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经济新形势与传统工艺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不少非遗保护工作者，出于保护非遗的初衷，担心发展文化产业会破坏非遗传承，走产业化道路会违背手工艺生产规律，损伤传统工艺的文化内涵。也有一些学者建议，非遗传承应该与文化产业分开发展或平行发展，传承人做好传承工作就行了，文创产品可以交给文创人员去开发。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因为人各有所长，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分工协作才能把事情办好。手艺人的精力有限，能够同时成为一名专业设计师的手艺人比较少见，倒是有一些设计师拜师学了手艺，从而具备了两种能力。
不过，虽然手艺人未必需要学习现代设计，设计师也未必需要花很长时间学会一门手艺，但是，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却有相互结合的客观需要。设计师需要借助传统的材料、工艺、图案和文化内涵来制造具有个性和特色的产品，手艺人也需要设计师协助，为现代消费者提供他们真正需要的产品和服务。
设计是沟通使用者和生产者的桥梁。在古代，民间手艺人的设计与制作往往是一体的，他们或者根据消费者的需求量身定制，或者作为使用者的一员而对产品的性质和用途了然于心。而在官府制造中，设计与制作常常是分离的，文人和官员参与设计，由工匠制作完成，不过，他们的设计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根据礼制或统治者的要求，制造出符合制式的物品。在古代的等级社会中，生活是有较为严格的规矩和样式的，这就使得设计与制作的衔接顺理成章、不成问题。
在成熟的现代社会中，设计、制作和使用也都遵循一定的规矩和规律，但是这些规矩和古代的规矩是截然不同的。古代社会是等级社会，现代社会是平民社会。传统工艺在古代遵循的那些制式，未必适应现代人的生活，加之一部分传统工艺在美术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与日常生活脱节，因此需要熟悉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设计师居间调停，使得传统工艺的产品和服务也能适应现代人的需求。可以说，传统工艺对现代设计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至于以何种形式满足这一需求，则应视实际情况而定。例如，小作坊或个体生产，可以自己做设计，也可以寻求外部的设计合作；有一定规模的传统工艺企业，特别是试图创立百年品牌的企业，则需要建立专门的设计研发部门，从外部招纳人才。
在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结合的过程中，一些人只注重创造性转化，而不注重创新性发展，只允许现代设计转化利用传统工艺，却不允许传统工艺提升设计水平、创新发展，这是有失偏颇的。传统工艺除了材美工巧，也需要精良的设计。好设计尊重材料、工艺和历史文化内涵，并使得传统工艺的文化附加值达到最大化。诚如尚刚所言，“传承很重要，但设计之于工艺美术犹如脚本之于影视，是创造杰作、成就辉煌的根本”[16]，“时代在演进，生活在变化，传统工艺若要可持续发展，也必须与时俱进。况且，如今所见的古代手艺、传统制品也并非其初始状态，已经被古人不断完善，正是因为持续的吸收和改造，才玉成了中国传统文明的优秀博大”[17]。传统工艺原本就是适应生活和时代的需求而产生的，生活和时代在发生变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部分的传统工艺也应该与时俱进，保持、提升其创造的活力，在适应现代生活的过程中留下时代的精品。这是传统工艺创新性发展的一面。
就创造性转化的一面而言，传统工艺的转化利用，在过去一段时间常常被狭隘地理解为中国元素+文创衍生，也即从传统工艺品中提取元素，然后用廉价的材料、以生产小商品的方式进行批量制造。这种文创衍生品，往往还会采取卡通的形式，努力制造出萌萌哒的亲民效果。这样的产品，的确有一定的市场，例如在博物馆的纪念品商店、旅游区的地摊上。但是，随着消费升级，人们对文化的消费将不再局限于替代品和衍生品，而是要求体验和占有文化本身。
以年画为例，将年画图案印在马克杯、T恤衫上，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相反，在节俗活动中，亲手印制一张传统的年画来祈福，却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正如孙建君指出的那样，年画的核心是民间信仰而不仅仅是图案[18]。佛山木版年画新生代传人刘钟萍，组织了一系列接地气的年画祈福活动，她发现，在图案和制作工艺方面越传统，越能引起年轻人兴趣。我们不能一谈到文化产业，就以为一定是与传统工艺生产格格不入的标准化、批量化的产业模式。实际上，随着消费升级，文化产业也开始向个性化、品质化的方向发展。影视、动漫、游戏固然还有庞大的市场，但是在文化产业中已开始出现分层，出现了分众化、小众化的市场。这是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部分。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1947）中批评的那种“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主要指以美国的好莱坞和流行音乐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产业，将它们称为“工业”，是因为它们以标准化、批量化的工业方式产生廉价的精神替代品。这种产品，通常单价不高，但因为销量大，其总价往往很高。在文化产业的初级发展阶段，政府往往看重大众文化产业所创造的高经济效益，侧重发展影视、动漫、游戏、虚拟现实、文化装备、大众观光旅游等文化产业领域。但是，随着消费升级和文化产业的分层发展，一种新的产业模式也就应运而生：其一是文化旅游融合，其二是特色文化产业。二者的共同点，都是深挖地域性、民族性的特色文化资源，并试图提供更高品质的文化体验和文化产品。
特色文化产业，也可称为区域性文化产业（Regional Culture Industry），属于区域性文化经济的一部分。好莱坞、迪士尼式的文化产业，对于地域没有特殊的依赖性，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和人流量，就可以建院线，建主题公园，建影视城。这种模式，也可以称之为“麦当劳模式”“快餐模式”，可以迅速复制，在全球扩散。古代社会中的文化产业，如陶瓷、笔墨纸砚的制造，依赖于独特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脉，对地域有强烈的依赖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景德镇走向了复兴。景德镇虽然处在全球创业产业的网络中，出现了跨国工作室和创意人群的聚集，但是景德镇与迪士尼乐园或横店影视城在模式上是有很大区别的。今天的景德镇，可能不再以瓷土为卖点，但是这里丰厚的历史底蕴、数量众多分工细致的陶瓷工种，都是独特的地方文化资源，具有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对比古今特色文化产业，我们会发现，现代特色文化产业，一方面依然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另一方面也同时处在全球创意网络中，具备大尺度资源整合的能力。
2014年8月，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以专项文件的形式明确了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原则、目标和政策保障。文件指出，“特色文化产业是指依托各地独特的文化资源，通过创意转化、科技提升和市场运作，提供具有鲜明区域特点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形态。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对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化文化产业布局、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发挥文化育民、乐民、富民作用，具有重要意义”[19]。这一指导意见的出台，对于促进中国文创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014年3月，文化部、财政部还联合发布了《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藏羌彝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相对不发达，属于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需在新时代解决的“不充分、不均衡”的社会发展问题。但是，这些地区恰好有丰厚的自然和文化遗产，有至今依然保持相当活跃度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传文学、歌舞、节日、民俗活动、传统工艺制作等。过去因为交通不发达，造成了这些地区的贫穷落后，但是在新的时代形势下，这些因为交通不便而更好保留下来的自然和文化资源，恰好是均质化的现代生活中的稀缺资源。这些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不宜盲目投资兴建动漫园、影视城，而应该因地制宜，利用本地的优势资源，发展接地气的特色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
在旧的产业和消费模式中，依托民族风情打造的旅游区，如丽江古城、凤凰古镇，都具有某种封闭性和同质性，虽然融入了休闲文化旅游的成分，但仍然属于大众观光旅游性质。随着观光旅游向休闲文化旅游转型升级，“全域旅游”作为一个区别于“景点旅游”的新概念应运而生，它所强调的是景区的开放性和旅游体验的真实性。原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撰文指出，“现实要求我们必须从30多年来的景点旅游模式转变为全域旅游模式，进行旅游发展的战略再定位。在景点旅游的模式下，封闭的景点景区建设、经营与社会是割裂的、孤立的，有的甚至是冲突的，造成景点景区内外‘两重天’。而全域旅游就是要改变这种‘两重天’的格局，将一个区域整体作为功能完整的旅游目的地来建设、运作，实现景点景区内外一体化，做到人人是旅游形象，处处是旅游环境。全域旅游与五大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也是我们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途径”[20]。
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8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已超过3000美元，2015年接近8000美元，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按照国际经验，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000美元，是一个国家旅游需求急剧膨胀的时期，休闲需求集聚增长的门槛是人均达到2000美元，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度假需求普遍产生”[21]。
除了收入的增长，交通方式的变更也是促进大陆旅游业升级换代的重要因素。随着汽车进入寻常家庭，大陆的自驾车旅游于20世纪90年代逐步兴起，2008年以后呈爆发式增长。自驾游为城市高素质人群提供了不同于批量化、标准化的大众旅游的另类选择，促进了旅游产品文化品质的提升。受城市中产家庭青睐的另一种短期出游工具是高铁。1997年至2007年，中国铁路完成了六次大提速，自2008年中国第一条350公里/小时的高速铁路开通以来，高速铁路在大陆迅猛发展，京沪、京广高速铁路相继于2011年和2012年全线开通运营。高铁的大范围开通，使中心城市一日交流圈快速形成[22]，极大促进了城乡互联和乡村旅游的发展。国家旅游局将2006年确定为“中国乡村旅游年”，2007年的旅游主题确定为“中国和谐城乡游”，与交通方式的变更和旅游产业的升级是相关联的。
“全域旅游”等新概念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并被写进了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全域旅游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全域旅游也成为人民日报盘点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100个新名词之一”[23]。全域旅游是按照自然和文化区域而不是按照行政区划来划分界限的，因此在规划和推进时势必涉及跨省、跨地区的合作。在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中，这种跨省合作模式已有过先例，例如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2008年挂牌），总面积为39204平方公里，包含了四川、陕西两省的不同县市。为此，两省联合成立了生态区管委会，围绕羌族文化，对分布在不同地区的遗址和非遗项目进行了综合保护，并组织地方民众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活动。
在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上，藏族、彝族和羌族分布在地理跨度极大的不同省区。藏族特色文化产业，在西藏、青海和四川分别开展，同时又能会集到同一个展示推广平台上宣传。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约有871万人，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四川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是相邻的最大同时也最具特色的彝族聚居区，在这两个区块之间，已形成了以彝族服饰和歌舞为依托的特色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产业带，以此为中心，可以向全国彝族居住区辐射，带动彝族文化经济向前发展。这些以民族节俗、歌舞、传统工艺为依托的特色文化产业，都可以为跨区域的全域旅游提供差异化的文化体验内容。
近年来，随着逆城市化进程的出现，依托自然遗产、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的美丽乡村、特色小镇建设也蔚然成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市场经济时代加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造成了乡镇的凋敝、空心村以及城乡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乡镇复兴的前提，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重建互补互惠的城乡关系[24]。对三农问题有独到见解的张鸿雁教授指出，乡村建设的目标是让农民就地市民化，“让农民变成市民是城市化的根本目的之一”，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大地上，形成两道风景线：一面是鳞次栉比高楼大厦构成的繁华城市，一面是空寂无人落后衰败的乡村。特别是那些衰败的乡村，不仅经济发展上成为欠发达地区，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也成为低俗文化的滋生地，如有学者称之为‘大面积文化坍塌’。因此，我们必须说，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有责任必须把农民带进现代社会、带进现代文明”[25]。
在他看来，“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中，可以看到已经具有显性化的‘四种乡村文化重构与治理模式’：一种是浙江德清的‘洋家乐模式’。一些外国人和上海、杭州等城市里的文化人、学者和新一代‘文青’，主动下乡建设乡村，在乡村经营发展；一种是浙江‘安吉美丽乡村建设模式’，已经创造了完整的建设经验并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企业和村民共同参与的建设模式，表现十分充分；一种是我本人参与策划的‘南京高淳桠溪国际慢城模式’，以‘福民富民’为核心，以农民就地城市化为外在特点的一种可持续发展方式的创新模式；第四种是安徽黟县的‘碧山文化模式’，即通过老宅基地的流转创造一种新型区域旅游和保护乡愁的宅基地流转模式。当下，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及安徽等省市城市里一些有文化、有学历、有经营头脑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和有投资能力的‘文化资本家’到那里，在乡村重构一种乡村的新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同时，还在不自觉地重构地域文化和地方文化，如乡村雨后春笋般兴起的书院就是一例，其意义非常深远！[26]”
张鸿雁注意到，乡镇复兴的前提条件，是缩小城乡在生活品质和人才素质方面的差距，因此有必要引入外来的人才，带动本地居民协同创新。只有乐业，才能安居。一些偏远的乡镇，虽然拥有丰富的自然文化资源，但如果这些资源不能得到有效转化，如果本地居民无法从这种转化中获益，就无法实现复兴和振兴，就依然是缺乏本地业态和生活氛围的空心景区。
在经济发达的环太湖生态圈以及率先实施美丽乡村建设的浙江省，传统工艺正重新形成合乎自然规律的聚集，生态农业、手工业、文化地产与创意产业携手并进。十余年来，黔东南美丽的风光和多彩的民族风情，吸引了众多有志于振兴乡村的青年，加上政府合理的规划，目前已出现了传统文化大面积复兴的态势。规模盛大的苗年不仅吸引了游客，也增加了族群文化认同，而随着手工刺绣产业在城镇的聚集，山寨中的苗家妇女也有了居家就业的机会。文化部在哈密市设立的传统工艺工作站，通过引入上海、杭州、北京、广州等地的设计团队和院校资源，为散布在村落中的维族绣娘带来了大批订单，增强了民族自信，促进了民族团结。这些原本不如江浙地区繁荣的地区，在新的时代形势下，获得了文化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在中国政府规划的蓝图中，到2020年，文化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在新的时代形势下，文化产业不仅将朝向特色文化产业方向发展、与旅游融合发展，而且将进一步扩大原有的外延和内涵。2017年10月，文化经济研究院在清华大学挂牌成立，这个由经管学院、美术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建设的交叉学科科研平台，提出了“文化经济”这个重要概念。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经济离不开文化、文化离不开经济，是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趋势、新现象。
文化经济比文化产业具有更大的外延。以艺术产业为例，画廊作为艺术品交易机构，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但是，画廊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属性和所占据的艺术资源，却可以投放到并不直接经营艺术品的旅游或地产项目中去，由此产生超出画廊经营之外的价值。同理，传统工艺作坊，除了通过产品销售实现其作为生产性企业的价值，也可以通过体验、参观、教育活动，以文化体验形式产生另一部分价值。在以往的文化产业范畴中，这一部分价值常常是被忽略的。以丹寨纸有石桥造纸坊和大理璞真扎染坊为例，在其总产值中，体验课程所产生的价值，目前已接近或超过了其产品售卖的价值。
可以说，在新的时代形势下，将文化产业概念拓展为文化经济概念势在必行。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变化中的、充满可能性的时代，为此需要大胆地探索、大胆地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来自遥远的过去，但是如何保护、如何发展，却需要创新的理念和创造性的探索和实践。
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传统工艺镶嵌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中，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样式。与风格样式上的花样翻新相比，制度创新、经营模式创新是一种更深层次、更重要的创新。在新时代的文化经济发展形势下，保护与发展、继承与创新，将不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全域旅游理念，呼唤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本地民众的日常生活，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是一致的；特色文化产业以及文化经济的跨界融合，要求保持和挖掘本地、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在活化、转化过程中使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最大化，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目标是接近的。
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融入当代的生产生活，才能保持文化创造的活力，为子孙后代留下更为丰厚的遗产；从产业的角度看，我国的经济发展已进入一个文化经济融合的新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富于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优质、活态文化资源，将在繁荣区域文化经济以及提升民众幸福感、获得感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传统工艺如何抓住这一时代机遇，从复兴走向振兴，是一个有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深入展开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