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数字党建研究现状

近年来，学术界加大了对数字党建的研究力度，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如《网络党建论：互联网时代政党的组织变革与社会适应》《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与基层党建：新技术时代基层党建理论与实践新探索》《信息化时代的政党重塑与党的建设》等。薛小荣、王萍认为，网络社会治理能力作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能力体系中新的生长点，不仅成为党克服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治理本领恐慌的需要，更成为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5]。束赟探讨了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在基层党建中的应用^[6]。刘红凛认为，信息技术发展不仅影响党建方式和方法，而且深刻影响着党建基本理念和基本内容^[7]。

数字党建是新时代党建的发展趋势。在综合研究方面，苑晓杰和王大庆认为，数字党建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党的建设科学发展基础上产生的，是党的建设主要的科学方法之一。徐大聪总结了宁波市鄞州区东柳街道以数字党建系统为平台创新党员教育管理与服务的新模式。

在“互联网+党建”方面，张亚勇和张健认为，新兴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党建工作的客观环境，对党建工作带来新机遇，成为意识形态教育的新平台、组织建设的新阵地、党群沟通的新渠道和权力监督的新工具；同时，网络又对党的思想理论工作、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新闻宣传工作、干部队伍建设和执政安全都提出了新挑战。应对这些挑战应当从转变思想观念、加强顶层设计、搭建高效平台、完善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8]。孙林认为，互联网思维作用于党建工作是一个思维物质化的过程，其动力来源是多样的，既有资本、权力、意识形态和知识等外部驱动力，也有技术扩散的内部驱动力。同样，互联网思维跨界进入党建工作并发挥作用的路径也是多样的，既有以组织为中介的传导，也有以人为中介的对流，还有以观念为中介的辐射。多力源驱动、多路径传输的互联网思维借助“把关人”的观念翻译机制最终将思维物质化，对互联网时代党的建设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9]。王占良认为，互联网思维下的党建工作亟须从自动化、信息化的工具属性向智能化、智慧化的主体属性转变，以适应新时代党建工作的发展需求^[10]。

在智慧党建方面，潘军、邱观建和朱喆认为，智慧党建是把数据—问题—数据的大数据思维范式运用到党建工作中，激活大数据驱动党建工作实现现代化、大众化和智能化，推进党建工作整体集中智慧化升级的一项系统性工程^[11]。刘舒认为，智慧党建是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开展党建工作，依托智慧党建平台所形成的，以开放、智能、互动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党建模式^[12]。王姣艳认为，智慧党建平台具有密切联系群众、规范党员管理、提升服务水平和科学化水平等作用，智慧党建平台的实现需要在政策的领导和支持下系统部署，逐步推进^[13]。赵妍、方海洋等一些学者研究了高校的智慧党建体系和模型。夏行、方永军认为，智慧党建的理论模型主要包括感知化、互联化、智能化、决策化、安全性五个重要构成要件^[14]。

数字党建可以促进党建发展。刘舒认为，智慧党建的创建逻辑源自加快数字党建进程、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创新、提升城市社会治理水平三者之间的协调与互动，智慧党建的功能定位主要体现在管理功能、服务功能、参与功能、协调功能四个方面，应该从加强顶层设计、建立交互联动机制、培育示范品牌和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等方面进一步探寻智慧党建的发展路径^[12]。李葆华等认为，智慧党建进一步融入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要通过准确定位、夯实基础、抓准关键三管齐下来实现^[15]。

对于数字党建平台建设，一些学者提出了建设思路和对策。例如，王姣艳认为，要加大资源整合力度，不断丰富和创新党建平台，加强对智慧党建平台的规范管理^[13]。吴佳佳等提出，从建立健全基本要素保障机制、构建立体化的网络资源、保障信息及账户的安全、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四个方面建设基层智慧党建平台^[16]。项青等认为，构建智慧党建体系应增强党务信息数据系统建设、主流价值传播系统建设、党员组织活动系统建设、党员干部网络培训系统建设以及党群服务管理系统建设^[17]。

数字党建可以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一些地方基层党组织在数字党建方面进行了探索，亟待从具体实践中总结出数字党建理论方法。在数字党建实证研究方面，宋道雷等研究了杭州市上城区、宜昌市、铜陵市、铜仁市的智慧党建模式^[18]。

总的来看，目前学术界关于数字党建的系统性、创新性研究成果不多，存在“三多三少”：应用研究多，基础理论研究少；思辨研究多，实证研究少；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特别是，学术界较少全面、深入地分析数字党建和新时代党建之间的关系，较少研究如何运用数字党建提高党建质量，较少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研究数字党建问题，因而相关研究成果的学理性和实践性有待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