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中诞生

历史应该记住他的名字——临潼县[1]晏寨公社水管员房树民。

他的工作职责是管理、调配晏寨公社的水利建设和水源利用，西杨村打井的情况如何，自然与他的工作职责发生联系。事实上，当这口井开工的第三天，他就察看过地形和工程进展的情况，并对在此处取水充满了信心。当听说井已深入地下5米多，仍不见点滴水星时，他便揣着诸多疑问来到西杨村看个究竟。

“这口井为啥还不出水，是不是打到死线上去了？”房树民找到生产队长杨培彦询问。

“不像是死线。可不知为啥，打出了好多瓦爷。”杨培彦回答。

“瓦爷？什么瓦爷？”房树民惊奇地瞪大了眼睛。

“像真人差不多，还有好多青铜箭头、砖坯子。”杨培彦吸着纸烟，像叙述一段久远的往事，详细地介绍了打井过程中发生的一切。

房树民来到了井边。

他先在四周转了一圈，捡些陶片在手里端详敲打一阵后，下到井底。

井壁粗糙不平，一块块陶片、碎砖嵌在泥土里，只露出很小的部位。他用手抠出半块砖，来到组长杨全义的跟前：“这井不能再挖下去了。”

“为啥？”杨全义吃了一惊。

“你看，这砖不是和秦始皇陵园内出土的秦砖一样吗？”原来，临潼县文化馆此前收集了不少从秦始皇陵园出土的秦砖，房树民与县文化馆文物干部丁耀祖是好朋友，平日常去馆里找他，时间长了，也就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文物知识。

“可要这些东西也没啥大用处。”杨全义仍然不解其意地说。

房树民爬出井口，找到生产队长杨培彦：“我看这像古代的一处遗址。先让社员们停工一天，我打电话让县上来人看看再说吧。”

在快吃午饭的时候，房树民赶回了乡政府，让文书李淑芳给文化馆打电话，但总是没人接。无奈之中，房树民只好骑上自行车亲自去5公里外的县文化馆，可巧在半路上碰到回家的管文艺的丁耀祖。听了房树民说的情况，丁耀祖立即掉头返回文化馆，向副馆长王进成做了汇报，王觉得此事有点意思，便又叫上管文物的干部赵康民，一起去西杨村，而房树民在见到丁耀祖后即返回西杨村召集干部去打井工地等候。

他们四人会合后，在工地上仔细察看了一遍，然后又在杨培彦的带领下到堆放井土处观看。看到几个比较完整的无头陶俑横躺在地下时，三人十分震惊。1964年4月，文化馆在秦始皇陵冢附近社员家里征集到一件秦代跽坐陶俑，才65厘米高，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这次突然出现了跟真人一样高大的陶俑，当然令人震惊。不过猛一下子还难以断定是不是2100多年前的秦代文物，因为如果是秦始皇陵冢周围出土则很可能是秦代的，可是这里离陵冢有一二公里之遥，秦代陶俑放到这么远的地方似乎不大可能。

他们没有为此多伤脑筋，目前最急需的是把这些文物收拢起来，以后再慢慢研究。

“这可能是极有价值的国宝，井不要再打了，赶紧把这些东西收拢起来，送往县文化馆收藏好……”副馆长王进成对杨培彦叮嘱了一番，即刻返回临潼。

第二天赵康民又来到西杨村，组织社员收捡散失的陶俑、陶片，同时又赶到三里村废品收购站，把收购的青铜箭头、弩机作价收回。为了尽可能地挽回损失，赵康民又带领社员用借来的铁筛子，把可能带有文物的井土全部过筛，许多残砖、陶片，包括陶俑的手指、耳朵等都被筛了出来。

在赵康民的指导下，社员们把这些完整的和不完整的、大大小小的文物装了满满三架子车，拉到几公里外的县文化馆，赵康民当场给了30元人民币以示奖励。拿到钱后的社员们十分惊讶：“这三车破砖烂瓦给这么多的钱！”回到村后，这些社员把30元钱如数交到生产队，队里给每人记了5分工（半个劳动日），此时的5分工可值1角3分钱，大家都感到十分满意。

赵康民把社员送来的文物做了初步整理，觉得有必要再亲自做些考察发掘，于是便在5月初又到打井处招来一帮社员发掘了20多天，直到社员准备夏收时才停止。这次发掘，在井的周围掘开了南北长15米、东西宽8米的大坑，发现了更多的陶俑。此后，赵康民每天躲在文物修复室，对这些没头和缺胳膊少腿的陶俑及一大批残片做了清洗，细心地进行拼对、粘接、修补，没过多久，就修复出两件比较完好的武士俑。

如果说水管员房树民的一番努力，使这支地下大军看到了一丝面世的亮光，那么，这点亮光仍然只是黑夜里的萤火，一闪即逝了。

临潼县文化馆把此事跟一位县委副书记说过之后，没有将这个重大的考古发现继续上报，只是让文管干部赵康民在馆内的一角神不知鬼不觉地对陶俑进行修复。这种令人费解的心态和处置方法，使这支地下大军再一次陷入绝望。

当然，文化馆领导及赵康民也有自己的苦衷。那还是在1964年，正是全国上下大搞“四清”运动[2]的时候，年轻气盛的赵康民竟因为把渭河北岸出土的南北朝时期的几个石雕像用车拉到县文化馆收藏，结果被当作搞“封资修”的典型，在全县通报。

历史上常有许多东西属于未来。眼下，“批林批孔”[3]正热火朝天。鉴于历史的教训，在报与不报的两难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不过，后来有知情者透露，文化馆上上下下也有不愿别人插手的考虑和默契。

正当赵康民躲在僻静的文物修复室，潜心修复陶俑时，这年5月底，由于一位不速之客的偶然“闯入”，使这支地下大军又绝处逢生，大踏步走向当今人类的怀抱。这位不速之客就是新华社记者蔺安稳。

蔺安稳是临潼县北田乡西渭阳村人，1960年高中毕业后考入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1964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新华总社工作。他这次回临潼，是作为公休假，探望仍在临潼县文化馆工作的妻子以及家人。就在这次探亲中，他从妻子口中得知文化馆收藏了农民打井挖出的陶俑。有一天，他径自走到文物陈列室后面一个暗淡的房间去看个究竟，只见几个高大魁梧的陶俑身着铠甲，手臂作执兵器状，威风凛凛，气势逼人。他在身心受到强烈震撼的同时，当即断言：“这是两千年前秦代的士兵形象，为国家稀世珍宝。”

自小喝渭河水长大的蔺安稳，太熟悉自己的故乡了。周幽王戏诸侯的烽火台、杨玉环洗凝脂的贵妃池、项羽火烧阿房宫、刘邦智斗鸿门宴……无数流传民间的故事伴他度过了天真活泼的少儿时代。当他还是一名中学生时，便按照父辈讲述的故事，四处寻觅遗迹，秦始皇陵那高大的土冢由此成为他嬉戏的乐园。他曾无数次从陵冢的封土上滚下，又无数次攀上去，这里留下了他童年的足迹和青春的梦。

1964年，23岁的蔺安稳结束了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的4年大学生活，迈进新华社国际部的门槛，开始了记者生涯。

由于他“根正苗红”的家庭出身和积极向上的工作热情，组织上于1965年送他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进修英语，准备学成后派往国外任驻外记者。但是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血气方刚的蔺安稳当时既倔强任性又得理不让人，他写了一张《和陈伯达、戚本禹商榷》的大字报张贴出来，以驳斥陈、戚两人的观点。就是这张大字报，使他罹获“炮打中央文革”的罪状，很快被隔离审查。由于当时的形势越来越乱，原来审查他的人也受到了审查批判，混乱之中一时无人管他，这样使蔺安稳有了许多空闲时间，对历史很感兴趣的他就捧起《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津津有味地研读起来，对其中有关家乡的秦始皇陵修建情况及秦始皇的生平事迹更是格外注意，并熟记于心。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功底，他才能对面前的陶俑做出大胆的判断。

此后，蔺安稳多次找赵康民了解发现经过，交流对陶俑的看法，又到西杨村打井工地进行实地踏勘，找打井干部、社员交谈。通过一次次的座谈和调查得知，当地农民过去由于打井、平整土地等生产活动，陶俑曾几次露头出土。有位70多岁的老人说，在他10岁时，他父亲也曾在这一带打井，本来已挖出了水，但不几天水就没有了。后来再向下打，发现地下有些空隙（秦俑坑是半地下建筑，被焚塌陷，俑被压坏，其间有些空隙），水就流走了。当时他父亲在井底四壁发现过像人的残损“怪物”，认为是这些“怪物”在作怪，才打不出水，就把它们提上来，放在太阳底下曝晒，结果还不见井里出水，一气之下，就把它们吊起来，用棍子打个粉身碎骨……

6月24日，蔺安稳怀着兴奋、激动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匆匆乘火车回到北京。当天晚上他来到东单人民日报宿舍，找到大学时最要好的同班同学王永安，原原本本地向他讲述了这次返乡的奇遇。

王永安于1964年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他对当时正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升腾、轰轰烈烈的批儒评法，宣扬秦始皇法家路线的政治新动向十分关注。蔺安稳动身回乡前，到这位同学家告别，王永安当即写了一首《西行》的古体诗送别：“当年孔丘不到秦，碍是法家剑光阴。君今西行临潼去，纵横剖析始皇坟。论昔终极为颂今，映红骊山新女神。凭那朔风阵阵起，莫锁华清水一盆。”从诗中可以看出，王永安想让蔺安稳对秦代政治中心的家乡的有关情况多加留意，抓点时髦的题材，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想不到蔺安稳真是不负所望，居然弄出了一件奇事。听到秦始皇陵附近发现高大的武士俑，极富政治敏感的王永安立即意识到，这是研究秦始皇法家路线的重要实物资料，万万不能放过，如果写出来，一定会引起中央上层人物的重视。

当王永安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后，得到了蔺安稳的赞同，但围绕如何写稿的问题，王永安考虑了一阵又说道：“这么重大的考古发现，没有经过省、中央文物考古部门的认定，一下子见报恐有困难，不如先发内参，如能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到时再说下一步。不过以你现在的处境，在新华社发内参怕难实现，我想些办法在《人民日报》的内参《情况汇编》上发，署名也最好不用新华社记者，可用‘中国新闻社记者’的名义发表。”[4]蔺安稳对王永安的意见表示赞成，第二天一下班就关在宿舍里开始写作，次日上班就把稿子通过文件交换途径，当天就到达了王永安的手中。

王永安看后颇为满意，认为此稿把情况、问题基本上清楚地叙述出来了。不过他考虑到当时“批儒评法”的报道压倒一切，任何重要的公开、内部报道都得先送已控制国家舆论大权的姚文元审阅，并由他决定取舍。怎样才能闯过姚文元这道关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稿子与“批儒评法”挂上钩，这样才能引起姚文元的兴趣和重视。于是王永安提笔在导语的末尾加上了这样几句话：“这批武士俑的发现，对于评价秦始皇，研究儒法斗争和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有极大的价值。”随后，王永安找到情况组编辑马炳泉，把此内参的采写经过及作者情况向马做了介绍，指出该稿的意义在于为当前“批儒评法”提供重要资料。马一听，也认为此稿很重要，未做改动就排印出来，并很快派人送到姚文元的办公处。

姚文元接到此稿，很是赞赏，当即批了“可发”二字，并在第二段把“秦始皇凭借武力统一了中国”，改为“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了中国”。之后立即将稿件退回报社。马炳泉看罢，马上送印刷厂发排，此稿于6月27日以《情况汇编》第2396期刊发，全文如下：

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

陕西临潼县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了一批武士陶俑。陶俑体高一米六八，身穿军服，手执武器，是按照秦代士兵的真实形象塑造的。这批武士陶俑的发现，对于评价秦始皇、研究儒法斗争和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有极大的价值。

秦始皇陵周围以前曾出土过陶俑，但都是一些体积不大的跪俑，像这种同真人一样的立俑，还是第一次发现。特别珍贵的地方，在于这是一批武士。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了中国，而秦代士兵的形象，史书上未有记载。这批武士陶俑是今年三四月间，当地公社社员打井时无意中发现的。从出土情况推测，当时陶俑上面盖有房屋。后来，被项羽焚烧，房倒屋塌，埋藏了两千多年。这批文物由临潼县文化馆负责清理发掘，至今只清理了一部分，因为夏收，发掘工作中途停止了。临潼县某些领导同志出于本位主义考虑，不愿别人插手，因此一直保守秘密，没有向上级报告。

秦始皇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是，并没有得到妥善保护。生产队随意在陵园掘土挖坑，开荒种地。出土文物中的金属制品，有的竟被当作废铜烂铁销毁掉，一些石制、陶制物品则被丢来抛去。临潼县文化馆馆长李耀亭同志说，关于秦始皇陵的破坏情况，曾专门向陕西省有关部门打过报告，并建议成立秦始皇陵保管所，展出当地出土的秦代文物，对广大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但是，报告上送以后，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中国新闻社记者蔺安稳

内参刊出后，王永安和蔺安稳既没有“永安”，也没有“安稳”的感觉，相反的是各自怀揣忐忑不安的心，密切关注着这篇文章的动向。他们心中都很清楚，这一纸文章的命运，就是中国西部骊山脚下埋没了两千多年的那一大批武士陶俑的命运。

出乎意料的是，这篇关于秦俑发现情况的第一篇文字报道刊发后，立即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她要求有关部门尽快将事情真相调查清楚，报中央和国务院。姚文元受领指令后不敢怠慢，立即向国务院分管这项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转达了江青对此事的态度。6月30日，李先念将蔺安稳写的内参批转给分管文物工作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和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其原文如下：

庆彤同志并冶秋同志：

江青同志很关心这件事。建议请文物局与陕西省委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

先念

1974年6月30日

随着“内参”与“批示”的相继面世，8000兵马俑将从中国西部一跃而起，全世界都屏息注视这一人类文明的奇迹。

注释：

[1]因本书写作时间较早，部分行政区划如今已发生改变，为尊重作者原意，书中部分地名以作者写作时的行政区划为准。——编者注

[2]四清运动：1963—1965年在中国大陆农村展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即清工分、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

[3]批林批孔：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四人帮”在1974年“文革”时期，以“孔老二”林彪为对象的一次大批判运动，实际上却是矛头对准周恩来的阴谋行动。

[4]“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新闻社并入新华社，作为新华社对外部的一部分，叫“中新组”，但对外界仍用中新社的名义发稿，此时的蔺安稳就在“中新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