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中国的崛起已让世界深感震惊。1978年以来，中国的计划（规划）一个个如期实现。第十三个五年规划至2020年。届时，中国将会建成“小康社会”，用实现这个目标的实际行动纪念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周年。
另一个伟大的百年纪念，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将于2049年到来。那时将要实现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繁荣、强大、民主、文化发达、社会和谐的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习近平主席将此称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西方对此深感兴趣，努力理解，不乏怀疑。同时，西方也不懈努力，试图寻求中国能够完成一个又一个计划（规划）的方式和原因。毕竟，根据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中国的做法不应奏效。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人就中国的超凡成就，提出了涉及诸多因素的种种解释：全国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巨大，威权主义严明，教育制度严格，家庭关系密切，引进了资本主义，在开放市场过程中对西方国家慷慨有加，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西方人很难提及中国领导人的品质。更难提到的是，中国领导人一直在不断发展改变社会和指导公共政策的理论。该理论包括但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西方人而言，中国人使用的“哲学的社会科学”（philosophical social science）一语更好地概括了这一理论。
它接近于西方人曾经使用的公共哲学。在西方，舆论受到推特言辞和传媒标题的驱动。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公共哲学已经失去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就指导公共政策的有条理的理念而言，克林顿和布莱尔所说的“第三条道路”可算一例。但是，在乔治·W.布什和布莱尔发动“反恐战争”之后，“第三条道路”很快黯然失色，留下的空白至今仍旧没有填补。
西方精英人士被动地接受全球化，这促成了一股民粹主义的逆流。西方人的思想自信完全丧失。或许我可以说，他们实际上对政治领导阶层的理念失去信赖。
另一方面，一个真正的全球观念似乎正在影响全球化向以人为本发展，关注危及人类未来的全球问题。它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全球化，而旨在为公众造福，不仅有利于各个国家，而且有利于整个世界。
中国做了许多事情，引领世界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中国理论正在沿着这个方向脚踏实地地推进。它被中国领导人不断更新，从毛泽东开始，一直到邓小平和习近平。他们的讲话提供了指导中国公共政策的思想引导。在制定参与全球事务政策的过程中，中国现在明确提出了“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注1
领导共同人类未来需要的理论应该摆脱民族偏见和过时的意识形态，能够为应对人类面临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迫在眉睫的需要是，积极探索未来全球社会必定要面对的理论问题。
面对全球化，中国积极行动，西方被动退缩。当我首次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时，东西方之间的鲜明对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2015年4月，该书英文版在伦敦首发，我有幸应邀发表演讲。
那天，我表达了这个愿望：“支撑中国治理的理念可能很快传播，帮助人们重新思考全球治理问题。”注2从那以后，在中国和欧洲的几个场合，我再次谈到中国对全球治理理论的潜在贡献这个主题。
本书选取的讲话和报刊文章是一个结果。我希望鼓励中国领导人和学者有所作为，为新的全球秩序贡献自己的观点。
在本书后面章节中，读者看不到全球治理的蓝图。我意在指出，在中国的思维和政策中，在中国与其他各国的关系中，显示了让全世界受益的方向。
本书促使中国思想家们沿着这些方向继续前进，这一点当然也源自我本人的理论立场。简言之，这就是我作为这个世界的公民，而不是作为同情中国的西方学者——不过我自然名列其中——希望表达的观点。
但是，我有充分理由让自己与西方看待中国的观点保持一定距离。它们历史悠久。这一状况并不令人感觉良好：18世纪表达敬畏和赞赏，19世纪进行鄙视和剥削，20世纪深感恐惧和震惊。
尽管如此，伴随上述反应的还有这个信念：西方手握普世真理，世界其他各国只需学习就行。这一点我并不赞同。世界不需要绝对的普世主义。每种文化、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真理。
当它们在普世原则方面发生冲突时，形成的结果常常导致很大破坏。对比之下，人类社会的未来依赖各国之间相互合作，共同面对危及人类本身生存的全球问题。
这种全球观要求每种文化做出必要的贡献，以便确保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的未来。这就需要不同文明之间展开对话，超越各自的边界，根据对人类需要的共同看法协作行动。这种全球观认为，普世原则是各个文化相互协调的另外一个因素。它是一种为了实现物质目的的实用的普遍主义。
由此可见，这种全球观既是唯物主义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的），又是唯心主义的（甚至带有宗教意味）。在它提出的理论中，中国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观念和宗教观念结合起来，由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中国已经做好积极贡献的准备。不过，中国并未停下脚步，也在冷静地汲取西方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
愿意理解并且吸收其他文化和先进的社会科学理念，这是中国获得发展的巨大力量。我希望，本书以下各章可以就此提供有益启迪。它还意味着，我希望严肃考察中国对全球治理理论的潜在贡献，本书几章中提倡的转文化（transculturality）理念将会给人启发。以下各章最初面对的是不同场合的各种受众。一方面，它们是结构完整的报刊文章；另一方面，它们是向范围更大的听众的讲演。它们被分为三个部分，但是与读者的兴趣相比，章节的先后顺序并不那么重要。读者可从本书任何一页开始阅读。
为了帮助读者有选择地阅读，本书末尾提供了各章名称及其最初面世时的细节及摘要。
第一部分题为“中国在全球化世界中的角色”，我讨论的起点是习近平主席的观点。第二部分题为“全球社会秩序理论”，旨在鼓励关于全球治理的新思维，尤其是转文化理念和实用的普遍主义理念。第三部分题为“从马克斯·韦伯到全球社会”，从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论述的角度，考察西方对中国认识的范围和局限，最后论证马克斯·韦伯的方法对认识当下世界具有多大启迪作用。“附笔”从历史维度阐明，西方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学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
全球领导需要超越国界的正确立场，涉及未来时代的理论也需要超越原来的学科界线。因此，本书作者认为，自己有理由突破既定研究范畴，进入新的领域。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对于我这样有幸毕生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来说，学术的专业特征也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局限。
历史、宗教、哲学、语言、生物学、环境科学、物理、数学、经济学以及社会科学的专家们必须携起手来，为新的全球秩序理论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只有世界各国公民创建新的世界秩序的实际努力，才能验证该理论的有效性。本书就是为那些读者撰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