五百人，驻登州。总计兵力八千六百人。中日宣战后，清政府迅速扩充增补山东半岛军队，以对付日本的觊觎。李秉衡认为，日军可能从宁海、酒馆、威海后路、荣成四个方向来犯。他在宁海的上庄、城关、龙门布置了12营3哨共六千三百人；调遣集中在烟台附近的济字右营、精健前营、泰靖左营、河成左营共二千人前往荣成县城附近，并在俚岛附近增派河定左营，均归副将阎德胜节制。戴宗骞也调派巩字中营3哨三百人，由哨官戴金镕统辖，驻扎荣成湾的龙须岛。荣成地区的清军兵力达到二千八百人，整个军队分布在成山头、荣成至宁海、烟台的三百里防线上。
在当时，海军基地防御体系的指挥权属于海军还是陆军，各国做法不同。清军规定由陆军管辖，但没有统一协调基地管理和防务的机构。此外，海军基地内的局、坞负责人，皆由北洋大臣通过海军营务处管理，不向海军提督负责。从设计者的初衷看，显然是为了防止军人专权，企图让各军种、各部门相互制约，但结果造成指挥系统的多元化。战争爆发后，戴宗骞和张文宣皆要求扩充军队，直接守卫威海基地的陆军部队达到一万余人，均不受海军提督节制。丁汝昌只能以海军提督的身份和前淮军将领的资历，同戴宗骞协调。戴宗骞待部下刻薄，克扣士兵军饷以肥私，造成士兵的不满。丁汝昌出于对威海防御的考虑，曾劝说戴宗骞发给欠饷，并从海军经费中挪款为刘超佩的巩军垫饷。这不仅没有使戴宗骞回心转意，反而加剧了两人的矛盾，[227]对于保卫威海基地是十分不利的。
12月中旬，李鸿章的英文秘书，美国人毕德格向李鸿章推荐的两个美国人晏汝德、郝威到达烟台。据刘含芳接见后向李鸿章汇报，他们声称自己挟有奇术：建造的炮台，敌人海军无法攻入；不使用水雷就能在48小时内使炮台口岸布置严密；运兵登陆，经过敌炮台，鱼雷艇接近敌舰，都能使敌人看不见；无论敌舰开行停泊，都能将其击沉，亦能将其活捉；经过敌方布雷区无危险，接近敌人炮台舰队无声响；能将商船改制成精强战舰。美国人还宣称，倘若试验见效，中国当付给他们1万美元。若用此法杀敌建功，应酬给100万美元；若用此法擒敌军舰和运输船，付给该船价值15%的报酬。[228]
晏汝德和郝威其实是由中国驻美公使馆翻译莫镇藩策划来华的。晏汝德据说发明过烈性液体炸药。[229]郝威是他邀请的助手，1893年底在巴西内战时，曾在“尼泰罗伊”巡洋舰上管过枪炮鱼雷。他们10月14或16日从旧金山乘“盖尔人”轮出发，其行踪被日本驻美外交官发现，11月4日抵达横滨，换乘法国邮轮“悉尼”前往上海，但于5日在神户被“筑波”舰截获逮捕。莫镇藩被转往广岛关押达11个月，晏汝德和郝威立誓不参与中日战争后，于11日获释，二人旋继续前往中国。[230]
刘含芳信疑参半。但想到如果真能试有成效，击沉日舰，倒是转危为安的良机。决定18日派“左队一”号鱼雷艇将他们送往威海，又通知北洋海军中的留美学生，对他俩进行考验。丁汝昌与这两人交谈后，仍不敢决定，请示李鸿章，李鸿章又请示北京。神秘的美国人竟使皇帝也着了迷，22日下谕，同意在试验有效的前提下，付给定银。
从京津到威海，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两个美国人身上。丁汝昌特地把探听来的消息详细报给朝廷。关于所称敌舰无法攻入口岸，是用药水装管，埋于口门，似沉雷法，价省功倍。关于运兵登陆和舰船行驶不被看见，是用药水装管，用机器喷发出烟，使敌闻烟退却。关于击沉、活捉敌船以及改制商舰为军舰，均是在舰上装备药水管。而“水师无响声”云云，是翻译错误，亦是用药水毁敌舰队炮台。两人言之凿凿，把中国官员都弄糊涂了。战争如同化学实验，谁也不知应当如何辩驳论证。而美国人开列的实验器材，烟台、上海均无货色，需要转询香港。最后李鸿章表态：“所言情形，是必精于化学者，中国苦无此种教师，无论其办法有无把握，不妨试验，留之必有用处。”[231]这样，又等了一个月。直到次年1月中旬，好容易通过怡和洋行把药料买齐，又从烟台购油四种，存在民船，准备运往威海，不料19日竟被火烧去。晏汝德至此不愿再干，打道回国。郝威自告奋勇，愿意留下，这场临战前的插曲才告收场。当然可以猜测，药料油料被烧，里面恐怕也有蹊跷。
到了年底，朝野对军事局势绝望，御史安维峻上奏，公开抨击当政者。他说李鸿章有私财寄顿倭国，故不欲战，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料军火，日夜望倭贼东来，而于我军前敌粮饷火器，则有意勒扣。有言战者，动遭呵责。还迷信美国人有雾气者，以此怪诞不经之说，竟敢陈于君父之前，是以朝廷为儿戏，而枢臣中竟无人敢与其争论。他又批评正在秘密商议的议和计划，说市井流传和议出自皇太后、李连英，皇太后既已归政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臣民？李连英何等人物，岂敢干政？如果属实，当律之祖宗法制。最后他要求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以振士气。[232]
安维峻在思想观念上属于正统派士大夫，攻击李鸿章的罪责，也有很多不实之辞。但他的奏疏，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对李鸿章误国的愤怒不满。尤其是锋芒直指慈禧太后，说出了政界最为忌讳的内幕，真是极有胆略的。这番高论，使得怯懦的皇帝感到震骇，被踩住了痛脚。出于无奈，决定将安交刑部治罪。经翁同龢极力圆说，改为革职发军台效力。顿时，安维峻名满天下，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大名鼎鼎的北京源顺镖局掌柜大刀王五决定亲自护送他前往戍所，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就在处置安维峻的同日，朝廷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防剿各军。[233]这个决定，实际上是将前线的最高指挥权，从淮系转到湘系手中，是对李鸿章的一种惩罚。接着，便对北洋海军的指挥权开刀。
徐建寅从威海返京后，曾访晤翁同龢等京中大老，细言丁汝昌不能整顿海军，闽籍军官结成帮派等情况，保举候补道马复恒取而代之。[234]1895年1月7日，刘坤一给李鸿章的电报指出：“海军提督缺悬已久，此间公论，均以马道复恒力能胜任。事难再缓，似可径行保奏。”[235]接着又有上谕，饬马复恒来京引见。
李鸿章对这种攘夺海军指挥大权的做法显然不能接受，他立即给丁汝昌去电，询问马复恒才具魄力，是否尚堪造就？黄海之战，是否在船驾驶？中外各员，能否妥协？望即日筹度，据实密复。[236]
马复恒是三品衔候补道，差使为办理北洋海军营务处，以前曾管带“操江”“康济”“海镜”等舰。他算不上杰出的海军领导人，之所以被提名，只是权力斗争所致。丁汝昌对这份充满暗示的电报心领神会，复电说马复恒未曾参加黄海大战，现在他已知道提名，表示才力不具，万难胜任，中外各员亦未能协调，恳切力辞。李鸿章据此答复刘坤一，强调马之才具不长战船，阅历亦少，难以驾驭洋弁，因此不宜出任提督。建议令刘步蟾署理提督，马复恒与徐建寅会办海军营务处。[237]这样便将刘坤一的提名顶了回去。1月13日，李鸿章又向总理衙门转发海军帮办马格禄称颂丁汝昌的电报，说其“才能出众，忠勇性成，素为海军各将领所服”，“如果必行拿问，诚恐海军中外各员均以赏罚未能出于至公，海军局势必至万分艰难”。[238]此外，马格禄还通过德璀琳给恭亲王奕
去电，更加直率地指出：“丁提督如拿问进京，水师各洋人全行散去，即本帮办亦不服，当同丁提督进京。因各洋人佥言，奏参丁提督之人似欠公允，且少良心。丁提督去后，军民大乱，万一倭均到此，水师要隘，必至无人拒敌，甘心退让。”[239]进一步借外国人的话堵朝廷的口。这种坚决的态度，也使北京暂时束手。时局已坏到极点，朝中大员仍在明争暗斗，有些出招完全不着边际。中国人的大量智慧谋略和时间，就是这样销蚀在官场的角逐折冲之中。
在此期间，通过美国斡旋，1月5日，朝廷派总署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议和全权代表前往日本。抵达广岛后，伊藤博文又认为双方媾和时机尚未成熟，便借口中方全权不足，拒绝接受，要中国另派位高望重，携有正式全权委任状的代表前往，这次和谈失败了。
日军计划从1895年1月19日开始，从大连分批运送陆军前往山东半岛东端的荣成湾登陆。这一情报，在1月12日之前已为清政府得悉。皇帝命李鸿章、李秉衡飞饬各防军昼夜梭巡，实力严防，不得稍有疏虞。关于海军，上谕说：“若遇敌船逼近，株守口内，转致进退不得自由。应如何设法调度，相机迎击，以免坐困，着李鸿章悉心筹酌，饬令海军诸将，妥慎办理，并先行复奏。”[240]
14日，刘含芳报告，英国海军提督斐利曼特尔率领8艘军舰，离开烟台，前往成山头，等待观看日军登陆。显然军情已很紧迫。16日，皇帝再谕李鸿章、李秉衡分饬各将领，昼夜侦探，务当遇贼即击，勿蹈貔子窝覆辙。可是前敌采取的措施却很无力。除了戴宗骞下令禁止威海、成山头附近民船下海，并命防队轮流巡守外，别无其他布置。
18日上午6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命令“吉野”“浪速”“秋津洲”3舰驶往登州（今蓬莱）海面游弋，转移清军视线，牵制防御力量，以掩护日军在成山头登陆的真实企图。下午4时50分，派遣“高千穗”驶往威海港外侦察，监视北洋海军行动。19日上午9时15分，代用巡洋舰“相模丸”“西京丸”，通信船“江户丸”驶离大连湾，接着，担任护航先遣舰的“八重山”“爱宕”“摩耶”及联合舰队本队、第二游击队相继起锚出航。午后，装载着陆军第二师团一万五千人的运兵船也逐次出发。
20日凌晨，残月朦胧，东方未晓。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成山头灯塔熠熠生辉，遥然在望。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方士徐福入海求不死之药。相传徐福东渡扶桑，成为第一个到达日本的中国人，给当时的日本带去了华夏文化。过了九年，秦始皇不见徐福回返，御驾亲征，来到成山头，期望与仙人会面而终不可得，只得命李斯在此立下“天尽头”的碑石。方士骗他说：“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始皇备下连弩，欲与大鱼搏战一番。可是从琅邪至荣成，均不见大鱼，唯有望洋兴叹。岁月流逝，江山依旧。成山头那一堆堆峥嵘嶙峋的红礁巨石，日夜经受着惊涛巨浪的拍打。成山之巅，好事者筑起秦始皇庙，以让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眺望沧海，等待徐福归来。始皇泉台有知，也绝不会料到，如今登岸的，竟是一支来自日本的侵略大军。
凌晨4时，“八重山”等3舰抵达成山头南侧的荣成湾龙须岛。5时30分，侦察队换乘小驳船驶向岸边。担任防御任务的巩字军戴金镕部，调集二门2磅小炮和枪队，埋伏在岸边渔船后，发炮阻击。日舰用舰炮对岸轰炸。巩军寡不敌众，向荣成方向撤退。日舰继续炮击。至9时，再派登陆队上岸，控制成山头灯塔，切断电信局同威海的联系。下午3时，攻占荣成县城。担任防御的河防营部队，早已全行退去。
这天上午，联合舰队护送19艘运兵船先后抵达荣成湾。第一游击队诸舰也从登州、威海驶来会合。伊东祐亨派鱼雷艇部队前往威海监视北洋海军。登陆部队迅速搭建舟桥。至21日登陆完毕。接着第二批12艘运兵船，第三批19艘运兵船在23日驶到。全部登陆部队共计34600人，3800匹马。
李鸿章在20日一早收到丁汝昌报告日军40余艘舰船驶抵荣成湾开炮的消息。对于这个迟早会发生的事实的突然来到，他似乎束手无策，急匆匆地给威海守将拍电说：“荣距威尚百里，山谷丛杂，（山）东兵能否设法埋伏邀截，以牵制之。威防只能守炮台长墙，曷任焦系。”[241]刘超佩回电表示，他将亲督绥巩军1200人及大炮，前往成山与日寇拼战。但李鸿章又来电说，敌众我寡，若有伤损，徒挫锐气，应令相机退守，现日军趋重南路，北岸稍松，命戴宗骞拨二三营速赴南岸。其北岸空虚，调孙金彪部前来协守。
根据这一训令，刘超佩部退回威海，坐待敌军到来。似乎在威海东南采取抗登陆行动，只是山东巡抚李秉衡的事。日军在荣成湾的登陆和休整持续了5天，中国军队居然没有任何动作，门户派系的隔阂给日军提供了极大便利。
就威海卫保卫战中海军使用问题，丁汝昌经与马格禄商量，决定采取依辅炮台，港口抵御的方针。他说：
若远出接战，我力太单，彼船艇快而多，顾此失彼，即伤敌数船，彼倘以大队急驶，封阻威口，则我船在外，进退无路，不免全失，威口亦危。若在口内株守，如两岸炮台有失，我船亦束手待毙，均未妥慎。窃谓水师力强，无难远近迎剿；今则战舰无多，惟有依辅炮台，以收夹击之效……倘倭只令数船犯威，我军船艇可出口迎击；若彼船大队全来，则我军船艇均令起锚出港，分布东西两口，在炮台炮线水雷之界，与炮台合力抵御，相机雕剿，俾免敌船闯进口内。即使陆路包抄南北两岸，师船尚可支撑攻击彼船。若两岸全失，台上之炮为敌用，则我军师船与刘公岛陆军，惟有誓死拼战，船沉人尽而已。[242]
这一防御计划，本质上仍是单纯海口防御思想的产物。丁汝昌因此在日军登陆时，不闻不问，置身事外。伊东祐亨后来承认：“如丁亲率舰队前来，遣数只鱼雷艇对我进行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
李鸿章并不主张海军躲在基地内死守。他惦记着铁甲舰，所以向朝廷请示：
“如事到万难，计惟保全‘定’‘镇’。乞俯察。”当天得旨：“海军战舰，必须设法保全。”[243]
日军在荣成湾登陆
22日，张文宣给李鸿章去电，称丁汝昌要出口浪战，岛船皆不保。李鸿章立即回电申斥：“口外如有敌船窥窜，丁军门自应开出口门，与炮台夹击，汝未经战阵，胆怯恐无长进。”同日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戴宗骞派兵前往南岸拦截日军，北路托他相机照顾。“昌自顾不暇，何能兼顾北岸？”李鸿章看出丁汝昌的胆怯，回电训斥：“口外有无敌船？若敌船少，应出击。多则开往口门，与炮台夹击，即是兼顾北岸，何谓自顾不暇耶？”[244]这天收到上谕：“闻敌人载兵皆系商船，而以兵船护之。若将‘定远’等船齐出冲击，必可毁其多船，断其退路，此亦救急之策。”[245]但李鸿章没有下令北洋海军前去袭击在成山登陆的日军。23日，他又指示丁汝昌：“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拼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往烟台。希与中外将弁，相机酌办为要。”[246]这封电报，给丁汝昌留下了最后的退路。
这天，钦差大臣刘坤一抵达天津，同自请带兵北上督战的湖南巡抚吴大澂同去拜访李鸿章。他们讨论了威海局势，对继续留用丁汝昌督率海军达成谅解，由刘坤一出面挽留丁汝昌。
同日，罗丰禄在家信中很私密地评论说：
方今世变日亟，威妥玛谓：倭患不已，俄必吞北省，法必并南省，而英、德、美三国亦不能晏然坐视，而不思因利索价也。余细味其语，竟是南逐虎，北逐狮，分南分北分东西之注脚，言之不胜浩叹。倭兵万余人,已从山东荣成县龙须岛上岸,戴孝侯小队,闻已望风逃遁。“定”“镇”各舰恐亦不免。沈文肃所练之将才,李肃毅所设之海部,行将尽付东流矣。[247]
作为李鸿章的核心幕僚之一，他此时已把结局看得很明白了。
24日，丁汝昌又电李鸿章：“海军如败，万无退烟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248]丁汝昌此时正处在戴罪拿问，等待起解的境地，情绪低落。用他自己的话说：“目前军情有顷刻之变，言官逞论，列曲直如一，身际艰危，尤多莫测。迨事吃紧，不出要击，固罪；即出而防或有危，不足回顾，尤罪。”[249]因此不敢采取在海岸炮火掩护下，寻机袭击日军登陆部队的作战方针。在进退皆难的绝境中，选择了株守军港、坐待援兵的下策。李鸿章对此已无可奈何，只能回电说：“汝既定见，只有相机妥办。廷旨与岘帅（刘坤一）均望保全铁舰，能设法保全尤妙。”[250]
25日，日本山东作战军司令官大山岩大将抵达荣成。日军兵分两路，开始向威海进犯。第六师团由黑木为桢中将指挥，称右纵队，沿荣成至威海大道，进犯威海南帮炮台。第二师团由佐久间左马太中将指挥，称左纵队，沿荣成至烟台大道，从虎山北上，进攻杨家滩，切断南帮烟台清军后路，以与右纵队会师。
李秉衡得悉日军登陆，急调嵩武军左营营官孙万龄驰往荣成迎敌。21日，孙万龄在羊亭以东遇到阎得胜率河防营从荣成败退，于是合军返回羊亭。22日，孙部抵达白马河西岸的桥头。戴宗骞亦派管带刘树德率3营与孙配合作战。同日，李秉衡致电总理衙门，指出“此番贼势太重，威（海）太危。烟（台）亦岌岌，兵太单”[251]，乞求增援。23日，北京同意将奉旨北上的贵州古州镇总兵丁槐部5营留于山东调遣。[252]24日，刘坤一到天津与李鸿章晤商，决定命从徐州起程的徐州镇总兵陈凤楼马队5营及皖南镇总兵李占椿等步队15营，皆迅赴烟台，以援威海。李秉衡估计，这些援兵可在20天内赶到。[253]
25日，清军在白马河阻击日军，激战2小时，取得小胜。但由于阎得胜、刘树德部没有配合，使得孙万龄部不得不撤退。威海门户就此洞开。
威海南帮，为逶迤的丘陵地带。防御炮台群，包括环海的皂埠嘴、鹿角嘴、龙庙嘴三座海岸炮台和所城北、杨枫岭、摩天岭、莲子顶等陆路炮台。皂埠嘴炮台位于南帮炮台群的最东端，与海中的日岛炮台遥遥相望。从这里俯瞰威海湾，碧波粼粼，景色如画。清军在此装有2门280毫米口径大炮，3门240毫米口径大炮和1门150毫米口径大炮，是威海诸炮台中火力最为强大者，有力地封锁住东口航道。鹿角嘴炮台有4门240毫米口径大炮，龙庙嘴炮台有210毫米、150毫米口径大炮各2门。陆路炮台的火炮亦很强大。所城北炮台有2门150毫米口径大炮，1门120毫米口径大炮。杨枫岭炮台有150毫米、120毫米口径大炮各2门，75毫米口径行营炮16门。摩天岭炮台有8门80毫米口径行营炮。莲子顶炮台有2门150毫米口径曲射炮，2门75毫米口径速射炮。在陆路炮台以南，沿皂埠村至海埠修筑了一道15里的长墙。墙外挖有深5尺、宽1丈的堑壕，壕外埋设地雷。李鸿章命令担任防守任务的刘超佩堵守长墙，以逸待劳。敌若越墙而入，则专守炮台。他强调“只有死守一着，无退步，外省必有援兵大队前来”。又密令丁汝昌察看刘超佩是否死守：“彼若不支，密令台上各炮拔去横闩，弃入海旁。”[254]
由于龙庙嘴炮台距离其他炮台过远，被划出长墙之外，守兵仅40余人。12月2日，丁汝昌到南帮视察后，向李鸿章提出此台实难守住，倘万不得已，请求拆卸炮栓、钢圈底，以免为敌占领之后用来轰击海湾中的北洋军舰。1月24日，丁汝昌接到李鸿章电报后，约张文宣到南帮会晤刘超佩，决定将各炮台备用火炮零件先运至刘公岛。在炮台中安排敢死队员，待形势紧张时破坏大炮。对龙庙嘴炮台，则决定放弃不守。
丁汝昌的决定受到戴宗骞的反对。他将这一行动称之为胆怯，还添油加醋地夸大白马河小胜的战绩，由此引起李鸿章对丁汝昌的不悦。丁汝昌不服，揭发说南北帮炮台只有一班士兵，倘若受伤，无从添配。除了皂埠嘴、北山嘴炮台设有营官外，其余炮台只设哨官、哨长，日岛上连军官都没有。各炮台均无后墙，也无小炮洋枪，没法防守。李鸿章得悉后，又对戴宗骞、刘超佩不满，去电训斥说：“看此情形，该统领营哨官皆不以守台为重。试问不守台，不靠炮，将守何处？”[255]刘超佩则申辩说：“威海南口各炮台均在海边，后面依山，较炮台高。东西长墙十五里，靠山而筑，敌人拉快炮上山，各台受敌，万不能守。佩坚守长墙，联络炮台，果如守住，万无一失。”又说丁汝昌称龙庙嘴不守为妙。李鸿章被弄糊涂了，他只得命令戴宗骞：“究竟龙庙嘴应守与否，应令戴道迅速亲往察酌形势，与丁面商定夺，勿得固执己见，聚讼误事。”[256]
当威海守将进行口舌之争时，日军继续向威海逼近。29日，左纵队占领温泉汤，右纵队占领九家疃，形成对南帮后路的包围态势。30日清晨，右纵队分成左右翼，以左翼队大部分兵力进攻摩天岭。摩天岭是威海南岸的制高点，对控制整个战场形势关系极大。这里的炮台是临时构筑的。营官周家恩率数百士兵抵御敌军的轮番进攻。北洋海军也派出“定”“镇”“来”驶至南岸发炮助战。经过几个回合，守军官兵牺牲殆尽。日军夺取摩天岭大炮，掩护右纵队进攻杨枫岭。11时，杨枫岭守将陈万清下令撤退。南帮海岸炮台失去了后路屏御。
在此同时，日军左纵队向位于南帮炮台之南的虎山地区发动进攻。指挥防御虎山阵地的刘树德，指挥防御南北虎口的戴宗骞皆弃军退却，虎山失守。
在杨枫岭得手后，右纵队又向南帮海岸炮台发起攻击。龙庙嘴炮台果然最先陷落。日军用龙庙嘴岸炮轰击鹿角嘴炮台和长墙。鹿角嘴的守兵逃散。另一支日军同时还攻占了杨枫岭东北的百尺崖所和所城北炮台。
南帮仅剩下皂埠嘴一处炮台了。倘若这一炮台落入日军手中，将被用来轰击刘公岛、日岛和海湾中的北洋舰队。在日军总攻前，丁汝昌曾派人前往，准备在情况危急时毁台。但刘超佩拒绝他们进入炮台。此时丁汝昌再遣敢死队员乘鱼雷艇，冒着弹雨登上皂埠嘴，抢在日军登上炮台前点燃地雷引线。中午12时10分，当占领炮台的日军正往旗杆上悬挂日本旗时，地雷引爆了。
威海卫鹿角嘴炮台被日军占领 。
仅仅一个上午，整个南帮炮台的防御便全盘崩溃。清军以逸待劳、以长墙为掩蔽的战略完全破产。战斗中，日军死伤将卒228人，清军死亡二千余人。李鸿章对南帮败局十分震怒，他打电报给丁汝昌等，命将刘超佩及各台守卫营官就地正法。他再次训示说：“万一刘岛不保，能挟数舰冲出，或烟台、或吴淞，勿被倭全灭，稍赎重愆。否则事急时将船凿沉，亦不贻后患。务相机办理。”[257]
如同今天许多人对困守刘公岛战略不满一样，当时天津核心圈子内的人物其实也看明白了这一点。这天，罗丰禄就在给其爱妾的私信中批评说：“倭人在山东荣成湾上岸，我军水陆皆不往阻，与貔子窝之局何异？今将至威海，而陆军将领或守营盘，或守炮台，无一愿出队而扼险要者，与旅顺之局又何异？……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258]然而，他们远在后方，事实上已无法控制前线的军情。
兵败如山倒。2月1日，日军经过激战，渡过双岛河，控制威海以西、以北一线，完成了对威海卫城和北帮炮台的战略迂回。威海卫城内守军丢盔卸甲，纷纷溃散。金钱顶电报局的电报生也逃避一空，威海与外界的电信联系断绝。2日，日军兵不血刃地占领威海卫，分兵进攻北帮炮台。
威海保卫战，“镇远”和“济远”正在激战中。
北帮海岸炮台中，北山嘴炮台位于最外侧，正对西口航道要冲。装有260毫米口径平射炮6门，90毫米口径平射炮2门。祭祀台拥有240毫米、210毫米、150毫米口径平射炮各2门。黄泥沟炮台略弱，装有210毫米口径平射炮2门。此外，合庆滩陆路炮台，装有150毫米口径平射炮2门，老母顶陆路炮台，装有80毫米口径行营炮2门，战争中又临时建立东里夼、棉花山、佛顶山、柴烽顶、遥了墩、远望墩等6座临时炮台。戴宗骞的绥军，原先在北帮共有6营，但在南帮炮台保卫战中溃散了5营，剩下的1营，在2月1日也哗变溃散。整个北帮炮台仅剩19个人。丁汝昌为了防止北帮炮台被敌军用来攻击刘公岛，亲自前往北岸，强劝戴宗骞移驻刘公岛，并挑选卫士杨发、炮弁施辉藩、炮手戚金藻等组成敢死队，炸毁炮台和弹药库。戴宗骞在到达刘公岛的第二天，吞金自尽。
至此，威海沿岸全为日军占领，刘公岛成为危如累卵的孤岛。
丁汝昌定下“倚台守岛”战略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下定以死报国的决心。在威海尚未被围之前，他派员将海军的有关文件送往烟台。
1月30日，当日军进攻南帮炮台时，联合舰队也从海上对刘公岛发动攻击。31日下午，天气忽然转坏，北风骤起，大雪纷飞，气温急剧下降。次日上午，联合舰队撤离威海海口，前去荣成湾避风。天寒地冻，虽给日军进攻造成障碍，但给困守孤岛的北洋海军官兵也带来很大困难。
丁汝昌、牛昶昞、张文宣派人去烟台，通过刘含芳向朝廷发出最后的告紧文书：
昌等现惟力筹死守。粮食虽可敷衍一月，惟子药未充，断难持久。求速将以上情形飞电各帅，切恳速饬各路援兵，星夜前来解此危困，以救水陆百姓千万人生命，匪特昌等感大德云。[259]
日军攻陷南帮制高点摩天岭炮台。
威海南帮的皂埠嘴炮台
2月1日，罗丰禄在天津“兀坐一室,无可告语,因复弄笔墨而书家信”。他向爱妾评论：“威海军务既紧,丁禹廷、刘子香、戴孝侯皆有电来禀相,誓以身殉。然殉节者虽多,于军务、国家仍无补也。敌在貔子窝、荣成湾上岸之时,海军早当决一死战,以谢天下,今乃蠖屈于威海,以俟敌至,不亦为天下所目笑乎？”[260]显然，他身任北洋海军营务处，其实也是束手无策。3日他又说：“余所管之水师营务处,原为海军而设,如海军覆没,则皮之不存,毛将安傅乎？虽撤之可也，然中国不能从此不设海军，且许竹筼（许景澄）、龚仰蘧（龚照瑗）方在购船，则水师营务处又有不能遽撤之势矣。”[261]
威海北山嘴炮台
本日，天气转晴。上午9时45分，日本舰队驶至日岛外4500米，皂埠嘴炮台1000米处，向守军发动进攻。刘公岛、日岛炮台开炮猛烈还击。中午12时57分，刘公岛炮台发射的炮弹击穿“筑紫”左舷，穿透中甲板，并使舰体也受到很大破坏，迫其退出战场。下午2时39分，又有一弹击中“葛城”大樯上部。直至3时45分，战斗方告结束。这天攻防双方炮战之激烈，不下于黄海之战时的程度。
威海东西两口，此时早用防材和水雷堵塞起来。西口由黄岛至北山嘴，设置防材2层，水雷7层；东口从东泓至日岛，设防材2层，水雷5层；日岛至鹿角嘴，设防材1层，水雷5层；防材用1.5尺径、长约12尺的木材相并横置，环以3条一寸三分粗的铁索而成。防材下端系以巨绳，并将铁锚抛于海底固定。东口防材的最南端，留有狭窄通道，但无航标，夜间航行极为困难。要攻入海口，必须切断铁索。3日夜间，伊东祐亨派两艘鱼雷艇企图偷入港中，没有成功，仅切断了一条铁索。
4日下午，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求见丁汝昌。由“镇北”炮艇领航，乘英舰进入港内。他同丁汝昌进行了会谈，递交了伊东祐亨请他转交的劝降信，[262]丁汝昌对于伊东劝降未予理会。
同日，伊东接到报告，得悉东口防材在鹿角嘴山脚附近有少量空隙，涨潮时小船能勉强通过。于是决定再作偷袭。5日凌晨2时，日军10艘鱼雷艇，乘着残月清辉，悄悄从阴山口出发。3时20分，驶抵龙庙嘴，月亮已完全隐没。进港时，14号艇搁浅，18号艇未能通过防材，其余8艇皆潜入港内。
3时50分，北洋海军警戒舰发现偷袭的日军鱼雷艇，立即发出报警火箭。北洋海军诸舰纷纷向日舰开火。22号艇在退却时慌忙触礁，舵机被损，后搁浅于龙庙嘴附近礁石，靠帆布救生艇分批撤退。其他五艇的攻击也被击退。
唯有9号艇得手。它被北洋军舰发现后，仍冒险突进，蓦然发现前面有一艘两桅大舰，立即发射鱼雷。此舰正是“定远”。几乎在9号艇发射鱼雷的同时，“定远”的炮弹打中了它的锅炉，造成大汽管爆炸。然而“定远”的左舷舯部也被鱼雷击中，随着猛烈的爆炸，舰体开始倾斜。水兵们立即关闭水密门。丁汝昌下令军舰向东口行驶，赶在尚未沉没之前，在刘公岛南岸浅滩搁浅，以利用舰炮，增强东口的防御。9号艇被日军放弃，其乘员换乘19号艇退出龙庙嘴。
偷袭时担任先导的6号艇，艇长铃木贯太郎大尉后来还参加日俄战争，并担任海军兵学校校长、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海军军令部长，1923年晋升为海军大将。“二战”期间担任枢密院议长，1945年4月7日组阁担任第42任首相。8月15日，敦促天皇下决心接受《波茨坦宣言》，结束战争，他率领全体内阁成员在裕仁天皇终战广播后宣布投降，集体下野。他的传奇一生，见证了旧日本海军的崛起和灭亡。
5日的偷袭，对北洋海军待援计划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定远”陷在泥淖之中，海水汩汩涌入，至当天下午，锅炉熄灭。丁汝昌被迫离开这艘旗舰，移驻“镇远”。刘步蟾大哭，欲自杀，为众人劝阻。“定远”官兵遂搬往海军公所居住。但是，清军对龙庙嘴一带的空隙，没有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
6日凌晨，日军重施故技。伊东命令第三鱼雷艇队至西口发出灯光信号，以迷惑中国人。第一鱼雷艇队5艘鱼雷艇则从东口偷袭，其中4艇先后混入港内。北洋海军为了加强防范，不断地用探照灯四处照射，这反倒使日本人能看清港中军舰的位置，鱼雷攻击再次奏效。“来远”被击中后几分钟便底朝天，上层建筑朝下地倾覆了。乘员仅二三十人得救。“威远”“宝筏”中雷后沉没，仅烟囱和桅杆露出水面，一片凄凉景象。3舰伤亡官兵200余人，唯“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上岸嫖妓未回，幸免于难。[263]
铃木贯太郎
日舰攻击刘公岛
伊东祐亨决定在7日向刘公岛发起总攻。天刚启明，他率领本队“松岛”“千代田”“桥立”“严岛”，第一游击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8舰驶往刘公岛西口，西海舰队司令长官相浦纪道海军少将率领第二游击队“扶桑”“比睿”“金刚”“高雄”，第三游击队“大和”“葛城”“武藏”“海门”“天龙”，第四游击队“筑紫”“爱宕”“摩耶”“大岛”“鸟海”“赤城”15舰驶往刘公岛东口。7时23分，本队和第一游击队以单纵队阵形向刘公岛逼近。12分钟后，距刘公岛5800米，刘公岛守军首先开炮。7时38分，日本旗舰“松岛”开炮。一场空前激烈的海陆攻防战开始了。
“定远”被日军鱼雷击中
7时40分，一发清军炮弹掠过“松岛”舰桥，贯穿烟囱，炸伤舰队航海长高木英次郎海军少佐等3人。7时50分，“桥立”舰被击中。8时零5分，“吉野”左舷中弹，第六号速射炮的炮盾、第二号舢板及上甲板和传令管被击碎。接着“秋津洲”“浪速”也先后中弹。
前一天，丁汝昌曾布置鱼雷艇出击日舰。未料“左队一”管带王平、“福龙”管带蔡廷干、“济远”鱼雷大副穆晋书等人却密谋趁机向烟台逃跑。此时，当双方炮战正酣际，北口木筏门忽然打开。“左队一”“左队二”“左队三”“右队一”“右队二”“右队三”“福龙”“定一”“定二”“镇一”“镇二”“中队甲”“中队乙”等13艘鱼雷艇及“飞霆”“利顺”汽艇向外冲出。伊东以为是北洋舰队准备最后决战，派出鱼雷艇来冲乱日舰队形。谁知这些鱼雷艇却向西面逃跑。于是第一游击队立即实施追击。鱼雷艇毫无斗志，大多数在一出港便被击毁或搁浅，“福龙”“右队一”“右队三”逃得较快，在金山寨口至养马岛一带被日舰追上俘虏。“左队一”“左队三”航速最快，在驶过烟台芝罘山之后，仍被追逐而来的“吉野”“高千穗”击沉，仅有王平、穆晋书等人逃生。“福龙”管带蔡廷干被俘后，关押在日本大阪的一座寺院里。丁汝昌、张文宣、牛昶昞为此致函刘含芳转告李鸿章：“自雷艇逃后，水陆兵心皆形散乱。……务请各帅严拿正法。”李鸿章在向朝廷转发这一信件的电报中说：“鸿查小雷艇管驾如有来津，应即拿获正法！”[264]蔡廷干是容闳1873年第二批选派到美国留学的幼童之一（时年12岁），1881年回国后，曾在天津水雷电报学堂学习鱼雷技术。甲午战后，他担心遣返回国会受到清政府的处罚，还委托其美国老师，此时正在日本访问的诺斯罗普博士出面，要求归化日本。诺斯罗普为此事专门拜访了日本文部大臣兼临时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及陆军大臣大山岩，因为大山岩的夫人山川舍松，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第一批（1871年，时年11岁）公派留美的五名女生之一，也是诺斯罗普的学生。[265]两个国家为了现代化而储备的早期人才，此时竟以这样的方式相聚相助。蔡廷干战后转去美国，十年后返抵香港，经北洋大臣袁世凯向朝廷呈请：“查甲午之役，所有被掳人员，均未置之重典。蔡廷干视同一律，自应量予开除。”[266]此后蔡投入袁世凯门下，成为其处理国际事务的幕僚。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当日，袁世凯的辫子就是蔡廷干为他剪掉的。北洋政府期间，他长期担任税务处会办、督办，署理过外交总长。
“福龙”鱼雷艇
蔡廷干
日本第二、三、四游击队此时在占领南帮炮台制高点的日军配合下，向日岛发起攻击，日岛原是露出海面的岩礁，配置有2座200毫米口径地阱炮和6门其他火炮，原先由3名外国人、40名步兵和25名水兵防守。因为那些步兵没用，改派萨镇冰带着30名水兵接守。这天日岛受到猛烈的炮击。据香港《孖刺新闻》战地记者肯宁咸报道，地阱炮由于没有反射镜，所以要有人在炮台外面引导射击方向，这是十分危险的任务，但年轻的水兵毫无畏惧。受了伤的，裹伤再战，多次击中“扶桑”和“筑紫”。后来，敌炮击毁了一门地阱炮和厨房及军官营房，倒下来的炮又妨碍其他炮的使用。丁汝昌见日岛无法再守，下令守军撤回。[267]
战斗空前激烈。海军和刘公岛护军死伤三百多人，尸首粉碎，血肉横飞。但中国军队以顽强的毅力顶住了日军攻击。
8日夜，日军派汽艇偷入东口，用炸药爆破防材，用斧锯切断铁索。南口防材被坏达400米，门户洞开。9日上午，趁着漫天大北风，日舰再次发动攻击。丁汝昌亲乘“靖远”，带领“平远”，驶至日岛附近，以炮火支援刘公岛守军。搁浅的“定远”也开炮助战。不幸“靖远”被皂埠嘴炮台日军炮弹炸穿左舷，逐渐下沉，丁汝昌、叶祖珪原打算与舰共沉，后被水兵拥上汽艇转移。
刘公岛的陷落迫在眉睫了。10日下午，丁汝昌、刘步蟾下令用水雷将搁浅的“定远”炸毁。又派“广丙”向搁浅的“靖远”发射鱼雷。这天午后，刘步蟾来到卢毓英的住处，适见“定远”枪炮大副沈寿堃无意中用笔写下“千古艰难惟一死”之句。刘步蟾推案一笑，朗声吟道：“伤心岂独息夫人？”念毕，飘然而出。这里，他们吟诵的是清代诗人邓汉仪的诗句，讲的是春秋时楚文王灭息国，虏息国国君的夫人而归，生二子，但息夫人始终不同文王讲话，以表自己的志节。当晚，刘步蟾服鸦片自杀。[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