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朵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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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卷七初版序

多年以来,我在精神上跟不在眼前的识与不识的朋友们交谈,已经成了习惯,所以我今天觉得需要对他们高声倾吐一下。我决不能忘恩负义,不感谢他们对我的厚意。从我开始写《约翰·克里斯朵夫》这个冗长的故事起,我就是为他们写的,和他们一同写的。他们鼓励我,耐着性子陪着我,向我表示同情,使我感到温暖。即使我能给他们多少好处,他们给我的可是更多,我的作品是我们的思想结合起来的果实。

我开始执笔的时候,根本不敢希望同情我们的人会超过一小群朋友:我的野心只限于苏格拉底之家[19]。然而年复一年,我觉得好恶相同,痛苦相同的弟兄们不知有多多少少,在巴黎犹如在内地,在法国以内犹如在法国之外。这一点,在克里斯朵夫吐露了他的和我的衷曲,表示他瞧不起《节场》的那一卷出版以后,我就明白了。我的著作所引起的回响,从来没有像这一卷那样迅速的,因为那不但是我的心声,同时是我朋友们的心声。他们很知道,《克里斯朵夫》不单是属于我的,而且也是属于他们的。我们把共同的灵魂大部分都灌输给它了。

既然《克里斯朵夫》是属于读者的,我就应当向他们对这一卷有所解释。如在《节场》中一样,读者在此找不到小说式的情节,而本书主人翁的生涯似乎也中途停顿了。

因此我得说明这部作品是在什么情形之下着手的。

我那时是孤独的,像多少的法国人一样,我在一个精神上跟我敌对的世界里感到窒息;我要呼吸,我要反抗一种不健全的文明,反抗被一般僭称的优秀阶级毒害的思想,我想对那个优秀阶级说:“你撒谎,你并不代表法兰西。”

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有一个眼目清明、心灵纯洁的主人翁——他又必须有相当高尚的灵魂才能有说话的权利,有相当雄壮的声音才能让人听到他的,我很耐性地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主角。在我还没决定开始动笔以前,这件作品在我心头酝酿了十年,直到我把克里斯朵夫全部的行程认清楚了,克里斯朵夫才开始上路;《节场》中的某些篇章,《约翰·克里斯朵夫》全书最后的几卷[20],都是在《黎明》以前或同时写的。在克里斯朵夫与奥里维身上反映出来的法国景象,自始就在本书中占着重要地位。所以,主人翁在人生的中途遇到一个高冈,一方面回顾一下才走过的山谷,一方面瞻望一番将要趱奔的前途的时候,希望读者不要认为作品越出了范围,而认为是一种预定的休止。

显而易见,这最后几卷(《节场》与《户内》)跟全书其他的部分同样不是小说,我从来没有意思写一部小说。那么这作品究竟是什么呢?是一首诗吗?——你们何必要有一个名字呢?你们看到一个人,会问他是一部小说或一首诗吗?我就是创造了一个人。一个人的生命决不能受一种文学形式的限制。它有它本身的规则。每个生命的方式是自然界一种力的方式。有些人的生命像沉静的湖,有些像白云飘荡的一望无极的天空,有些像丰腴富饶的平原,有些像断断续续的山峰。我觉得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生命像一条河;我在本书的最初几页就说过的。——而那条河在某些地段上似乎睡着了,只映出周围的田野跟天色。但它照旧在那里流动,变化;有时这种表面上的静止藏着一道湍急的急流,猛烈的气势要以后遇到阻碍的时候才会显出来。这便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全书中这一卷的形象。等到这条河积聚了长时期的力量,把两岸的思想吸收了以后,它将继续它的行程——向汪洋大海进发,向我们大家归宿的地方进发。

罗曼·罗兰

一九〇九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