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读书的我，学着写书了

书，使我着迷；我，学着写书了。

我的文学道路，起步于连队的黑板报。

入伍半年后，我被选为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的墙报委员，负责编写连队的墙报、黑板报。就在我编写的第一期黑板报上，刊登了自己采写的一篇四五百字的小通讯——《假日里的忙人》，记述一位来自武汉市的新战士，节假日不休息，挑着粪筐为部队大生产积肥的事迹。没想到，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从生产工地回连队，战友们一下子把我围了起来，嚷着：

“谭达成，你的名字上报了，你的名字上报了！”

热心的文书，还将刚到的一份《汕头日报》递过来。果然，报纸的第二版上端，刊登着我写的那篇小通讯。文章末尾，印着我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我并没有投稿呀！后来我才知道，就在那期黑板报出版的当天，团部的宣传股长下连队检查工作，看到这篇小通讯写得挺活，于是，便抄下来，推荐给《汕头日报》了。

这是我们连队第一次见报。连长召开全连大会，亲自朗读这篇文章。接着，指导员又在大会上表扬我。散会后，这个对新闻工作似懂非懂的指导员，拍着我的肩膀说：“小谭，好好干！多写稿，多投稿。稿子在驻地报上发表，新华社就会转发。新华社一转发，你们家乡的报纸就会登。你们家乡的报纸一登，你的父母亲就看到了。”

我写作的积极性更高了。写超期服役的老战士，写任劳任怨的炊事班长，写严以律己的副指导员……一篇一篇的通讯稿写好后，交给文书投寄出去，结果，一个字也没有发表。

我并没有泄气，倒是憋了一肚子的气。这时，我看的书也多些了，渐渐懂得了什么叫小说、散文了。通讯稿不能发表，我决心写小说试试看。

1964年春节。天空，亮得喜人；大海，蓝得可爱。我躲进营区前的芭蕉林里，偷偷地写开小说了。这是一个记述自己参军的真实故事。

1961年是饥饿的一年。我当时十六七岁，正是吃“长饭”的年龄，却偏偏没有饭吃。一年一度的征兵开始了。我听说部队里能吃饱饭，便报名应征了。接兵的军官要我回家去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我当时工作的煤矿离家80里路。我不想回去，怕父母不同意，反而惹出麻烦。于是，我用接兵干部当时动员我们参军用的口号回答他：“不用回去征求他们的意见了，我父母亲会同意的。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嘛。”

我将自己简单的行李清理好，交给了煤矿武装部，请他们代我寄回家去。

就要告别故土，远走高飞了。我心中萌生出一个简单的要求：吃一顿饱饭。我偷偷地将自己的一床八成新的蚊帐取出来，与别人换了三斤半大米。找一个人合作，我出米，他出油。将米磨成粉，炸成油粑粑，两人美美地吃了一顿。然后，启程到那座新兴的工业小城——湖南省冷水江市集中去了。

离矿时，矿里发给我们三个月工资。一来到这座新城，我又想到吃，便走进了一家面馆。正是7月，天气极热。吃热面时，便光着身子上阵。吃饭以后，心里很美气，哼着小调，走出店来，到资江里洗澡去了。

到河里玩了一通水上来，太阳西斜了。微风吹来，颇有些凉意。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的衬衣不在身上，赶忙跑回面馆去寻，早没影了。就这样，我的衬衣和放在衬衣口袋里的三个月的工资一起丢了。

这时，我身上只剩下一条内短裤了。从市里去矿区，有三十多里路。当时还没有公共汽车。而且，矿区武装部也许已把我的行李寄走了，回矿里也不一定有我的衣服。怎么办？

正在这左右为难的时候，响起了哨声，新兵连集合发军装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光着膀子，穿一条短裤，排到了领衣的队伍后面。

花了整整一个月的业余时间，把这个参军的故事写出来了。这一次我不敢把稿子交给文书了。投了那么多新闻稿没有被采用，现在居然写小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我怕人家笑话自己。星期天，我请假外出，专程来到小镇邮电所，慎重地买了四张八分的邮票贴上，将稿件投进那个绿色的邮筒。

一个月左右，稿件退回来了。里面夹了一张铅印的退稿条。第一次见到退稿条，颇觉新鲜，偷偷地看了好几次。此后，我一次又一次地接到退稿条，心里一次比一次不是滋味。每一次收到退稿，心里象遗失了珍贵的东西似的，闷得很，慌得很。继而，又象路见敌情般不服气，决心再一次冲刺。

转眼八个月过去了，我收到十二张退稿条了。这时，我又开始了第十三篇小说的写作。我以前的习作，多是原原本本写生活中的真事。一次次的失败，加上近一年的看书学习，使我懂得，文学创作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所谓高于生活，就是要善于对生活素材进行提炼、概括、剪裁和艺术虚构。写这篇小说时，我开始学着这样做了。

参军后，我被分配在一个步兵团的工兵连木工排。到部队不久，我们排来到拦海围田工地修制木制水闸。一天，我正在一根木梁上凿眼，突然听到有人在喊：“喂，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我们循声望去，只见水沟对岸站着三个人。其中一个，四十多岁年纪，领章上二根杠，四颗星——大校。我是头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首长。

排长连忙迎了上去：“报告师长，××团工兵连一排在执行任务。”

师长走过来，一一和我们握手，拉话。当他和我握手时，问我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入伍的，今年多大了。我涨红着脸，不敢答话。当排长代替我回答后，师长亲切地笑了：“湖南人？呵，我们是老乡呀！”

次日，我去执行任务，又在海堤上碰上了这位师长。我真想举手向他敬一个礼，手却一直没有举起来。师长认出我来了，笑着先开口：“是小老乡呵！干啥去？”当我怯怯地回答他后，他挺有气势地一挥手，说：“小伙子，好好干！现在，我们眼前是一片荒凉的海滩，明年这个时候，我们眼前的荒滩，将变为一片稻海。”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在工棚里睡得正香时，突然被人挤醒了，心中老大不悦，嘴里便不干不净地嘟嚷了几句。第二天早晨醒来一看，睡在我身边的，竟是我平日最尊敬的，把我的黑板报稿抄下来推荐给《汕头日报》的那位宣传股长。我的脸倏地一下红了……

我听老战士们说，我们军另一个师的师长，是塔山阻击战中有名的战斗英雄。他的一只眼睛，在那次战斗中被打瞎了，现在一直戴着一副宽边墨镜，他常到连队给战士们讲战斗故事……

我目睹的这位师长和股长，我耳闻的这位战斗英雄，渐渐地在我脑海中溶为一个形象——我的第十三篇作品中的师政委。这篇稿子，终于敲开了编辑部神圣的大门。这就是我的处女作《听到故事之前》，她发表在《解放军文艺》1965年2月号上。“谭谈”这个名字随着这篇习作第一次面世。从此，我摇摇晃晃地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迷人而艰辛的路。20年来，除“文革”中搁笔六七年外，我一直在练笔。197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套《朝晖》文学丛书，我的第一本书——小说、散文集《采石场上》，便是其中的一本。1981年，发表了《山道弯弯》，并以此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不久，我又将它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搬上银幕。接着，我将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编为一书出版。1982年，我发表了长篇小说《风雨山中路》；1984年我的第一本中篇小说集《山女泪》出版了。现在，我的第二本中篇小说集《你留下一支什么歌》又下厂排印了。前不久，我完成了又一部长篇小说《萌动的山地》……

在文学创作这条荆棘丛生的路上，我每一步都迈得十分艰难。然而，我毕竟还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