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户内（1）
我有了一个朋友了！……找到了一颗灵魂，使你在苦恼中有所倚傍，有个温柔而安全的托身之地，使你在惊魂未定之时能够喘息一会儿：那是多么甜美啊！不再孤独了，也不必再昼夜警惕，目不交睫，而终于筋疲力尽，为敌所乘了！得一知己，把你整个的生命交托给他——他也把整个的生命交托给你。终于能够休息了：你睡着的时候，他替你守卫，他睡着的时候，你替他守卫。能保护你所疼爱的人，像小孩子一般信赖你的人，岂不快乐！而更快乐的是倾心相许，剖腹相示，整个儿交给朋友支配。等你老了，累了，多年的人生重负使你感到厌倦的时候，你能够在朋友身上再生，恢复你的青春与朝气，用他的眼睛去体验万象更新的世界，用他的感官去抓住瞬息即逝的美景，用他的心灵去领略人生的壮美……便是受苦也和他一块儿受苦！……啊！只要能生死相共，便是痛苦也成为欢乐了！
我有了一个朋友了！他跟我隔得那么远，又那么近，永久在我心头。我把他占有了，他把我占有了。我的朋友是爱我的，“爱”把我们两人的灵魂交融为一了。
参加了罗孙家的夜会以后，克里斯朵夫第二天醒来，第一个念头就想到奥里维·耶南，他立刻想要跟他再见。八点还没到，他已经出门了。早上的天气温暖而有些郁闷。那是夏令早行的四月天：一缕酝酿阵雨的水汽在巴黎城上飘浮。
奥里维住在圣热纳维耶芙高冈下面的一条小街上：靠近植物园。屋子坐落在街最窄的地方，楼梯在一个黑洞洞的院子的尽里头，有种种难闻的气味。踏级的拐弯很陡，靠壁有些倾斜，壁上都给涂得乱七八糟。三层楼上，一个乱发蓬松的妇人敞开着衬衣，听见上楼的脚步声开出门来，看见是克里斯朵夫便立刻很粗暴地把门关上了。每一层楼都有好几个公寓，从开裂的门缝里，你可以听见孩子们的吵闹。那是一群肮脏而极平凡的人，挤在低矮的屋内，外面只有一方令人作呕的院子。克里斯朵夫厌恶之下，心里想这些人不知受了什么诱惑，把至少还有空气可以呼吸的乡下丢了，也不知他们跑到巴黎来住在这坟墓一般的地方，能有什么好处。
他爬到了奥里维住的那一层，门铃的拉手是条打结的绳子。克里斯朵夫把它使劲拉了一下，铃声响起，好几家人家都打开了门。奥里维也出来开了门。他的素雅整齐的穿扮使克里斯朵夫大为惊奇，换了别的场合，克里斯朵夫绝不会注意到这一点，但在这儿他感到一种出乎意外的愉快；奥里维的整洁，在这个恶浊的环境中让人觉得愉快和健康。头天晚上看了奥里维清明的眼神所感到的印象，又立刻回复过来。他向他伸出手去。奥里维慌慌张张地嘟囔着：
“怎么，你，你到这儿来！……”
克里斯朵夫一心想抓住这颗一刹那间慌忙失措的可爱的心灵，便对奥里维的问话笑而不答。他把奥里维往前推着，走进了那间卧室兼书房的独一无二的屋子。近窗靠墙摆着一张小铁床，克里斯朵夫看到床上放着一大堆枕头。三张椅子、一张黑漆桌子、一架小钢琴、几架图书，就把一间屋挤满了。屋子又窄、又矮、又黑，但主人那种清朗的眼神似乎有种反光照在屋子里。一切都很清洁，整齐，好像是出于一个女人之手；水瓶里插着几朵蔷薇，给室内添了几分春意，四壁挂着一些翡冷翠派的古画的照片。
“噢，你这是来……来看我吗？”奥里维真情洋溢地说着。
“嗳，我非来不可啊。”克里斯朵夫回答，“你，你是不会来看我的。”
“你以为我不会吗？”
奥里维紧跟着又说：“对，你说得不错。可并非是我不想去。”
“那么有什么阻碍把你拦住了？”
“我太想见你了。”
“这理由真是太妙了！”
“是啊，你可别见笑，我就怕你不怎么愿意见我。”
“我，我才不顾虑这个呢！我想看你，我就来了。要是你不乐意，我自然会看出来的。”
“那你一定要眼光很好才行。”
他们彼此瞧着，笑了笑。
奥里维又说：“昨天我真蠢。我生怕你讨厌。我的胆小简直是一种病，连一句话都说不上来。”
“别抱怨了吧，你们贵国喜欢说话的人太多了，能够碰到一个不大出声的，便是为了胆小而不出声的，也让人高兴。”
克里斯朵夫笑了，很得意自己的俏皮。
“那么你是为了我的静默而来看我的了？”
“是的，为了你的静默，为了你那种静默的优点。静默也有好多种……我可喜欢你这一种，话不是说完了吗？”
“你仅仅见了我一面，怎么会对我发生好感？”
“那是我的事，我挑选朋友用不着多费时间，只要看到一张喜欢的脸，我马上会决定，马上会去找他，而且非找到不可。”
“你这样的追求朋友从来不会看错吗？”
“那是常有的事。”
“也许你这一回又看错了。”
“咱们慢慢瞧吧。”
“噢！那我就糟了。你会让我心都凉了的，只要一想到你在观察我，我就慌得手足无措了。”
克里斯朵夫又好奇又亲热的，瞧着那张容易冲动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感情映在他的脸上好比云彩映在水里。
“多神经质的孩子！简直像女人一样。”克里斯朵夫心里想着，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膝盖。
“得了吧，你以为我全副武装的来对付你吗？你最恨人家拿朋友做心理学实验。我所要求的是：两个人都应当无拘无束，开诚布公，没有不必要的害羞而永远把话闷在胸中，也不必怕自己前后矛盾——今天喜欢的，明天尽可以不喜欢。这不是更有丈夫气，更光明磊落吗？”
奥里维肃然望着他，回答说：“没有问题，这是更有丈夫气。你是强者，我可不是的。”
“我敢断定你也是强者，不过是另外一种方式罢了，并且我现在正是要来帮助你成为强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刚才已经声明过了，此刻我可以更坦白的补上一句——但并不担保以后的事，我喜欢你。”
奥里维从脸上红起直红到耳朵，窘得一动也不能动，一句话都没有能回答。
克里斯朵夫把屋子扫了一眼：“你住的地方太不行了。没有别的屋子了吗？”
“还有一间堆东西的小屋子。”
“嘿！简直透不过气来。你怎么能在这里过活的？”
“慢慢也就惯了。”
“我可是永远不会惯的。”
克里斯朵夫解开背心，拼命地呼吸。
奥里维走去把窗子完全打开了。
“你住在城里一定是不舒服的，克拉夫脱先生，我可决不因为精力过剩而难受。我只需要一点点的空气，哪儿都能活下去。可是到了夏天，有些晚上连我也受不了。我看到那种日子快来了就害怕。我坐在床上，仿佛要死过去了。”
克里斯朵夫瞧着床上的一堆枕头，又瞧着奥里维疲倦的脸，似乎看到他在黑暗里挣扎的情形。
“那么离开这儿呀，”他说，“干吗要住在这个地方呢？”
奥里维耸耸肩膀，满不在乎地回答：“噢！这儿那儿，反正都是一样！……”
这时他们听到头顶上有沉重的脚步声，下一层楼上有尖锐的争吵声，墙壁每分钟都给街车震动得发抖。
“这种屋子！”克里斯朵夫继续说。“又脏又臭，又热又闷，只看见下贱悲惨的景象的屋子，你晚上怎么能踏进来？难道你不泄气吗？换了我，在这儿简直活不下去，宁可睡在桥底下的。”
“最初我也觉得痛苦，跟你一样厌恶这种环境。我记得小时候跟着大人散步，只要走过肮脏的贫民区域，心里就作恶，有时还有些不敢说出来的可笑的恐怖。我想：要是此刻发生地震，我就得死在这儿，永远留在这儿；而这是我最怕的。那时我万万想不到有一天会甘心情愿住在这等地方，说不定还要死在这里。我当然不能太挑剔，可心里是永远厌恶的，只能竭力不去想它。上楼的时候，我把眼睛、耳朵、鼻子，所有感官都封闭起来，跟外界隔绝。并且，你瞧，从那个屋顶望出去，有一株皂角树。我坐在这边屋角里，让自己什么都瞧不见，只瞧见那株树；傍晚风吹树动的景致，使我觉得自己远在巴黎之外了；这些齿形的树叶簌簌摇曳，有时比森林中的风涛声还更优美动听呢。”
“是的，”克里斯朵夫说，“我知道你老是在出神，可是你不用你的幻想来创造一些别的生命，而仅仅用来对付生活的烦恼，不是浪费了吗？”
“大多数人的命运就是这样，你自己难道没有为了愤怒与斗争而浪费精力吗？”
“我的情形是不同的。我生来是为斗争的。瞧瞧我的胳膊跟手吧。跟人家搏斗是表示我健康。你哪，你可没有多大气力，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奥里维凄然瞧着自己细弱的手腕，“是的，我身子弱得很，一向是这样的。有什么办法？总得生活啰。”
“你靠什么过活的？”
“教书。”
“教什么？”
“什么都教，替人补习拉丁文、希腊文、历史。我给人家预备中学毕业考试，在市立学校我还担任一门道德课。”
“什么课？”
“道德课。”
“见鬼！你们学校里教道德吗？”
“当然。”奥里维笑着说。
“你有什么话可以在讲堂上说到十分钟以上呢？”
“每星期我有十二个钟点呢。”
“那么你是教他们做坏事了？”
“为什么？”
“因为要人家知道什么叫作善，是用不着多费口舌的。”
“那么是不说为妙了？”
“对啦，不说为妙。不知道善恶不一定就不能为善，善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行为。只有一般神经衰弱的人才把道德讨论个不休。可是道德的最重要的规则便是不能神经衰弱。那些迂腐的家伙！他们好比手脚残废的人想要教我怎么走路。”
“那不是对你说的，你已经知道了，可是不知道的人多着呢！”
“那么让他们像小娃娃一样手脚并用地去爬吧，让他们自己去学走吧。但手脚并用也罢，不并用也罢，第一要他们会走。”
他在屋子里大踏步踱着，不到四步把整个房间走完了。走到钢琴前面，他站住了，揭开琴盖，随便翻了翻乐谱，把键盘抚弄一会儿，说道：“弹些曲子给我听听。”
奥里维吓了一跳：“要我弹？多古怪的念头！”
“罗孙太太说你是很好的音乐家。来，来，弹吧。”
“在你面前弹吗？噢！那会让我羞死的。”
这个从心坎里发出来的天真的呼声，把克里斯朵夫听得笑了，奥里维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在一个法国人说来，难道这能算一个理由吗？”
奥里维始终推辞：“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要我弹呢？”
“等会儿告诉你，你先弹吧。”
“弹什么呢？”
“随你。”
奥里维叹了口气，在钢琴前面坐下了，很柔顺地服从了这个自动挑中他的专制的朋友。他迟疑了半日，方始弹一曲莫扎特的B小调柔板（Adagio），他先是手指发抖，连按键子的气力都没有；后来胆子大了一些，自以为不过是复述莫扎特的话，可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心灵透露了。音乐最容易暴露一个人的心事，泄漏最隐秘的思想。在莫扎特那个伟大的曲子下面，克里斯朵夫发现了这个新朋友的真面目：他体会到凄凉高远的情调，羞怯而温柔地笑容，显出他是个神经质的、纯洁的、多情的，动不动会脸红的人。到了快终曲的时候，正当表现痛苦的爱情的乐句到了顶点而突然迸裂的时候，有种按捺不住的贞洁的情绪使奥里维没法再往下弹；他手指哆嗦，没有声音，放下了手，说道：“我弹不下去了……”
站在后面的克里斯朵夫弯下身子，把中断的乐句弹完了，说：“现在我可听到你的心声了。”他抓着他两只手，把他瞧了好一会儿：“真怪！……我好像见过你的……好像已经认识你那么久那么清楚了。”
奥里维嘴唇发抖，差点儿要说出来，可是终于一句话也没说。
克里斯朵夫又把他瞧了一会儿，然后悄悄地笑了笑，走了。
他心花怒放的走下楼梯，半中间遇见两个丑八怪的孩子，一个捧着面包，一个拿着一瓶油，他亲热地把他们的腮帮拧了一下。门房沉着脸，他可向他笑笑。他走在街上低声唱着，不久进了卢森堡公园，拣着阴处的一条凳子躺下，闭上眼睛。没有一丝风，游人很少。喷水池的声音响一阵轻一阵。铺着细沙的路上偶尔有窸窸窣窣的声响。克里斯朵夫懒洋洋地，像一条晒着太阳的蜥蜴；树底下的阴影移过去了；但他连挣扎一下的气力都没有。他的思想在打转，却也没有意思把它固定；那些念头全都照着幸福的光辉。卢森堡宫的大钟响了，他也不理；过了一会儿，他才发觉刚才敲的是十二点，便马上纵起身子，原来已经闲荡了两小时，错失了哀区脱的约会，一个早上都糟掉了。他笑着，打着呼哨回家，拿一个小贩叫喊的调子作了一支回旋曲。便是凄凉的旋律在他心中也带着快乐的气息。走过他住的那条街上洗衣坊，他照例瞧了瞧：那个头发茶褐色、皮肤没有光彩、热得满脸通红的姑娘在熨衣服，细长的胳膊直露到肩头，敞开着胸褡，跟往常一样很放肆地瞅了他一眼：破题儿第一遭，克里斯朵夫竟没有生气。他还在笑。进了屋子，先前留下的工作一件都找不到。他把帽子、上衣、背心，前后左右乱丢一阵，接着便开始工作，那股狠劲仿佛要征服世界似的。他把东一张西一张的音乐稿子捡起来，可是心不在这儿，只有眼睛在那里看着。过了几分钟，他又觉得飘飘然了，像在卢森堡公园里一样。他惊醒了两三回，想打起精神，可是没用。他嘻嘻哈哈的骂自己，站起身子把头往冷水里浸了一会儿，才清醒了些，重新坐在桌旁，一声不出，堆着一副渺茫的笑容，想着：“这跟爱情有什么分别呢？”
他只敢悄悄地思索，似乎有些怕羞。他耸了耸肩膀，又想：“爱是没有两种方式的……噢，不，的确有两种：一种是把整个的身心去爱人家，—种是只把自己浮表的一部分去爱人家。但愿我永远不要害上这种心灵的吝啬病！”
他不敢往下再想了，只对着内心的梦境微笑，久久不已。他在心里唱着：
你是我的，我才成为整个的我……
他拿起一张纸，静静地把心里唱的写了下来。
他们俩决意合租一个寓所，克里斯朵夫的意思是要立刻搬，不管租期还剩着一半而要损失一笔租金。比较谨慎的奥里维，虽然也愿意马上搬家，可劝他等双方的租期满了再说。克里斯朵夫不了解这种计算；他像许多没钱的人一样，损失点儿钱是满不在乎地。他以为奥里维手头比他更窘。有一天看到朋友穷困的情形吃了一惊，他立刻跑出去，过了两小时又回来，把从哀区脱那儿预支到的几枚五法郎的钱得意扬扬地摆在桌上。奥里维红着脸不肯收。克里斯朵夫一气之下，要把钱丢给一个在楼下院子里拉着琴要饭的意大利人，被奥里维拦住了。克里斯朵夫装着生气地样子走了，其实他是恨自己的笨拙，没法使奥里维接受。结果，朋友来了一封信，把他安慰了一番。凡是奥里维口头不敢表示的，都在信上表示了出来：他说出认识克里斯朵夫的快乐，说克里斯朵夫的好意使他多么感动。克里斯朵夫回了一封狂热的信，像十五岁时写给他的朋友奥多的一样，满纸都是热情跟傻话，用法文、德文，甚至也用音乐来做种种双关语。
他们终于把住的地方安顿好了。在蒙巴那斯区，靠近唐番广场，在一幢旧屋子的六层楼上，他们找到一个三间正屋带一个厨房的公寓；房间很小，朝着一个四面都是高墙的挺小的园子。在他们那一层，从对面一堵比较低矮的墙上望过去，可以瞧见一所修道院的大花园，那在巴黎还有不少，都是藏在一边，没人知道的。园子里荒凉的走道上，一个人都没有。比卢森堡公园里更高更密的古树，在阳光底下微微摆动；成群的鸟在歌唱；天刚亮就能听到山鸟的笛声，接着是麻雀吵吵闹闹而有节奏的合唱。夏日的傍晚，燕雀的狂噪穿过暮霭，在天空回绕。月夜还有蛤蟆像滚珠一样的叫声，好比浮到池塘面上的气泡。倘使这幢旧屋子不是时时刻刻被沉重的车子震动，仿佛大地在高热度中发抖的话，你决计想不到住在巴黎。
有一间屋比其余的两间更大更好，两个朋友便互相推让，结果大家同意用抽签来决定。首先做这个提议的克里斯朵夫存了心，用了一种他素来觉得不会做的巧妙地手法，居然使自己没抽到那个好房间。
于是他们开始了一个完全幸福的时期。那不是专靠某一件事，而是同时靠所有的事的：他们所有的行动和思想都浸在幸福中间，幸福简直跟他们一分钟都不离开了。
在这个友谊的蜜月中，那些深邃而无声的欢乐，唯有“得一知己”的人才能体会。他们难得说话，也不大敢说话，只要能觉得彼此在一起，能交换一个眼色，一句话，证明他们虽然静默了好久而思想仍旧在一条路上就行了。用不着互相问讯，甚至也用不着互相瞧一眼，他们随时都能看到对方的形象。动了爱情的人都不知不觉地把爱人的灵魂作为自己的模型，一心一意地想不要得罪爱人，想教自己跟对方完全合而为一，所以他凭着一种神秘的、突如其来的直觉，能够窥到爱人的心的微妙的活动。朋友看朋友是透明的，他们彼此交换生命。双方的声音笑貌在那里互相模仿，心灵也在那里互相模仿——直要等到那股深邃的力、那个民族的本性，有一天突然抬起头来把他们友谊的联系扯断了的时候才会显出裂痕。
克里斯朵夫放低了声音说话，放轻了脚步走路，唯恐扰乱了隔壁屋子里幽静的奥里维；友谊把他改变了：他有种从来没有的快乐、信赖、年轻的表情，他疼着奥里维。奥里维大可以对朋友作威作福，要不是他觉得不配受这样的爱而为之脸红的话：因为他自以为远不及克里斯朵夫，不知克里斯朵夫也跟他一样的谦卑。双方的这种谦卑是从友爱来的，给他们多添了一种甜蜜。一个人觉得自己在朋友心中占着那么重要的地位，即使自以为不够资格，也是最快乐的。因此他们俩都非常的感动和感激。
奥里维把自己的藏书放在克里斯朵夫的一起，不分彼此。他提到某一册的时候，不说“我的书”而说“我们的书”。只有一小部分东西，他保留着不作为公共财产：那是姊姊的遗物，或是跟她的往事有关的东西。克里斯朵夫被爱情磨炼得机警了，不久便注意到这种情形，可不明白为什么。他从来不敢向奥里维问起他的家属；只知道奥里维所有亲人都已经故世；除了带点儿高傲地感情使他不愿意探听朋友的私事以外，他还怕触动朋友过去的悲痛。他羞怯得连对奥里维桌上的照片都不敢仔细瞧一眼，虽然心里很有这个愿望。那张相片上有一位正襟危坐的先生，一位太太，还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脚下坐着一条长毛大狗。
在新居住了两三个月，奥里维忽然受了些风寒，躺在床上。克里斯朵夫动了慈母一般的感情，又温柔又焦急地看护他；医生听到奥里维肺尖上有点儿发炎，嘱咐克里斯朵夫用碘摩擦病人的背。克里斯朵夫一本正经地做着这工作的时候，瞧见奥里维脖子里挂着一块圣牌。他知道奥里维对一切宗教信仰比他都摆脱得干净，当下表示很奇怪。奥里维脸一红，说道：“那是件纪念物，是我可怜地安多纳德临死的时候戴着的。”
克里斯朵夫打了一个寒噤，安多纳德这个名字使他忽然心中一亮。
“安多纳德？”他问。
“是的，她是我的姊姊。”
克里斯朵夫反复念着：“安多纳德……安多纳德·耶南……她是你的姊姊？……”他一边说，一边望着桌上的照片，“她不是很小就故世的吗？”
奥里维凄然笑了笑：“这是一张小时候的照片。可怜我没有别的……她死的时候已经二十五岁了。”
“啊！”克里斯朵夫很激动地说。“她可是到过德国的？”
奥里维点点头。
克里斯朵夫抓着奥里维的手：“那么我是认识她的啊！”
“我知道。”奥里维回答。
他勾着克里斯朵夫的脖子。
“可怜地姑娘！可怜地姑娘！”克里斯朵夫再三说着。
他们俩一齐哭了。
克里斯朵夫忽然想到了奥里维的病，便尽量安慰他，要他把手臂放进被窝，替他把被褥盖住肩头，像母亲一般替他抹着眼泪，坐在床头对他望着。
“对啦，对啦，”克里斯朵夫说，“怪不得我早认得你了，第一天晚上就认出你了。”
（不知他是对眼前这个朋友说，还是对那个已经死了的朋友说。）
“可是你，”他停了一会儿又道，“既然早知道了，干吗不对我说呢？”
安多纳德冥冥中借着奥里维的眼睛回答：
“我不能说。应当由你说的。”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在静悄悄地夜里，奥里维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向握着他的手的克里斯朵夫轻轻讲着安多纳德的一生——可是那不该说的一段，连她自己也闭口不言的秘密，并没有说，但也许克里斯朵夫已经知道了。
从此，他们俩都被安多纳德的精神包裹了。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她就跟他们在一块儿。他们甚至用不着想到她，两人都是以她的思想为思想的，她的爱是他们的两颗心相会的地方。
奥里维时常唤起她的形象：都是些零星的回忆，短短的逸事，让她那种羞怯而可爱的举动，年轻而端庄的笑容，深思而妩媚的情致，像一道微光似的透露出来。克里斯朵夫默默无言地听着，整个儿给这个看不见的朋友的光彩罩住了。因为天生的比别人容易吸收生机，他有时能在奥里维的说话中间听到深邃的回声，为奥里维自己所听不见的，而且那年轻的死者的生命，他也比奥里维更能吸收。
在奥里维身边，他不知不觉代替了她的职位，笨拙的德国人居然会像安多纳德一样的殷勤，细心，做许多体贴周到的安排，叫人看了感动。有时他竟弄不清是为了爱奥里维而爱安多纳德呢，还是为了爱安多纳德而爱奥里维。柔情牵动之下，他不声不响地到安多纳德墓上去供些花草。奥里维一向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在墓上发现了鲜花才觉察，可还不容易肯定是克里斯朵夫去过的。他怯生生地提到这问题，克里斯朵夫却粗声大气地把话岔开了。他不愿意奥里维知道；但有一天两人在公墓上碰到了。
另一方面，奥里维私下写信给克里斯朵夫的母亲，把克里斯朵夫的近况告诉她，说他对克里斯朵夫怎样的敬爱与钦佩。鲁意莎很笨拙很谦卑的回了信，表示感激涕零；她老是提到自己的儿子，口气像提到一个小孩子一样。
像情人似的经过了一个不大出声的时期以后——经过了一个“心旷神怡的恬静，莫名其妙地欢乐”的时期以后，两人的舌头松动了。他们几小时地摸索着，要在朋友的心中有点儿新发现。
他们俩性情那么不同，但本质都那么纯粹，他们因为如是其不同又如是其相同，所以相爱。
奥里维是娇弱、单薄，不能跟人生的艰苦搏斗的。一遇到阻碍，他便退缩，并非为了害怕，而是一小部分为了胆怯，一大部分为了不肯用强暴与粗鄙的手段去克服困难。他是靠替人补习功课、写些文艺的书来维持生活的，报酬照例是少得可怜。他也偶尔写些杂志文章，可从来不能自由发表意见，必须讨论他不大感兴趣的问题——他感兴趣的题材，人家不要他写；他是诗人，人家却让他写评论；他懂得音乐，人家却要他谈画。他知道，关于这些问题他只能说些老生常谈：而这正是大众欢迎的；他不得不对平凡的人说些他们能懂的话。后来他厌恶到极点，不愿意再写了，只替一些小杂志写作。那些刊物虽没有稿费，但言论自由，所以是被许多青年真心爱护的。唯有在这等地方，他才能发表他值得留存的东西。
他为人温和有礼，表面上很有耐性，实际上却是非常敏感。一句略微过火的话就会使他气得热血奔腾；看到什么不公平的事，他会惊骇失措；他除了自己痛苦以外，还替别人痛苦。几百年前的某些丑恶的史实使他痛心疾首，仿佛当时遭人蹂躏的便是他自己。一想到遭受那些不幸的人的苦难，他脸色发白，浑身打战，苦恼到极点，可是他同情地人物已经跟他隔着几世纪了。要是他亲眼看到这一类的暴行，更是气得直打哆嗦，有时甚至会害病，睡不着觉。他外表的强作镇静，是因为知道自己一生气就会过火，可能说出别人不能原谅的话。那时人家恨他比恨素来性情暴烈的克里斯朵夫更厉害，因为奥里维冲动之下，似乎比克里斯朵夫更容易透露他隐秘的思想。而这是不错的。他的批判人，既没有克里斯朵夫那样盲目的夸张，也没有他那样一厢情愿地幻想，而是把事情看得非常清楚。这便是一般人最不能原谅的地方。他因此默不出声，知道争辩没用，就避免争辩。这种压制使他很痛苦。但他更痛苦的是自己的胆怯：为了胆怯，他有时竟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思想，或者不敢坚持到底，或者还得向人道歉，好似那次为了讨论克里斯朵夫而跟吕西安·雷维-葛争吵的情形。他对人对己都打不定主意，常常为此苦闷。在比较更使性的少年时代，他不是极端兴奋，便是极端消沉，而转换的方式也非常突兀。他最快乐的时候，已经觉得悲哀在旁边等着他了。果然，他根本没看到悲哀是怎么来的，冷不防就给他抓住了。那时他不但烦恼，还要埋怨自己的烦恼，怀疑自己的言语、行为、诚实，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攻击自己。他的心在胸中乱跳，可怜巴巴地挣扎着，快要窒息了。——自从安多纳德死后，也许是受了她的死亡之赐，受了在某些亲爱的亡人身上发出来的那种令人苏慰的光明之赐，好像黎明的微光把病人的眼睛与心灵都照得清明了一样，奥里维虽不能完全摆脱这些骚乱，至少能够隐忍而加以控制了。很少人想象得到这类内心的斗争。他把这个使自己感到屈辱的秘密藏在心里：一方面是软弱而骚动的身体，一方面是无挂无碍而清明宁静的智慧，虽不能完全控制那个骚乱，却也不致受它的害——“在扰攘不息的心头始终保持着一片和平。”
这种智慧使克里斯朵夫大为惊异，那是他在奥里维的眼睛里看出来的。奥里维有的是直觉，有的是胸襟阔大的敏锐的好奇心，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对什么都不恨，抱着广大的同情观照世界：这种清新的目光是最可贵的天赋，使他能够用一颗永远天真的心去体验宇宙间生生不息的现象。在这个内心的天地中，他觉得自己无挂无碍，广大无边，能够主宰一切了，他这才忘了自己的缺陷和肉体的痛苦。这个弱不禁风，随时可以奄然物化的身体，倘使你远远地用一种幽默而怜悯的态度去看它，的确另有一番风味。在这等情形中，一个人决不执着自己的生命，可是更热烈的执着一般的生命。奥里维把不愿意在行动方面消耗的精力全部灌注到爱情和智慧中去。他没有充分的活力单独生存。他是根藤萝，需要有个倚傍。把整个身心施舍给人家的时候，才是他生命最丰满的时候。那是女性的灵魂，永远需要爱别人，需要被别人爱。他生来是跟克里斯朵夫配在一起的。历史上有一般高贵的可爱的朋友，为大艺术家作护卫，同时也靠着大艺术家坚强的心灵而繁荣滋长的：例如贝尔脱拉菲奥之于达·芬奇，卡瓦列雷之于米开朗琪罗；温布里安同乡之于年轻的拉斐尔；阿尔特·凡·赫尔德之忠于那个老而潦倒的伦勃朗。他们并没那些宗师的伟大；可是宗师所有高贵与纯洁的成分在那些朋友身上似乎更臻化境。他们是天才的最理想的伴侣。
他们的友谊对两人都有好处，有了朋友，生命才显出它全部的价值；一个人活着是为了朋友，保持自己生命的完整，不受时间侵蚀，也是为了朋友。
他们互相充实，奥里维头脑清明，身体虚弱。克里斯朵夫元气充沛，精神骚乱。一个是瞎子，一个是瘫子。合在一块儿，他们可是非常完满了。受了克里斯朵夫的熏陶，奥里维对阳光重新感到了兴趣，因为克里斯朵夫生气勃勃，身心康健，便是在痛苦、受难、憎恨的时候依旧能保持乐天的倾向；而这些他都灌输了一部分给奥里维。可是克里斯朵夫得之于奥里维的还远过于此。一般天才的通例，尽管有所给予，但他在爱情中所取的总远过于所给的，因为他是天才，而所谓天才一半就因为他能把周围的伟大都吸引过来而使自己更伟大。俗语说财富跟着富人跑。同样，力也是跟着强者走的。克里斯朵夫吸收了奥里维的思想来滋养自己，感染到他超然物外，洒脱自如的精神，和那种远大的目光——静静地体验一切而控制一切地目光。但朋友的这些德行一朝移植到他这块更肥沃的土地上时，它们的发荣滋长变得格外有力了。
他们在对方的心灵中发掘出这些境界，对之赞叹不已。每个人贡献出无穷的富源，那是至此为止各人从来没意识到的全民族的精神财宝；奥里维所贡献的是法国人广博的修养，和参透心理的本领，克里斯朵夫所贡献的是德国人那种内在音乐与体会自然的直觉。
克里斯朵夫不能了解奥里维怎么会是法国人，这位朋友跟他所见到的法国人多么不同！没有遇见他之前，克里斯朵夫几乎把吕西安·雷维—葛看作现代法兰西精神的典型，不知他实际上只是一幅漫画。看到了奥里维，他才发觉巴黎还有比吕西安·雷维-葛思想更自由，而仍不失其纯洁狷介的人。克里斯朵夫拼命跟奥里维辩，说他和他的姊姊不完全是法国人。
“可怜地朋友，”奥里维回答，“关于法国，你知道些什么呢？”
克里斯朵夫拿他从前为了要认识法国而耗费的精力作为辩论的根据；他把在史丹芬与罗孙家中碰到的法国人一个一个的背出来，都是些犹太人，比利时人、卢森堡人、美国人、俄国人，甚至也有几个真正的法国人。
“我早料到了，”奥里维回答、“你连一个法国人都没见到。你只看到一个堕落的社会，一些享乐的禽兽，根本不是法国人，仅仅是批浪子、政客、废物，他们所有的骚动只在法国的表面上飘过，跟法国连接触都没接触到。你只看见成千成万的黄蜂，被美丽的秋天与丰盛的果园吸引来的，你没注意到忙碌的蜂房，工作的都城，研究的热情。”
“对不起，”克里斯朵夫说，“我也见过你们优秀的知识阶级。”
“什么？两三打文人吗？那才妙呢！在这个时代，科学与行动变得这样重要，文学只能代表一个民族的最浮表的思想。何况以文学而论，你也只看到些戏剧，所谓高级的娱乐，替国际饭店的有钱的主顾定制的国际烹调。巴黎那些戏院吗？一个真正工作的人根本不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巴斯德一生也没看过十次戏！像所有的外国人一样，你太重视我们的小说，太重视大街上的戏院，太重视我们那般政客的兴风作浪了……要是你愿意，我可以让你看到一般从来不看小说的女人，从来不上戏院的巴黎姑娘，从来不关心政治的男子——而这些全是知识分子呢。你既没看到我们的学者，也没看到我们的诗人。你既没看到我们没世无闻的孤高的艺术家，也没看到我们革命志士的热烈的火焰。最伟大的信徒，你一个没见过；最伟大的自由思想者，你也一个没见过。至于平民阶级更不必谈了！除了那个看护过你的可怜地女人，你对法国的平民又知道些什么？你哪儿看得到呢？住在二三层楼以上的巴黎人，你认识几个？[21]你要是不认识那些人，你就不认识法兰西。在可怜地公寓中，在巴黎的顶楼下，在静悄悄地内地，有的是善良、真诚的人，庸庸碌碌地过着一辈子，老抓着一些严肃地思想，每天都做着自我牺牲。——法国无论哪个时代都有这小小的一群人，数量是不足道的，精神是伟大的，差不多没有人知道，没有一点儿表面的行动，然而的确是法兰西的力量，默默无声而持久的力量。至于自命为优秀的阶级却在那里不断地腐烂，不断地新陈代谢……你一朝看到一个法国人不是为了追求幸福，不是为了以任何代价追求幸福而活着，而是为了完成或是效忠于他的信仰而活着，你便觉得奇怪。可是有成千成万的人，像我这样，比我更有价值，更虔诚，更谦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了一个没有回音的上帝服务，为了一个理想而服务，你不认识那些卑微的人，省吃俭用，按部就班，勤劳不倦，安安静静地，心中却藏着一朵没有燃烧起来的火焰——这是为了保卫乡土，跟自私的贵族抗争而牺牲的民众，是蓝眼睛的老沃邦[22]一流的人。你既不认识平民，也不认识优秀阶级。像我们忠实的朋友一样，像支持我们的伴侣一样的书，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你根本不知道，我们以多少的忠诚与信心培植着一批年轻的刊物。你可想到有些正人君子是我们的太阳，它的光华使无赖小人畏惧吗？他们不敢正面相搏，只有对它低头，以便用手段去暗算它。无赖小人是奴隶，而所谓奴隶倒是主人。你只认识奴才，没认识主人……你看着我们的斗争，以为是胡闹，因为你不了解它的意义。你只看见太阳的反光和影子，可没看见内在的太阳，没看见我们几百年的灵魂。你有没有想法去认识它？有没有窥见我们英勇的行为，巴黎公社时代十字军？有没有把握到法兰西精神的悲壮的气息？有没有对帕斯卡心中的深渊探着身子看过一眼？对于一个一千年来始终在活动的创造的民族，把它哥特式的艺术、17世纪的文化、大革命的巨潮、传遍全世界的民族——一个经过几十次磨炼而从来没死灭、而复活了几十次的民族，怎么能横加诬蔑呢？你们都是一样的。你所有的同胞，到这儿来都只看见腐蚀我们的寄生虫，文坛、政界、金融界的冒险者和他们的供应商，他们的顾客，他们的娼妓：你们把这批吞噬法兰西的坏蛋作为批判法兰西的根据。你们之中一个都没想到被压制的真正的法国，藏在内地的那个生命的储藏库，那些埋头工作的民众，根本不理会眼前的主人怎么喧闹……你们对这些情形一无所知也是挺自然的，我不怪怨你们：你们怎么会知道呢？连法国人自己都不大认识法国。我们之中最优秀的都给封锁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人家永远不会知道我们的痛苦：我们锲而不舍地抓着我们的民族精神，把从它那儿得到的光明当作神圣的宝物一般储存在心中，竭尽心力保护它不让狂风吹熄——我们孤零零地，觉得周围尽是那些异族散布出来的乌烟瘴气，像一群苍蝇似的压在我们的思想上，留下可恶的虫蛆侵蚀我们的理智，污辱我们的心灵——而应当负责保卫我们的人反而欺骗我们；我们的向导，我们的非愚即怯的批评家，只知道谄媚敌人，求敌人原谅他们生为我们的族类——民众也遗弃我们，既不表示关切，甚至也不认识我们……我们有什么方法使民众认识呢？简直没法跟他们接近。啊！这才是最受不了的！我们明知道法国有成千累万的人思想都和我们的一样，明知道我们是代表他们说话，而竟没法让他们听见！敌人把什么都霸占了：报纸，杂志，戏院……报纸躲避思想，要不然就只接受那些为享乐作工具，为党派做武装的思想。党派社团把所有的路封锁了，只许自甘堕落的人通过。贫穷和过度的劳作把我们的精力消磨尽了。忙着搞钱的政客只关心那批能够收买的无产阶级。而冷酷自私的布尔乔亚又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死。我们的民众不知道我们：凡是和我们一样斗争的人，也像我们一样被静默包围着，不知道有我们，而我们也不知道有他们……可怕的巴黎！固然巴黎也做了些好事，把法兰西思想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一处。可是它做的坏事至少不亚于它做的好事；而且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便是善也会变成恶的。只要一个冒充的优秀阶级占据了巴黎，借了舆论大吹特吹，法国的声音就给压下去了。何况法国人自己还分辨不清；他们噤若寒蝉，怯生生地把自己的思想藏起来……从前我为此非常痛苦。现在，克里斯朵夫，我可是安心了。我明白了我的力量，明白了我民族的力量。我们只要等洪水退下去。法兰西的质地细致的花岗石绝不会因之剥落的。在洪水带来的污泥之下，我可以让你摸到它。眼前，东一处西一处已经有些岩石峰尖透到水面上来了。”
克里斯朵夫发现了理想主义那股气势伟大的力，当时法国的诗人、音乐家、学者，都受着这股力鼓动。当今的人尽管喧呼扰攘，宣传他们鄙俗的享乐主义，把法国思想界的呼声压倒，可是法国的思想界为了自己的身份，不屑跟市井无赖的叫嚣去对抗，只为着自己，为着它的上帝，继续唱着它的热烈而含蓄的歌。它甚至为了躲避外界的喧扰，直退隐到它高塔上最深藏的地方。
诗人这个美丽的名词，久已被报纸与学会滥用，称呼那般追求名利的多嘴的家伙。但真正的诗人瞧不起鄙俗的辞藻与拘泥的写实主义，认为那只能浮光掠影的触及事物的表面而碰不到核心；他们守在灵魂的中心，沉溺着一种神秘的意境，那是形象与思想所向往的，它们像一道倾在湖内的急流，染上那内心生活的色彩。但这种为了另造一个世界而特别深藏的理想主义，大众是无法接受的。克里斯朵夫最初也不能领会。在叫嚣喧呼的节场以后，这情形未免太突兀了。好比在刺目的阳光底下经过了一番骚扰，忽然来了一片静悄悄地黑暗。他耳朵里乱响，什么都无从分辨。他先因为热爱生命，看了这对比非常不快。外边是热情的巨潮在震撼法国，震撼人类，而在艺术中间，初看竟没有一点骚乱的痕迹。克里斯朵夫问奥里维：
“你们为德雷福斯事件[23]闹得天翻地覆，但经历过这漩涡的诗人在哪儿？有宗教情绪的人，此刻心中正作着几百年来最壮烈的斗争，教会的威权与良心的自由正在冲突。哪儿有个诗人反映这种悲痛地？劳工阶级预备作战，有些民族灭亡了，有些民族再生了，亚美尼亚人遭受屠杀，亚洲在千年长梦中醒来，把欧洲的掌钥人，莫斯科巨人推倒了；土耳其像亚当般睁眼见了天日，空间被人类征服了；古老的土地在我们脚下裂开，把整个民族吞下了……所有二十年来的奇迹，尽够写二十部史诗的材料，你们诗人的作品中，可有这些大火的痕迹？现实的诗歌，难道就只有他们没看见吗？”
“你耐性一点，朋友，”奥里维回答，“别说话，你先听着……”
世界的车轴声慢慢地隐没了，行动的巨轮在街上震撼的声音去远了，静寂的神妙的歌声清晰可辨了：
蜜蜂的，菩提树的香味……
风用它黄金般的嘴唇吹着大地……
柔和的雨声夹着蔷薇的幽香。
我们听见诗人的刀斧在柱头上雕出“最朴素的事物的庄严地姿态”，“用他的黄金笛，用他的紫檀箫”表现严肃与欢乐的生活，又为“一切阴影都是光明”的心灵，唱出它们宗教喜悦与信仰的甘美……还有那抚慰你，向你微笑的酣畅的痛苦，“在它严峻的脸上，射出一道他世界的光芒……”以及那“睁着温柔地大眼的，清明恬静的死亡”。
这交响乐是许多纯粹的声音合起来的。其中没有一个可以跟高乃依与雨果的音响宏大的小号相比；但它们的合奏更深刻，层次更复杂。那是现代欧罗巴最丰富的音乐。
克里斯朵夫不作声了，奥里维对他说：“现在你明白没有？”
这时也轮到克里斯朵夫向奥里维做手势，要他住嘴了。他虽然喜欢更阳性的音乐，但听着心灵像森林像泉水般的喁语，也欣然领受了。大众尽管为了争一日之短长而互相厮杀，诗人依旧在讴歌天地的长春，和“美的景物所给人的甜美的慈爱”。人类在那里“惊呼悲号，在一块贫瘠黑暗的田里打转”的时候，千千万万的生灵互相争取一些血淋淋的自由的时候，泉水和森林却齐声唱着：“自由！自由！圣哉！圣哉！”
诗人并没有自私自利地做着恬静的好梦，他们胸中不少悲壮的呼声，也不少骄傲的呼声，爱的呼声，沉痛的呼声。
这是如醉若狂的飓风，“夹着它暴力的威力或是深邃的甘美”；是骚乱的力，是兴奋若狂的史诗，唱出群众的狂热，唱着人与人间，喘息不已的劳动者间的战斗：
如金如墨的脸庞在黑影与浓雾中显现，
肌肉紧张或收缩的背，
站在巨大的火焰与巨大的铁砧前面……（锻炼着未来的城市。）
强烈而惨淡的光，照着“冷静的理智”，同时也映出一些孤独的心灵的悲壮的苦闷，他们以痛快淋漓的心情磨着自己。
这些理想主义者的许多特征，在德国人看来倒更近于德国式，但他们都爱好“法国式的隽永的谈吐”，诗中充满着希腊神话的气息。法国的风景与日常生活，在他们眼中都变了阿提卡海的景物。古代的灵魂似乎至今在20世纪的法国人身上活着，他们还想脱下现代的衣衫，显出他们美丽的裸体。
所有这一类的诗歌都有种成熟了几百年的文明的香味，那是在欧洲任何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你只要闻过一次，就永远不会忘掉。它把世界各国的艺术家都吸引到法国来，变成法国诗人，并且是十足地道的法国诗人；而崇拜法国古典艺术的信徒，也没比盎格鲁·撒克逊人，佛兰德人和希腊人更热烈的了。
克里斯朵夫受着奥里维的指引，让法国诗神精练的美把他参透了，虽然以他的趣味而论，这个贵族式的、被他认为太偏于灵智的女神，不及一个朴素的、健全的、结实的，并不喜欢那么推敲，但懂得热爱的民间女子可爱。
全部的法国艺术都有同样美妙的香味，好似秋天被太阳晒暖的树林中发出杨梅熟透的味道，音乐仿佛就是隐在草里的小小的杨梅。最初，克里斯朵夫因为在本国看惯了茂密的杂树，所以在这些微小的植物旁边走过而没有看见。现在清幽的香味使他回过头来了，靠着奥里维的帮助，他发现在那些僭称为音乐的荆棘与枯叶中间，另有一小群音乐家制作着精练而质朴的艺术。在种满菜蔬的田里，在工厂的煤烟中间，在圣·德尼平原的中心，一群无愁无虑的野兽在一个圣洁的小树林中舞蹈。克里斯朵夫不胜惊奇地听着他们的笛声，又恬静又俏皮，跟他一向所听到的渺不相似：
我只要一支小小的芦苇，
就能使蔓长的野草呻吟，
整片的草原悲鸣，
温柔地杨柳呜咽，
还有那小溪也会低吟：
我只要一支小小的芦苇，
就能使森林合唱齐鸣……
那些钢琴小曲，那些歌，那些法国的室内音乐，素来是为德国艺术家不屑一顾的，克里斯朵夫自己也没注意到其中富有诗意的技巧，但在慵懒的风度与享乐气息之下，他开始看到一种为了求脱胎换骨而来的骚动与苦闷——那是莱茵彼岸的人无从领会的。法国音乐家用着这种心情在他们荒芜的艺术园地中寻找能够孕育未来的种子。德国音乐家守着乃祖乃父的营地，认为在他们往日的胜利之后，世界的进化已经登峰造极，可是世界依旧在前进，而法国人就是首先出发的先锋队。他们发掘艺术的远大的前程，访求那已经熄灭的和方在升起的太阳，追寻那已经消逝的希腊，和酣睡了几百年、重新睁着大眼、抱着无穷的梦想的远东。西方音乐素来受着章法结构与古典规则的限制，至此才由法国艺术家来开放古代的调式；他们在凡尔赛池塘中灌入世界上所有的水：通俗的旋律与节奏，异国的与古代的音阶，新的或翻新的音程。在此以前，法国的印象派画家已经替眼睛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们是发现光明的哥伦布——现在法国音乐家竭力要征服音响的世界了，他们在听觉的神秘幽深的区域中走得更远，在内心的海洋里发现了崭新的陆地，可是他们很可能有了收获而不做出什么结果来，他们一向是替人开路的。
克里斯朵夫很佩服这个刚刚复活而已经走在前锋的音乐。这个文雅细巧的家伙多勇敢！克里斯朵夫以前指摘他的荒谬，现在可变得宽容了。要永远不会犯错误，只有一事不做。为了追求活泼泼的真理而犯的过失，比那陈腐的真理有希望多了。
不问结果如何，那种努力毕竟是了不起的。奥里维使克里斯朵夫看到了三十五年来完成的事业：人们花了多少精力把法国音乐从1870年以前的麻痹状态中救出来，那时法国没有自成一派的交响乐，没有深刻的修养，没有传统，没有大师，没有群众，一切都由柏辽兹一个人担当，而他还是郁郁不得志而死。如今克里斯朵夫对一般尽瘁于复兴大业的匠人感到敬意了；他不想再讥讽他们狭窄的美学或缺乏天才了。他们所创造的不只是作品而是整个的音乐民族。在锻炼法国新音乐的一切伟大的宗匠里头，塞萨尔·弗兰克对他特别显得可爱。他没看到自己惨淡经营的事业成功就死了；像德国的老许茨一样，他在法兰西艺术最暗淡的时期始终保持着他的信心和他的民族天才。在繁华的巴黎，这个纯洁的大师、音乐界的圣者，艰苦勤劳地过了一辈子，从来没有丧失清明的心地与耐性；他的坚忍的笑容使他的作品蒙上一层慈爱的光彩。
克里斯朵夫因为没参透法兰西深刻的生命，所以看到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中间居然有一个虔诚的大艺术家，就认为是桩奇迹了。
可是奥里维微微耸着肩，问他在欧洲哪个国家，能找到一位感受浓厚的圣经气息的画家，可以跟那清教徒式的弗朗索瓦·米勒[24]相比的；哪儿有一个学者比清明的巴斯德更加参透热烈与谦卑的信仰的——一朝他的精神像他自己所说的，“在悲怆惨痛的境界中”被“无穷”这个观念抓住之后，他便匍匐在地下，“哀求理智把他释放，因为他差不多和帕斯卡一样要为了信仰而发狂了”。旧教教义既不妨碍米勒那种英勇的写实主义，也不妨碍巴斯德那种热烈的理智踏着稳健的步子，“走遍了原始的自然界，在无穷小的漆黑的天地中，[25]在生命发源的最隐蔽的地方摸索”。他们出身于内地，在内地的民众身上汲取他们的信仰，也就是一向潜伏在法国土地中的信仰；愚弄平民的政客尽管信口诬蔑也没用，奥里维对这个信仰认识很清楚：那是他生来就有的。
他又指点克里斯朵夫看到二十五年来旧教的革新运动。法国的基督教思想热烈的要跟理智、自由、生命融合起来；那些勇敢的教士，就像他们之中有一个说的，“受了一番人的洗礼”，主张旧教应该了解一切，跟所有正直的思想结合：因为“一切正直的思想，即使犯了错误，还是纯洁的，神圣的”。无数的青年教徒，一片诚心的祝望建立一个基督教共和国，自由、纯洁、博爱，容纳一切善意的人；虽然横遭诬蔑，被斥为异端邪说，受尽左派右派——尤其是右派的暗箭，这个小小的维新队伍依旧非常镇静，坚毅不屈地踏上艰难的前途，知道非洒尽血泪决不能在世界上有什么持久的成就。
法国其他的宗教，也受着同样活泼的理想主义与热烈的自由主义的激荡。新教和犹太教那些庞大而麻木的躯体，也受着新生命的刺激而颤抖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努力，想创造一个自由人的宗教，对热情与理智的威力都不加压制。
这种宗教的狂热并非为宗教所独有；它是革命运动的灵魂。在这儿，它更多了一点悲壮的意味。克里斯朵夫一向只看到卑鄙的社会主义，——被政客们用来笼络群众，拿些幼稚的、鄙俗的幸福之梦，去诱惑那些饥饿的顾客的；而所谓幸福，据政客们说，是他们一朝有了政权就能利用科学来赐给大众的普遍的享乐。此刻克里斯朵夫看到，跟这个令人作呕的乐观主义相对的，还有一般领导工会的优秀分子所提倡的神秘而激烈的运动。他们所宣传的是“战争，从战争中为垂死的世界重新求得一种意义，一个目标，一宗理想”。这些伟大的革命家，痛恨那“布尔乔亚式的，商人化的，温和地，英国式的”社会主义，而另外提出一个壮烈的宇宙观，“它的规律是对抗”，它生存的条件是不断地牺牲。要是你能想象到被那些领袖驱向旧世界挑战的队伍，抱着以康德和尼采的理论同时见诸剧烈行动的神秘主义的话，那么这些高傲地革命志士就显得可惊了——他们的如醉若狂的悲观气息，轰轰烈烈的英雄生活，对战争与牺牲的信仰，以战斗精神与宗教热诚而论，和条顿会[26]或日本武士道的理想完全相符。
可这纯粹是法国的产物，那些人物是几百年来从未改变特征的法兰西民族。这类特征，克里斯朵夫借着奥里维的眼睛在执政时期的执政官与独裁者身上看到，在某些思想家、行动者和大革命以前的改革家身上看到。加尔文派、詹森派、雅各宾党、工团主义者，都用着那种悲观的理想主义和自然斗争，不存幻想，也不灰心，像铁腕一般支撑着民族，往往也鞭挞民族。
克里斯朵夫一朝呼吸到这些神秘的战争气息，就开始懂得偏执狂的伟大，懂得为什么法国人对它这样的忠诚不贰，为什么别的更善于调和的民族不能了解。像所有的外国人一样，他最初只觉得法兰西共和国标榜在一切建筑物上的口号[27]，和法国人的专制思想对照之下非常可笑，便尽量地加以讥讽。现在他可第一次看见了他们所热爱的、富于战斗性的“自由”的意义——看到了理智的刀光剑影。那并不像他先前所想的，对法国人只是一句好听的话，一个空洞的观念。在一个需要理智高于一切地民族，为理智的斗争自然也高于一切地斗争。固然这种斗争被一般自命为实际的民族认为荒谬，但是有什么关系？用深刻的眼光来看，那些为了征服世界、为了帝国或为了金钱的斗争，何尝不是同样的虚空？不论是哪种斗争，百万年后还不是同样的化为乌有？但要是人生的价值就靠着斗争的剧烈性，靠着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而迸发全部的生命力，便是牺牲自己也有所不惜，那么，除了法国那些为了拥护理智或反对理智的永久的战斗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战斗更能为生命争光的？而凡是尝过这种辛辣的滋味的人，对世所盛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毫无生气地宽容，只觉得太平淡，太没有丈夫气。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有补偿的，因为他们在别的地方可以发泄他们的精力。可是他们的民族的力量并不在于宽容。宽容只有在许多党派中间成为英勇的行为的时候，才成其为伟大。但在现代的欧洲，宽容往往只是麻木不仁，缺少信仰缺少生命的表现。英国人借着伏尔泰的一句名言，说“英国靠了信仰分歧而得到的宽容”，法国经过了大革命还没有能得到。——那是因为大革命时代的法国，比自称为有信仰的英国反而更有信仰。
像维吉尔带着但丁游地狱一样，奥里维带着克里斯朵夫去看过了理想主义的钢铁志士，看过了为理智的战斗以后，直爬到山巅：那儿才有清明恬静的、真正超脱的一小群法国的优秀人物。
他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超脱的人物。像停在宁静的天空的鸟一样的潇洒……在那个高度上，空气那么纯洁，那么稀薄，克里斯朵夫简直不容易呼吸。这儿你可以看到一般艺术家自命为神游于绝对自由的梦境中，看到一般极端的主观主义者，像福楼拜一样瞧不起“相信万物是实有的伧夫”；看到一般思想家，以他们动荡的复杂的思想，模仿着动荡不已的万物的波涛，“昼夜不息地流转着”，哪儿都不愿意停留，哪儿都不会遇到稳固的陆地或岩石，像蒙田所说的“不描写生命而只描写过程，一天复一天，一秒复一秒的过程”；还有一般学者明知四大皆空，明知人类是在这个虚无中造出他的思想、他的上帝、他的艺术、他的科学的，可是他们继续创造世界和它的规则，创造那个昙花一现的梦境。他们并不向学问求安息，求幸福，甚至也不求真理：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真理的把握，他们只是为学问而爱学问，因为它是美的，唯有它才是美的，真的。在思想的峰巅上，我们看到这些学者，热烈的怀疑主义者，不理会什么痛苦，什么幻灭，甚至连现实也不以为意，只顾闭着眼睛，听着许多心灵无声的合奏，听着数字与形式的微妙而壮丽的和声。这些大数学家，思想自由的哲学家——世界上最严格最切实的头脑，已经到了神秘的、入定的境界的极端；他们使周围都变成一片空虚，探着身子瞧着深渊，对于自己的目眩神迷感到有一点儿醉意；他们欢欣鼓舞的，把思想的光彩在无边的黑夜中放射出来。
克里斯朵夫挨在他们身边也想瞧一下，只觉得天旋地转。他素来自命为自由，因为他除了自由的良知以外已经摆脱了所有的规则，但在这些连思想的一切绝对的规则，一切无可违拗的强制，一切生存的理由都摆脱干净的法国人旁边，他骇然发觉自己的自由原来是微不足道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活着呢？
“为了求自由呀，能够自由是最大的快乐。”奥里维回答。
可是这种自由使克里斯朵夫手足无措，甚至于企慕德国的极权主义和严格的纪律了，他说：“你们的快乐是自欺欺人，是抽鸦片的人做的梦。你们醉心于自由，忘记了生命。个人的绝对自由是疯狂，一个国家的绝对自由是混乱……自由！自由！这个世界上谁是自由的？你们的共和国里谁是自由的？——还不是那般无耻之徒！你们最优秀的人可是被窒息的。你们只能做梦，不久恐怕连梦也做不成了。”
“那也没关系！”奥里维回答。“可怜地朋友，自由的乐趣，你是不能知道的。那的确值得用危险，痛苦，甚至生命去交换。自由，感到自己周围所有的心灵都是自由的——连无耻之徒在内：那真是一种没法形容的乐趣；仿佛你的灵魂在无垠的太空游泳。这样以后，灵魂再不能在别处生活了。你尽管给我像帝国军营内那样的安全，秩序，完满的纪律，我都认为不相干。我会闷死的。我需要的是空气，是自由，越多越好！”
“世界是需要规律的，”克里斯朵夫说，“早晚必有个主子来到。”
可是奥里维带着讥讽的神气，用着皮埃尔·特·莱斯图瓦斯的话回答：
用尽尘世的方法去禁锢法国的言论自由，
其无效就等于想把太阳埋在地下或关在洞里。
克里斯朵夫对于极端自由的空气慢慢地觉得习惯了。在法国思想的高峰上，一般通体光明的心灵在幻想；克里斯朵夫从山顶上向脚下的山坡瞧去，只看见一群英勇的人为着一种活泼泼的信仰不管是哪种信仰——在那里奋斗，永远想攀登高峰：他们向着愚昧、疾病、贫穷，发动神圣的战争，一片热诚的致力于发明，征服光明与天空；那是科学对自然的大规模的战斗；——在山坡上比较低一些的地方，一群静默的、意志坚强的男男女女，善良而谦卑的心灵，千辛万苦才爬到半山腰，因为不能再往上，只能抱残守缺，过着平凡的生活，暗中还是非常热烈地抱着牺牲精神——山脚底下，在险峻的羊肠小径中，多少偏执狂的人，多少盲目的本能，为了一些抽象的思想拼命扭作一团，不知道在环绕他们的石壁之上还别有天地——再往下去是一带卑湿的池沼和在污泥中打滚的牲畜了。可是沿着山坡，东一处西一处地开着些艺术的鲜花，音乐发出杨梅似的清香，诗人唱着如流水如鸣禽般的歌曲。
克里斯朵夫问奥里维：“你们的民众在哪儿呢？我只看见精华跟糟粕。”
奥里维回答说：“民众吗？他们种着自己的园地，完全不理会我们。每一群所谓优秀分子都想加以拉拢，他们可一概不理。从前他们至少还有点儿分心，听听政客们的花言巧语，现在却充耳不闻了。放弃选举权的人不知有几百万。那些政党尽管打得头破血流，民众可满不在乎，只要打架不打到他们的田里去：万一出了这种事，他们可恼了，不管什么党派，他们都迎头痛击。他们自己并不有所行动，只在工作与休息受到妨碍的时候起而反抗。对帝皇，对共和政府，对教士，对帮口，对社会主义者，民众所要求的只是不要让他们受到公共的危险，例如战争、混乱、疫疠等等——同时让他们安安静静地种他们的园地。他们心里想难道这些畜生不让我们安静吗？然而这些畜生竟是愚蠢不堪，把老实人缠个不休，非惹得他拿起镰刀来把他们逐出门外不止——这便是我们的当局有一天会碰到的。从前，民众会给一些大事业煽动起来，将来也许还会有这种情形，虽然他们少年时代的疯狂久已过去，可是无论如何，他们的狂热决不持久，他们很快要回到几百年的老伙计——土地那儿去的。使法国人留恋法国的是土地，而非法国的人民。多少不同的民族几百年来在这块土地上并肩工作，是土地把他们结合了的：土地才是他们热爱的对象。不管一生的祸福如何，他们老在那儿耕种；他们觉得土地上的一切连一小方泥土都是好的。”
克里斯朵夫极目所及，沿着大路，在池沼周围，在山崖的坡上，在战场与废墟中间，在法兰西的高山与平原上，一切都是耕种的土地：这是欧罗巴文明的大花园。它的可爱不但是由于土地的肥沃，并且也由于那个不知劳苦的民族，千百年来孜孜不倦的开垦、播种，使美好的土地更美好。
好古怪的民族！大家说他变化无常，他的性格可一点没有变。在中世纪哥特式的塑像上，奥里维敏锐的目光还能辨认出今日各行省的一切特征，正如在克卢埃或迪穆斯捷的画笔下，他能认出现代交际社会或知识分子的疲倦而带点讥讽意味的面貌，在勒拿[28]画上看出北部各州省的工人和农民的精神与明亮的目光。昔日的思想依旧在今日的心灵中流动。帕斯卡的精神也依旧存在，不独于深思虔敬之士为然，即在庸碌的中产者或工团运动的革命党心中也有痕迹可寻。高乃依与拉辛的作品对于民众始终是活的艺术；巴黎的一个小店员，会觉得路易十四时代的悲剧，比托尔斯泰的小说或易卜生的戏剧对他更接近。中世纪的歌，法国传说中的特里斯坦，对现代法国人的关系，比瓦格纳的《特里斯坦》更密切。16世纪以来在法国花坛中不断开放的思想之花，不管怎么庞杂，究竟都是亲属，而且跟周围的别的花不同。
克里斯朵夫对法国的认识太肤浅了，捉摸不到它持久不变的面目。他在这个富丽的景色中最觉得奇怪的，是土地的四分五裂。正如奥里维所说的，各有各的园地，每一方园地都用墙壁、篱垣，以及种种的栅栏，和旁的园地分隔着。充其量也不过偶尔有些公共的草原和树林，或者河这一边的居民不得不比对岸的居民彼此挤得紧一些。各人都关在自己家里，而这种不可侵犯的个人主义，经过了几世纪的毗邻生活以后，非但没减退，反而更强了。克里斯朵夫心里想：
“噢！他们这批人多孤独！”
以孤独而论，克里斯朵夫和奥里维住的屋子可以说是一个典型。那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一个规矩老实、不怕辛苦的小法兰西，可在它各个不同的分子中间毫无联系。一所摇摇欲坠的六层楼的老屋子，地板在脚底下咯咯地响，天花板已经被蛀坏了，雨水直打进克里斯朵夫和奥里维住的顶楼，使他们不得不找些工人来把屋顶胡乱修葺一下：克里斯朵夫听他们在头顶上工作，谈话。其中有一个使他觉得又好玩又讨厌：他一刻不停地自言自语，自个儿笑着，唱着，说些野话、傻话，一边不断地跟自己说话，一边不断地工作；他每做一件事总得在嘴里报告出来：“还得敲一只钉呢，我的工具到哪儿去了？好吧，我敲了。敲了两只。还得再敲一下！嘿，朋友，那不是行了吗？……”
克里斯朵夫弹琴的时候，他先静了一会儿，听着，随后又大声地打着呼哨；碰到曲子轻快流畅的段落，他重重地敲着锤子，在屋顶上打拍子。克里斯朵夫大怒之下，爬上凳子，从顶楼的天窗里伸出头去想骂他。可是一看见他骑在屋脊上，嘴里满衔着钉，嘻开着那张年轻老实的脸，克里斯朵夫不由得笑了出来，那工人也跟着笑了。克里斯朵夫忘了怨恨，开始跟他搭讪，临了，他记起爬上窗来的动机，便说：
“啊！我问你：我弹琴不会妨害你吗？”
他回答说不，但要求他别挑太慢的曲子弹，因为他跟着音乐的节拍，慢的曲子会耽误他的工作。他们像好朋友一般的分别了。克里斯朵夫六个月内和整幢屋子里的邻居说的话，还不及他一刻钟内跟这工匠谈的多。
每层楼上有两个公寓，一个是三间屋的，一个是两间屋的，根本没有仆人住的下房：每个家庭都自己动手，只有住在底层和二楼的是例外，他们的屋子也是由两个公寓合起来的。
跟克里斯朵夫和奥里维同样住在六楼上的邻居是一个姓高尔乃伊的神甫，年纪四十左右，非常博学，思想很开通，胸襟很宽广，原来在一所大修院里教《圣经》，最近为了思想太新而受到罗马的处分。他接受了处分，虽然心里并没真正的屈服；他不出一声，既不想反抗，也不愿意听人家的劝告，把主张公布；他躲在一边，宁可坐视自己的思想崩溃而不肯把事情张扬出去。对于这一类隐忍的反抗者，克里斯朵夫是不能了解的。他想跟他说话，但那教士客客气气的，冷冰冰的，绝对不提他最关切的问题，他的傲气使他把自己活埋了。
下面一层，正好在两个朋友的公寓底下，住着一户人家：男的是工程师，叫作哀里·哀斯白闲，夫妇俩有两个七岁至十岁之间的女儿。他们都是优秀的可爱的人，老关在自己家里，尤其因为处境艰难而羞于见人。年轻的太太不辞劳苦的工作，但常常为了清寒而心里屈辱；她宁愿加倍的劳苦，只要不让人知道他们的窘况，这又是克里斯朵夫不容易领会的一种心情。他们是新教徒，法国东部出身。几年以前夫妇俩卷入了德雷福斯事件的大风潮；为了这件案子，他们激动得差点儿发狂，正像七年中间[29]无数如醉若狂的法国人一样。他们为之牺牲了安宁、地位、社会关系，把多少亲切的友谊都斩断了，自己的身体也差不多完全搞坏了。他们几个月的不能睡觉，不能饮食，翻来覆去地讨论着同样的论点，像疯子一样的固执。他们互相刺激，情绪越来越激昂：虽然胆小，怕闹笑话，却照旧参加示威运动，在会场上发言；回到家中，两人都恍恍惚惚的心儿乱跳；夜里他们俩一齐哭了。为了战斗，他们把热情与兴致消耗完了，等到胜利来到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个劲再去体会胜利的快乐，没有精力再去应付生活。当初的希望那么高，牺牲的热情那么纯洁，以致后来的胜利比起他们所梦想的果实竟是近乎讽刺了。他们那么方正，认为世界上只有一条真理；所以早先所崇拜的英雄们此刻在政治上讨价还价，使他们感到悲苦的幻灭。他们一向以为斗争中的伴侣都是激于义愤，主张正义的——可是一朝把敌人打倒了，他们立刻扑过去抢赃物，夺政权，争荣誉，争位置，也轮到他们来把正义踩在脚下了！只有极少数的人依旧忠于他们的信仰，始终贫穷、孤独，被所有的党派遗弃，同时他们也丢开所有的党派，无声无息地退隐在一边，让悲哀与忧郁把他们磨着，对什么都不存希望，对人类厌恶到极点，对生活厌倦到极点。工程师哀斯白闲和他的妻子便是这一类的战败者。
他们在屋子里没有一点儿声音，怕打搅邻人，尤其因为他们时常被邻人打搅，而为了傲气不愿意声张。克里斯朵夫看到两个女孩子嘻嘻哈哈，蹦蹦跳跳的快活劲儿老是受到压制，觉得可怜。他是喜欢孩子的，在楼梯上一碰见她们就表示种种的亲热。女孩子们最初有些胆小，不久也跟克里斯朵夫混熟了，他永远有些笑话讲给她们听，或者分些糖果给她们吃。她们在父母面前提起他；他们先也并不领情，可是这个常常把钢琴声和砰砰轰轰搬动家具的声音惹他们厌烦的邻居——因为克里斯朵夫在房里透不过气来，老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大熊一般踱来踱去，凭着那副坦白的神气慢慢地把他们征服了。他们之间的谈话却不容易投机。克里斯朵夫的带点村野的态度，有时使哀里·哀斯白闲为之骇然。工程师很不愿意放弃平素的矜持，但对于一个眼神那么恳切、心情那么快活的人也没法抗拒。克里斯朵夫不时从邻人嘴里逼出几句心腹话。哀斯白闲兴趣很广，做事很有勇气，可是意志消沉，性情忧郁，处处隐忍。他有毅力担受艰苦的生活，可没有毅力改变生活。这种情形仿佛是他特意要证实自己的悲观主义。有人请他上巴西去担任一个工厂的经理，报酬很好，他可拒绝了，因为怕那边的气候损害家人的健康。
“那么为什么不把他们留在这儿，你自个儿去替他们挣笔家业呢？”克里斯朵夫说。
“把他们留在这儿！”工程师嚷道。“可见你是没有孩子的人。”
“倘使我有孩子，我还是一样的想法。”
“我才不呢！……而且要远离乡土！噢！我宁可在这儿吃苦的。”
克里斯朵夫觉得大家挨在一块儿受罪才算爱乡土、爱家属，未免古怪。可是奥里维很了解，他说：“你想想吧！冒着举目无亲，远离骨肉，客死他乡的危险！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可怕的？何况生命这样的短促，忙忙碌碌真是何苦呢！……”
“难道一个人非永远想到死不可吗？”克里斯朵夫耸耸肩回答，“而且便是死了，也是为自己所爱的人求幸福死的，那岂不胜于束手待毙吗？”
同一层楼上，在五楼那个小一些的公寓里，住着一个电气工人，叫作奥贝。——他的不跟邻居往来可不是他的过失。这个从平民阶级中跳出来的人物，决不愿意再回到平民阶级中去。小个子，带着病容，脑门的模样长得狠巴巴地，眼睛上面横着一条皱裥，目光很有精神，直勾勾地瞧起人来像螺旋一样尖锐；淡黄色的短髭，有点讥讽意味的嘴巴，语调很低，声音像蒙着什么似的；脖子里裹着围巾，因为喉咙老是不舒服，再加上整天抽烟的刺激；行动急躁，颇有害肺病的人的脾气。他自高自大，喜欢挖苦、嘲弄，满肚皮的牢骚，骨子里却兴致很好，浮夸、天真，时时刻刻受着人生的愚弄。他是一个布尔乔亚的私生子，从来没见过父亲，而抚养他的母亲又是个让人没法尊敬的女人：他从小就看到无数凄惨的，下流的事，学过各种手艺，跑过法国许多地方。他千辛万苦的自修：历史、哲学、颓废派的诗，可以说无书不读；戏剧、画展、音乐会，时下的潮流可以说无所不知。他对于文学和布尔乔亚思想崇拜不得了，简直是入了迷。他脑子里都是大革命初期使中产阶级如醉若狂的那些模糊而热烈的观念：相信理智是永远不会错的，进步是无穷尽的——古话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相信幸福不久就会来的，科学是万能的，相信人即是神，而法兰西又是人类的先锋。他反对教会，认为所有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旧教，都顽固守旧，所有的教士都天生是进步的敌人。社会主义、个人主义、排外主义，在他头脑里冲突不已。他精神上是人道主义者，气质上是专制主义者，事实上是无政府主义者。生性高傲，他知道自己缺少教育，所以说话非常谨慎，尽量吸收别人的话，但不愿意请教人家，以为有伤尊严。然而不论他多么聪明伶俐，聪明伶俐究竟不能完全补足他教育的缺陷。他一心想写作：像许多从来没下过功夫的法国人一样，文字倒颇有风格，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不幸思想很模糊。他把苦心孤诣写成的东西拿一部分给一个他崇拜的名记者看，被取笑了一场。经过这次羞辱以后，他对谁都不再提他的工作了，但仍继续写作：因为他需要发泄，并且那是他引为骄傲而快乐的事。他对自己一文不值的哲学思想和文章很满意，以为写得极有力量。至于挺有意思地现实生活的记载，他倒并不重视。他自命为哲学家，想写些社会剧和宣传思想的小说。凡是不能解决的问题，都被他毫不费力地解决了。他到处能发现新大陆，过后又发觉那些新大陆早已由前人发现了，便大失所望，心中很气，几乎要抱怨人家给他上当。他爱慕光荣，抱着一腔牺牲的热忱，因为不知道怎么应用而痛苦。他的梦想是要成为一个大文豪，厕身于作家之林，以为一个人有了作家的声望等于超凡入圣一样。可是他虽然需要对自己抱着种种幻想，他把事情看得很明白，知道自己毫无希望。他至少想生活在布尔乔亚思想的气氛中；远望之下，那气氛是非常光明的。这种无邪的愿望害了他，使他觉得为了地位关系不得不跟工人们来往真是难堪极了。既然他竭力想接近的中产社会对他闭门不纳，结果他便一个人都不来往。因为这个缘故，克里斯朵夫毫不费事就跟他接近了，并且还得赶快回避：要不然奥贝待在克里斯朵夫屋子里的时间，会比待在他自己屋里的时间还要多。他能找到一个艺术家谈谈音乐和戏剧，真是太高兴了。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克里斯朵夫并不感到同样的兴趣：他更喜欢跟一个平民谈谈平民的事，那可是奥贝不愿意谈而且是完全隔膜了的。
一层一层地往下去，克里斯朵夫和邻居的关系自然越来越疏远。要他踏进四楼的公寓，简直需要靠一种神奇的魔术才行。——四楼的一边住着两个女人，给年深月久的丧事磨得懵懵懂懂了。三十五岁的奚尔曼太太；死了丈夫和女儿之后，跟她年老而虔诚的婆婆杜门不出的住在一起。——四楼的另一边住着一个神秘的人物，看不出准确年纪，大概有五六十岁，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他头发都秃了，胡子保养得很好，手长得很细气，说话很温和，举止大方。人家叫他做华德莱先生，说是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党、外国人，但说不清是俄罗斯人还是比利时人。其实他是法国北方人，早已不是什么革命党，但还保存着过去的声名。参加过1871年的暴动，判了死刑，不知怎么逃过了，他十多年来走遍了欧洲。在巴黎骚动的时期和以后，在亡命的时期和回来以后，在从前的同志而现在握了政权的人中，在所有的革命党派中，他看到不知多少的丑事，便退出党派，心平气和地守着他清白的、可是一无用处的信念。他书看得很多，也写些带点煽动性的书，领导着（据人家说）——印度和远东那一带的无政府运动，从事于世界革命，也从事于同样含有世界性而意义比较温和地研究工作：他要创造一种为普及音乐教育用的新的世界语。他跟公寓里的人都不来往，遇到了仅仅是挺有礼貌的招呼一下。他对克里斯朵夫倒肯说几句他记载音乐的新方法，但这是克里斯朵夫最不感兴趣的：用什么符号来表示思想，他认为无足重轻；不管是哪一种语言，他都能运用。那位学者可毫不放松，又温和又固执地解释自己的学说；至于他其余的事，克里斯朵夫一点都没法知道。所以在楼梯上碰见他的时候，他只注意那老跟着他的女孩子：她长着淡黄头发，蓝眼睛，苍白的脸，血色很不好，侧影很难看，身体很娇，病容满面，没有多大表情。他跟大家一样以为她是华德莱的女儿，其实是个孤儿，父母都是工人阶级，华德莱在她四五岁时父母染疫双亡之后把她抱养过来的。他对一般贫苦的儿童喜爱到极点，那简直是他的一种神秘的温情，像樊尚·特·保罗[30]的一样。因为不信任一切官办的慈善机构，也明白一般慈善团体的内容，所以他的救济事业是独自做的，瞒着别人，觉得另有一种愉快。他学了医，预备帮助人家。有一天他进到街坊上一个工人家里，看见有人病着，便给他们医治；他原来有些医药常识，此后更设法补充。看到儿童受苦在他是最受不了的。等到他替这些可怜地小生命解除了疾苦，瘦削的脸上重新浮起苍白的笑容，他才愉快极了，心都化开了。这是他尘世的天堂，而平时受他照顾的人给他的麻烦，他也忘了；因为他们难得感激他。门房的女人看到多少肮脏的脚踏上楼梯，常常气恼之极，说些尖刻的抱怨的话。房东对于这些穷苦工人——在他眼中就等于无政府党的进进出出很不放心，对华德莱啧有烦言。他想搬家，又舍不得：他有些小地方很古怪，脾气又温和又固执，竟不把人家的话放在心上。
克里斯朵夫因为喜欢那女孩子，才得到华德莱一点信任，对孩子的爱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点。克里斯朵夫每次遇到那小姑娘，心里总不舒服，觉得她的相貌跟萨皮纳的小女儿有些相像。萨皮纳不但是他初恋的对象，她那个昙花一现的影子，那种幽静的风度，至今还藏在他心里。所以他很关切这个从来不跑不跳、脸色惨白的女孩子：她不大有声音，也没有年龄相仿的小朋友，老是孤零零地，静悄悄地，玩些没有动作没有声响的游戏，拿着个玩具的娃娃或一块木头之类，嘴唇轻轻地动着，自己编些故事。她对人又亲热又冷淡，有点儿生分的和捉摸不定的神气；但她的义父并没有觉察，只知道一味地爱她。其实这种生分的和捉摸不定的神气，便是在我们亲生的儿女身上也不免。克里斯朵夫想把工程师的两个女孩子介绍给她。但哀斯白闲与华德莱双方都客客气气的，坚决的谢绝了。这些家伙似乎非活埋自己，各自关在笼里不可。充其量，他们只能勉强相助，但各人心中还怕人家疑心是他自己要人帮忙；并且双方的自尊心和困难的境况都不相上下，所以谁也不愿意先有所表示。
三楼上的大公寓差不多永远空着，房东把它留作自用，可是从来不住的。他以前是个商人，等到财产挣到了预定的数目，就把业务结束了。—年大部分的时间，他都不在巴黎，冬天在东南海滨的一个旅馆里避冬，夏天在诺曼底一个海水浴场上避暑，靠利息过日子，不花什么大钱，光看着别人的奢华也就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同时也像那些奢华的人一样过着空虚无益的生活。
贴邻那个较小的公寓是租给没有孩子的亚诺夫妇的，丈夫年纪在四十至四十五岁之间，当着中学教员，整天忙着上课，温课，抄写，腾不出时间来写他的博士论文[31]，终于放弃了。比他年轻十岁的妻子，人很和气，极度的怕羞。两人都很聪明，博学，夫妻感情很好；可是他们一个熟人都没有，从来不出去走走：丈夫是为的太忙，妻子是为的太闲。但她是个贤德的女人，竭力压着愁闷，尽量找事做，不是看书，就是替丈夫预备笔记，誊清笔记，补衣服，做自己的衣服帽子。她很想不时去看看戏；可是亚诺没有兴趣：晚上他太累了。于是她也就算了。
他们俩最大的乐趣是音乐，那是他们极喜欢的。他不会弹琴，她会弹而不敢弹；她要是在人前演奏，哪怕在丈夫面前，也会像初学的小姑娘。但便是这么一点儿对他们已经足够了。格鲁克、莫扎特、贝多芬，都是他们的朋友；那些音乐家的生平，他们连细枝小节都知道，非常同情他们的痛苦。还有一块儿看些美妙的书也是一桩乐事。但现代的文学作品中，这一类的好东西太少了：作家对于一般不能替他们增加声名、金钱、快乐的读者是不放在心上的，而这批在社会上不露面的谦卑的群众，就从来不写什么文章，只知道不声不响地爱好。这道艺术的光，在那些老实与虔敬的心中差不多有种神圣的意味，足以使他们过着和平的，相当快乐的生活，虽然有些悲哀，——那也并不冲突，虽然非常孤独，而且也受过人生的伤害。他们俩的人品都远过于他们的地位。亚诺先生颇有思想，但既没空闲，也没勇气把它写下来。发表文章或出书都是太麻烦了，犯不上的，那完全是不必要的虚荣，他认为和他敬爱的思想家相形之下，自己太渺小了。他太爱好美妙的艺术品，不愿意再去“制造艺术”，觉得这种志愿狂妄可笑。他以为自己的职务是推广艺术品的流传，所以只管把他的思想灌输给学生：将来他们会写出书来的——当然不会提到他啰。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舍得买书。穷人总是最慷慨的：他们自己掏出钱来买，有钱的人却以为不能白到手书是有失面子的事。亚诺为了买书把所有的钱都花掉了：这是他的弱点，他的癖。他为之很不好意思，常常瞒着太太。可是她并不埋怨，她也会这样做的。——夫妇俩老是有些美妙的计划，预备积一笔款子去游历意大利，那可永远是梦想了，他们也很明白，笑自己不会积蓄。亚诺很知足，觉得有这样一个心爱的妻子，再加自己勤劳的生活与内心的喜悦也就够了；难道对她会不够吗？——她说：是的，够了。她可不敢说出来，要是丈夫有点名气，使她沾些光，把她的生活给照耀一下，让她有些舒服的享受，岂不更好！内心的欢乐固然很美，但外面的光彩也能给你很大的喜悦……然而她一声不出，因为胆小，并且她知道即使他想求名，也没有把握：现在已经太晚了！……他们更遗憾的是没有孩子。这一点，两人也藏在肚里不说，倒反因之更相爱，似乎这一对可怜地人互相要求原谅。亚诺太太心极好，非常殷勤，很乐意和哀斯白闲太太来往，可是不敢：因为人家没有表示。至于结识克里斯朵夫，那是夫妇俩求之不得的：他遥远的乐声早已把他们听得入了迷，但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意首先发动，以为那是太唐突了。
住二楼公寓的是法列克斯·韦尔夫妇，这一对有钱的犹太人，无儿无女，一年倒有六个月住在巴黎乡下。虽然他们在这儿住了二十年——这完全是住惯的缘故，因为他们很容易找一个跟他们的财富更相称的屋子，却老是像过路的外方人，从来不跟邻居交谈一句话，人家关于他们的事也不比他们第一天搬来的时候知道得更多。这一点可不能成为不受批评的理由。正是相反：他们不讨人喜欢；当然他们也绝对不想讨人喜欢。其实他们的为人倒值得人家多知道一些：夫妇俩都是好人，而且绝顶聪明。六十岁左右的丈夫是一个亚述考古学家，为了中亚细亚的发掘享有盛名；像许多犹太人一样，他头脑开通，兴趣极广，决不以自己的专门学问为限；他平时注意着无数的事：美术，社会问题，一切现代思想界的运动。可是这些都控制不了他的精神，因为他觉得所有的学问都有意思，可没有为了任何一门入迷。他很聪明，太聪明了，太不受拘束了：这一只手建造起来的东西，老是预备用另一只手毁掉；因为他建设得很多，又有事业，又有理论，的确是精力过人。由于习惯，由于精神上需要活动，所以他虽不信自己的工作有什么用处，依旧不声不响地、极有耐性地，在学问方面下苦功。不幸他生在有钱的人家，没机会认识为生存而斗争的意义；并且自从他在近东做了几年发掘工作而感到厌倦之后，就没有接受任何公家的职位。但除了他自己的工作以外，他还是头脑很清楚的关切当前的问题，关切一些实际而立刻可以实行的社会改革，法国学校教育的改善等等。他宣传思想，倡导潮流，推动那些大规模的文化机构，可是不久他就厌倦了。好几次，人家根据他的论点而发起了一个运动，他却极尽尖刻的批评这个运动，使那般受他鼓动的人大为惊骇。他并非故意如此，而是天性使然；他生来是神经质的，喜欢挖苦的，锐利无比的目光一看到人物和事情的可笑就忍俊不禁。既然世界上连最好的事，最好的人，在某一角度上看或是在放大镜下看，也难免有可笑的地方，他的嘲弄的心情也就不容易抑制了。这种脾气当然不能帮助他结交朋友。他心里却极想给人家一点好处，事实上也这么做；人家并不感激他；便是受到恩惠的人，因为觉得自己在他面前显得可笑，也不能原谅他。他不能多见人，否则就没法爱他们了。他不是愤世嫉俗的人，也没有那种自信可以当愤世嫉俗的角色。他一方面取笑社会，一方面在社会面前觉得胆小，同时心里还不敢断定社会一定是错的，自己一定是对的。他避免显得和别人过分的不同，竭力想教自己的态度与表面上的见解跟别人一样，可是没用；他不由自主地要批判他们，对一切夸大的，不自然的现象感觉得太清楚了，而且又不会隐藏他厌恶的心理。第一，他对犹太人的可笑，感觉特别灵敏，因为对他们认识更清楚；其次，虽然他胸襟旷达，不承认种族的界限，但别个种族的人往往用这个界限来限制他。同时，不管行事如何，他和这个基督教的思想界也格格不入。为了这许多原因，他孤傲自处，只管埋头工作，深深地爱着他的妻子。
最糟的是连这位妻子都免不了受他讽刺。她是一个贤德的女人，喜欢活动，愿意帮助人家，老在那里做着慈善事业；性格远没有丈夫的复杂，极有意志，极有责任观念——这观念虽有些顽固，抽象，可是标准很高。没有孩子，没有什么称心如意地事，没有热烈的爱情：她相当凄凉的一生全部建筑在道德信仰上，这信仰其实只是需要信仰的意志促成的。丈夫善于讥讽的天性，自然把她信仰中间自骗自的成分觑破了，不由得要拿她开玩笑。他的个性是许多矛盾混合起来的。他对责任所抱的观念，标准也不亚于他妻子的，同时又铁面无情的需要分析、批评，不受蒙蔽，把她的道德信仰一片片的肢解。殊不知这种行为是毁掉了妻子的立足点，消磨了她的勇气。当他发觉的时候，他比她更痛苦；可是祸已经闯下了。虽然如此，他们俩依旧相爱，工作，行善。但妻子的冷淡尊严的态度，不比丈夫喜欢讽刺的脾气更得人心；既然两人都很高傲，不肯宣布自己做的善事，也不肯宣布行善的意愿，大家就把他们的老成持重认为淡漠无情，把他们的孤独认为自私自利。而他们愈觉得别人对他们抱着这种观念，便愈不愿意设法去破除这观念。犹太人多半是粗鄙冒失的，相反，这对夫妻却为了过于持重——骨子里是藏着许多高傲地成分而吃了亏。
比小花园高出几个石级的底下一层，住着一个退职的炮兵军官夏勃朗少校，以前是属于殖民地部队的。这个还年轻而强壮的军人，在苏丹和马达加斯加有过光荣的战绩，不知怎么突然把一切都丢了，住到这儿来，再也不提军队二字，整天翻着花坛，吹着长笛——可是技巧永远没有进步，骂骂政治，把他疼爱的女儿埋怨几句。她是个三十岁的女子，不十分美，但很可爱，很孝顺，为了侍奉父亲而没有出嫁。克里斯朵夫凭窗眺望的时候，常常看见他们，当然是更注意那个女儿。她下半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花园里，不是缝东西，便是胡思乱想，或是收拾园子，高高兴兴地和一天到晚叽咕的父亲做伴。她用着安静清脆的声音、和善的语气，回答他的抱怨。他却老是在小径上迈着细步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儿，他进去了；她便坐在园子里的凳上，几小时地缝着东西，既不动弹，也不说话，脸上堆着一副渺渺茫茫的笑容。而那一无所事的军官，在屋子里拼命吹着那支刺耳的长笛，或是为了变化一下，笨拙的按着那架上气不接下气地风琴，呜啊呜的，教克里斯朵夫时而好笑，时而气恼——看日子而定。
所有这些人物，各管各的住在这座花园紧闭的屋子里，吹不到一丝外界的风。唯有克里斯朵夫，因为需要发泄感情，也因为生命力太丰满了，用他那种又明察又盲目的同情心包裹着他们，他们可不知道。他不了解他们，也没法了解。他不像奥里维能洞察人的心理。但他爱着他们，自然而然的能够设身处地，站在他们的地位上。由于神秘的电流作用，他渐渐在心头感觉到，那些咫尺天涯的心灵有些什么暧昧的意识，体会到那个居丧的妇人的痛苦的麻痹状态，知道那教士、犹太人、工程师、革命党人，为了高傲而把思想藏在心里，他眼见信仰与温情的暗淡而柔和的火焰，无声无息地在亚诺夫妇心中烧着，平民出身的工匠天真地想望着光明，军官按捺着反抗的心，做些毫无结果的事；还有那坐在紫丁香下出神的少女，他也领会到她乐天安命的恬静。但能够参透这些心灵的无声的音乐的，只有克里斯朵夫一人，他们是听不见的，各人都给自己的悲哀与幻梦淹没了。
可是大家都在那里工作：怀疑派的老学者，悲观的工程师，教士，无政府主义者，不管是骄傲的或是灰心的人，全都工作着，屋顶上更有那泥水匠在唱歌。屋子周围，克里斯朵夫在最优秀的人中也发现同样的精神上的孤独——即使在结成团体的时候也是如此。
奥里维把他常常发表文字的一份小杂志介绍给克里斯朵夫。它的名字叫作《伊索》，借用蒙田的一段话作为它的箴言：
人家把伊索[32]和别的两个奴隶一起送到市场上去卖。买主先问第一个能做些什么：他为了卖弄，把自己的本领说得天花乱坠；问到第二个，也是一样的回答，甚至还胜过前者。轮到伊索的时候，他回答：我什么都不会，这两位已经把所有的事做完了，他们是无所不能的。
这纯粹是对蒙田所谓“以知识骄人的自夸自大之徒”的“无耻”下一针砭。《伊索》同人中自称为怀疑派的，其实比别人抱着更深刻的信仰。但在群众眼里，这个讽刺的面具当然没有多大吸引力，反而把人弄糊涂了。你要群众跟着你走，非跟他讲些简单，明了，有力，肯定地教条不可。刚强有力的谎言，就比贫血的真理更能讨群众喜欢。至于怀疑主义，只有在骨子里藏着极粗浅的自然主义或是基督教的偶像崇拜的时候，才能使他们惬意。所以这份《伊索》杂志的骄傲的怀疑主义只能适应一小部分的人，因为只有这批少数人士才领会到他们坚毅的精神。但这股力量是完全不参加行动的。
他们可不顾虑这些，法国愈民主化，它的思想、艺术、科学，似乎愈贵族化。科学躲在术语后面，躲在它的殿堂里头，比18世纪时更难接近了，除了对那些已经入门的人。艺术——至少是尊重自己而尊重美的那种，也是一样的对人深闭固拒，瞧不起群众。便是对于行动比对于美更关切的作家，重视道德思想甚于美学观念的文人，也有种没法形容的贵族气息。他们似乎要把内心的火焰保持纯洁，而不是把这火焰传递给别人；他们仿佛不求自己的思想得胜，而只求证实。
可是这等作家里头也有从事大众艺术的。在最真诚的人中，有些是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含有破坏性的思想——那种遥远的未来的真理，也许在一百年或两千年后是有益的，但目前只能折磨心灵，灼伤心灵；另外一批却写些沉痛的，或是挖苦的戏剧，没有幻象的，非常悲惨的。克里斯朵夫读过之后，觉得原来想把自己的痛苦忘掉几小时而来的观众，结果得到这样悒郁不欢的消遣，真是太可怜了。
“你们拿这个给大众吗？”他问，“那才是把他们活埋呢！”
“放心，”奥里维回答，“大众不会来的。”
“他们这才对啦！你们简直发疯，难道把他们生活的勇气通通拿走吗？”
“为什么？让大众像我们一样知道事物的悲惨面，而仍旧打起精神来尽他们的责任，不是应当的吗？”
“打起精神？我不信，毫无乐趣却是一定的了，而一个人生活的乐趣给拿走以后，他也差不多完了。”
“有什么办法？我们总不能把真理歪曲。”
“可是也不能对所有的人把真理通通说出来。”
“这个话竟是你说的吗？你是永远求真理，自命为爱真理甚于一切的人！”
“是的，为我，还有为那些相当坚强而受得了的人，的确应当给他们真理。但对于另一些人，那简直是残忍，是胡闹。现在我看清楚了，我在本国的时候从来没想到。德国人不像你们这样的闹真理病：他们把生活看得太重，谨慎小心的只看着他们愿意看的事。你们不是这样，所以我喜欢你们：你们是勇敢的，直截爽快的，可是不近人情。你们自以为发掘出一项真理的时候，就得把它摔到社会上去，不问它会不会闯祸。你们倘若把自己的幸福为了爱真理而牺牲，我没有话说，我很敬重你们。但是为了爱真理而牺牲别人的幸福，那可不行！那太霸道了。应当爱真理甚于爱己，可是应当爱别人甚于爱真理。”
“难道因此就应当对别人扯谎吗？”
克里斯朵夫用歌德的几句话回答：
“凡是最高的真理，我们只能挑出能使社会得益的一部分来说。其余的，我们只能藏在心里，好像一颗隐蔽的太阳有种柔和的光晕似的，它们会在我们所有的行动上放出光彩。”
但这些顾虑不大能打动法国作家的心。他们不问手里的弓射出去的是“思想”还是“死亡”，或是两者都有。他们缺少爱。一个法国人有了思想，就硬要旁人接受。没有思想，他也同样要人接受。眼见做不到了，他便不愿意再有所行动。这是那般优秀人士不大管政治的主要原因。有信仰也罢，没信仰也罢，各人都深藏着。
有人做过种种尝试，想消灭这种个人主义，组织一些团体；但这种团体大半马上倾向于文学清谈，或者变成可笑的帮口。最优秀的都势不两立，以互相消灭为快。其中有些杰出之士，有精力，有信心，天生能联合与指导一般意志懦弱的人的。但各人有各人的队伍，绝不肯跟别人的合并。他们组织什么会，什么社，发行杂志，所有的德行都齐备，只少一件，就是退让；没有一个团体肯对别的团体让步，它们互相争夺群众（其实也是为数极少而挺可怜地人），苟延残喘的存活了一些时候，终于一蹶不振的倒台了，而且并非由于敌人的打击，倒是（让人看了最痛心的！）——由于自己的摧残。许多不同的职业——文人、剧作家、诗人、散文家、教授、小学教员、新闻记者，形成了无数的小阶级，而每个阶级又分化为许多小组，彼此深闭固拒。相互的了解是谈不到的。在法国，无论对什么事都不会全体一致；除非在“全体一致”成为传染病的时候——这种时间极其难得，而那“一致”往往还是错误的：因为它是病态的。法国无论哪一种活动都受个人主义控制，科学方面是这样，商业方面也是这样，商人们的不能团结不能联合，全是个人主义从中作梗。这个人主义并没有蓬勃的生机，可是顽固，执着，处处退缩。孤独自立，不有求于人，不与人往来，怕相形之下会感到自己的无能，也不愿意孤高自傲的安静受到扰乱：凡是创办“超然的”杂志，“超然的”剧场，“超然的”团体的人，差不多心中全存着这种思想。而创办那些杂志、剧场，团体的唯一的意义，往往只因为不愿意跟别人在一起，不肯为了一桩共同的行动或思想而团结，还有彼此的猜忌或党派间的仇视，使实际上最应当互相谅解的人互相提防。
即使彼此契重的人物为了同一事业而结合的时候，像奥里维和办《伊索》杂志的那些同志，他们之间似乎也永远存着戒心，绝对没有流露真情的兴致，那在德国是极常见而极容易使人厌恶的。在这群青年中间，有一个[33]特别吸引克里斯朵夫，因为他有一股惊人的力量，是一个逻辑严密、意志强毅的作家，对道德观念抱着极大的热情，准备把整个世界连他自己一齐为这些观念牺牲；他为此创办了一份杂志，差不多是一个人编辑的。他发誓要向法国和欧洲提出一个纯洁、自由、英勇的法兰西观念；他深信将来必有一日，大家会承认他所写的可以成为法国思想史上最大胆地篇幅中的一页——这一点他是想得不错的。克里斯朵夫很愿意对他有更深的认识，和他来往。可是没有办法。虽然奥里维常常跟他接触，也只在有事的时候见面；他们绝对没有亲密的谈话，充其量不过交换一些抽象的思想，实际上也无所谓交换，而是两人在一块儿自言自语，因为各人都把思想藏在肚里。而这还是彼此契重的战斗同志呢。
这种矜持有许多原因，连他们自己都不容易分辨。先是过度的批评精神使他们把各人精神上的不同点看得太明白了，过度的理智又把这些不同点看得太重；其次，他们缺少强烈而天真的同情心，就是说缺少强烈的爱。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例如事业的重负，生活的艰难，思想的骚乱，使一个人到了晚上再没精力跟人做些友善的谈话。最后还有法国人不敢承认而老在胸中作梗的那个可怕的心理，以为大家不是同种同族，而是在不同的时代住到法国土地上来的不同的种族，尽管彼此有了关系，却很少共同的思想——这一点，为了大家的利益原来就不应该常常想到。而最重要的阻碍是太醉心于自由，对它抱着如醉若狂的危险的热情：一个人尝到了自由的滋味，简直会牺牲一切。这种自由的孤独，因为是用多少年的艰苦换来的，所以特别宝贵。优秀人物孤独自处，免得受制于俗人。宗教的或政治的团体威逼你，种种压迫个人的重负加在你身上：家庭，舆论，国家，帮会，党派，学派，孤独便是对这些压迫的反动。倘若一个囚徒要越过二十道高墙才能逃出牢笼，那么，非身强力壮的人决不能毫无损伤的达到目的。对于一颗自由的意志，这的确是艰苦的考验，但是从这儿经历过来的，就会终身留下苦斗的痕迹和独立不羁的癖性，永远不能跟旁人融合的了。
除了高傲地孤独，还有一种是隐忍退让促成的孤独。法国多少老实人都把他们的慈悲、勇敢和真挚的感情埋藏在心里，数不清的有理没理的理由使他们不愿意行动。在某些人是为了服从，为了胆怯，为了习惯性；在另一些人是为了怕舆论，怕闹笑话，怕抛头露面，怕人家把他们毫无作用的行为说是有作用的。这一个不参加政治的与社会的斗争，那一个不参加慈善事业，因为他们看到做事不认真或没有头脑的人太多了，也因为怕别人把他们看作跟走江湖的与糊涂虫没有分别。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感觉厌恶，困倦，怕行动，怕痛苦，怕丑恶，怕闹笑话，怕出乱子，怕负责任；还有那“有什么用”的心理，把今日多少法国人的意志都给消磨了。他们太聪明了——没有气魄的聪明，他们看到正反两方面的理由。他们缺少力量，缺少生气。一个人生气蓬勃的时候决不问为什么生活，只是为生活而生活——为了生活是桩美妙的事而生活！
那般优秀的人，有的是可爱的普通的优点：人生观很温和，欲望很淡泊，爱家庭，爱乡土，遵守礼教，谨慎小心，不强制别人，不妨害别人，不轻易泄露感情，永远取着矜持的态度。所有这些可爱的动人的特点，在某种情形之下可以和恬静、勇敢、内心的欢乐并行不悖，但跟法国民族的衰老与贫血也不无关系。
在克里斯朵夫和奥里维的屋子底下，那个四面围着高墙的幽美的园子便是小型法兰西的象征。那是一片跟外界隔绝的绿茵，有时，外边的狂风打着回旋降到园里，给坐在那儿出神的少女带来一些遥远的田野和大地的气息。
克里斯朵夫看到了法国潜藏的生机，觉得它不应该让卑鄙无耻的人压迫。沉默的优秀阶级躲在里头的那个半明半暗的境界，使他感到窒息。禁欲主义只有对一般没有牙齿的人才配。他却需要无限的空气，广大的群众，辉煌的太阳，千万生灵的爱，需要把他所爱的人紧紧地抱在怀里，把敌人碎为齑粉；他需要战斗，需要胜利。
“你能这样做，”奥里维说，“你是强者，你凭着你的缺点——对不起！跟优点，生来是为战斗的。你的民族不是一个太贵族的民族，这是你的运气。行动不会使你厌恶，必要的时候你甚至会去干政治！……并且你用音乐写作又是了不得的幸运。人家不懂你的话，你什么都可以说。倘使人家知道你的音乐里有瞧不起他们的意思，有他们否认的信仰，也有对于他们竭力想扑灭的东西不断地颂赞，那么他们绝不会饶你，一定要阻挠，捣乱，使你为了和他们奋斗而把大部分的精力消耗完了，等到你胜利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完成事业的余力，你的生命也快告终了。成功的大人物是得力于别人的误解。人家佩服他们的地方正是跟他们的真面目相反的。”
“唉！”克里斯朵夫回答，“你们可没有认识你们那般大师的怯懦。我早先以为你是孤独的，所以我原谅你没有行动。但实际上你们思想相同的人不知有多少。你们比压迫你们的人强百倍，你们的价值比他们的超过千倍，而竟甘心情愿对他们无耻的行为屈服！我真不了解你们。你们有着最美的国土，了不得的聪明，又最富于人情味，你们却丝毫不加利用，还让少数的坏蛋把你们控制、污辱，踩在脚下。喂，拿出你们的真面目来吧，怕什么！别等奇迹或是拿破仑来帮你们忙！起来吧，团结起来吧。你们大家都得动员，马上把屋子打扫干净。”
但奥里维耸耸肩膀，无精打采而又含讥带讽地说：“跟他们去火并吗？不，那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有更好的事可以做。我最恨强暴。结果怎么样，我是太明白了。那些一事无成而满腹牢骚的老朽，保王党里的年轻的傻瓜，宣传暴行与仇恨的恶魔，会一齐霸占我的行动，加以玷污。你难道要我再喊蛮子滚出去或法国人的法国这一套仇恨的老口号吗？”
“干吗不？”克里斯朵夫说。
“不，这都不是法国话。人家尽管把它们涂着爱国色彩到处宣传也是白费的。那只适用于一般野蛮的国家！我们的国家不是培养仇恨的国家。要肯定我们的民族性，并不在于否定别人或毁灭别人，而是在于把他们同化。不管是骚乱的北方人还是多嘴的南方人，都让他们来吧……”
“还有那含有毒素的东方？”
“连那含有毒素的东方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会吸收它，像吸收旁的一样，过去我们吸收的还不多吗？东方表示得意扬扬，我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战战兢兢，都让我看了发笑。它以为把我们征服了，在我们的大街上、报纸上、杂志上、戏院舞台上、政治舞台上，耀武扬威。傻子！它才被我们征服呢。它滋养了我们，它自己可消灭了。高卢人的胃是强健的，两千年来被它消化的文明何止一个。我们受得起毒药的试验……你们德国人要怕，你们去怕吧！你们非纯粹不可，否则就没法存在。可是我们，主要的不在于纯粹而在于兼收并蓄。你们有一个皇帝，大不列颠也自称为帝国，但事实上真有帝国意味的倒是我们的拉丁民族的性格，我们是世界城的公民。”
“好得很，”克里斯朵夫说，“只要一个民族是健康的，在它年轻力壮的阶段，这一套都很好。但它的精力终有枯竭的一天，那时它就有被外来的巨潮淹没的危险。我们中间不妨老实说，你不觉得这种日子已经来到了吗？”
“这个话人家已经说了几百年了！但我们的历史每次都证明那是多虑。圣女贞德的时代，巴黎一片荒凉，豺狼出没；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受的考验简直数不清！今日的道德沦丧，淫乐无度，志气消沉，社会混乱，我都不放在心上。耐着点性子吧！要生存就得受苦。我很知道将来会有一个反动的潮流——可是也不见得如何高明，结果也许搞出些同样胡闹的事：而今日靠浑水里摸鱼过日子的人，将来还是会叫叫嚷嚷地做领导……可是那有什么关系？这些运动并不接触到法兰西真正的民众。烂果子不会使果子树跟着烂的，它掉在地下就完了。在整个民族中间，所有那些人是太不足道了！他们死也罢，活也罢，跟我们有什么相干？难道值得我忙忙碌碌，去筑起堤岸，掀起革命来对付他们吗？现在的祸害不是一个制度造成的。这是奢侈带来的麻风病，是财富与聪明的寄生虫。它们会消灭的。”
“把你们腐蚀了以后。”
“对于这样一个民族，你不能绝望。它有那么一种潜在的德行，那么一股光明与理想主义的力，便是那些蚕食它破坏它的人也受到影响，甚至一般贪得无厌的政客也会受它诱惑。最平庸的人一旦握了政权，也感觉到国运的伟大；这国运把他们从小我中超脱出来，拿火把送给他们，叫他们一个一个的传递过去；而他们也跟着前人从事于消灭黑暗的神圣的斗争。民族的精神拖着他们；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他们都完成了他们所否定的上帝的意志……亲爱的国家，亲爱的国家，我对你的信心是永远不会动摇的！你所受的致命的考验，倒反使我感到，我们在世界上所负的使命是值得骄傲的。我绝对不愿意我的法兰西瑟瑟缩缩地关在一间病房里，不敢吹到外界的风。我不愿意病病歪歪的苟延残喘。一个人长大到我们这样的时候，倘使要停止长大，还不如痛快死掉。全世界的思想尽管扑到我们的思想中来吧！我决不害怕。潮水把肥沃的淤泥带给我们的土地，然后它会退下去的。”
“可怜地朋友，”克里斯朵夫说，“在它没退下去的期间，可不是有趣的啊。而且等到你的法兰西从尼罗河中浮起来的时候，你自己在哪儿呢？奋斗不是更好吗？除掉你早已认为命中注定的失败以外，又没别的危险。”
“不，我所冒的危险远过于失败。我可能丧失精神上的平静：那对我是比胜利更重要的。我不愿意恨。哪怕对我的敌人，我也要给他一个公平的待遇。我要在大家热情汹涌的浪潮中保持我清明的目光，我要了解一切，爱一切。”但克里斯朵夫觉得用这种超然物外的心情去爱人生，和自甘灭亡的退让没有什么差别；他像恩培多克勒老人[34]一样，觉得胸中有一支颂歌在那里颂赞恨，颂赞与恨相连的爱——垦殖大地的，在大地上播种的，内容丰富的爱。他不能赞同奥里维那种安安静静地宿命观，并且他不大敢相信一个绝对不自卫的民族能够久存，所以恨不得唤起整个民族的健全的力，使全法国所有的老实人都奋臂而起。
你对一个人的了解，用一分钟的爱情能比几个月的观察更有成绩，同样，克里斯朵夫之于法国，八天内足不出户的跟奥里维亲密相聚的结果，比他用着一年的光阴，走遍巴黎、走遍文化的与政治的沙龙所知道的更多。在他觉得茫无所措的那个普遍的混乱中，朋友的心灵对他仿佛是大海中的一个岛，代表理智与精神恬静的境界。奥里维内心的和平所以格外动人，是因为它没有一点精神上的倚傍——因为他生活的境况是艰苦的，他穷，他孤独，他的国家又是这样的颓废，因为他身体衰弱，近乎病态，非常的神经质。可见他清明的心境并非由于意志坚强——他根本缺少意志，而是从他的生命与种族的深处来的。在奥里维周围许多别的人身上，克里斯朵夫也窥见一道遥远的微光，体验到“万里无波的大海的沉静”；他自己素来是骚乱不宁的，拿出全部意志的力量才能使强烈的天性勉强得到一个平衡，现在这种隐藏的和谐，当然使他不胜艳羡了。
看到了法国的内情，他把过去对法国民族性所抱的观念全部推翻了，摆在他眼前的不复是那个快乐的、随和的、无愁无虑的、光芒四射的民族，而是一批含蓄的，孤独的心灵，表面上像蒙着一层明晃晃的水雾，颇有乐观的色彩，其实却是浸透了深刻而沉静的悲观气息，脑子里全是执着的念头，灵智的热情——他们都是不可动摇的灵魂，只能加以毁灭而不能加以改变的。当然这仅仅限于法国的优秀阶级；但克里斯朵夫不懂它这种信心与坚忍刻苦的精神从哪儿来的。奥里维回答说：
“从失败中得来的。是你们，克里斯朵夫，把我们重新锻炼了。[35]唉，那当然不是没有痛苦的。你们想象不到，我们从小到大所经历的环境是怎样的凄惨。我们丧师辱国，跟死神照了面，暴力的威胁老是压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法兰西文明，十个世纪的伟大，都操在一个不了解它、恨它、随时可以把它碎为齑粉的、强暴的征服者手里。可是我们就得为这些命运活下去！你想想吧，那些法国的孩子，生在蒙丧的家庭里，罩着战败的黑影，受着沮丧的思想熏陶；人家教养他们的目标是希望他们雪耻报仇，而那个报仇也许是玉石俱焚的，也许是完全空的：因为他们虽然年纪很小，早已懂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正义，只有强权！这一类的发现，使儿童的心灵不是从此堕落就是从此长成。许多人都自暴自弃了，他们想：既然如此，何必奋斗？何必振作？一切都是空的。想也没用，还是享乐吧。——但凡是挣扎过来的人都是真金不怕火的，任何幻灭都不能动摇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知道信仰之路和幸福之路全然不同，而他们是不能选择的，只有往这条路走，别的都是死路。这样的自信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养成的，你决不能以此期待那些十五岁左右的孩子。在得到这个信念之前，先得受尽悲痛，流尽眼泪。可这样是好的，应该要这样……”
噢！信仰，你这纯钢百炼的处女，
用你的枪尖把各个民族的被压制的心开发出来吧！……
克里斯朵夫默然握着奥里维的手。
“亲爱的克里斯朵夫，”奥里维说，“你们德国给了我们多少痛苦。”
克里斯朵夫差不多要道歉了，仿佛那是他做的事。
“别难过，”奥里维笑着说，“德国不由自主地给我们的益处，远过于害处，是你们把我们的理想主义重新燃烧起来的，是你们把我们对于科学与信仰的热爱激动起来的，是你们促成了法国的普及教育，刺激了巴斯德的创造力，使他单凭一个人的发明，就把五十亿的战争赔款给挣来了，是你们使我们的诗歌、绘画、音乐再生的；我们民族意识地觉醒也全靠你们的力量。我们为了爱信仰甚于爱幸福所做的努力已经得到酬报：因为我们在麻痹的世界上已经感觉到那精神的力量，我们对于这种力，甚至对于胜利，都不再怀疑了。你瞧，克里斯朵夫，我们虽然显得这样渺小，这样软弱——跟德国的威力相比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我们却相信那是把整个海洋染色的一滴水，马其顿一个小小的军团就会把欧罗巴大队武装的人民冲倒！”
弱不禁风的奥里维眼中闪着信仰的光，克里斯朵夫望着他说：
“可怜地娇弱的小法国人！你们比我们更强。”
“噢！失败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奥里维又说了一遍，“我们得祝福灾难！我们绝不会背弃它，我们是灾难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