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铭文溯源

“名”字是“铭”的本字，铭通假于名。《周礼》中“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句，东汉郑玄注“铭之言名也”，从中可以确定“铭”字源于“名”字。之所以后来在“名”字前加上“金字旁”，是因为多用于钟鼎彝器之题勒。从“名”的字义发展看，也是先作“文字”“命名”的解释，之后生成“铭记”“铭刻”等字义。

铭文产生于商周时期，指青铜礼器上的铸造文字，其意义多体现在文字本身上。汉代，人们将铭文单纯作为一种文体看待，一方面是铭文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当时对商周青铜礼器缺乏了解的原因。直到宋代金石学兴起，才对铭文的起源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且这一观念在之后历代一直成为主流，影响着人们对铭文的理解和认识。

纵观铭文发展，自其出现以来，不同时期的文献对“铭”的理解、解释不尽相同，有联系，亦有区别，体现出不同时代赋予铭文的不同内涵。

何为铭

西汉戴圣《礼记·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

《礼记》是一部记载先秦礼制，体现儒家思想的著作，传为西汉时期戴圣所编，后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四书五经”之一。鼎是用于祭祀的青铜礼器，是在原有蒸煮器物的基础上，赋予其权力、宗教等色彩，因此成为礼器。戴圣与叔父戴德有“大小戴”之称，戴圣被称小戴。其在《祭统》篇中言及鼎上一般铸有铭文，并对铭文的制作者和铭文的内容、作用进行了解释：一是说明“铭者自名”的作者主体与铭文形式，将自己的名字附于铭文之下，有铸鼎者自铭的特点；二是强调了铭文的内容与作用，是为颂扬先祖功德而作，使之能够广为传颂，为后世所铭记。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铭，记也。”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成书于东汉和帝、安帝年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此书从成稿到定稿持续二十余年，可见许慎对这部书的重视与深入研究程度。其对“铭”的阐述只是简单两字，笼统解释了“铭”的记录功能。如此概括，意在铭文内容已不局限于称颂先祖，也不再特指青铜礼器上的文字，在载体和内容上，较前代都是更广泛的存在状态。

东汉刘熙《释名》：“铭，名也，记名其功也。”

刘熙，生活于东汉末年桓帝、灵帝时期，精于训诂学，其作《释名》即是推求字义由来的经典之作。从刘熙对“铭”的解释中可以看到许慎的影响，其“铭，名也”与《说文》中“铭，记也”的解释相同，但进一步说明了具体内容“记名其功也”，这与戴圣“称扬先祖之美”的解释有所不同，着重强调了“铭”的记功作用。

东汉郑玄：“铭，谓书之刻之以识事者也。”

郑玄是东汉末年的儒家学者、经学大师，卒于汉献帝建安五年（即公元200年）。郑玄明确提出了“铭”的两种形式：“书之刻之”，即书写或镌刻的铭文实现方式，也可以理解为先书写而后镌刻的过程。其定义铭文内容已不局限于称扬先祖或记录功绩，而是“以识事者也”，强调铭的实用目的，表现内容也更加广泛。

上述四人皆生活于汉代，对“铭”的认识有相通之处，亦有明显区别，表明当时学者不断探讨其内涵的研究状况，广泛与深入程度前所未见。这与汉代铭文创作逐渐兴盛有关，在文献记载的传世铭文作品以及汉代青铜镜上可见一斑；也与铭文对象日渐世俗化联系密切，即便日常生活器物也可为之作铭，而非鼎、彝之器所专属。加之铭文内容、语言趋于多样，不再局限于祭祀等特定用途，出现了警戒、祝咏之辞。他们在铭文理解上的差异，或是个人认识角度的不同，或由具体文化环境影响所致。

四人中，戴圣、许慎为今河南人，刘熙、郑玄为今山东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铭”在汉代中原地区的应用状况。同时，从他们对“铭”的具体解释看，从西汉至东汉末年，虽然形式、内容、载体都有所发展，总体趋向宽泛、包容，但铭记对象仅限于他人，没有明确出现以铭文进行自我表达的意识和观念。

岂止述功德

魏晋时期的铭文淡化了记述功德的初始功能，这主要受当时的战乱环境影响，士人逐渐远离政治，在铭文内容上转而专注于咏物、赞人。从对帝王功德的关注，发展为有意识地展现自我情志，这与魏晋时期文人意识逐渐觉醒的整体状况是一致的。其中，山川铭文被广泛关注，碑铭也由歌功颂德转向对人的才能、人格的赞美。在文体上，三国时曹丕在《论典》中提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的观点，指明不同文体各有要求。其“尚实”观念体现出铭文的客观性要求，意味着不能包含过多的情感因素。自此，铭文的文体意识逐渐清晰。

南朝时期的铭文异于两汉时期古朴平实的语言风格，也与曹丕所言“铭诔尚实”的文体要求不同，辞藻运用上总体呈现出华丽的面貌。这体现在追求骈句、对偶，执着于炼字、琢句，以及细致入微地描绘景物的声色、神采上，且多以四言韵文呈现，形成南朝铭文的主体风格和时代特色。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铭”“赞”两种文体相通，铭文除具有记述功德、规诫劝勉的作用外，也不乏赞咏之意的表达。铭文主要用来诫勉自己，赞文主要用来赞颂他人，两种文体界限弱化，使表达内容、语言更趋广泛和丰富。其实不只“铭”“赞”之间，此时铭文已兼具诗歌、词赋的特点，其中尤以南朝显著。正如后世徐师曾所言“若夫铭之为体……皆杂出于各篇之中”，指出铭文兼具其他文体特点的现象。

唐代铭文则延续了前代镌刻记功的传统，同时追求文质互彰的艺术效果。所谓“文”是指审美上的追求，“质”是实用功能的体现，审美与实用相统一，则文质互彰而赏用相宜。初唐时，魏征提出“掇（通辍）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的思想，影响着其后的铭文创作，甚至文学认识。这种追求文质并重，繁简适当的观念，一改魏晋以来铭文的华丽文风，又承继了前代铭文的诫勉之意，呈现出回归古意的风格取向。如盛唐时李白《天门山铭》中“光射岛屿，气凌星辰。卷沙扬涛，溺马杀人”之语，和南朝梁简文帝《行雨山铭》中“溪间聚叶，涧里萦沙。月映成水，人来当花”的显著区别就可见一斑。而李太白“天险之地，无德匪亲”的铭文结尾，与西晋张载的“形胜之地，匪亲勿居”的剑阁之铭又一脉相承，其警戒意图是非常明确的。

此后，关于“铭”的探索和讨论始终没有停止。

北宋徐铉《说文》新附：“铭，文字以刻于器，或以自警，或称述功德，使可称名永久不忘也。”

徐铉生活于五代南唐至北宋初年，雍熙年间曾受诏修订《说文解字》，补充了许慎在收集、编写上的不足。徐铉在许慎《说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铭”的载体、形式、内容、作用以及铭记对象等，但也限制了许慎“铭，记也”的解释空间，使之囿于镌刻的方式，并局限于器物之上。这或许是徐铉对许慎未尽之意的揣摩，也可能是他自己的理解。需要说明的是，徐铉在铭文内容的解释上，明确表示既可针对他人，以表功述德，也可以针对自己，书自警之语，反映出当时铭文的铭记对象已经变得宽泛。此外，徐铉“使可称名永久不忘也”中的“名”字，以及前代戴圣“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中的“名”字等，都是“铭”字的本字，由“名”而“铭”的认识是继承下来的。

铭文用于自警，也促进了座右铭的产生。座右铭作为文章出现，始于东汉崔瑗之作，因铭以自戒，置于座右而得名。此后，唐代的白居易，宋初的李至都续写过崔瑗的《座右铭》。在铭文用于自警的要求下，座右铭在宋代成为重要的铭文表现形式。

清代金农言：“文章之体不一，而铭为最古。”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云：“铭之为体，于诗词外另具笔墨……”

金农，号冬心，钱塘（今杭州）人，生活于清中期康、乾年间，被誉为“扬州八怪”之首。梁绍壬，字应来，号晋竹，亦钱塘人，清道光年间举人。

两人都从文体的角度对“铭”加以阐述，金农指出铭文是最早的文体形式，梁绍壬则强调其不同于其他文体，在语言形式上自有特点。铭文始于商周青铜器上的文字，前文已有述及，这与刘勰“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的说法不同。刘勰是南北朝时期南朝梁代人，他认为铭文的源头是《礼记》，可能刘勰限于当时条件，只能看到儒家的“五经”吧。

以上内容不难发现，魏晋以来对铭文的认识既有继承，也有发展，不只是内容、对象、文辞的变化，铭文已经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形式。

如今，商务印书馆之《新华字典》解释为“铸、刻或写在器物上记述生平、事迹或警诫自己的文字”，从内容、载体、方式上都做了说明。其以器物为载体，以铸、刻、写的方式呈现，可以记述他人，也可以针对自己。所言“器物”，本意指古代钟鼎，引申包括其他器物。这是铭的狭义解释，并未考虑铭文的文体特点。

“铭”由来已久

南朝刘勰所著《文心雕龙·铭箴》记述：“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大禹勒筍簴而招谏。成汤盘盂，著日新之规，武王户席，题必诫之训。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器，则先圣鉴戒，其来久矣。”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集大成著作，全书共50篇，《铭箴》为其中之一。刘勰把铭文的源头追溯到黄帝时期，说大禹、商汤、武王、周公、孔子等先圣都有铭文，以佐证铭文历史之悠久。其所述确有文字可寻。黄帝之《巾几铭》：“毋翕弱，毋俷德，毋违同，毋敖礼，毋谋非德，毋犯非义。”大禹之《筍簴铭》：“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击钟，教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语寡人以狱讼者挥鞀（古同‘鼗’）。”商汤之《盘铭》：“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武王之《席四端铭》：“安乐必敬，无行可悔，一反一侧，亦不可以忘，所监不远，视尔所代。”

可见，轩辕铭文于车子、几案，随时自我纠正过失；大禹铭文于钟磬的架子，以昭示纳谏的态度；商汤铭文于盘、盂等物，以提醒自己不断进步；周武王铭文于门户、座席，以避免自己犯错等，或有一定可信度。如从史料考证则未见确切依据，黄帝是否刻舆几以弼违不得而知，即便上溯至西汉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五帝本纪》，其中关于上古黄帝的记述也只是传说中的故事而已。至于周公看到“金人”之文字而不语，孔子为欹器而动容的具体情形，也都有所出处，是否属实尚不能据此断定，有后世假托的可能。刘勰此言虽不能确信，但铭文历史之悠久是可以从中体现出来的。

蔡邕论铭

东汉蔡邕所著《铭论》出现以前即有人论铭，但大多片言碎语，只涉及铭的一般解释，具体可见前文所录。《铭论》一文是铭文体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次系统论述，摘录如下：

昔肃慎纳贡，铭之楛矢，所谓‘天子令德’者也……亦所以劝导人主，勖于令德者也……

凡有大功者，铭之太常，所谓‘诸侯言时计功’者也。宋大夫正考父三命兹益恭，而莫侮其国。卫孔悝之父庄叔，随难汉阳，左右献公，卫国赖之，皆铭于鼎。晋魏颗获秦杜回于辅氏，铭功于景钟，所谓‘大夫称伐者’也。

钟鼎礼乐之器，昭德纪功，以示子孙。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故碑在宗庙两阶之间。近世以来，咸铭之于碑。德非此族不在铭典。

蔡邕，字伯喈，今河南开封人，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在铭文理论研究与碑铭创作上具有突出成就，有大量铭文作品传世。

《铭论》一文中，根据铭文对象与内容，蔡邕将前人铭文归纳为“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三类，强调“昭德纪功，以示子孙”的作用，以及用于警戒的根本目的。其中，引用肃慎人臣服周天子，在进贡的箭杆上刻下“肃慎氏之贡矢”的文字，称其为天子美德的体现。并列举帝轩氏、周武王、周公旦等铭文的故事，劝导帝王去勉励道德高尚的人。所谓“肃慎”，是我国古代东北部的一个民族，被认为是现代满族的祖先。后列举春秋时期正考父（宋国）、孔庄叔（卫国）、魏颗（晋国）的功绩，说明他们能够走进宗庙，铭于钟鼎，都是“大夫称伐”的铭文需求所致。

前代铭文多施于具体物品，先有钟鼎礼器，后及石碑。由礼器及至石碑的认识，在蔡邕的《铭论》中有明确提及。其言：“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故碑在宗庙两阶之间。”指出铭文于青铜礼器有追求不朽之意，铭于石碑亦是如此，何况石碑也属庙堂之物。又言“近世以来，咸铭之于碑”，足见碑铭在东汉已是普遍存在了。

蔡邕言及铭文未必都要镌刻，这对铭文脱离载体，成为单一文体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他对铭文内容态度宽泛，而不局限于歌功颂德，但在铭文对象上却态度鲜明，有“德非此族，不在铭典”之语，强调铭文不能偏离它的根本要求，否则无从谈起“以示子孙”的作用。

刘勰在《文心雕龙·诔碑篇》中称赞“蔡邕铭思，独冠古今”，无论针对其《铭论》一文，还是碑铭作品，蔡中郎都不枉此誉。

张载剑阁铭

西晋张载所作《剑阁铭》是其途经剑阁时，有感于剑阁之险要而写，全文如下：

岩岩梁山，积石峨峨。远属荆衡，近缀岷嶓。

南通邛僰，北达褒斜。狭过彭碣，高逾嵩华。

惟蜀之门，作固作镇。是曰剑阁，壁立千仞。

穷地之险，极路之峻。世浊则逆，道清斯顺。

闭由往汉，开自有晋。秦得百二，并吞诸侯。

齐得十二，田生献筹。矧兹狭隘，土之外区。

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勿居。

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见屈吴起。

兴实在德，险亦难恃。洞庭孟门，二国不祀。

自古迄今，天命匪易。凭阻作昏，鲜不败绩。

公孙既灭，刘氏衔璧。覆车之轨，无或重迹。

勒铭山阿，敢告梁益。

张载，字孟阳，今河北安平人，西晋文学家。唐代名相房玄龄在《晋书》中评价其“载性闲雅，博学有文章”，虽传世作品不多，但诗、赋、铭等皆不乏经典之作。

全文共184字，四言骈体，描述地势险峻，指出这一战略要地对巩固政权的作用。张载出于“蜀人恃险好乱”作此铭，虽属山川铭范畴，却在表达以示鉴戒的目的。

所谓骈体文，简单来说是字句两两相对而成的文章，对仗工整，讲究用典。骈体文虽始于汉末，但张载此铭迭见对偶，频出典故，又有间句用韵、文辞秀美的特点，读来铿锵上口，不失为骈体铭文佳作。刘勰在《文心雕龙·铭箴》中赞誉：“唯张载《剑阁》，其才清采。迅足骎骎，后发前至，勒铭岷汉，得其宜矣。”从中可见此铭文的成就与后世影响。

《剑阁铭》得到晋武帝的认同，镌刻于剑阁山上。结尾“勒铭山阿，敢告梁益”之语观点明确，如此提示梁、益两地，或是司马炎着意附加于张载铭文之后，警戒意图一览无余。只是其字迹早已无存，亦无拓本，具体位置不详。

张载擅长用典，举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魏武侯与名将吴起的对话阐述观点，即有“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见屈吴起”之句。文中“洞庭孟门”亦有出处：三苗氏之地左濒洞庭湖，右临彭蠡泽（今鄱阳湖）；商纣王之国土左倚孟门山，右靠太行山。二者都不乏地利优势，由于不修德义，前者被夏禹消灭，后者为周武王所杀。继而得出“自古迄今，天命匪易”的结论，此中“天命”亦指德义，只凭地势险要是不能长久的，这与之前“兴实在德，险亦难恃”的观点相呼应。

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漾水》记载：“小剑戍西去，大剑戍三十里，连山绝险，飞阁通衢，故谓之剑阁也。”说明了“剑阁”的地理位置，以及剑阁之名的缘由，突出其地势险要的特点。今剑阁县的大、小剑阁山之间，有剑门关景区可以参观，传为三国时期诸葛亮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