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朝的结束与保守势力重新当政

无论如何，对于所有悬而未决的紧张关系来说，在顺治亲政后的十年间，统治者的情绪是高昂的，主要原因是自1653年以后捷报频传。多尔衮死时，桂林刚刚被清朝大将军孔有德控制，西南前线也没有什么战事，直到1652年冬末，前起义军将领孙可望和李定国开始调集大军到湖南和广西，以支持南明政权。8月，李定国重新占领了桂林，孔有德兵败自杀。年轻的顺治帝通过依靠他所信任的汉人心腹，很有个性地回应了这一场危机，1653年6月，在公开斥责那28位持异议者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在运筹一场新的西南战役的同时，命内三院推荐他们认为最深孚众望的中央官员。大学士们选择了洪承畴，此人曾长期对明末起义军作战，他的建议曾对多尔衮的安抚政策产生过影响，后来也做过大学士及在南京的招抚使。

作为五省总督，洪承畴谨慎地将清军控制的势力范围从他在长沙的大本营扩大到腹地的主要城镇。由于攻打桂林的时机尚未成熟，洪承畴选择让孙可望与李定国去争夺相对贫穷的数省交界地区，而自己却在扩充资源，发展供给一支庞大的八旗军队的后勤能力。这一策略非常奏效。1654年耿继茂重新拿下桂林时，并没有动用驻长沙的清军兵力，但在第二年孙可望试图劫掠长沙以北以西的清军控制范围时，他就被打跑了。清军的供给日益充裕，而叛军的给养却日渐匮乏。

顺治帝对洪承畴做到了用人不疑。1656年，当一位满洲八旗将领对洪承畴的战略提出异议时，顺治帝撤换了这位将领。清军还是在为来年积蓄力量，最后，在1657年秋，李定国一举击溃孙可望，后者于是逃到长沙，投降了清军。此时，洪承畴已做好供给上的准备，大举深入云贵。顺治帝任命了三位大将军，但命洪承畴担任总指挥。清军兵分三路：一路是济尔哈朗的侄子罗托随洪承畴从长沙向贵阳进军；一路是护军统领鳌拜的弟弟赵布泰从广西向贵阳进发；一路是曾与农民军作战的将军、征战英雄吴三桂，从四川进入贵州，然后驻防在黔北。清军又等了整整一年。

1658年夏，顺治帝命多铎的次子多尼担任指挥云南战役的大将军。直到这一年秋粮征收完毕，补给线建立起来，洪承畴才让八旗军进攻。开战后，贵州省秋粮的一半得以存留，供自己支配。粮饷充裕、纪律严明的清军发现李定国的大军混乱不堪，而自己则受到了饱受战乱和饥馑之苦的百姓的欢迎。1659年1月25日，清军攻进了云南府，南明永历帝在李定国的掩护下逃到了缅甸。汉人的行政机构和满人军纪的有效结合最终形成，大西南就是一个战利品。尽管战争还在继续，但征服的大业已经完成了。

云南大捷使顺治帝颇感振奋，他决定在1659年举行一次额外的会试。在秋闱之前，大清政权又遭遇到一次出人意料的军事挑战，几乎毁掉了这一皇朝盛事。8月初，割据一方的水师将领郑成功率领一支千人部队，出其不意地进入了长江口。自1653年其父郑芝龙没能说服他降清以来，他就一直控制着东南沿海，特别是闽南泉州一带。郑成功的军队在到达南京以前，几次打败了清军。经过两周的作战，从西南调来的八旗军队终于把郑成功打跑了。但在此间，江南地区有很多州县的衙门都纷纷降顺了郑成功的政权。当顺治帝与他的文人政客们分享荣耀时，大清的南方庶民显而易见的暂时的被动屈服，只会加深像赵布泰这样的武人心中的疑虑。不论那荣耀是什么，毕竟是他们取得的。

然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则到处洋溢着一种信心满满。尽管济尔哈朗10年前的警告言犹在耳，但朝廷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限制那些汉人战争英雄在南方的势力。当洪承畴离任总督一职时，顺治帝命吴三桂担任云南总督，管辖文武官员。很快，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耿继茂被调派到福建，承袭其父爵位。平南王尚可喜仍然留守广东。这种安排为清朝的统治留下了最后一次巨大的挑战，即17世纪70年代的“三藩之乱”。但当时压倒一切的是文官们所关注的事情：重建交通和水利系统，恢复农业以及进行财政改革。

顺治帝本人不再密切注视从征服到行政体制建设的转变。到1659年时，他只沉湎于情感的宣泄。一方面，他沉迷于禅宗，花很多时间与那些被他召进宫来的和尚们待在一起，他甚至谈到要皈依佛门。另一方面，他对董鄂妃极其宠爱[41]，甚至不惜与孝庄皇太后反目。他变得易怒，据说，当郑成功占领南京时，他挥剑劈向宝座，威胁说要出征南京。1660年9月，孝献贵妃薨了，顺治帝悲痛万分，而且再也没能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1661年2月2日，顺治帝因染上天花而病倒，三天后，他就驾崩了。

在顺治帝薨逝的三天前，征服者中的保守势力控制了局面，看来他们是早有准备。据说，顺治帝在与心腹大臣王熙交谈后，写了一份遗诏。顺治帝死后，孝庄皇太后在征求了领侍卫内大臣们的意见后，决定向天下公示另外一份遗诏。负责内务府事务、经历过1643年和1651年两次即位斗争的元老索尼，与鳌拜、遏必隆、苏克萨哈一起，成为新被指派即位的玄烨的辅政大臣。玄烨是福临的第三子，是其第二个妃子之子，且已出过天花。而不足7岁的康熙，注定要度过一段一反其父风格的皇室生活。随后，他将重新把这种风格推向极致，使大清步入更辉煌的时代。这个基础在顺治朝便已然奠定。

（邓尔麟 著 乐嘉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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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为1643年。福临于1643年继位，但顺治元年为福临继位的第二年，即1644年。——译者注

[2] 本章资料主要基于《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沈阳，1937年版；台湾，1964年影印再版）、鄂尔泰等人编《钦定八旗通志初编》（1739年成书，台北1968年影印再版，简称《八旗通志》）、张其昀等编《清史》（十卷本，台北，国防研究院，1961年）。文中重要人物的传记和相关书目可查阅《清代名人传略》；1985年以前的著作目录请参阅[美]魏斐德著《洪业——清朝开国史》（两卷本，加利福尼亚，伯克利，1975年版）。从战败方的角度进行的详细论述及相关书目，请参阅[美]司徒琳《南明史：1644—1662》，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4年。

[3] 通常认为，努尔哈赤希望共治国政的四大和硕贝勒是仅有的几位，而事实上作为旗主的八位贝勒都是参与共治国政的。参见[美]柯矫燕《满洲》，牛津，马萨诸塞州，剑桥：1997年，第64、67页。

[4] 应为1631年。——译者注

[5] “大学士”一词通常被译为“Grand Secretary”，指的是明清时期内阁的最高官员。“Grand Academician”这个翻译则用于在1658年因袭明制的改革之前、有同样头衔和品级的那些官员。参见后文第113页。

[6] 原文如此，实际上应为多铎。——译者注

[7] 应为多尔衮。——译者注

[8] 见《清史稿·索尼传》，第3803页。

[9] 参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4，第1—4页。《清史·何洛会传》，第3791页。《八旗通志》，《八旗大臣年表》十三。

[10] 参见房兆楹《满洲早期军队数量的估算方法》，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13期（1950年），第204页。

[11] 参见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第290—301页，安吉拉·西：《重新评价1644年的吴三桂》，载《亚洲研究杂志》34卷，第2期（1975年），第443—453页。

[12] 原文如此。——译者注

[13]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4，第11—13页。

[14] 有关细节见第一章，及黄仁宇《隆庆、万历朝：1567—1620》，[美]牟复礼、[英]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上部，该书条崔瑞德、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史》下卷，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75—577页。

[15]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4，第15页下—16页下。关于管仲故事的典故，见《左传》庄公九年；见[英]理雅各《春秋左氏传》，第二版，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

[16] 在明朝的省和省以下各级行政管理结构上，清并未做重大变革，也未改变科举制度。首次会试和殿试分别于1646年、1647年举行，内院官员担任主考官。但最初几十年的选官政策颇有新意。省级的巡抚、知府以及知县多由汉军八旗担任。对地方志的迅速统计表明，他们的下属，包括负责赋税和教育的官员，日趋由曾在这一层级上仕明的同级本地人担任。明朝时，包括巡抚亲兵和本地捕快在内的常规军事行政部门规模很小，同时明初军户的在籍子孙已不再服役。那些抵抗或投降清朝的庞大明军包括由军事加派所支撑的战略部队，也包括由中央财政税收支持的沿九边驻防的常备军。那些降军加入新建的绿营，他们在获得册籍时开支则由省级财政承担。最初，旗军依靠京畿附近没收来的废藩田产上的佃户来维生。

[17] 利用房兆楹的方法。[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第470页，据估计，1645年“四万余旗丁”受封份地。

[18] [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第296页。

[19] 关于这些事件的不同看法，见[美]司徒琳《南明史》，[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上部，该书系崔瑞德、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史》，7卷，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656—658页。

[20] 钱谦益的声明为徐鼐《小腆纪年》所记载，第467页，1861年版，台北1962年再版。其译文及更完整的叙述，见[美]邓尔麟《嘉定义民：17世纪中国儒家思想的领导地位与社会变迁》，第267—268页，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年。

[21] 关于江阴和嘉定攻守之战的详细说明，见[美]魏斐德《清军征服江南进程中的地方观念与忠君思想：江阴的悲剧》，见魏斐德、卡罗琳·格兰特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43—85页，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5年；[美]邓尔麟：《嘉定义民》，第251—301页。

[22] 参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9，第18页；卷20，第3页下、第11—17页。

[23] 参见《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37，第2—14页。

[24] 有学者认为纳合什班迪耶教团的教义影响到起义，其证据请参阅[美]约瑟夫·弗莱彻《明清鼎革时期的中国西北地区》，“自明到清”学术讨论会未刊论文，加利福尼亚州，棕榈泉，1974年。

[25] 此时，李成栋已经反清归明。——译者注

[26] 参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44，第21页下—27页。

[27] 原文为湖南，实际为广西。——译者注

[28] 参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51，第11—12页；以及《东华录》该条所记，引自孟森的《八旗制度考释》，载于《明清史论著集刊》（1930年第一版，1965年台北再版），第252—255页。

[29] 参见张其昀编《清史·索尼传》，第3803页，叙述索尼任内务府总管。其1651年以后的晋升，请参阅《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55，第16页；卷60，第2页。

[30] 关于满洲的婚姻与收继婚，参见[美]罗友枝《清代皇室的婚姻与统治问题》，见华若璧、伊沛霞编《中国社会的婚姻与不平等》，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70—203页。

[31] 参见《清史》第1397、1420页；有关内务府前身的概述，请参阅[美]陶博《康乾内务府考》，马萨诸塞州，剑桥，以及伦敦：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77年，第21—26页。

[32] 参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31，第10—11页；卷58，第2页；卷59，第12页下。

[33] 参见《清史·冯铨传》，第3786页；顺治帝整顿吏治的谕旨参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54，第12—14页。

[34] 复社，起初是在苏州以东太仓地区的一个文人结社的名称，它是宦官魏忠贤擅权时期，因响应备受打击的东林党人而在这一地区出现的若干结社之一。1629年，其领袖张溥在苏州虎丘召集各个文人结社，举行大会。会后便给此大联合体命名为复社。参加了复社初次和后来历次会议的各个结社成员的名单，加上记载复社运动历史及不同群体间意见异同的其他材料，描述了那些年轻士子们的鲜活的履历——他们从最初的苦读应试，到后来担任了御史、翰林学士和考官。也有的史料称，最初当地学人本对张溥及其社团很轻蔑，然而在几年内几乎所有士子均和复社有联系。1631—1643年间，205名以上复社成员考中进士，占那些年考中进士者总数的12%。在205人中，除了22人以外，其余都是来自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和福建等南方各省。王熙的父亲就是那22人之一。关于东林党的解散、《三朝要典》和复社的兴起，参阅[美]艾维四《秦昌、天启、崇祯朝》，见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上部，第605—614、634页及注释154。该书系崔瑞德、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史》，第7卷，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相关详细记载及参考书目，请见[美]邓尔麟《嘉定义民：17世纪中国儒家思想的领导地位与社会变迁》，第一、二章，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年；艾维四：《复社：从教育到政治》，第333—367页，见狄百瑞编《新儒学的演变》，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5年。

[35] 关于王熙之父王崇俭及其与复社的关系，见吴明陶（应箕）等编《复社姓氏》（1713年编），卷一，“顺天”；关于陈之遴与复社的关系，见陆世仪著《复社纪略》（无出版日期，1966年重印，台北），第四章，第248页；关于王崇俭和龚鼎孳在虎丘大会中角色的记载，参见杜登春《社事始末》（无出版日期），第3页下、第11页下。

[36]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71，第8页；关于这一时期翰林院职能的发展，参阅吴秀良著《中国的通讯与帝国控制：1693—1735年宫廷密折制度的演变》，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15—16页。

[37]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72，第13页；卷74，第6、10页；及[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详细记载了这一事件，解释稍有不同。第959—987页。

[38] 关于汤若望的经典描述，参见[美]史景迁《改变中国：1620—1690年间在中国的西方顾问》，第3—33页，波士顿：利投、布朗出版公司，1969年。

[39] 有关嘉定逋赋与冲突，参见邓尔麟《嘉定义民：17世纪中国儒家思想的领导地位与社会变迁》，第323—331页，以及《财政改革和地方控制：满清定鼎之后的官绅联盟》，载于魏斐德、格兰特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86—120页，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5年。

[40] 《常昭合志·孙承恩传》（1797年编，1898年重印），卷9，第15页。

[41] 皇贵妃董鄂氏死后追封为皇后，谥孝献，即孝献皇后。——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