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萨的故事

一战期间，我雇了个厨师名叫埃萨，他是个老头子，性情温和，通情达理。一天我正在内罗毕的麦金农食杂店买茶和调料，一位锥子脸的小个子女士走到我面前，对我说，她知道埃萨在给我做事；我答确实如此。“但他以前是给我做事的，”女士说，“我要他回来。”我说很抱歉，爱莫能助，恐怕没法让他回去。“哦，我不这么想。”她说，“我先生是政府官员。麻烦你回家时通知一下埃萨，说我希望他回来。否则他会被送到运输军团去。据我所知，”她加了一句，“没有埃萨，你的用人也绰绰有余。”

这段小插曲，我没有立刻告诉埃萨。到了第二天晚上，我才想起这事，告诉他我遇到了他以前的女主人，还有她对我说的话。出乎我意料，埃萨顿时大惊失色，吓得魂飞魄散。“噢，您为什么不马上告诉我呢，姆萨！”他说，“那位女士跟您说的话，她是真干得出来的，我今晚就得与您告辞了。”

“那都是瞎说的，”我说，“我不认为他们真能这样对付你。”

“上帝助我，”埃萨说，“我真怕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可是我需要厨师呀，我该怎么办？”我问他。

“嗯，”埃萨说，“我要是去了运输军团，或者生命垂危，也一样不能给你当厨师。我敢保证，这都是眼目前就会发生的。”

那段日子，他们都太害怕被送到运输军团去，所以我说的话，埃萨一个字也不想听。他向我借了防风灯，连夜赶往内罗毕，随身带着一个布包裹，那就是他在这世上的全部财产。

埃萨一走就是一年。这段日子里，我在内罗毕见过他几次，还有一次跟他在内罗毕公路上遇个正着。他老了，瘦了，脸上皱纹丛生，就在这一年里，他黑黑圆圆的头顶上长出了灰发。在城里，他不曾停步与我攀谈，但在公路上遇到那一次，我停了车，他放下扛在头顶上的鸡笼，立定脚跟，和我好好聊了聊。

他一如既往地轻声细语，但同时他也全变了，变得难以接触；在我们谈话期间，他始终神色恍惚，仿佛身在这里，心在远方。他被命运苛待过，仿佛惊弓之鸟，不得不仰赖那些我无从知晓的力量，经此种种后，他变得乖顺，也可能是更无思无虑了。仿佛与我对话的，是一位刚刚出家的老熟人，正在修道院的见习期。

他问起我农场事务，就像原住民仆人通常想的那样，认定一旦他不在场，同侪们会想尽办法慢待白人主家。“战争何时才会结束呢？”他问我。我答，人家跟我说，不会太久了。“如果还要打十年，”他说，“你一定得知道，我肯定会忘掉那些你教我烧的菜。”

在横穿旷野的大道上，这位矮小的基库尤老人想法与布里拉·萨瓦林不谋而合，后者说过，如果法国大革命再持续五年，蔬菜炖鸡的烹饪艺术就将失传。

很明显埃萨的难过主要是站在我的立场上，为了终止他的怜悯之情，我岔开话题，问他近况如何。他反复思量我的问题，开口之前，有万千思绪要一一整理。“你还记得吗，姆萨比？”他最终说道，“你以前说过，印度木材承包商的牛每天都得拉车，从来不能像农场牛那样有一整天的休息。现在，和那位夫人在一起，我就像一头印度木材承包商的牛。”他说着，眼光看向别处，仿佛满怀疚意——原住民很少会对动物抱有同情；我关于印度牛的言论，很可能他曾觉是遥不可及，但现在轮到他自己了，他自发地说了出来。对他来说，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战争期间，令我烦不胜烦的是，所有信件，无论是发出去的还是收进来的，都要由一位内罗毕的瑞典检察官开封检查，他个子小子，总是睡眼惺忪。在我的信里，向来连一个字的疑点都没发现过，相反，我怀疑，他在单调的日常事务里，对我笔下提到的人物产生了兴趣，阅读我的信，就像阅读报纸上的系列报道。知道他会读到，我总在私人信件里加几句关于检察官的话，声称战后将对他如何如何。战争结束时，他可能还记得这威胁，抑或他的“本我”被唤醒，心生悔意；反正，他派了一个跑腿人到农场上，送来了休战协议的消息。跑腿人登门的时候，我正独个儿在家；送走那人后，我信步走到树林里，林中一片静谧——想到法国和比利时佛兰德前线也是如此，真令人讶异——所有枪支此刻都沉默。万籁俱寂里，欧洲和非洲都仿佛触手可及，似乎你可以沿着这林中小径，一路走到法国的薇米岭。当我回到家，我看到门外站着一个人影。是埃萨，带着他的包裹。他马上就告诉我：他回来了，还要送一件礼物给我。

埃萨的礼物是一幅画，镶在玻璃镜面的框里，画面上是一棵用钢笔蘸墨绘制的树，笔致非常精细，上百片树叶，片片通透碧绿，各用红墨水写着一个纤小的阿拉伯字母，连起来是一句话。我猜应该是《古兰经》里的一句箴言，但到底是什么意思，埃萨解释不出来，他只是不停用袖子擦镜面，向我保证这确实是件宝贝。他告诉我，这幅画，是这备受磨难的一年里，他托内罗毕一位穆斯林阿訇完成的，老阿訇不知道耗了多少时间多少分秒，才一笔一笔绘制完成。

埃萨一直留在我家——直到他死。

注释

[1]布里拉·萨瓦林（1755—1826）：法国法学家，曾任最高法院法官，同时还是美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