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黄金时代及其落幕

墨家、兵家、道家的诞生

继孔子学派后出现的是墨家学派。墨家学派也诞生于鲁国。尽管两者的根据地都在鲁国，但儒家和墨家在思想上差异甚大，所以《墨子》中还记载了孔子后辈与墨子论战的情形。由于儒家和墨家都一边以鲁国为根据地一边在其他各诸侯国广泛地拓展教育范围，所以被庄周称作“儒墨是非”的对立也随之扩展到全天下。儒家和墨家成为战国时代势力最大的诸子百家双璧。

另外，在与孔子差不多同一时期，兵法家孙武在南方吴国非常活跃。吴人不是汉族，而是居住在长江下游的蛮夷，公元前585年族长吴寿梦僭称王号，建立吴国。此后吴国常常与相邻的楚国互动干戈，吴王经阖闾时代后迅速强大起来。此时孙武在阖闾手下做将军，所以普遍认为他是《孙子》十三篇的作者。孙武出身齐国，把中原的军事思想引进了吴国。

将孙武招致麾下的阖闾企图对楚国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公元前511年，阖闾采用伍子胥和孙武策划的对楚战略，诱使楚军四处奔走，消耗对方体力，用一连串的机动战使楚国强大的军力疲惫不堪。公元前506年，吴国联合原楚属蔡、唐两国向楚国发起总攻，在五次会战中连战连胜，最终长驱直入楚国首都郢，即今湖北省江陵。楚王命悬一线仓皇北逃，身为春秋超级大国的楚国在转眼间几乎被全境占领。吴国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经此大胜，孙武名扬天下，遵奉《孙子》十三篇的学派也随之形成。一直以来，学界认为春秋时期不存在思想家个人的著作，但《孙子》可以说是撰写于春秋末期的最古老的个人著作。

了解过儒家、墨家、兵家的诞生过程，大约同一时期，道家之祖《老子》也诞生了。将《老子》成书时期设定最早的是《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认为《老子》成书于孔子同时代的春秋末期。但前些年通行的学说认为这一传承不足相信，因而弃之不理，主张《老子》成立于战国后半期到西汉初期之间。然而，马王堆西汉墓中发现了帛书《老子》，郭店楚墓中又发现了竹简本《老子》抄本，以往通行的学说被大幅修正。如前文所说，郭店楚墓的造墓时间约为公元前300年，墓主又是超过七十岁的高龄老人，《老子》抄本的时间应是在公元前330年或公元前340年左右。从原著出现到不断转抄广泛流传，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老子》在战国前期（前403—前343）已经出现的可能性很大，不能完全否定《史记》提出的时间，即春秋末期便已经存在了。若果真如此，那么儒家、墨家、兵家、道家等几乎是同一时间诞生的。

法家思想的发展—申不害的形名参同术

在墨子去世前后，时代从春秋转换成战国。进入战国时期，越来越多的思想家登场，诸子百家时代真正拉开了序幕。继儒家、墨家、兵家、道家之后，法家出场了。作为法家的思想家代表活跃在舞台上的有吴起、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子等。由于正文部分只谈论韩非子，所以在此简单地提一提其他思想家。

申不害是战国前期的思想家，《史记》中有简略记载。申不害原是郑国小吏，后来向韩昭侯自荐学识，谋求职位。韩昭侯认可他的才能，将他提拔为宰相。申不害辅佐韩国国政十五年，大幅提高了韩国国力。

关于申不害的著作，《史记》说有两篇，《汉书·艺文志》说有六篇，但都没有留存下来。但我们可以通过其他书籍引用的佚文来了解他的思想要点。

申不害思想的出发点是否定依赖君主个人贤能的统治方法。君主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逐一监视所有臣子的行为，而且君主也未必优秀异常。出现具备杰出能力君主的概率是极低的。

申不害提出了两个取代的办法。第一，依据实定法（成文法）客观统治；第二，使用形名参同术督责臣下。后者因被韩非子吸收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申不害提议，君主对臣子委派工作时，要将臣子的发言和申报（名）与之后的实际业绩（形）进行核验。臣子要事先提出详细的计划书，包括需要的人员、费用、时间、职务分工、预期成果等，并发誓一定按照计划书圆满完成工作。这是君主和臣下（官吏）之间的一种契约，契约用文字（名）记录下来留作证据。申不害所说的“名”是指这种文字记录（文书）。

到了约定期限，君主用最初的契约来核对臣子的实际业绩（参同），检查臣子的工作情况，给予赏罚。君主用这种做法任用官员，可以不耗费稀有的贤能才智，也能控制大多数官员，实现自动化统治。这就是申不害发明的形名参同术。在以实定法的规定为客观标准的基础上，君主和臣下用文书签订工作合同，这种做法是官僚制度的主干。申不害早在战国前期便发明了形名参同术，他的功绩构筑了中国式官僚制度的基础，值得被永远铭记。

慎到的法家思想

慎到稍晚于申不害，活跃于战国中期。他原是赵国人，在齐威王、齐宣王时期搬到齐国首都临淄，成为稷下学士之一，在稷门之下获赏高门大屋，受到上大夫待遇。

关于慎到的著作，史书记载“著十二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慎子四十二篇”（《汉书·艺文志》），但散佚已久，无法得见。明朝以后制作了几种收集佚文的辑本，其中守山阁版的《慎子》最具可信度。我们可以通过守山阁版的《慎子》来了解其思想要点。

慎到思想的出发点也是不信任君主的个人才能。君主的主观判断缺少稳定性，容易陷入自以为是的境地，而且无法保证君主的才能一定比所有臣子优秀。即使君主具备超凡的能力，但若只有一个人统治，最后也会精疲力竭，无法一直施展。

慎到提出，依赖君主个人能力的统治是不可行的，需要其他办法。第一，把工作交给百姓和官吏。即使政府不逐一监督指导，老百姓本来就有自力更生的能力。如果减少政府对老百姓的规制和介入，让老百姓自力更生、自我经营，效率便会提高，君主的负担也会减轻。

如果君主发挥才能领头指挥，失败时就会被臣子追究责任。如果把官职分配给臣子，用分工制度让他们承担事务，君主便可不用劳心费力实行统治了。

第二，维持使自动化统治成为可能的“势”。“势”是一种“得助于众”（《慎子·威德》）的必治态势，百姓和官吏积极承担各自的职责，弥补君主能力的不足。只要维持君主的权力地位、官僚制度、法律等人为制造的态势，就能自动运作辅助君主，国家必定迎来治世。

第三，依实定法治国。建立在君主心血来潮之上的统治会带来赏罚不公，招致百姓的怨恨。与此相对，基于法律的裁决具有公正的客观性，谁都不会抱怨不平。慎到主张法治，即便是恶法，也比看君主心情的统治强得多。

以往对慎到的评价都仅仅指出“势”的思想影响了韩非子。之所以评价很低，很可能是因为慎到的著作早已失传，难以把握其全貌。我们总是关注他的思想在富国强兵成为急务的战国时代是否通用，但若抛开时代限制，便会发现慎到思想中存在着与现代社会相通的普遍性要素，甚至比韩非子的思想还要丰富。

19世纪德国社会思想家斐迪南·拉萨尔提出了夜警国家的想法，他认为国家最重要的职责在于立法，法律制定后，国家要把功能控制在防卫和维持治安等最低的必要的范围内，其余的交给国民自由处理。慎到也主张信任百姓自力更生的能力，依法统治，这已显示出与拉萨尔思想相近的性质。

变法家商鞅打造的军国体制

申不害和慎到这类法家思想家的立场是将法的本质视为客观标准，但还有一类法家思想家的立场与他们大不相同。他们认为，法的本质是为了实现国家和君主意图的诱导性技术，这种思想被称为法术思想，其代表人物是商鞅。

商鞅是战国中期的变法家，原是卫国公子，所以也叫公孙鞅或卫鞅。受聘于秦国后他成为商邑的领主，又被称为商鞅或商君。他最初侍奉魏国，后在秦孝公招募有能之士时前往应聘，在秦孝公手下两度开展大胆的法制变革，着手国家的改造事业。

商鞅变革的要点在于把军功大小、官爵等级、社会地位三者严格对应起来，按照斩杀敌军的人头数赐予爵位，按照爵位等级提高社会地位。商鞅变法令还包括许多改革内容，例如什伍制，将百姓编为什（十人一组）或伍（五人一组）的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告奸制，奖励密告恶事，令人们相互监视；强制分家，防止游手好闲的儿子吃白食；对增产粮食多纳税的人免除劳役；禁止私斗；抑制工商业发展等。

商鞅彻底探究了只留下与富国强兵直接相关的粮食生产和战斗的合理性，摒弃一切古老社会体制孕育出的多样且模糊的传统价值，试图打造全新的军国体制，在这里，用农业和战斗以外的方式绝无出头之日。由于改革过于激进，反对意见层出不穷，但商鞅还是打压了以太子为首的保守派，强行将国家改造计划付诸实践。

秦国百姓不能在农业和战斗之外找到任何价值，他们将举手投足间的一切能量都毫不浪费地注入军国体制中。秦国改头换面了，变成一架战时体制成为常态的巨大战争机器。

公元前352年，商鞅亲自开启了这架战争机器，一举攻下魏国军事据点安邑，向国内外展示了它的威力。接着他将改革推至第二阶段，在咸阳建设新国都，整顿耕地划分，更新税制。秦国国力进一步充实，强大的秦军成为天下诸侯恐惧的对象。

商鞅再次亲自指挥战争机器攻入魏国，斩杀将领，击溃魏军。因为这次军功，商鞅得到了商於十五邑领主的地位，并且作为宰相继续掌握国政实权。然而，信任他的秦孝公去世，被他处罚过的太子即位，他的命运急转直下。被指谋反的商鞅甩开追兵逃往魏国，可怨恨他的魏国人不允许他亡命本国，反而要把他交给秦国。好不容易逃走的商鞅最后率领商於的士兵战败而亡，被处以车裂之刑。这发生在公元前338年。

以战国时期诸侯战乱这一状况为前提，商鞅用法术完成了军国体制的建设。的确，那是在战国时期胜出的最有效的办法。商鞅死后，他打造的战争机器继续朝着东面耀武扬威，接连消灭六国，在公元前221年再次一统天下。毫无疑问，商鞅正是那个构筑了秦帝国基础的人。只是，秦帝国在消灭敌国迎来和平以后，还没有从战时国家的体制中脱身便走向了灭亡。商鞅和秦国创造了辉煌成就，但这同时是一出在自己开创的时代败北而去的悲剧。

《管子》的追求实利

在诸子百家的著作中，《管子》不能被忽视，尽管它不能明确地算作法家典籍。传说《管子》是齐国管仲的著作。管仲年少时结识好友鲍叔牙，因为太穷多次出卖鲍叔牙，但就算这样鲍叔牙也没有抛弃他，仍然继续与他来往，这就是所谓的“管鲍之交”。后来，鲍叔牙辅佐齐国公子小白，管仲辅佐公子小白的哥哥公子纠，二人是竞争关系。很快两位公子开始争夺齐国的君主宝座，公子小白获胜即位，即齐桓公。管仲辅佐的公子纠失败，成为俘虏，但鲍叔牙把他推荐给齐桓公，齐桓公提拔管仲为宰相。

管仲辅佐齐桓公实现富国强兵，齐国变得强大起来。齐桓公以强大的国力不断获得军事上的胜利，常常召集诸侯举行会盟，让犹如乱麻的天下恢复了秩序。齐桓公的功绩获得周天子认可，作为霸主在中原地区威震四方，辅佐霸业的管仲也作为著名宰相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自古以来都说《管子》是管仲的著作，但不能全盘相信。《汉书·艺文志》把《管子》归在道家，而《隋书·经籍志》把它归在法家，我们难以确认《管子》是一个人的著作，因为它包含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内容，而且记述也不一致，一大半发生在比春秋更晚的战国，甚至有些部分让人怀疑是西汉初年才出现的。

战国中期齐威王和齐宣王年间，齐国召集能人贤士到都城临淄，作为东面的强国与西面的秦国对峙。一些人希望由继承齐桓公和管仲霸业的齐国来实现天下一统，《管子》大概便是这些人把其作为精神支柱撰写和编集的。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战国末期，甚至一部分是在汉帝国成立以后，刘邦子孙的封地齐国内部续写的。

《管子》内容多种多样，但整体来看还是存在管子学派的鲜明个性。最大的特色在于唯物和现实态度，避免观念性的空虚理论，重视物质性。

就算抡起伦理和道德说着仁义啊礼节啊，为生活发愁、饥寒交迫的百姓只会当作耳旁风。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比起空口说教，他们更想要可以活过今天的食物和衣服，这才是切实的愿望。对于统治者而言，首先要做的是用看得见的方式让人民生活安定，如开发国土、振兴产业、增产物资、蓄积财富等，而不是和尚念经，有口无心。

这是《管子》的立场，这种思想在各个领域都可以见到。例如《管子》说兵法，比起提高士气这种精神层面的措施，它明显更倾向于优先准备物质条件，如蓄积军费及军需物资、提高兵器性能、整备工兵部队等。这也反映了管仲重视经济的思想。

中国人喜欢贴合实际的想法，重视功利性，而最为追求实学和实利的《管子》，可以说最好地体现了这种中国人的想法。

稷下的百家争鸣

我们对法家思想家进行了略微详细的解说。此外，如“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庄子·天下》）的宋钘和尹文学派在当时也非常活跃，他们主张反战非斗的和平主义。还有四处宣扬天下皆农的许行学派（农家），他们认为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所有人都应该亲自农耕。还有惠施和公孙龙的辩论学派（名家）、从事外交谋略活动的苏秦张仪等纵横家、折中多个学派的杂家等，许多学派纷纷诞生，并在诸侯之间奔波游说。当然，儒家和墨家也比以前更加活跃，兵家也在持续发展，又生出了多个流派。

关于理想的世界形态、理想的治国方法、理想的人的形象等，诸子提出了丰富多彩的想法。他们带着学生前往各地游说，对当地的君主展开演说辩论，希望对方接受自己的思想。自然而然，不同学派在各地不期而遇，所到之处都有辩论发生。在辩论的过程中，性质不同的思想相互刺激，各个学派一边从对方处吸收新的要素，一边深化自己的思想。

齐威王（前358—前320在位）和齐宣王（前319—前301在位）对思想家的招募和优待政策助长了这种趋势。齐威王和齐宣王面向全天下招揽著名学者，对应召而来的学者赏赐国都临淄稷门之下的高门大屋，给予上大夫的待遇。在齐威王时有七十二人聚集于稷下，到齐宣王时多达数百甚至上千名学者，出现了大量思想家在一个小地方扎堆的现象。这种思想聚会让各学派的不同思想彼此不断接触，论争更加活跃，同时还产生了更广泛的思想影响关系网。在这个时期，临淄成为学术和思想的中心，迎来了以稷下学士为中心的诸子百家黄金时代。阴阳家邹衍以齐国为中心，向赵国、魏国、燕国迈出了游说的步伐，恰好也是在这个时候。

齐宣王后齐湣王（前300—前284在位）即位，齐国败给燕国并被侵占大半国土，稷下学宫一时衰退，但在下任齐襄王（前283—前265在位）时又迅速复兴，所以思想家聚集齐国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战国最后一刻。作为战国后期儒家代表的荀子，也曾在齐襄王时期在稷下活动过一段时间，三次担任祭酒（校长）的职务。

另一方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西面。秦国宰相吕不韦（前290—前235）瞄准了迫在眉睫的大一统，为了提出秦王朝统治天下的理念，动员三千食客编纂《吕氏春秋》。吕不韦提出了以天人思想和封建体制为基柱的王朝体制，但由于获罪倒台，他的理念也惨遭废弃。取而代之的是韩非子一派的法术思想，它成为了即将到来的统一国家的理念。

秦帝国的思想镇压

公元前221年，秦国彻底消灭东面六国，统一中国。秦始皇和宰相李斯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使用韩非子的法术思想运营庞大的帝国。由于时人讨论复活分封制的是与非，帝国发布“挟书律”禁止民间持有书籍，“偶语（讨论）诗书”（《史记·秦始皇本纪》）者死罪，对逃避焚书私藏“诗书百家”（同上）者处以劳役，实行严酷的思想统制。

由于秦的统一，东面诸国灭亡，诸子百家失去了活动的舞台。不仅如此，“挟书律”带来的焚书和思想专制构成二次打击，诸子百家在这一时期基本上奄奄一息了。

由于秦帝国短短十五年便灭亡了，进入下个朝代汉代以后，好不容易免遭焚烧的书籍才得以残留下来，诸子思想还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因此，汉代仍残存诸子的影响。可即便如此也无法恢复往日的繁荣，思想镇压导致的典籍大量毁坏和学派解体，对诸子百家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巨大打击。

注释：

^[1]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德国法理学家、社会思想家、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