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马丁·阿尔布劳教授是英语国家中社会学的领军人物之一，从事全球化——或许它称得上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驱动力量——研究的最著名专家之一。早在“全球化”这个术语本身使用之初，他便撰写了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全球时代》（The Global Age，1996）。该书考察了那时已经开始改变全球社会的深刻变化，提出了总体框架。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全球化”指的是全世界的个人、机构和国家之间日益增强的依赖关系。
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属于经济范畴，意味着全球市场的发展，公司、劳动力以及全球规模的金融机构之内和之间非常复杂的分工。但是，全球化还有政治和文化这两个方面。不断发展的全球化带来许多益处，同时也形成新的压力和限制。我们在此以中国自身的个案为例。在30多年之前，中国开始面向世界开放。那时，还有人温饱不足；如今，这个国家已经达到了过去看来无法想象的繁荣水平。当然，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人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然而，如今在中国许多欣欣向荣的城市中，保健方面出现了一个恰恰相反的重大问题：肥胖程度有增无减，这是伴随物质充足而不是匮乏出现的状况。
当下，许多人认为，全球化正在出现倒退的趋势。全球经济危机引起的震荡余波未消，这一点在西方国家中尤其明显。从总体上看，西方国家没有分享到大多数国家中出现的丰裕的增长。而且，文化方面也出现了明显分化。在许多城市中，这些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广为传播：支持文化多元性、主张性别平等、崇尚地域之间交流。在其他地方，显露出反对上述价值观的言行，这种现象在没有分享到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繁荣的区域中尤其突出。对移民愤愤不满，对“外国人”、对少数族群的伦理或文化持敌视或种族主义态度，这类状况死灰复燃。在西方国家中，正是这些态度对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民粹主义政党明确反对全球化，希望回到传统的民族国家的老路上去。从全球化的角度看，这股思潮带来的最突出的后果是，特朗普在美国执掌大权。特朗普认为美国日益衰落，一门心思要扭转颓势。他将美国面临的问题归咎为全球化，而不是将全球化视为带来相对繁荣的源泉。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全球化的趋势尚未出现逆转，而且也没有出现能引起这种逆转的灾难。无论全球化带来什么压力和困难，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的程度如今有增无减。一个主要原因是，数字革命的兴起将全球化——即互相依赖——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多年之前，数字革命刚刚崭露头角，著名加拿大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创造了“地球村”这个词，用它来描绘世界社会的发展轨迹。无论他当初的论断多么正确，甚至连他也无法猜测到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请看一看日常生活的层面。如果一位女士搭乘飞机从美国前往伦敦。整个旅程只需10个小时左右，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奇迹靠的是在地球上空绕行的卫星组成的系统。抵达目的之后，她使用智能手机与自己的父母通话。这是另外一个日常生活奇迹。她可以在手机屏幕上看到他们，他们也可以看到她。他们通过手机自由交谈，仿佛身处同一个房间之内。此外，他们的通话成本几乎为零。当然，政治领袖和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都可以这样做。
在我们事先不了解机遇与风险之间平衡状态的情况下，地球村就是我所说的“高机遇、高风险”世界。机遇无处不在。中国崛起，获得影响世界的地位，并且可能成为世界领袖，这也是机遇之一。正如我们在无数科学和技术进步中所见，正是得益于全球化，机遇出现的规模前所未有，科技进步的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在此仅举一例：全球科学家有能力合作研究，可以实时交流，这是一个可能给医学领域带来大量创新的时代。然而，在很大程度上，风险也被全球化，堪称史无前例。全球气候变化，人口冲向百亿大关，核武器已经扩散，人口大量迁徙，流行病可能大肆蔓延。目前，我们根本不知道，人类这个物种是否有能力应对上述风险。
在本书中，阿尔布劳完成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让读者能更深刻地认识这些变化，并指出了中国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很可能发挥的核心作用。随着美国不再承担过去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中国不仅能够而且必须在促进世界发展方面发挥核心作用。中国是否能够弥合分歧，促进全球和平发展呢？“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仅仅是决定这一点的一个因素。这个倡议必须显示，它是自由合作的一个载体，其目的不是强制推行区域霸权。
阿尔布劳在讨论这一点可能如何实现的过程中，以富有成效的方式展示了习近平的思想，而且以令人瞩目的方式将其与西方的新旧传统连接起来。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斯·韦伯试图准确界定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源头，同时也对东方宗教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本书作者指出，韦伯的著作今天依然可以凭借其核心理念，帮助人们思考全球合作问题。我们应该反对的观点是：只有通过超现代概念和超现代技术，我们才能将这个超现代世界稳定并平息下来。实际的情况几乎与之完全相反。在重新发现人类共有文明价值的深层根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形成一种可以作为复苏全球合作基础的全球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