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荒年饿不死手艺人 青海银铜器传承人何满的守艺之道

何满，生于1965年，13岁便跟随父亲学艺。2010年，被评选为青海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何满的银铜器作坊，在塔尔寺旁的金塔路上。这里隔不了三五家就有一家铜器铺，工匠们敲敲打打，生产铜火锅或大件的宗教用品。此外还有一些面向旅游市场的银器铺，里面的银首饰、银壶多从云南等地批发而来。在众多的作坊和店铺中，名气最大、品质最为上乘的是何满的作坊以及他父亲何生寿的店面。

改革开放初期，十几岁的何满跟随父亲和爷爷去牧区做活，体味了人世的艰辛和靠手艺谋生的不易。1994年，何满租下塔尔寺脚下的门面，开始自立门户。日子过得不易，但一天一天地好起来，特别是2010年“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之后。可以说，何满是国家非遗保护政策的受益者，从一名时常被人瞧不起的银铜匠，成为一名受人尊重的传统文化传承人。何满的儿女很有出息，都是大学毕业，也都找到了很好的工作。让何满高兴的是，他的儿子对银铜器制作技艺产生了兴趣，女婿也表示愿意来帮忙。

文化部、教育部启动的非遗研培计划，为何满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虽然在过去他也时常外出参展、参会，见多识广，但真正打开思路和眼界，却是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非遗研修班上。他与研修班同学交流经验，碰撞思想，做出了不少颇受客户青睐的“1+1”传统工艺创新产品。他的心态变得更年轻了，还将从清华学到的新理念，带到地方举办的培训班上，与从业者们分享交流。

从清华研修班结业后，何满频频传来好消息，如某件作品获奖，某件作品被国家博物馆收藏，某件新作品被人高价收藏，给人的印象是做一件成功一件。当我们来到塔尔寺，来到何满家探访时，才明白这些成功都不是偶然的。在来清华学习之前，他就已经留心梳理传承脉络，研究材料、工艺和图案，并养成了勤于思考的好习惯。清华的学习，与其说给他带来了新知识，不如说是赋予了他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和总结过去的成果，满怀信心地朝着日益明确起来的目标前进。

青海省湟中县鲁沙尔镇的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通过锤揲和錾刻等方式打造器具，并辅以浮雕、平雕和掐丝等表现手法，再加之独特的鎏金技艺，素有形薄、光亮和质纯等特点。该技艺既可用于制作净水壶和供水壶等宗教法器，也能制作茶壶、酒壶和碗盘等日用品，还能制作服装配饰等。其产品大多为藏式风格。与云南鹤庆的金属工艺相比，这里的银铜器生产相对较为零散，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图1-1，图1-2）

鲁沙尔镇是藏传佛教圣地塔尔寺的所在地。“明代，鲁沙尔是一片牧场”，明洪武十二年（1379），当地信众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修建了一座“莲聚塔”，即为塔尔寺的前身，后经过多次改建，明万历五年（1577）有了寺院雏形，“清以后蒙古、藏、土等民族来塔尔寺膜拜者增多，逐步成为民族贸易集镇”。

鲁沙尔镇的银铜器制作有300余年的历史，汉族工匠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据记载，“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甘肃临夏王珍迁居鲁沙尔，以铸生铜器为业，教子王守礼等5人学艺。自光绪二十年（1894）至民国初年，王氏家族中以王守礼手艺最为人称道。他铸造的生铜佛像、塔尔寺大厨房的大锅、刘琦山神庙的大铜灯供器和十尊金佛以及塔尔寺大经堂的法轮、十字多吉（饰物）、大小铜灯、大小净水碗和其他法器供物等，深受寺院僧人喜爱。清光绪年间，碾伯（今乐都）银匠张得禄迁至鲁沙尔，在张氏子弟和当地青年中收徒传艺，工艺闻名地方。主要制作汉族妇女头饰，蒙古族、藏族妇女的服饰，宗教用品赛欠壶、金灯、盔帽、佛龛、佛塔以及包银木碗等，工艺精湛，有的成为塔尔寺收藏的艺术珍品”。

1912～1931年间，银铜器作坊的数量逐渐增多。“1937年抗日战争前后，鲁沙尔镇的手工业生产进入兴盛时期。有银匠8家、铜匠35家……民国34年（1945）后，马步芳在西宁开办‘八大工厂’。逼迫湟中县木、泥、瓦，铁、铜，皮等工匠到对口工厂服役，每年轮流当差两月或半年以上”。银铜匠以汉族居多，多数是从其他地方移民，最后定居在这里的。

1949年前，鲁沙尔镇“从事铜器生产的有40余家，他们主要生产佛教用品和民用生活器皿”，从事银器加工的有10多户。1949年以后移风易俗，传统的银铜器制作并不受鼓励，不过当地政府还是将一些艺人聚集起来建立了合作社。“1954年建银器生产合作社时，参加社的银匠就有30多名”。

“1955年鲁沙尔个体手工业组织起来成五金社和农具社。1965年，两社合并称农具生产合作工厂。1968年改称地方国营农业机械厂，人员转为国家职工。1973年吸收9名老银匠入社，成立银器生产车间，承接省百货公司少数民族银饰的加工订单。1981年，更名为湟中民族用品厂，主要生产铜器、银器、铁皮制品等民族生活用品。厂内实行‘统一管理，分散经营，联产计酬，有奖有罚’的经济责任制。1983年开始，实行‘大包干’经济责任制，完成银器制品5330两，1984年，银包木碗被评为地方优秀产品”。（图1-3）

1984年，湟中县人民政府批准修建金塔路民族用品市场。1985～1991年，金塔路建成营业铺面314间。新建后的民族用品加工铺，陈列着铜质鎏金的金钟、金顶、宝塔、宝瓶和宝伞，除就地销售外，还远销西藏、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年成交额达200万元。

2007年以后，湟中银铜器加工业进入兴盛时期。截至2013年，湟中县“做银铜器加工的约有300家左右，从业人员2000余人。主要分布在鲁沙尔镇上，包括塔尔寺寺坡前的金塔路、与金塔路平行的商业街（新街）、陈家滩村、大源乡阳坡村，还有一部分零星分布于大源乡阴坡村、昂藏村、水滩村、西堡镇西花园村等。金塔路、商业街和陈家滩基本为‘前店后坊’性质的临街商铺，而位于阳坡村、阴坡村等地的则是村民自建的家庭作坊。截至2013年5月，新街有48家铜匠铺，陈家滩有25家铜匠铺，金塔路、商业街有民族工艺品商铺132家（部分产销合一，部分只做经销）”。

2017年，我们去调研时，沿街可见旅游纪念品商店和铜器作坊，铜匠们敲敲打打，制作铜火锅或铜质法器。这些作坊的制作工艺大部分较为粗糙，店铺中摆放的银器，不少是从云南批发过来的，缺乏地方特色。无论是同质化的旅游纪念品，还是银铜器作坊及店铺的装修、运营方式，都亟待改善。在金塔路众多的银铜器作坊和店铺中，品质最为上乘的是青海银铜器及鎏金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何满的作坊以及他父亲何生寿的店面。

1.1 何氏家族的技艺传承

据湟中县志记载，1949年前，鲁沙尔镇从事银饰加工的有十多户，其中有三户姓何，分别是何复新、何生珠、何生珊，“主要为牧区藏民生产加工银器首饰，如带环、奶钩、银木碗、银牌、尕吾、耳环、戒指。他们的工艺精细、图案、花纹美观，深受藏族群众喜爱，产品销路广，收入可观”。何复新即何满的祖父，一家五个兄弟，从张玉春的父亲那里学得手艺，而据说张玉春父亲的手艺是塔尔寺一位艺僧传授的，但如今已无人能说清这位艺僧的来历。（图1-4）

何满，1965年生，13岁便跟随父亲学艺。他的祖父何贵新和父亲何生寿都是银铜器制作的好手，手艺传到何满已是第三代。新中国成立以前，何家的银铜器生意做得好，“何银匠”的名号当地人尽皆知。何满的祖父兄弟5人齐上阵，老二何贵新、老三何有新、老四何太新、老五何品新负责制作，老大何复新负责跑业务，拿做好的藏族银铜器去日月山换牛羊，再赶回来卖钱。

“文化大革命”时期，民族手工艺传承遭受严重打击。除了塔尔寺因为周恩来指示得到了保护，该地区的银、铜、鎏金佛像和法器几乎无一幸免，被当作“四旧”砸毁或熔炼。制作、经营银铜器被视为“封资修”而遭到压制，打造工具都被没收了。何氏家族的银铜器制作不得不转入地下，生产规模和从业人数都大大缩减。何满的父亲何生寿，对“文革”时期的经历叫苦不迭：“那时候不让做（银铜器加工），你做的话就控告你投机倒把，给你戴高帽子，打个铁都说你投机倒把！”

何满回忆说，爷爷和父亲加工银铜器时害怕别人听见敲打声，要等到夜里才敢偷偷干；若是在白天，何满则需爬上屋顶担任瞭望员，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刻通知停止地窖里的“地下生产”。据何生寿回忆，“当时在农村，只能在地窖里用煤油灯偷偷干活，给牧区的藏民制作银饰、奶钩、带环、银灯、银碗等。声音不能大，用浸了油的棉花捻子点着了焊接，为了提升温度还得边焊边用铜管吹，条件十分艰苦。一旦被发现了，材料和工具全部都会被没收”。

改革开放后，何家的银铜器制作重见天日，但是规模已经不如从前。当时手艺人生活贫穷，手里没有金银原料，何家的经营方式主要是客户来料加工，赚取手工费。何满还曾跟随爷爷和父亲一行人远赴森多乡、玉树、果洛等地为牧民们加工银铜日用器、首饰等。对于这段经历，何满记忆犹新：“1979年我就跟着父亲和爷爷跑到牧区去做活了。当时没有马路，全都是沙路，两百公里走了三天三夜。在他们的帐篷里住下以后，爷爷父亲给他们干手艺活，我就天天给他们干杂活，放牛、放羊、挑水、捡牛粪，都得干。挑水没有担子，得用塑料桶从远处背回来，特别艰苦”。

1985年，塔尔寺需修缮主殿佛塔，何生寿一行老艺人及徒弟15人被选入修缮队伍，21岁的何满也有幸参与这样的重大工程。塔尔寺的灵塔高12.5米，表面包金、镶嵌各种宝石。该工程历经整整一年才得以完成。这一时期，何满与老艺人同吃同住，见识了各种银铜器制作手法，极大地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技艺，这是他从艺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学习经历，全面、系统地接触了湟中银铜器制作和鎏金技艺。后来，塔尔寺内许多银铜宗教用品都出自何满之手。

1.2 自立门户受惠于非遗保护政策

1994年，何满租下塔尔寺脚下的门面，开始自立门户。门面刚租下来时，房子里只有三四个柜台，柜台上也就摆几只手镯、服饰挂件，基本没有货。何满每天加班加点做东西，常常到半夜一两点，凌晨四五点又起床继续干，每天持续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当时很着急，柜台里什么都没有，顾客来了买什么？后来我父亲和我兄弟也开店，在这个街道上，我们三家‘和赢坊’生生带动了这个行业”，何满说，“我沾了老祖宗的光，老祖宗的名气大，但也靠一步步发展起来，名气不是一天吹成的”。（图1-5）

何满先后带过十几个徒弟，目前坚持留在这行的不到一半。何满感叹说，“现在学艺的人少了许多，因为这个行业挣钱不易，学起来又难，很多年轻人就放弃了当学徒的想法。以前画图案都得靠默记，现在相机带来了方便，但即便如此还是很少有人学”。

新世纪以来，国家和社会各界对传统工艺的关注持续升温。2006年，何满和父亲何生寿被评选为省级工艺美术师。2010年，青海省湟中县申报的“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11月，何满被评为该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2013年9月，在政府支持下，位于金塔路的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传习展示中心揭牌。

该传习中心由原先的“和赢坊”改造而来，是一幢三层的藏式小楼，建筑面积150平方米，集生产、销售、展示于一体，现已成为湟中银铜器主要的传习场所。传习所内，展柜上摆满了何满家的作品，从传统的白塔、佛像到新近研发的茶壶、茶杯，从细小的戒指、耳坠到体量较大的转经筒、银尊等。何满很注重传承谱系的整理，家里能找到的老东西都陈列出来了，上百件不同功用的工具悬挂在墙壁上，地上还摆放着祖父用过的老式牛皮鼓风机。（图1-6，图1-7）

现在，何满已成为湟中银铜器行业发展的引路人。他担任了湟中县银铜器协会会长，为行业发展献言建策，积极奔走。从行业的整体规模来看，铜器制作所占比例相对较大，金银器的规模较小，这是因为金银材料昂贵且加工费时，很多制作金银器的手艺人转行去做铜器。何满为此表示担忧，铜器制作的确可以吸引急于求成的年轻人，但过度关注利益也可能会适得其反。作为协会会长，他还为银铜加工的环保问题向政府建言献策，他提议建立一个专业生产区，把手艺人集中在一起加工，这样既可以方便环境治理，又不妨碍行业发展。

1.3 产品设计与应用创新

何满是一位见多识广、乐于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传承人，他说：“我喜欢创新，小时候天天做同样的壶会很烦闷，做不同的东西才让我感到兴奋……如果按以前的思路做银铜器，那只会越做越死，终究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我是国家级传承人，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自己必须先做好”。

何满的代表技艺主要是银铜器制作和鎏金技艺。银器制作的流程包括：选料、化银、开坯、构图、打造成形、平整、拉丝、錾刻、焊接、打磨、抛光、清晰、包装等环节。鎏金的制作流程包括：选料、砸金、剪碎、化金、抹金、加热、压光、清洗等步骤。鎏金不同于镀金。现代镀金工艺发展历史尚不足两百年，主要用电解、化工方法加工，而鎏金工艺则可追溯到战国时期，采取纯手工方式加工。在复杂的鎏金过程中，因为汞加热后容易生成汞蒸气，吸入后会对身体造成巨大伤害，所以目前器物制作较少使用鎏金工艺。但何满仍然在坚持运用这一古老的技艺。

银铜器制作过程中，器物成型主要靠锤揲和錾刻，即手艺人先敲出基本器形，再于表层捶揲、錾刻图案。这是自唐代以来形成的基本做法。塔尔寺脚下遍布银铜器制作作坊，多数作坊用模具铸造，器形款式单一、雷同。何满却一直坚持手工锻造，打造独一无二的银铜器精品。2015年底，何满参加了“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第二期研修班。进清华前，他即在琢磨“一体壶”技术，也就是银铜器一次成型锻打技术，在清华学习期间找到了思路，最终在2016年3月的结业展前成功地锻打出一体银壶。（图1-8）

“青海湟中常以分体锻造再焊接组装成型”，而“云南鹤庆在锻打银铜器时，往往采用一体成型锻打技术”。与鹤庆现有的一体壶相比，何满的一体壶难度更大，壶身不仅由一块银板锤制而成，而且有一个长长的、弯曲的壶柄，从圆胀起来的壶身自然地过渡到壶嘴，天衣无缝，一气呵成。壶柄的敲制最见功力，需要厚薄均匀，且与壶身的衔接要牢固，否则难具实用性。因为技艺难度大，研制期间，何满一共试做了6把，仅有2把成功完成，其中一把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另一把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展百花杯金奖。目前，他依然在不断改进和完善“一体壶”技术，并将其应用到其他器物的制作过程中，探索不同器形、器种的一体锻打技术。

考虑到生产规模和经济效益，目前何满的银铜器市场定位仍是以高端日用品和收藏品为主，中低端的小件产品（如戒指、耳环等）时间成本高，收益低，因此较少制作。何满的产品中有一类特殊物品—仿古银器，是依据著名的文物复制而成，代表品种是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鎏金舞马衔杯银壶。何满仿制技术高超，仿制品与原物几无二致，满足了一批古玩爱好者的收藏需求。（图1-9）

受塔尔寺藏传佛教影响，银制酥油灯、铜香炉、银塔、转经筒、佛龛等大件宗教用品一度占据银铜器生产的主流，藏族服饰用品也较为常见。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宗教和传统服饰用品的需求开始减弱。何满也顺应时代生活需求，着力研制茶具、酒具、餐具等日用品。特别是在饮茶习俗上，以往湟中地区的民众主要喝大碗青稞茶，近些年更为精致的饮茶方式开始流行，体量适中的银铜茶具得以发展。

在茶具方面，何满研制出了“竹编银杯”，也即在银茶杯上包竹编，这也是他在清华美院学习期间和嵊州竹编传承人吕成“1+1”合作的成果。竹编银杯进入市场后大受欢迎，人们用它端茶不烫手，在青竹的衬托下，银的质感更为明显。何满与河南钧瓷传承人刘红生合作，在色泽丰富的柴烧钧瓷茶杯上加银扣，产品更显高雅别致，一面市就受到藏家的追捧。受清华美院“1+1”研创思路启发，何满将本地的土族盘绣与鎏金铜壶巧妙地结合到一起，令人耳目一新。

银铜器之所以受人喜爱，除了材料、质感，还因为其精美、繁密、富有立体感的装饰纹样。打造器具之前，何满总是在图纸上反复设计、琢磨纹样，不断地修改，最后再用铅笔绘制于银铜器的胎面。在数码制图流行的当下，何满依然看重手绘。他回忆道：“以前没有照相机，在别处看到好的图案就记在脑子里，回来默画在纸上。现在很多人都直接用下载的图案，自己根本不画，这是不行的”。何满常常和外界交流，在观察、学习过程中，遇到精致美丽的图案就随手记录下来，将其吸收消化，融合当地的特色文化进行再创作。数十年下来，何满的工作室里摞起了厚厚的几叠设计图纸，一些经典纹样早已烂熟于胸。手绘设计稿在他眼中也成为一门重要的技艺。

青海湟中县被八座像莲花花瓣的山峰环绕，山因形得名为莲花山。受此启发，何满创作了《八瓣莲花尊》，将莲花山巧妙融入魏晋时期流行的莲花尊器型，造型华美、气度不凡。该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先后收藏。此外，何满还在传统宗教纹样中加入“寿”字、“龙凤”之类的图案，比如《吉祥八宝龙纹银包木碗》就将藏传佛教的八宝纹样和汉地的龙纹搭配到一起，拓展了产品的人群适用度。

何满还有许多产品开发的计划，他打算把银器和更多其他的传统工艺结合，形成更多的“1+1”作品，特别是具有实用功能的餐具、酒具和茶具；他也正在着手研发小巧、轻便的牌饰，在上面錾刻宗教纹样，以适应新时代的宗教用品需求，而在此之前，他研制的一款转经筒吊坠，已在塔尔寺旅游市场上成为热销产品。何满是一位心灵手巧的手艺人，他的长处不仅在于手艺精湛，更在于有设计创新思维。他设计的几乎每一款新产品，都能迅速获得市场的认可，不少素未谋面的藏家，甚至会从外地专门赶来购买他的新产品。

1.4 销售和宣传推广

何满积极外出交流，所获奖项和证书已经摆满了一整面展柜。何满坦言：“以前我们这个地方连什么是‘非遗’都不知道，国家刚开始关注的时候，很多人对它的概念一片空白。1995年、1996年左右，县文化局组织我们把产品拿到别的地方展示，有些人怕损坏就不愿意拿出来，文化局甚至还要上门巴结他们。我当时比较积极，把东西拿去展，文化局也特别认可我”。那时外出参展都得何满自掏腰包，包括运输费、来回车费、吃住等在内，参加一次展览得花一两千元，这笔钱在九十年代不算少了，其他手艺人根本不愿意花这个钱。迄今为止，何满已累计参加全省、全国和国外展会一百余次，海外国家包括意大利、韩国、日本、白俄罗斯、西班牙等。

由于参与了政府组织的各种非遗交流活动，何满得到了政府和媒体大量的宣传推广。自从2010年第一次见诸媒体报道以来，各类媒体平台也开始主动联系何满。拍他的纪录片、宣传片已有十余部，中央电视台的有三部，青海省台的也有七八部，如《大美青海》等。2017年6月，何满参加央视1套《我有传家宝》栏目，向全国人民讲述青海“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的百年传承历史，分享家族传承故事，并展示他引以为傲的传统精品。节目播出后，当即有人打电话来订货。

这些年，何满率徒弟接收客户订单，销量平稳上升。在塔尔寺周边，他店里的顾客常常是最多的。特别是像竹编银杯、银扣钧瓷杯、银边餐具等创新产品，基本上是供不应求。还有一些客户直接向何满定制产品，或指定图案，或交由何满自行发挥。消费者的信任源于他高超的技艺和诚信，何满出售的商品都配有自己的印章和收藏证书，兼具商标的功能。何满说：“非遗的牌子给了顾客一个保障。目前市场上镀银（白铜上镀一层银）的东西多，我这里的质量还是有保证的”。2017年10月，他所制作的纯银一体壶在武汉长江非遗展上被高价收藏，精心研发的产品总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他的事迹被宣传推广开以后，不少外地学生前来求教，“我在外地展演的时候，一个山东学生天天来参观，对银铜器制作很感兴趣，也表达了拜师学艺的意愿。还有一个北京服装学院的女生，也想来跟我学习”。何满注册了自己的商标，还请清华美院的杨阳副教授设计了一个品牌标识，此外，还在清华非遗研培项目组帮助下，在淘宝上开了一个网店。不过，因为产量有限，互联网销售并不是目前最为急需的。技艺精湛、潜心做事，终归会有人来赏识。更何况，通过客户的口耳相传和重要媒体的报道，何满早已声名在外。

1.5 结语

何满在访谈中讲了这样一则故事：“不久前我在北京展示作品的时候，一位台湾漫画家准备给全国一百个传承人画像，他说画好后要每个传承人写一句话放在画像下面，他问我准备写什么，我告诉他这样一句话：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他说这句话好！”何满对于手艺的执着与自信溢于言表。

何满对政府给予他的大力宣传和帮助的感激自不必说，但他更希望政府能加大投入，支持行业发展壮大，带动当地群众致富。对于技艺传承、行业发展他有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一是要扩大传习所，在机会和条件都成熟的情况下，在老家建一个更大的传习所，把从业人员组织到一起，将生产、展销与体验结合到一起；二是让手艺人切实得到实惠，何满说：“一个地区里面要有带头人，让带头人得到荣誉和效益，让人家羡慕你，让人家知道传统工艺的好处，大家自然而然就会围过来学”；三是手工制作和机器生产兼顾，品牌产品坚持手工制作，旅游纪念品采用机器批量生产，满足不同层面的市场需求；四是坚持产品创新，生产引领潮流的新产品，不能只想着挣快钱，抄袭复制，影响个人以及行业的良性发展。

在塔尔寺的银铜器一条街上，大部分作坊都以简陋的方式制作铜火锅和宗教用品，银器铺里摆满了机器批量生产的银饰，近年来生意越来越不景气。何满家的银铜器作坊，面积不大，员工也很少，但是慕名而来的藏家却很多。这不仅仅因为何满是此地唯一的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而且是因为他善于研究和琢磨，有开放的胸襟和长远的发展眼光。

他的工作室分为三层，一楼用于展示和售卖产品，三楼是工坊，二楼分为两个房间，小房间是办公室，大房间是展厅，里面陈列着祖辈留下来的材料、工具和银铜器制品以及何满不同时期的作品。展厅面积虽然很小，却足以让参观者了解他的家族传承脉络，认识湟中银铜器的制作材料、工艺流程、地域特色和基本器型。

何满的案例启示我们，传统工艺企业，无论规模大小，都有必要投入时间精力梳理传承谱系，精研材料工艺，同时积极设计制作满足时代生活需要的新产品，惟其如此，传承才有后劲，企业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倪航宇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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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湟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湟中县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164.

[2] 湟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湟中县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133.

[3] 湟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湟中县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134.

[4] 湟中县政协文史组.湟中文史资料选 第1辑[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60-62.

[5] 湟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湟中县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135.

[6]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青海省志 33商业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72.

[7] 陈梦媚.青海湟中银铜器锻造工艺及工匠群体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15:14.

[8] 湟中县政协文史组.湟中文史资料选 第1辑[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M].1989:62.

[9] 陈梦媚.青海湟中银铜器锻造工艺及工匠群体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15:13.

[10] 向祎青.青海湟中与云南鹤庆银铜锻造技艺的比较研究.装饰[J]，2017（0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