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讨论小组：从反思性实践中学习

上篇　扎根中国

莎伦·阿尔佩罗维茨[1]

（Sharon Alperovitz）

2011年，华盛顿精神病学学院的婴幼儿观察项目主席尼迪娅·利斯曼-皮桑斯基邀请我带领一个由北京的四位中国学员组成的工作讨论小组（Work Discussion Seminar）。尼迪娅已经带领他们完成了为期两年、每周一次的塔维斯托克模式的婴儿观察。我知道她跟这些中国学员的联结和感情日渐深厚，而这些中国学员对她亦是如此。

虽然我在华盛顿精神病学学院从事这项工作已经多年，具有丰富的带领工作讨论小组的经验，但对这个富有挑战性的邀请，我在感到喜悦的同时，仍然不免有些担心。我从未尝试过跟讲另一种语言的学生一起工作，但我决定迎接这个挑战。我们开始了通过网络视频会议进行的工作讨论小组，为期一年、两周一次。小组的学员包括施以德、李斌彬、杨希洁和巴彤。对我而言，他们并不是陌生人，此前，他们受训于中美精神分析联盟（China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lliance，CAPA）时，我就曾是他们的带领老师。

塔维斯托克模式的工作讨论的焦点在于观察，这一点跟婴儿观察的小组讨论是一样的——观察是我们工作的基石。简而言之，工作讨论小组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即对1个小时的专业工作的细节进行深入的、近距离的关注。学员从中学习以发展和优化技能，他们不仅会对言语的沟通进行反思，更为重要的是，会对非言语的行为及其微妙的意义进行反思。它提升了我们使潜意识意识化的技能，拓展了我们对之前未能思考的想法进行思考和言语表达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潜意识的内在世界变得更加可知，我们领悟的能力得到深化，我们与他人和与自己建立的关系得到提升。

在我进一步讲述我和学生们一起工作的更多的个人体验之前，我想先对工作讨论小组的常规信息多做一些阐述。

小组讨论聚焦于观察者在工作任务、工作情景、工作环境限制以及日常关系中被引发的内心感受。一边保持工作状态，一边还要注意到自己的行为，并记在心里，这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很具挑战性的。而在报告中将言语互动和行为表现结合起来，并细致入微地描述个人内心的想法、与气氛相关的停顿、面部表情、身体姿态，都需要经过大量的练习。观察者必须找到一部分的自我，能够让自己从即刻的反应中后退一步，关注内在以及外在的事件。在这种方式中，我们扩展学员全面反思的能力，深化并扩展他们的直觉和好奇心。

工作讨论小组的方法从表面上看很简单：我们要求每位学员书面报告自己在专业设置中1个小时的工作过程。小组成员对讨论过程的体验，其质量取决于当日报告者是否做了精心的准备。我们不仅要求报告者按照时间顺序记录常规的日常工作中和他人的言语交流，同时也要记录非言语交流的细节，并尽量贴近自己的记忆，而且，我们要求他们把关注点调整到自己对常规事务的个人行为和心理反应上，并在书面报告中详细记录，带到小组中汇报。小组成员不超过六人，由对这种方式富有经验的人带领（或两个人共同带领）。在依照固定顺序安排的讨论会中，每一位小组成员都有机会在小组其他成员的支持下，分享并探讨自己的报告/观察。每个观察都是保密的，以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让成员自由地思考，在这个空间中，成员的自我发现也在茁壮成长。

把我们眼见的说出来，这并不容易：每一位临床工作者/观察者几乎马上会体会到这是一个多么困难的任务，而我们对每位观察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出来的观察能力感到惊奇。在讨论小组创造出来的思考空间里，成员常常回忆起在之前的观察中所忽略的事件或细节，这往往很有意思，又富于意义。在小组探讨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在每个连续变化的时刻里有多少未被言说的想法和未被表达的感受，我们常常会归因于他人。在小组讨论中，我们鼓励全方位的探讨，并且教给大家，每一个互动都有表达意义的可能性——我们寻求意义并探讨它们。以我们的经验来看，每个成员都会开始意识到，在一种支持性和共享的体验中，在我们所经历的事件上，我们是如何将个人偏见和文化信念带入各个层面的。

小组讨论的目标是帮助成员学习将个人的偏好与观察的客观迹象和推论区分开来。观察的客观迹象是一种未知状态，能够抱持住未知的状态是了解事物的基本能力要求。我们强调，这里并没有唯一正确的方法——我们的任务是促进思考。小组讨论中常常发生的过程是，对所发生的事件，小组通过对自身的发问进行拆解，放慢速度，一步一步，逐步深入。这样做的目的是，对待涉及的每一个人，包括自己在内，都努力形成一种相对不被理论束缚和不带评判的态度。在与他人分享观察体验的过程中，我们学到了，对相同的体验，可以用那么多有趣而又不同的方式去思考，而我们对他人的观点的容忍度也得以扩展，而且在难得但令人激动的时刻里，我们发现真正新的想法出现了。通过这种方式，观点上的一个小小的改变都会给我们带来了不起的转变——从对那些无法思考的反应性进行防御，变为敞开心扉，产生更多建设性的想法。

小组带领者的任务是创造并保持小组内探询的氛围，这种氛围的特征包括好奇、怀疑、争论和差异，以便让未知变得没有那么不受欢迎，而新的想法、问题和感知能够被善待。

在每一次的小组讨论中，复杂的精神分析的概念，如潜意识、移情、反移情、投射性认同以及内摄性认同等，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这给每一位参与者都带来了第一手的经验，帮助他们体验到这些潜在而恒定的机制所具有的力量。

总而言之，与施以德、李斌彬、杨希洁和巴彤一起工作的体验，对我而言是奇妙的，我惊讶于他们的技能和天赋。但我也曾偶尔感到不安，他们接受训练的准备太到位了——就像对什么都已经有答案了一样。而且，我习惯了美国学生不那么情愿写出细致入微的书面材料，而对这些中国学员来说，这根本不成问题。我感到很幸运，在参加工作讨论之前，他们已经具备了两年婴儿观察讨论小组的经验，所以他们对写出详细的报告已经习惯了，报告不仅涵盖言语部分的内容，还包括设置、情绪和非言语行为。此外，我们也很幸运地阅读了《工作讨论：从与儿童和家庭一起工作的反思性实践中学习》（Work Discussion，Learning from Reflective Practice in Work with Children and Families）一书，这本书是由玛格丽特·拉斯廷和乔纳森·布拉德利（Jonathan Bradley）编著的，2008年由卡纳克出版社（Karnac Books）出版。简而言之，我们都知道我们开始了这个探险的历程，而且我们做到了。

我们所面对的困难中，有些是进行远程教学之初即已被预料到的：网络视频和麦克风有时会出问题。我发觉无法足够近距离地看到他们，无法清晰地看到他们的面部表情，这让我感到很困难。它提醒我，他们跟我在物理空间上的距离是非常遥远的，而且我们处在同一天但昼夜完全相反的时间里。我渴望能够更好地了解他们，能够触碰到、感受到他们，变得更加亲密。而且还有一直存在的语言上的差异，尽管他们的英语讲得都很流畅，他们仍然需要把自己的体验翻译成外语，还要把我的语言翻译成汉语，这实非易事。幸运的是，我们有许多来自不同视角的讨论——临床的、专业关系的，有时还涉及如何处理各种复杂情境中需要帮助的请求，以及给他们施加的“要解决”错综复杂情境的压力——需要处理的最复杂和最令人挫败的互动。我可以看到，向身边那些请求干预的人说“不”对他们来说有多么困难，因为取悦权威形象的愿望如此强烈。

通过神奇的互联网，施以德、李斌彬、杨希洁和巴彤从我们华盛顿精神病学学院两年的婴儿观察项目和幼儿观察项目学成毕业了，并通过网络跟我们一起参加后续在华盛顿举办的会议，这些都让我对他们敬重有加，并深感自豪。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自己的培训机构——“麦德麦德”（Mind in Mind）——带领他们的学生，继续传承这种令人敬重的学习传统。

这些年来，我们之间的空间距离越来越近了。工作讨论小组所能教授的东西如此丰富，我很高兴在他们成为工作讨论带领者的过程中，在成长为这个国际大家庭中一部分的道路上，我也助了一臂之力。现在轮到他们来写就自己的文章——以他们自己的语言——写一写他们自己带领的工作讨论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