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早期铭文特点

本文所谓“早期”，指东汉及以前的时间范围，这一时间为铭文从产生到形成基本风貌的阶段。特别是商周、两汉时期，在内容、语言上对后世铭文的发展影响至今。

铭文本实用

刘勰的《文心雕龙·铭箴》言：“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慎德。”其中“慎德”有两重意思，“慎”是鉴戒，“德”指功德。

古人认为立德、立功、立言是不朽的事情，天子之德或诸侯之功等，自然成为铭文要表达的重要内容，这在春秋时臧武仲之“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左传·襄公十九年》左丘明）的“论铭”中即有概括。通过铭文，既给有功德的人以名分，又让后人铭记其功德，这也是“铭，名也，记名其功也”（《释铭》刘熙）的实用意义所在。出于鉴戒目的之铭文，前文已有所说明，如《巾几铭》《筍簴铭》等都源于此意，成为早期铭文的重要内容。

商周时期，青铜铸造技术成熟，在礼器上铸造表述功德的铭文，在材质、技术上也符合其追求不朽的精神需要。当然，选择功德铭记，是基于“崇孝”的观念，也体现了“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的基本要求。需要说明的是，“铭”最初只是单纯以文字的形式呈现，体现的主要是文字本身的意义。如早期青铜器上的铭文，有些文字很少，甚至一两个字而已，尚不能称为文章，属于文字类铭文，这类铭文逐渐演变为我们所熟悉的文章类铭文。由于《文心雕龙》等著述关于铭文认识的影响，总体沿着文体学的角度继承和发展，即便期间出现过诸如《礼记》等基于礼制范畴的铭文，早期铭文出于实用的目的和作用是始终存在的。

早期铭文内容多和国家大事有关。

西周晚期《毛公鼎》上的铭文意在诫勉臣属，记录了周宣王告诫毛公的五段言语，均以“宣王曰”句式起始，内容大意如下：

先言周室上承文王、武王遗泽，离异的部落民族现在仍应照耀在他们的光辉之下。这是上天的使命，你要为此不辞劳苦，巩固先王的事业，皇天会保佑周室。形势紧迫，如果做得不好，必将四方扰攘，王朝艰困。

又命毛公制定理国之策，管理王朝内外事物，叮嘱其警戒政令执行是否顺畅，善于发现周边部落的情况，遇事冷静处理。我（周宣王）不可昏庸，你也不要荒逸，不能只为我一人着想，广开言路，得到有利于王朝巩固的建议，回报先王德荫，完成使命，让我无愧于先王。

再从具体政治改进，处理财富收入的事上告诫毛公，如果不论是非，只依王意做出决定的话，王朝也就不复存在了。并给予其权力，明确责任，现在开始一切在外措施都要由你经手，你要严格执行这一任命，不得出现任命之外的情况。

继而阐述自己的治理观念。我尊承先王意愿，委你重任，是为发展王朝事业，推行政策时，不可阻塞人民：积蓄财富须适度，过多时要关照到众寡。特别告诫毛公管理好自己的属下，不酗酒，不堕落，时刻敬念王命，成为王朝复兴的典型，不负使命。

后说宣王已通告“卿事僚”“太史僚”听从毛公安排，并任命他主管三有司等机构，统一调度，保卫周室。之下是周宣王赐给毛公各种器物、车马的言辞，以及毛公奉命铸鼎，以流传后世永为信守的铭记内容。

以上内容不难看出，毛公鼎铭文内容的实用目的非常明确，从周宣王的言辞上看多表达警戒之意，从毛公“对扬天子皇休，用作鼎，子子孙孙永宝用”之铭文看，这样的美德足以宣扬后世，让子孙铭记。不只毛公鼎如此，早期器物铭文的实用目的普遍存在：晋国卿大夫盟誓的《侯马盟书》，是用朱笔或墨笔在玉石上书写的誓词；曾侯乙墓一只镈钟上“隹（同惟）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时用享”的铭文，记录了楚王知道曾侯乙去世的消息后，为其制作宗彝，让曾侯乙永远享用的事情。

在铭文中反映国家大事，是商周时期铭文的主要内容，或称“正统”内容。此外，也不乏个人化色彩浓厚的铭文，内容及铭写对象多样，甚至涉及衣冠鞋履等普通生活用品。如曾侯乙编钟上就刻有乐律铭文，记载该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等，所铭“宫”“商”“角”“徵”“羽”是我国五声音阶的名称，分别代表不同音，相当于现代的“do”“re”“mi”“sol”“la”，以方便敲击演奏，实用意图更加明确。

摛文简而深

刘勰《文心雕龙·铭箴》：“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

刘勰认为铭文应以弘润为贵，如此强调，是在当时正直之言渐失，计功制度无存的情况下提出的，对不能正确使用铭文的后果表现出担忧，而有“矢言之道盖阙，庸器之制久沦，所以箴铭异用，罕施于代”的话语。这一特点，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已有说明，其言“……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是在总结“诗”“赋”“碑”“诔”等不同文体要求时，对“铭”“箴”的定位。刘勰所言“弘润”，从立意上要求深刻，语言上要做到圆润，与陆机提出的“博约而温润”一脉相承。

陆机主要生活于西晋，有三国之后大一统的王朝环境，刘勰则处于南北朝时期南方四朝更迭的背景下，两个时代虽然相隔不远，铭文风格却取向迥异。可看南朝庾信所作《梁东宫行雨山铭》，内容如下：

山名行雨，地异阳台。春人无数，神女羞来。翠幔朝开，新妆旦起。树入床前，山来镜里。草色衫同，花红面似。开年寒尽，正月游春。俱除锦帔，并脱红纶。天丝剧藕，蝶粉多尘。横藤碍路，垂柳系人。谁论洛水，一个河神。

这一铭文风格前文已有所概述，梁简文帝等诸多南朝名人的铭文中都有体现，与西晋张载的《剑阁铭》相比，难怪刘勰重提“体贵弘润”的铭文要求。“体贵弘润”是由铭文的特定用途决定的，如向天地、神灵、世人、子孙昭告功德等，皆为庙堂之事，内容、形式要相适合；其也是针对特定对象提出的要求，如记述天子、诸侯、大夫等涉及国家大事，需要内容深刻，文辞圆润大气。

一些明显个人化的铭文并非出于警示或铭功、记德目的，其内容、文辞也未必苛求弘润，这是刘勰所忽视的铭文发展的必然现象。

铭、箴两种文体都具有警戒作用，刘勰特别强调“取事核以辨”和“摛文简而深”两个写作上的基本要求，即内容须确实、清楚，文辞要简约而意义深远，这是“铭”和“箴”都要做到的。然而，刘勰之“取事核以辨，摛文简而深”的铭文要求，实现起来并不容易。东汉末年，厚葬之风盛行，碑铭撰写中不乏夹杂个人感情，或出于其他目的的虚妄言辞，即便蔡邕也不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