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建立帝国
在努尔哈赤去世之后的那天早晨，和硕贝勒通知努尔哈赤的正妻：她现在的丈夫留下了命令，她必须自尽以陪他共赴黄泉。起初她表示反对，但后来答应了。接着，贝勒们把可汗的位置交给了皇太极，在接受他父亲的名号之前，他多次礼貌地加以拒绝。尽管这些事情还是有所依据，但围绕皇太极继承王位的细节仍然不很清楚。[130]
在同意就任可汗之后，皇太极继续实行努尔哈赤在1621年开创的轮流管理政府的制度。直到1631年，他继续作为地位平等的三个大贝勒之一。就像努尔哈赤一样，皇太极也是通过在多次军事作战中展现出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通过剥夺拥有野心的家庭成员的权力，通过扩充政府机构而获得并巩固了他的领导地位。
军事作战：从两方面开始
1627年，经济出现了危机，在种族冲突的几年之后，社会不稳定，东、南和西面的边境暴露在进攻的危险中。皇太极为征服明朝而制定的策略包括了不时与明政府进行和谈，首先是为了控制朝鲜和蒙古部落。他说：“占领北京就好像是砍伐一棵大树，他需要从两方面开始，接着这棵树将会倒下。”[131]对明朝来说，一次暂时的休战能够使其把军力集中在镇压西部的农民起义上面，并赢得时间加固其在东北的堡垒。
满明之间的谈判是在镇守宁远的将领袁崇焕在努尔哈赤去世后派出一支吊唁使团之后开始的。在谈判当中，皇太极重申了七个怨恨，责备明朝宫廷所做出的敌对姿态，要求他能够被当作一个政治上的平等者加以对待，作为和平的回报，明朝应该送给他一定数量的银子和礼物。因为袁崇焕并未理会这些要求，反而坚持要求归还被占领的辽东，所以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尽管谈判带来了一次短暂的休战。谈判使明朝意识到与敌人议和的必要性。用12世纪在他们建立金朝之前宋朝与女真人之间的谈判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来类比，与满族人进行和谈的反对者使用公众舆论来抵制这种努力。[132]
与此同时，以责备朝鲜国王没有在努尔哈赤去世后发出吊唁为借口，满洲人侵入朝鲜以获取谷物。朝鲜是十分脆弱的。1592年日本入侵朝鲜期间朝鲜遭受的严重破坏导致了长期的经济和政治的不稳定。1624年，一次军事政变进一步削弱了这个国家，使它很容易成为别人的战利品。对朝鲜的都城造成威胁之后，满族人迫使朝鲜国王同意每年进贡并把满族首领当作“兄长”。[133]尽管皇太极控制朝鲜的直接目标是要把它变成资源的供应者和生意的合作伙伴，但他还试图结束朝鲜对皮岛的毛文龙的抵抗势力的支持，使朝鲜站在满洲一边，在满汉冲突中至少保持中立。
在1627年与朝鲜签订和约之后，皇太极向毛文龙派出使节以招抚他，在失败后试图达成一次休战。但是毛文龙对满族地区的成功掠夺得到了明朝宫廷的好感。尽管大家都知道他并没有与辽东的其他明朝将领合作，但是朝廷还是很感激他在东部遏制满族人的问题上给予的帮助，给了他相应的回报。因此，满洲人赢得毛文龙的努力没有成功。对满洲人来说十分幸运的是，毛文龙在 1629年被明朝自己的将领袁崇焕杀死。
在从朝鲜回来之后不久，皇太极向山海关以北的三个要塞宁远、锦州和大凌河发动了一次进攻。他没有能够占领这些城市，这证明了努尔哈赤在一年之前所遭受的屈辱的教训，也就是说，满洲在开阔的地带打仗的力量不能在对付以长距离大炮为后盾的明朝堡垒的时候发挥作用。这次经历促使皇太极修订了策略。从此以后，满洲人不再进攻汉人的堡垒，而是包围它。另外，皇太极企图通过寻求由内蒙古进入明朝地区的办法包围山海关北部的明朝防线。
为了为他们首次经过蒙古侵入明朝地区扫清道路，满族人把林丹汗和他的察哈尔军队从辽河上游的基地赶走，迫使他们向西进发。接着，满族人就利用这条道路通过喜峰口进入了明朝地区，1629年到达了北京的近郊。为了保卫首都免遭满族人的进攻，袁崇焕紧急赶往北京。尽管皇太极没有进攻首都就撤退了，但是满族人在北京的出现还是送了袁崇焕的命。由于责怪他在挡住满族人进攻中的无能，袁崇焕被囚禁起来。接着，指责他杀死了毛文龙以及早些时候参与了与满族人的和谈——尽管在当时得到了朝廷的支持——他的政敌在朝廷暗示说他可能是个叛徒。他们的指控导致了一年之后皇帝对袁崇焕处以极刑的决定。
从北京回来以后，满族人占领了长城以内的四个大城市：永平、滦州、迁安和遵化。带领着一支由汉族战俘组成的小分队——他们是铸造红夷大炮的专家，皇太极留下阿敏负责守卫四座城市，自己回到了沈阳。但是在满族主力不在的情况下，接替袁崇焕负责东北防御的指挥官祖大寿（死于1656年）[134]很快就夺回了这些城市。阿敏避开战斗撤退了，但还是首先劫掠了永平，他不顾皇太极要宽厚地对待那里的居民的明确命令，对那里的居民进行了屠杀。
除了征服四座城市，满族人从他们与明朝的第一仗中还享受到诸多有利的结果。明朝处于防御地位，另外一个能干的明朝指挥官被杀死，进入明朝的新路被证明是可行的。满族人很快从他们抓获的汉族大炮专家那里也得到了好处，他们在两年之内制造出满族人自己的第一批大炮。
新武器在1631年满族进攻大凌河时得到试用。大凌河是连接东北与明朝的防御线上的重镇。任何一次对长城以内的明朝统治区域的长期占领都要求满族人控制住这一连接线，没有它的话，他们的军队与家乡根据地的联系就会被切断。正是由于这一地区的战略价值，明朝宫廷曾经命祖大寿和他的官员（其中有他的儿子和侄子）驻守大凌河。城里大约有3万人，当皇太极的军队包围它的时候，动用了他所有的大约10万人的军事力量。满族人新组建的汉族军队和他们的大炮在城外安营扎寨以防备明朝的援军来救助大凌河。在被围两个月之后，当中三分之二的军民死亡，祖大寿投降了。然而，以他将利用其家庭关系使邻近的锦州投降为承诺，皇太极释放了他。并非完全出乎意料，祖大寿背叛了满洲人，加入了保卫锦州的行列。然而，其他的一些祖姓将领留在满族人那里，忠诚地为他们效劳。这是在皇太极向锦州派出另外一支军队之前的9年，在他赢得了祖大寿投降之前的10年。
在大凌河的胜利以及占领了城中的巨大的武器库之后，皇太极的汉族谋士劝他立即征服明朝。但考虑到满族人的力量还不足以直接进攻明朝，皇太极坚持首先守卫好东西两翼。他从内蒙古开始。在这里他主要的目标是察哈尔蒙古，其首领林丹汗已经答应遏制住满洲人，作为回报，可以从明朝那里得到大量金银。林丹汗的举措反而疏远了他自己的追随者，并迫使其他的蒙古部落发展其与满族人更加密切的关系。
1627年林丹汗与一个蒙古联盟之间的一次早期的交锋对双方都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由于害怕察哈尔人报复，包括五部喀尔喀、鄂尔多斯、科尔沁和其他的部族在内的一个蒙古人的联盟要求得到满族人的保护。1628年，一支满族—蒙古的联合军事力量与察哈尔作战，把他们赶向西边。第二支目标指向林丹汗的满蒙军队在1632年到达内蒙古。林丹汗向西逃入青海，使得内蒙古的主要战略要塞归化城落入了满族人的手中。由于林丹汗逃到了控制范围之外，皇太极利用了这一机会得以接近明朝市场，通过与设在宣府和大同的明朝边境地区的官员进行和平谈判的办法，在明朝的地方统帅权上埋下了不和。希望在他们的司法权的范围之内为其地区买来和平，这些地方官用支付金、银、丝绸和棉花的办法建立起合作。他们按照满族人的要求举行了传统的宣誓。尽管是以两国的名义达成的，这些和约并没有得到明朝宫廷的批准，在他们的行动被知晓的时候，这些指挥官就被抓了起来。[135]
皇太极得知林丹汗于1634年死在青海之后，在1635年派出了一支远征军去搜寻林丹汗的儿子和妻子。两个人连同蒙古国宝，象征蒙古可汗权力的林丹汗的玉玺都被找到了。[136]林丹汗儿子的投降标志着察哈尔独立地位和开始于成吉思汗的蒙古可汗权的结束。察哈尔蒙古人的屈服使北部的喀尔喀蒙古人成为唯一还保持独立地位的主要蒙古集团。
对满族人来说，察哈尔的失败具有重大意义。在军事上，占有内蒙古使他们能够控制从北方进入明朝地区的入口。他们还得到了蒙古的军事力量，消除了明朝以一支蛮族对付另外一支蛮族的选择权。在政治上，攫取了林丹汗的玉玺使满族人得以冠冕堂皇地成为蒙古可汗的继承者，在经济上，他们得到了绝好的牧场，并且接近了设在张家口的汉族的商业据点。
随着西翼的危险被解除，皇太极转向朝鲜。尽管1627年与朝鲜建立了兄弟般的关系，但朝鲜国王并没有在商业或外交上采取完全的合作态度。1636年，皇太极亲自率军对朝鲜打了一仗，迫使朝鲜国王放弃其对明朝宫廷的忠诚。根据新的协议，朝鲜被迫在满族人所有重要的场合都要派出高官，进贡一定数量的金、银、纸和其他物品，在满族人与明朝作战时提供帮助。[137]
随着朝鲜和内蒙古落入满族人的控制之中，皇太极在1636年把注意力转向了明朝。在数不清的小规模劫掠之外，满族人在1636年和1643年之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入侵。这些入侵是为了侦察、威吓和得到战利品。他们不想长期占领，而且没有一次是皇太极亲征的。
1636年，三次入侵中的第一次仅用了一个月时间，破坏了邻近北京的明朝皇帝的墓地，攻下了很多城市，但没有进攻都城。清军大获全胜，带着大量的俘虏和战利品凯旋。1638—1639年的第二次入侵持续了近六个月，摧毁了北京南部的很多地方，接着转向山东，最后带回了超过40万的俘虏、大量的金银和战利品。1642年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清军入侵也带回了同样多的东西。
在第二次入侵期间，当清军正在掠夺城镇和省区的时候，皇太极向锦州和宁远发动进攻。部分是为了使清朝军队占据东北以防止他们在明朝境内与明军相遇。他没能攻占这两个城市。1640年的另外一次尝试同样没有取得成功。接着，动用了所有的军队并使用了在大凌河曾经使用的战术，1641年他包围了锦州。明朝急于保持他们的东北防线完好无损，命令曾经在西部前线与农民军打过仗的洪承畴（1593—1665）[138]来解锦州之围。洪承畴的一些部将逃跑了，接近5万士兵被杀。他带着2万名残兵，撤退到松山附近（锦县以南六里）。在持续几个月的围困之后，一个内部的明朝将领出卖了这座城镇。这使清军抓获了洪承畴，明朝最高级别的官员落入了清军手里，并缴获了超过两千门大大小小的火炮。
在松山陷落后，看到大势已去，祖大寿自己也投降了锦州。皇太极十分乐意接受第二次投降的祖大寿，部分是由于祖的外甥吴三桂（1612—1678）[139]负责指挥宁远警戒区，这是明朝设在长城以外的唯一的一个仍然保存的堡垒，是在清军和北京之间唯一的一股有意义的军事力量。皇太极庆祝了他的胜利，但是他没有能够活到享用这些胜利的那一天。1643年他去世了，时年52岁。
军事组织
满洲八旗尽管从1615年就完成了军事组织上的建设，但在皇太极执政期间，继续因来自野人女真的新兵得到扩充。皇太极几乎每年都会向满洲北部地区派出远征军，通常回来的时候会拉着数百个有时上千个俘虏或投降者。那些留下的人被迫向清宫廷缴纳贡物。到1643年，满洲北部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清军控制了。
皇太极的军事组织中非满族部分还在扩大。不论在军事还是在政治领域，独立和平等的原则——至少是在理论上的平等——得到应用。1629年，皇太极把三千汉族士兵组成“汉军”，让他们听命于佟养性（死于1632年）[140]的指挥。作为对佟要求增加人数的回答，他是为了保持和部署1631年在大凌河取得胜利之后得到的很多门大炮，皇太极为他补充了来自满洲八旗的精干士兵。他还从十个汉人中选派一个到满族家庭中生活。到1633年，这个扩大了被称为“乌真朝哈”（重兵，即炮兵）的汉军军队包括了将近4500名士兵，被分成了20个左右不同大小的牛录，都打着黑旗。
满族人手下还有其他的汉族军队。曾经是毛文龙在皮岛的抵抗力量的一个部分但在1633—1634年又背叛满族人的耿仲明（死于1649年）、[141]孔有德（死于1652年）[142]和尚可喜（死于1649年）[143]三位军事官员[144]保留了他们的指挥权，打起大旗以把他们与其他汉族军队区分开来。这一独立地位给予了他们特殊的认同，还避免了把辽东农民与非辽东的雇用兵混淆起来。
1637年，汉军被划分为两个旗，1639年又被划分为四个旗。在松山和锦州胜利之后增加的人力使1642年再另外增加四个汉军旗成为可能，这样总共有八个。蒙古人在1635年察哈尔人投降后组成八旗。尽管还有一些汉族和蒙古士兵还仍然留在满族人的旗下，但他们中的大多数现在居住在他们独立的旗里。已经向满族人投降但仍然留在内蒙和排除在八旗之外的蒙古人还是有着严格的强制性义务去参加清军的战役。[145]
政治帝国的建立
除了军事力量，政治领导权和其他内部事务也极大地影响了满族人与明朝斗争的结果。在皇太极刚刚继位之后，他就通过任命自己的官员在每个旗负责管理事务的办法保留了他父亲从前的做法。每个旗当中的五个新官职中的官衔最高的授命者在所有时候都陪伴在贝勒左右，与其他贵族成员一起参与军事战役和政府事务有关的集体决策。另外两个官员与八旗军队在一起，负责警卫和进行战斗，另一系统的两位官员待在家里，在贝勒出走的时候管理旗中的事务。这种设置削弱了贝勒个人对他们所在的旗的权力。[146]
尽管三个高级贝勒支持皇太极的可汗继承权，但他们三个似乎都隐藏起了不肯服从可汗统治的愿望。阿敏曾经直接觐见皇太极对他说：“我与所有贝勒都商量过了，我们将使你成王，但是在你继承可汗位置之后，让我离开这里，到外部的边境去生活。”皇太极拒绝了阿敏的请求。他解释说：“如果我让他到边境去，那么两个红旗、两个白旗和两个蓝旗都可以穿越边境到境外生活。那样的话，我将失去一个国家，我是哪国的国王呢？”[147]没有一个贝勒成功地把自己的旗独立出去，然而他们在适当的时机还是会表现出某种形式的对立。作为舒尔哈齐的儿子，阿敏可能尤其容易倾向于对立和报仇。
1627年作为入侵朝鲜的满族军队的最高指挥官，阿敏违背其他贝勒和大臣的愿望，决定继续攻打朝鲜都城，虽然朝鲜的国王已经答应了满族人的要求。虽然参加这场战役的其他将领没有执行阿敏的决定撤退了，但阿敏还是让自己的军队对朝鲜的乡村进行了三天的劫掠。两年以后当受命守卫永平时，他对城市的平民进行了屠杀，再次违背了可汗谨慎对待当地居民的明确指令。他还在其他一些场合公然反对可汗，并没有把可汗与喀尔喀蒙古人之间事先定好的通信的垄断权放在眼里。在这些变化的基础上，有人指责他“做事像可汗”。阿敏在1630年被囚禁，10年后去世。[148]
莽古尔泰与他的兄弟在1631年发生了冲突，当时皇太极责备他在军队的转移中动作迟缓。莽古尔泰对这一批评勃然大怒，抽出剑来向可汗刺去。莽古尔泰死于1633年，但他死后两年，一次谋反被揭露出来，他和他的弟弟德格类参与了这次活动。在他们的财产中发现了帝国的大印，上面刻着“大金皇帝”的字样，金大印的存在说明莽古尔泰的谋反是直接对着可汗来的，而不是反对他想创立的那种帝国。然而阿敏似乎反对过皇太极的帝国观念，希望撤退。[149]
最初的四个高级贝勒中地位最高的代善也被发现有罪。1635年，皇太极责备他在战役结束前就想撤回部队。而且，就像阿敏一样，据说他违背可汗的命令对汉族战俘给予特殊的关心。皇太极原谅了代善和那些与他的犯罪相关的人，但是把代善和阿敏的罪行相提并论，皇太极给代善发出一个警告，他也会被捕入狱。[150]
皇太极通过使用宗室大臣和把力量正在增长的汉族高官的强大集团联合起来平息了反对的声音。作为可汗和贝勒之间的调解人，皇太极手下的大臣继续与可汗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当他们告诉可汗，努尔哈赤的一个儿子阿巴泰（1589—1646）[151]抱怨没有给予其适当的官衔，抱怨在宴会上与低级的贝勒平起平坐的时候，努尔哈赤斥责他们说：“你们两个为什么不去规劝他（阿巴泰），而是前来告诉我？”[152]根据皇太极的规则，贝勒要服从阿巴泰的领导。在现实中却并非如此。
为了得到政治上的支持，皇太极把汉族官员提升到高位，通过开科取士开创了官员的征召制度，采纳了明朝的法律。这些汉族官员成为他和他的帝国梦想的支持者。在他们的编年史中，汉族官员提倡中央集权，这就意味着贝勒权力的削减。把满洲的情形比作“十羊九牧”，[153]他们建议皇太极终止在八旗中平均分配战利品的做法：“由我厚薄予夺之权得以自操，而人之心志亦必归结于一处矣。”[154]这样的建议十分符合可汗的要求，他正在逐步消灭他的对手。
由于辽东的汉族人在人口数量上远远超出满族人，大约是十比一，[155]皇太极需要建立一种管理体制，以此来避免努尔哈赤统治期间曾经出现过的那种混乱。在继承制度下，政府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八旗首领来得到实现的。皇太极开始把政府的权威从八旗转向新创建的在他直接控制之下的中央官僚机构的手中。在这一过程中，这一工作大部分是在1638年完成的，明朝的体制提供了一个样板。[156]结果是清朝政府看上去与明朝十分相似，但也存在不同。
第一个创立于1629年的正式的政府机关是文馆。这个机构由满族、汉族和蒙古学者所组成，主要负责对外传递公文，为可汗撰写编年史，起草宣言和回信，以及记录日常的事件和进展。由于缺乏官僚传统，在首任领导达海时期，这个机构没有很好的运作，达海死于1632年。
五个巴克什不懂汉文，三个汉族官员又没有责任。八个或九个秀才相互争论，来去随心所欲。如果某人完成了什么工作，他就会被认为过于冒失，超出了权限。那些躲在背后的人则被看作是谦逊的。每个人都躲在别人后面。如果有一个关于某一事件的记载，那么在可汗阅读这个记载之前，这件事早已经过去了。[157]
为了使之更有效率，文馆机构在1636年经过重组成为内三院。[158]通过内三院与另外两个新的政府机构——六部（建立于1631年），都察院（建立于1636年）——皇太极保持了满族人、蒙古人和汉族官员之间的一种平衡。例如，每一个部，有四个领导——两个满族人，一个蒙古人和一个汉族人。贝勒的参与——最初贝勒至少在名义上握有部领导的任命权——逐渐减少了。
到1636年，清政府设置了大多数与明朝政府对应的部门，尽管这些官职在职能的分配上有一些差别，反映了满族人试图体现出他们自身特点的有意识的努力。例如，内三院的职责与明朝政府的翰林院、内阁、六科和通政使司的任务相当。
皇太极还创建了一个部门，其在清政府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明朝没有先例。这就是设立于1636年的蒙古衙门，1638年更名为理藩院。这个机构负责满洲内外的蒙古事务、与喇嘛教相关的宗教事务以及清廷与西藏关系的管理。后来，其职责还包括了其他的亚洲腹地的事务。
然而，满洲的蒙古人在管理上属于八旗制度的组成部分，屈服满洲后继续留在内蒙古的蒙古部落受到清朝一种不同体制的控制。他们的首领得到册封，保留了他们的继承下来的位置，但是分得了领地，并禁止侵吞邻人的土地。这些蒙古单位中的每一个都被称为“和硕”，这个词在翻译成英语时很不精确地被译作“旗”，尽管这些单位并不是八旗的组成部分，并没有分给他们某种颜色。[159]最后，清把这些蒙古和硕划分成50户组成的牛录，通过理藩院来进行管理。
皇太极的汉族谋士是十分卖力的传记作者，他们在组织程序和制定政策当中给予了协助。他们催促可汗不断地从明朝每况愈下的局面中获取利益：“这是进入的大好时机……如果可汗不能马上乘虚而入，那么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这样一个大国能否继续衰落下去。”[160]这样的建议证明了他们对可汗征服明朝计划的支持。
观念帝国的建立
皇太极并未听从他的汉族官员征服明帝国的强烈要求。尽管没有贸然行动，但他还是需要一点刺激来准备在意识层面建立一个帝国。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皇太极已经通过消灭其对手稳固了自己的位置，并在朝鲜和蒙古前线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在这个时候，他做好了切断满族与此前金朝联系的准备。他告诉他的汉族官员：“你们的明朝主人并不是宋朝的后代，我们也不是金的继承者。这是两个不同的时代。”[161]金朝把权力移交给了蒙古人，对汉族人来说这个名字具有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含义。
1635年，随着努尔哈赤在位期间的真实记录被整理出来——这件事情自身反映出满族的王朝野心——皇太极更改了他的民族的名字。用满洲标签替代了女真，因为“我们的国家从前包括了满洲、哈达、乌拉、叶赫和辉发。那些不太了解的人叫我们女真”。[162]从中可以看出满洲是建州女真的一个更古老的名称。[163]不论这个词的起源和意义如何，它表明皇太极废弃了从前用来指称金女真的用语，而是钟情于仅仅用来指称建州女真的范围更窄的用语，从而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他的“满洲”在17世纪30年代包括了很多非建州女真人。
在接下来的一年，1636年，皇太极通过为他的政体采用一个新名字而使他的国家更加远离于从前的金朝。不再使用金或大金，这个国家称为“清”或“大清”。[164]与新的朝代名称相伴随的是一个新的年号“崇德”，一个给予自己的荣誉称号“宽温仁圣皇帝”，以及为他的已经去世的前辈们追认的同样辉煌的名称。[165]
在光宗耀祖的同时，皇太极发现提高那些作为他的祖父塔克世的后代的近亲地位也是十分恰当的。塔克世的后代允许系黄色（皇家的颜色）的腰带，被称为黄带子。其他六个贝勒的后代能够系红色的腰带，被称为红带子。这种区分具有多重含义。这一标记提高了皇族的地位，同时也限制了这一特权集团的规模。它还反映出了把爱新觉罗从觉罗系统中分离出来，包括了一种严格的世系继承关系的运用——在观念上更加具有汉族而不是女真特征——就像判定氏族成员的标准一样。[166]
对严格的世系继承关系的重视提高了责任感，到了满族皇室采纳描述虎尔哈部落起源的一种说法的时候了，这种说法是1634年造访满族宫廷的一位访问者提出来的。[167]如果努尔哈赤不是猛哥帖木儿的后裔，为了说明他们皇族令人尊敬的起源，他们改写了虎尔哈的神话，把爱新觉罗氏族的起源纳入了进去。这个包含着古代汉族人和萨满教因素的神话既没有提到猛哥帖木儿，也没有提到金朝。[168]后来清朝的官方材料一致接受了这一说法，把它作为清朝皇室家族起源的描述。
对军事征服的关注、明朝政府机构的兴趣以及一些基本的汉族价值观的认同，并没有排斥和减少满族人对非汉族人及其文化的关心。对内蒙古的控制给予了满族人把自己装扮成藏传佛教保护者的机会，这为加强他们对蒙古人的统治提供了帮助，而且掩盖了他们对西藏的要求。在16世纪晚期皈依佛教之后，漠西蒙古部落的一些首领把他们的居民迁移到宗教中心，参与到与西藏的宗教权威紧密相连的文学活动中去。满族首领对于把自己变成佛教的信徒没什么兴趣。皇太极没有回避地谴责佛教喇嘛，称之为“骗子”“不可救药”和“浪费财物的人”。[169]但是他还是从蒙古皈依佛教当中得到了好处。他在1637年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到沈阳，一年之后，他完成了一个用来安放佛像的实胜寺的建造，这尊佛像来自元代，曾经属于林丹汗。1640年，他接到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一封信，在信中，这两位宗教首领把他看成是菩萨，称他为“曼殊师利大皇帝”。[170]然而，可能意识到灵魂转世再生对蒙古人和西藏人具有吸引力，他们习惯于把世俗的权力和宗教的权威结合起来，但是这并不适合于汉族佛教，所以皇太极在利用这一荣誉时十分谨慎。
尽管皇太极并没有在他的有生之年完成征服明朝的伟业，但在洪承畴投降的时候，他预感到正在接近这一目标。不顾人们对他宽待明朝将领的批评，他指出满族人在过去已经尽其所能地征服明朝，需要一次最后的接管。“我们都瞎了。今天，我们得到了指引。我怎么能不高兴呢？”[171]
多民族帝国的社会基础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他们统治期间的某个时刻都曾经声言汉族人和满族人的平等，但是因为努尔哈赤统治的最后几年充满了困难、歧视和大规模杀戮，皇太极通过把他自己的政策和他父亲的政策相比照而得到了益处。为了得到汉族人的好感，皇太极让他们知道他的父亲曾经由于在1625年的叛乱后杀死了很多汉人而破坏了政府的政策：“杀戮辽东的人民是前任可汗的错误。在政府的原则不能被理解的时候，我想这就像如果我们有两个身体我们杀死一个，如果我们有两个头我们砍掉一个。”[172]
皇太极试图建立起汉族人和满族人的平等关系。在他刚刚继位的时候，他使汉族人摆脱了满族官员的控制，使他们成为汉族官员属下的独立的注册农户。满族官员只留下很少的汉族人作为私人奴仆。法规平均了徭役的义务，禁止歧视，因为皇太极试图实践他所宣扬的东西。阿敏在永平对汉族人的杀戮是致命的一击，为了表明他的诚意，他把阿敏树为国家的敌人，使他自己摆脱了发生的事情的干系。在永平杀戮之后，皇太极屡次警告满族人不要劫掠和骚扰汉族人，要善待汉族官员。不但大规模的杀戮绝对禁止，而且杀害和抢劫汉人的个别事件的肇事者也将被判处死刑。[173]
努尔哈赤曾经命令他的汉族官吏把汉族各种不同的习惯法记录下来。皇太极还热衷于采纳合适的汉人的法律，并进行了一些调整，使之能够给他的汉族官员留下一种印象。1631年之后，对犯罪行为的惩罚取决于罪犯的地位。不再要求人们告发他们的家庭成员的不轨行为，这个法律与汉族人的家庭关系的观念是相抵触的。因此，儿子告发父亲和妻子告发丈夫的义务仅仅被限制在严重的谋反行为上。皇太极还废除了满族精英阶层中把妻子嫁给一个生病的叔叔或兄弟的做法，这种习俗与汉族人的端正的品性相违背。因而，随着与相当数量的汉族官僚机构的合并以及日益增长的对汉族传统的熟悉，清朝的法律开始反映汉族人的社会关系的观念。[174]
希望对汉族人与人之间关系原则的理解能够提高满族人对其主人的忠诚度，即使在战斗中面对死亡的时候。皇太极发布法令规定年龄在八到十五岁之间的男孩子必须上学。他威胁说，如果一个满族父亲没有让他的儿子上学的话，父亲和长兄将不允许上战场，而是“与他的儿子待在家里”。[175]但是遭到了满族人的反对。他们不想使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儿子受教育。最后，皇太极并没有强迫这一法令的执行。他反而强调满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性，比如狩猎、射箭和满族服装。这一态度上的转变起源于他不断增长的一种认识，那就是满族人正在丧失他们的文化认同感，他们对汉族文明的熟知正在弱化他们的军事技能。年轻的满族人不再演习军事技巧，而是喜欢“在市场上闲逛和自娱自乐”。[176]
不是对其所有的臣民整齐划一，皇太极鼓励每个集团恪守自身的传统。他责备蒙古人忽视他们自己的语言而使用藏人的名字，他通过更改地名维护满族的自治，把盛京换成沈阳，把兴京换成赫图阿拉。他还公开承认满族人的金文化遗产，利用金的历史惯例，尽管他否认金和清之间的政治上的联系。
可能是因为对他们的文化遗产的重视，同时也因为在人数上被汉族人大大超过，满族与蒙古人之间的关系时常被强调。1631年，皇太极向在被围困的大凌河城中的一支蒙古雇佣军的小分队呼吁：“我们满族人和你们蒙古人最初同属一个国家。明朝是另外一个国家。你们所有人为了一个另外一个国家而死掉是没有意义的，我为此而可怜你们。”[177]在努尔哈赤时期，满族和蒙古精英之间的通婚已经十分普遍。在1635年征服察哈尔人之后，发生了多次这样的婚姻。对皇太极来说，在社会地位上与贝勒处于平等地位的扩大了的蒙古精英在满族贝勒地位的降低中倍受其益。皇太极鼓励蒙古人娶满族妇女为妻，告诉他们：“你们就像我们的八家之一，也就是说，我将会像对待我自己的儿子那样对待你们。”[178]新的清等级制度为一个扩大的蒙古精英阶层留有余地。
中央政府范围内的一些新的官职通过一个正式的征召程序被填满了。努尔哈赤曾经在1625年采用过一种公务人员的考试，他通过采用“汉族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挑选和考试”[179]征召了三百多人。在皇太极的时候，考试在一种更为规范的基础上进行。1633年，汉族人、满族人和蒙古人能够使用他们自己的或另外一种语言进行考试。进一步的考试在1638年和1641年举行。尽管以这种方式征召的官员的数量很少，但考试还是提供了一种保证了官方任命的方式。[180]
官职的激增创造了一个更加多层的社会。1629年，在第一次考试中，200人被选拔出来，所有的人都是满族人和蒙古人家中的奴隶。后来，汉族官员反对提升出身卑微的人，指出由那些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进行推荐的危害：“商人推荐商人，懒惰的人推荐他们懒惰的朋友，酒鬼推荐酒鬼，赌徒推荐他们的赌徒朋友。”[181]1638年，奴隶不再允许参加考试。然而，变化的发生不仅是因为奴隶卑微的地位，还因为在17世纪30年代被变为奴隶的汉人积极地抵抗满族人，因而不值得信任。[182]
随着新的汉族上层出现在1644年前的辽东社会，满族人的地位普遍地下降了。那些前满族精英对皇太极的亲汉政策不满，抱怨说一些汉族人身居高位，而一些皇帝的亲戚却是普通人。“我们怎么变得如此低下？”[183]他们问道。作为普通的满族士兵，他们也失去了作为专职武士及汉族和朝鲜族奴隶的监管人的特权地位。在新的辽东，他们是农民士兵，负担着沉重的徭役。在所有满族人、蒙古人和汉族人当中，一种新的贫富分化出现了，影响着八旗中的军事行动。“若穷追于二千里之外，富人有马者能前，穷人马疲者落后。”[184]
经济和贸易
在皇太极统治的大多数时间里，经济都处于一种危机的状态。[185]1625年之后的汉族人口的重组，蒙古投降者的人数众多，以及由于恶劣的气候所造成从明朝的西北向满洲延伸并进入到日本的大范围粮食短缺，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满族经济的困境。饥荒使人们去做盗匪，在一些时候，甚至出现了食人现象。“如果我们自身依靠我们国家生产的粮食维生”，皇太极于1627年在给朝鲜皇帝的信中写道，“那将足够了。但是你们一定听说过蒙古可汗非常坏，蒙古人不断地到我们这里来。这些人需要被养活，但是这里没有足够的谷物。”[186]1632年情况并没有好转，一个编年史家注意到：“如果赶上了一个丰收年，粮食正好够政府和人民一年的生活。如果是一个灾年，人民就不能活下去了。”[187]
确信征服能够解决满族的问题，满族人手下的汉族官员力劝可汗利用好明朝的弱点：“山海一开，八城自为我有，八城得而大事就，岂复虑吾民之号腹耶？一错过机会，穷民无食，率而逃，国事不无少损。”但是“一旦错失良机，可怜的人们就只能忍饥挨饿，我们的事业就完了”。[188]
国际的贸易继续垄断在八旗的手中。八旗的商队到满洲北部寻找貂皮，到明朝边境购买明朝的商品。[189]满族人对中国市场的浓厚兴趣从1634年的一个很小的事件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那一年，为了追击林丹汗，他们接近了设在张家口的中蒙贸易站。在一些满族的蒙古盟友穿越明朝边境偷了一些牲口之后，满族军队抓住了他们，把蒙古集团的首领拖回到明朝边境，当着汉人的面将他们斩首。[190]
满族人与蒙古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广泛的意义。为了防止蒙古人与明朝结成联盟，满族人不得不为蒙古人提供贡赋以及商业上的好处，这些他们也可以从明朝那里获得。这是一个价格昂贵的措施。从17世纪20年代早期就开始的定期的科尔沁贡赋使团在1629年达到了如此大的规模，以至于可汗急于限制他们的发展。当第一支来自于北部蒙古的科尔沁使团出现在满族人的都城，它只包括了6位使节，但在队伍中却有156名商人。[191]与北京举行的程序相似，那对明朝宫廷来讲也是很昂贵的，贡赋的贡献者得到了礼物，受到了可汗的款待，可以在接见之后进行三天的交易。皇太极需要十分小心不要招致蒙古人的怨恨，因为“我们用从明朝得到的战利品和从朝鲜买来的商品购买来自于蒙古的马匹对抗明朝”。[192]好马对军事上的胜利至关重要。满族人需要保证他们自身的供应，同时防止蒙古人把这种有价值的军事物资卖给敌人。
经济上的需求是满族人的一些军事创造性背后的动力。朝鲜通过战争寻求谷物和给养。在军事力量的支撑下，为了做生意，满族人向朝鲜人施加压力，但要价对朝鲜人十分不利。满族商人来了数百个，但朝鲜商人离开了。1636年，满族人再一次向朝鲜人求取帮助。但是由于他们提出的要求超出了通过公平交易得到合理的收益，他们的要价跟从前一样使朝鲜人不能接受。[193]1637年强加于朝鲜的新条约规定朝鲜每年向清宫廷进贡。然而，由于战争的广泛破坏，朝鲜所有的谷物来源都枯竭了，迫使皇太极不得不减少朝鲜的贡赋义务。1640年，朝鲜只能上交其规定份额的十分之一。[194]
经济上的困难一直持续到清征服北京。1641年，储藏谷物是被禁止的；用谷物酿酒亦然。1643年，皇太极在农忙季节停止了工事的修建。汉族人自身的历史上十分熟悉的增加岁入的观念动摇了：把诸如鞭打和放逐这样的惩罚转化成一定数量的谷物，以及出卖不那么重要的官职。[195]早期的汉族编年史家曾经建议通过鼓励农民开垦荒地，以及向那些拥有充足的土地资源的人赠送耕牛、农具和种子的办法增加粮食产量。接着，通过把租税固定在百分之十，他们认为“一年耕有三年之积，三年耕有九年之蓄”。[196]这些建议是否得到了执行不很清楚。
皇太极去世，福临继位
在1641年取得松山之战的胜利并成功地侵入明朝之后，皇太极在1643年9月不合时宜地去世了。继承的危机在女真的历史上是十分普遍的，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皇太极的死并没有改变明朝被清军征服的命运。组织和观念上的基础在努尔哈赤时期就打好了，皇太极的统治得以使满族人成功地完成了转型，充分利用了北部中国发生的事件。因为皇太极的去世出乎预料，他还没有安排好继承人。一场争斗在两个强有力的对手之间发生了，他们就是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1612—1650）和皇太极的大儿子豪格（1609—1648）。[197]豪格在他的同辈人中脱颖而出。他在17岁的时候就成为贝勒，后来成为分地贝勒和亲王。而且，满族人的观念更倾向于选择皇太极的一个儿子。由于多尔衮和他的支持者反对像豪格这样一位强有力的首领，于是达成了一个妥协。在多尔衮建议下，亲王们选择了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福临（1638—1661）[198]继承王位，多尔衮和舒尔哈齐的儿子济尔哈朗（1599—1665）[199]成为摄政王。由于济尔哈朗没有成为统治者的野心，所以多尔衮已经确保了他自己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握有控制大权。
皇太极去世7个月之后，一个明朝的叛军将领李自成（1605？—1645）[200]占领了北京。当镇守山海关外宁远的明将吴三桂得知北京已经被攻陷，明朝皇帝自杀时，他选择了与满族人结盟。[201]在接受吴三桂的邀请与他一起进行镇压起义的“正义的事业”之前，清廷已经考虑接受与李自成合作的可能性以便占领中原地区。[202]然而，清军还是与吴三桂的军队联合，赶走了李自成的军队，在1644年6月6日进入了北京。这次战役与此前以获得战利品为目的的清军入侵完全不同。这次清军的首领保证遵守军纪，准备在进入都城之后向汉族人发表声明，向他们再次保证那些投降的人绝不会受到伤害。
当传来谣言，吴三桂将与皇储一起抵达——尽管是哪一个皇储还不清楚——北京的令人尊敬的长者们就走出城门前往迎接，权威人士准备好了举行盛大游行的用品。“一人者舍骑登车语百姓曰：‘我摄政王也，太子随后至，尔辈许我为主否？’众皆愕不能解。”[203]这就是清朝在中国统治的开始。
（陆西华 著 王大庆 译）
[1] 女真（Jüurchen）是一个英语化的术语，取代了Jürchen和Jürched而得到使用，最后一个字母d反映了蒙古的多重词尾。然而，当用来指蒙古的两个部落兀良哈和土默特的时候，蒙古的多重词尾被保留下来。
[2] 《清代名人传略》（ECCP）中的努尔哈赤传，第594—599页。这个名字还可以写作Nurhachi或Nurgaci。Nurgaci是一个旧的满语形式，出现在一些早期的满语文献中。
[3] 皇太极在一些二手文献中被错误地认为是阿巴亥。吉奥瓦尼·斯塔里（Giovanni Stary）发现了这个错误，见“皇帝‘阿巴亥’：一个历史错误的分析”。《中亚学刊》第28期，第3—4号（1984），第296—299页。他的传记可见《清代名人传略》（ECCP）第1—3页“阿巴亥”条。
[4] 热河省在1929—1955年之间设立。它的南部是现在河北省的一个部分，其北部是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部分。
[5] 最早的阿尔泰字的汉语翻译为“女真”（nü-chen），原因是为了辽朝对“真”（chen）的避讳。在10世纪nü这个符号被用来服务于一个摩擦音
（=dzu），似乎很快被chu 这样的符号所取代。见亨利·塞鲁伊斯《永乐朝（1402—1424年）汉族与女真的关系》，《亚洲研究》（4，威斯巴登，1955年），第1页，注释1。在满洲，女真字jusen变成jušen，但是反映了汉语发音的“女真”（nü-chen）也出现了。
[6] 在唐朝以后，hūrha有时也被写成hūrka，用来指虎尔哈江沿岸的地区，虎尔哈江是牡丹江一个早期的名称。在清代，虎尔哈还被称为胡里改（Huligai）。在整个明代，虎尔哈的使用更为宽松，用来指牡丹江地区或居住的部落，但有时也包括窝集和瓦尔哈部落。见露西·吉伯特《满洲地理历史词典》（香港，1934年），第281页。
[7] 海西的意思是“海的西边”，起初用来指整个女真地区。在明朝的后半期，海西用来指建州女真以外的地区。见亨利·塞鲁伊斯《1400—1600年的马市》（布鲁塞尔，1975年），第58页，注释33。
[8] 塞鲁伊斯：《汉族与女真的关系》，第21页，注释39；李洵、薛虹主编：《清代全史》第一卷（徐彻、高虹责编），沈阳，1991年，第19—21页。
[9] 原文此处误为“1267—1368年”，实际应为1206—1368年。因铁木真1206年建国，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1279年灭南宋。——译者注
[10] 参看对明朝满洲的英语方面的通论，这是林同济一篇较早但依然很精彩的文章，《明帝国时期的满洲》，载《南开社会经济季刊》，8，第一期（1935年4月），第1—43页；另外莫里斯·罗萨比《元代和明代的女真》，伊萨卡，纽约，1982年。
[11] “三姓”这个名称在清朝才开始使用。最早的名字是“三万”，是朵颜翻译的，意思是“三万户”。三万户是指：斡朵里、胡里改和托温。见塞鲁伊斯《汉族与女真的关系》，第49页。
[12] 林同济：《明帝国时期的满洲》，第15页。
[13] 对艾里希·霍尔来说，毛怜（有时也写作摩琳）的名称来自满语morin——“马”。参见霍尔《关于满洲王室祖先的新消息》，《亚洲学》1933年第9期。作为朝鲜最近的邻居，朝鲜的文献中经常提到毛怜部落，把他们称为兀良哈，西部的兀良哈蒙古人也使用这一名称。在朝鲜语中，兀良哈的意思是“蛮族”，见塞鲁伊斯《汉族与女真的关系》，第32页。
[14] 原文此处误为（1402—1424），实际应为1403—1424年。——译者注
[15] 《明代传记词典》（DMB），第1065—1066页。
[16] 建州左卫设立的确切日期不清。据称是在1405年建立，接着在1412年重建。塞鲁伊斯：《汉族与女真的关系》，第77页。
[17] 新的氏族名称被用来发展一种继承意识，在不同的部落中加强地方“爱国主义”的精神，以此来阻止其相互间的混合。他们还试图在酋长家里培养一种对捐助人的忠诚和依赖。见林同济《明帝国时期的满洲》，第37页。
[18] 胡里改建州女真在冬家江定居下来，后来还被称为婆猪江，就是现在的浑河，鸭绿江的一条支流。猛哥帖木儿的建州左卫返回到他们早期的会宁附近的图们江上的定居点。
[19] 学者们已经对建州女真的数次迁移进行了很多讨论，基本达成了一致。如王钟翰：《满洲发源地的问题》，《中亚学刊》第35期，第3—4号（1991年），第279—301页；李洵、薛虹主编：《清代全史》，第9—10、43—45页；以及河内良弘：《明代女真史研究》，东方研究系列第46期（京都，1996年），第141—170页。与明代建州女真相关的《清史稿》中的部分德文译本见霍尔《新闻报》，第612—642页；塞鲁伊斯：《汉族与女真的关系》，第38—39页；林同济：《明帝国时期的满洲》，第18—20页。
[20] 李洵、薛虹主编：《清代全史》，第45页。授予建州女真的其他封号包括都督同知、都督检事、指挥同知和指挥检事。
[21] 张廷玉主编：《明史》，1736；张其昀主编：《清史》（阳明山，1962年），卷90，第19b页。
[22] 塞鲁伊斯：《汉族与女真的关系》，第26页。
[23] 对于女真和朝鲜的关系的精彩研究参见河内良弘《明代女真人之研究》第八章，第267—337页；第10—12章，第365—452页；第16章，第539—560页；第19—20章，第657—716页。
[24] 塞鲁伊斯：《汉族与女真的关系》，第56页。
[25] 林同济：《明帝国时期的满洲》，第10—13页。
[26] 在元朝以后，只有成吉思汗的直系后代，也就是男方的儿子和侄子能够握有可汗的头衔，成为所有蒙古人的领袖。因此权力的握有者经常从这一集团中选拔合适的候选人，通常是那些被他们控制的人，作为合法的但只是名义上的领袖。对于并非一个合法继承人的也先来讲，这种对传统的破坏导致了他的被杀。
[27] 达延的名字来源于大元，指的是大元王朝。
[28] 五部喀尔喀也被称为内喀尔喀。不要把五部喀尔喀与北部蒙古的喀尔喀混淆。当拔都蒙哥的一个儿子的五个儿子瓜分了遗产就出现了五部喀尔喀。李洵、薛虹主编：《清代全史》，第206—207页；戴维·法夸尔：《满洲的蒙古政策之缘起》，《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费正清主编（剑桥，马萨诸塞州，1968年），第330页。
[29] 这部分参考了戴维·法夸尔《满洲的蒙古政策之缘起》，见《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费正清主编（剑桥，马萨诸塞州，1968年），第199—205页；另参见法夸尔《满洲早期国家的蒙古与汉族因素的对立》，《清史问题》，2，第6期，1971年6月，第11—13页。
[30] 关于辫子的通论文章见白鸟库吉《亚洲北部各民族的发辫》，见《东洋文库研究部纪念集》1929年第4期，第1—69页。
[31] 关于突厥蒙古的领袖传统的特征的讨论参见约瑟夫·弗莱彻《奥斯曼帝国的突厥蒙古君主传统》，见《中国和中亚伊斯兰研究》（大亚摩斯，诺福克，1984年），第7章。
[32] 1444年的一个来自女真首领的宣言中说：“在这40个军事辖区内没有一个人使用女真文字发布命令，我们要求在将来鞑靼（蒙古）文字在所有文件中使用。”塞鲁伊斯：《蒙古和明代中国：习俗与历史》，第41页。
[33] 尼古拉斯·波培：《阿尔泰语言入门》（威斯巴登，1965年），第160—161页。
[34] 来自蒙文的其他例子：baturu（蒙文baɼatur）“英雄”，jarɼūci（蒙文jarruci）“法官”，taiji（蒙文tayiji），大汗家族中的贵族男性成员，hiya（蒙文kiya）“宿卫”，baksi（蒙文barsi），“御用智囊”，elcin（蒙文elci（ň））“使者、信史”。
[35] 对于这一个女真氏族的部分，我参考了李洵、薛虹主编《清代全史》第一卷，第31—38页。另外参见柯矫燕《满洲》（剑桥，1997年），第24—33页；陈文世：《满族牛录的创立》，《中国史研究》，14，第4期（1981年夏季），第18—24页。
[36] 两篇关于中国朝贡体系的基本的文章，见马克·曼科《清代朝贡制度译解》，载《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费正清主编（剑桥，马萨诸塞州，1968年），第63—89页；约瑟夫·弗莱彻：《中国和中亚》，载《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剑桥，马萨诸塞州，1968年），第206—224页。一篇较早但仍然有用的是林同济：《明朝时期满洲的贸易和贡赋：中国控制边境地区居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南开社会和经济季刊》第4期（1937年1月），第855—892页。
[37] 有关辽东边境为蒙古人和女真人开设的市场的详细描述见塞鲁伊斯《1400—1600年的马市》。
[38] 林同济：《明朝时期满洲的贸易和贡赋》，第867—870页。
[39] 林同济：《明朝时期满洲的贸易和贡赋》，第876页。
[40] 河内良弘：《明代东北亚地区的貂皮贸易》，载《第35届国际阿尔泰会议论文集（1992年9月12—17日）》（台北，1993年），第193页。
[41] 《满洲实录》（1780年初版，台北，1964年重印）。指的是1569年，当时努尔哈赤只有10岁。
[42] 河内良弘：《明代东北亚地区的貂皮贸易》，第197页。
[43] 早期的海西女真人也被称为忽剌温，因为他们的第一个卫就位于哈尔滨北部的呼兰河上。
[44] 乌拉在满语里的意思是“河”。但乌拉本身指的是吉林附近松花江上游地区，乌拉人生活在那里。
[45] 《清代名人传略》，第779—800页。
[46] 《清代名人传略》，第450—452页。
[47] 《清代名人传略》，第591—592页。
[48] 靠近辽宁新宾县的永陵。
[49] 觉昌安的名字出现在明代关于抚顺市场活动的记载中。王炜邦编：《明代辽东档案补编》（沈阳，1985年）第2卷，第809、812、814页。
[50] 在旧满洲档中，manju 这个字在1613年首次出现在文献中，《旧满洲档》第1卷，第81页；神田信夫辑：《满文老档》（东京，1955—1963年），第1卷，第37页。然而，对黄彰健来说，manju 这个字在1605年的一个朝鲜报道中已经被使用，见黄彰健《满洲国国号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7，第2辑，（1967年）第648页。这个字的早期含义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51] 《旧满洲档》第9卷，第4509页；《旧满洲档：天聪九年》，神田信夫辑（东京，1972年），第2卷，第318页。
[52] 根据1596年一个朝鲜访问者的日记记载，努尔哈赤与朝鲜皇帝通信的签名是“佟努尔哈赤”。见申中一《建州纪程图录》，《清史资料》第6卷，《开国史料》（3）（台北，1971年），第20页。
[53] 这种解释的证据见李洵、薛虹主编《清代全史》第1卷，第54—58页。李洵认为，根据朝鲜的史料，董山并没有一个叫锡宝齐篇古的儿子，明朝关于边境贸易和贡赋使团的记载中也没有提到过福满。1495或1596年到努尔哈赤居所拜访的朝鲜人似乎也不知道福满，作为使团的首领会有一个有名的父亲觉昌安，12年前才去世。而且，当努尔哈赤祖先的陵墓从赫图阿拉迁移到辽阳的时候，也没有提到过福满。见瓦尔特·福克斯《辽阳的早期满洲贵族坟墓》，《亚洲学》，10（1934—1935年），第194—122页。因此，努尔哈赤很可能不是佟姓氏族的成员。
[54] 李洵、薛虹主编：《清代全史》，第55页。
[55] 神田信夫认为努尔哈赤在1616年创造了爱新觉罗的名字，在那时他正式即位，见《“爱新觉罗”研究》，载《文化间的接触——多伦多第33届亚洲和北非研究国际研讨会（1990年5月15—25日）论文选编》，伯纳德·洪基·路伽编辑（利维斯顿，1992年），第4卷，第46—49页。
[56] 清朝官方的资料没有提到努尔哈赤在抚顺的岁月。包括这一信息的材料见阎崇年的《努尔哈赤传》（北京，1983年）一书中的讨论；另见滕绍箴《努尔哈赤评传》（沈阳，1985年），第31—37页。
[57] 陈捷先：《旧满洲档·前言》10卷（台北，1969年）。
[58] 努尔哈赤在1590年、1592年、1593年、1597年、1598年、1601年、1608年和1611年到过北京。1615年他让其他人去了。阎崇年：《努尔哈赤入京进贡考》，《燕步集》（北京，1989年），第27—32页。
[59] 《皇清开国方略》（埃里希·霍尔译，柏林，1926年），第42页。早些时候，作为把王杲交给明朝的奖励，哈达的首领王台曾经得到过这一头衔。吉尔伯特：《历史词典》，第950页。
[60] 蒙格布禄被控与努尔哈赤的一个大臣合谋篡夺努尔哈赤的领导地位。见陈捷先《满洲档案史料》（台北，1988年），第59—60页。
[61] 法夸尔：《满族的蒙古政策之缘起》，第198—199页。
[62] 李洵、薛虹主编：《清代全史》，第206—215页。
[63] 《旧满洲档》（台北，1969年），第1卷，第148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1卷，第160页。
[64] 由于《旧满洲档》和《满文老档》的原文为满文，故回溯原文存在一定困难，故以下引文皆为意译。——译者注
[65] 《旧满洲档》第1卷，第497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1卷，第201页。
[66] 《满洲实录》，1780年版，见《大清满洲实录》。《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补定本》（台北，1964年），第136页；霍尔：《皇清开国方略》，第40页。
[67] 对于这种制度的描述，“猛安谋克”组织，见傅海波、崔瑞德主编《异域的王朝和边境的国家（907—1368）》，《剑桥中国史》第6卷（剑桥，1994年），第273—276页。（见中译本《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285页。——译者注）
[68] 《清代名人传略》，第694页。
[69] 《清代名人传略》，第212—213页。
[70] 李学智：《清太祖时期建储问题的分析》，《思与言》8，第2期（1970年），第63页。
[71] 《清代名人传略》，第214页。
[72] 《清代名人传略》，第562页。
[73] 《清代名人传略》，第8—9页。
[74] 《清代名人传略》，第225—226页。《八旗通志》卷236，《巴克什传》有德语译本，可参考伯尔纳·迈克尔·林克《后金的经济发展与后金汗国的官员》（威斯巴登，1982年），第121—123页。
[75] 《八旗通志》卷236，《库尔缠传》有德语译本，可参考林克《后金的经济发展与后金汗国的官员》，第124—133页。
[76] 《清代名人传略》，第213—214页。《八旗通志》卷236，《达海传》有德语译本，可参考林克《后金的经济发展与后金汗国的官员》，第112—120页。
[77] 石桥崇雄：《清初巴雅拉的形成过程——以天命时期为中心》，王雄译，《满族研究参考资料》（沈阳，1988年），第1—23页。
[78] 对于这种钱币的说明见吉尔伯特《历史辞典》，第680页。
[79] 在《旧满洲档》中，这个词首先在1613年以“金国”的形式出现。几年以后，朝鲜的史料证明努尔哈赤的国家的名字是金。见李洵、薛虹主编《清代全史》第1卷，第107页。
[80] 李洵、薛虹主编：《清朝全史》第1卷，第107页。
[81] 陆西华：《1618—1636年的满汉关系》，载史景迁、约翰·威尔斯主编《从明到清：17世纪中国的征服、区域和延续性》，（纽黑文，伦敦，1979年），第8页。17世纪10—20年代在欧洲是一个出现壮观的北方光带、并伴随万丈曙光的时期。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伯克利，洛杉矶，伦敦，1985年），第57页，注释83。
[82] 《旧满洲档》第1卷，第553—554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1卷，第164—165页。
[83] 《旧满洲档》第2卷，第1089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1卷，第581—582页。
[84] 一个在1596年拜访了这个城镇的朝鲜人对佛阿拉作出的描绘和勾画见吉奥瓦尼·斯塔里《满洲可汗努尔哈赤首次建都的意义》，《中亚学刊》卷25，第1—2号（1981年），第103—109页。
[85] 迁移到辽阳以后，努尔哈赤在这个城市的东边几里地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新的宫殿和新的城市，称为“东京”。在辽朝和金朝，辽东也经常被称为东京。东京城还是旧渤海帝国（712—926年）的都城的名称，但是这个城市位于宁古塔的南面。
[86] 《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清史资料》第6卷，《开国史料》（2）（台北，1969年），第8章，第17a—17b页。
[87] 学者们普遍认为，努尔哈赤试图“在不破坏氏族结构的情况下消灭部落的个性特征”。这种解释见罗伯特·李《清朝历史上的东北边界》（剑桥，马萨诸塞州，1970年），第24—25页；莫里斯·罗萨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纽约，1975年），第85页。由于努尔哈赤已经重新把最初的氏族职能赋予了他的新的八旗制度的牛录，很有可能他会以消除部落特征的方式削弱氏族。
[88] 鄂尔泰：《八旗通志》，载《中国史学丛书》（台北，1968年），第8卷，第32章，第3030页。
[89] 当1632年的一个密令要求满族官员对待汉人要比对待满族人更加严厉的时候，努尔哈赤特别排除了那些在进入辽东前就与满族人并肩战斗的汉人。《旧满洲档》第3卷，第1585—1587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2卷，第771—772页。
[90] 霍尔：《皇清开国方略》，第30页。
[91] 《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8b—9a。另见李洵、薛虹主编《清代全史》第1卷，第74页。
[92] 《旧满洲档》第1卷，第103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1卷，第48页。
[93] 《旧满洲档》第1卷，第482—483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1卷，第118页。
[94] 在1596年就有一个朝鲜人看到在佛阿拉附近的土地已经全部被利用了。申中一：《建州纪程实录》，第5页。
[95] 《旧满洲档》第1卷，第181—184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1卷，第86—89页；霍尔：《皇清开国方略》，第64—65页。
[96] 《清代名人传略》，第499页。
[97] 李洵、薛虹主编：《清代全史》，第118—122页。
[98] 对这次惩罚性远征的详细描述见《明朝1368—1644年》第1部分，《剑桥中国史》第7卷，牟复礼、崔瑞德主编，第577—582页。（《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7—562页。——译者注）
[99] 《清代名人传略》，第308页。
[100] 《清代名人传略》，第823页。
[101] 《清代名人传略》，第567—568页。
[102] 《清代名人传略》，第954—955页。
[103] 《清代名人传略》，第954—955页。
[104] 李洵、薛虹主编：《清代全史》，第233页。
[105] 《旧满洲档》第3卷，第1254—1257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2卷，第554页；霍尔：《皇清开国方略》，第142—143页。陆西华：《早期满洲国家的兴起：1636年以前的满洲资料的描述》（哈佛大学，1975年），第50—51页。
[106] 陆西华：《早期满洲国家的兴起》，第45—46页。
[107] 《旧满洲档》第3卷，第1539—1541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2卷，第653—654页。
[108] 《旧满洲档》第2卷，第870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2卷，第442—443页。
[109] 《旧满洲档》第3卷，第1331、1541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1卷，第644、654页。
[110] 《旧满洲档》第4卷，第1617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2卷，第797页。
[111] 一些满族人因为犯罪而沦为奴隶。李洵、薛虹主编：《清代全史》第1卷，第184页。
[112] 对这一问题比较详细的论述见陆西华《1618—1636年的满汉关系》，第3—38页。
[113] 《旧满洲档》第2卷，第979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2卷，第508页。
[114] 关于辫子的背景见白鸟库吉《亚洲北部各民族的发辫》，第1—69页。
[115] 《旧满洲档》第1卷，第632—633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1卷，第298页；李洵、薛虹主编：《清代全史》，第150页。
[116] 《旧满洲档》第2卷，第806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1卷，第407—408页。
[117] 陆西华：《满汉关系》，第16—17页。
[118] 1日相当于5—6亩。
[119] 陆西华：《满汉关系》，第16—17页。
[120] 《旧满洲档》第3卷，第1585—1586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2卷，第771页。
[121] 在《旧满洲档》中有很多记载可以证明人们逃离或试图逃离满族统治下的辽东这一事实。例如，1623年的一条记载说到两千汉人在试图逃跑的时候被抓住和杀死。《旧满洲档》第3卷，第1433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2卷，第712页。李洵在他的《清代全史》（第171页）中估计有100万辽东的汉族人逃到了明朝地区，另外有10万逃到了朝鲜。
[122] 陆西华：《满汉关系》，第19—21页。
[123] 1622年，一群在盖州附近分得了一块土地的蒙古人被告知要节省粮食，开始耕地，因为他们将不会得到任何谷物了。而且，由于那些新近投降的蒙古人需要可汗粮仓的谷物，所以盖州的蒙古人被警告不要等下一个耕种季节，这在蒙古人中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反而固守着满族和汉族的农历。《旧满洲档》第3卷，第1811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4卷，第381页。
[124] 《旧满洲档》第7卷，第3264—3265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4卷，第381页。
[125] 《旧满洲档》第4卷，第1883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3卷，第970页。
[126] 《旧满洲档》第2卷，第640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1卷，第303页。努尔哈赤甚至期望从那些发动起义的或试图逃跑的汉人那里得到好处。“如果辽东的人民造反或逃跑，他们就犯了罪。但为什么把他们杀死？把他们当作军人，让汉人与汉人战斗。这对女真人有利。”《旧满洲档》第5卷，第2074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3卷，第1069页。
[127] 陆西华：《早期满洲国家的兴起》，第103—104页。
[128] 《旧满洲档》第3卷，第1274—1275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2卷，第613页。
[129] 陆西华：《早期满洲国家的兴起》，第109—110页。
[130] 努尔哈赤很有可能指定了他的小儿子多尔衮（1612—1650年）作为继承人，代善作为摄政王。见吉尔伯特《历史辞典》，第59页，注释1。
[131] 王蔚编辑：《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篇》，关孝廉等译，1986年，第479页。
[132] 1627年和1629年的谈判过程详见李洵、薛虹主编《清代全史》，第264—275页。
[133] 马克·曼科：《清代朝贡制度详解》，第85—86页。
[134] 《清代名人传略》，第769—770页。
[135] 《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12章，11a—b；李洵、薛虹主编：《清代全史》，第276页；林克：《后金的经济发展与后金汗国的官员》。
[136] 元朝灭亡之后有关玉玺命运的一些富有神话色彩的描述见霍尔《皇清开国实录》，第383页。
[137] 《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33章，30a—32a；李洵、薛虹主编：《清代全史》，第369—370页。
[138] 《清代名人传略》，第358—360页。
[139] 《清代名人传略》，第877—880页。
[140] 《清代名人传略》有传，第797—798页。
[141] 《清代名人传略》，第416—417页。
[142] 《清代名人传略》，第453—456页。
[143] 《清代名人传略》，第635—636页。
[144] 在加入满洲之前，三个将军在山东劫掠了很多城镇，甚至一度抓获了山东巡抚。由于他们卑微的出身和劫掠行为，服务于满洲的汉族官员有时把他们称为“山东三矿徒”。
[145] 这些义务的详细描述见李洵、薛虹主编《清代全史》第1卷，第315—320页。
[146] 陆西华：《早期满洲国家的兴起》，第128页。
[147] 王先谦：《十二朝东华录》（1884年版，台北1963年重印），第3章，第14a页。
[148] 《旧满洲档》第7卷，第3309—3313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4卷，第404、410—415页；陆西华：《早期满洲国家的兴起》，第120—123页；李洵、薛虹主编：《清代全史》，第244页；《清代名人传略》，第8—9页。
[149] 《旧满洲档》第7卷，第3501—3507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5卷，第539—543页；《清代名人传略》，第562—563页；李洵、薛虹主编：《清代全史》，第246—247页。
[150] 王先谦：《十二朝东华录》第2章，32a—33b。
[151] 《清代名人传略》有传，第3—4页。
[152] 《旧满洲档》第4卷，第2712—2713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4卷，第108—109页。
[153] 罗振玉编：《天聪朝臣工奏议》（北京，1924年），第1部分，35b。
[154] 罗振玉编：《天聪朝臣工奏议》（北京，1924年），第1部分，11b。
[155] 李洵、薛虹主编：《清代全史》第一卷，第330页。
[156] 尽管有一个汉族官员宁完我建议，他曾经写过很多支持采纳明朝官僚机构的特征的传记，“参汉酌金”，《天聪朝臣工奏议》第2部分，第35a页。满汉观念的一种融合也发生在建筑领域。修建于1626年和1636年间的沈阳努尔哈赤陵墓和新帝国王宫就是满汉特征的一种复杂的文化互动的证明。弗雷德·德雷克：《作为象征性建筑的沈阳故宫和努尔哈赤福陵》，载陈捷先主编《第35届国际阿尔泰研讨会简报》，1992年9月12—17日，台北，1993年，第85—95页。
[157] 《天聪朝臣工奏议》第1部分，25b—26a。
[158] 内三院包括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和内弘文院。
[159] 欧文·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他们的部落划分，地理分布、历史上与满人和汉人的关系及其现实的政治问题》（纽约，1969年），第111页。
[160] 《旧满洲档》第9卷，第4141页；《旧满洲档：天聪九年》第1卷，第54页。
[161] 《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1734—1740年版；台北1964年重印），第9卷，32a。
[162] 《旧满洲档：天聪九年》第2卷，第318页。
[163] 满族一词的起源和含义还存在争议。对这个的解释的回顾见吉奥瓦尼·斯塔里《“满族”一词的含义：一个问题的新的解决办法》，《中亚学刊》34，1990年，第109—119页。
[164] 皇太极没有解释他为什么选择了这个独特的名字。一些学者认为他之所以选择大清，是因为在发音上与正在使用的名字接近，因为最好与他所取而代之的王朝相对应。见李洵、薛虹主编《清代全史》第1卷，第327页。这种解释的说服力由于以下事实得到了加强，那就是皇太极的新年号“崇德”也与他的敌人的年号“崇祯”相对应。
[165] 霍尔：《皇清开国方略》，第396—397页。另见陈捷先《满族皇帝的谥号研究》，《中亚学刊》，26，1982年，第187—192页。
[166] 霍尔：《皇清开国方略》，第368页。由于女真氏族在明朝已经分裂，所以皇太极恢复活力的举措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为的，无疑与这一事实相关，那就是到17世纪30年代，满族人在数量上远远被汉族人超过。在阅读晚出的关于早期氏族记载的时候需要十分谨慎。例如，史禄国搜集的在20世纪早期的资料对16和17世纪早期的满洲氏族来说并不完全适用。史禄国：《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上海，1924年）。
[167] 《旧满洲档》第9卷，第4141—4142页；《旧满洲档：天聪九年》第1卷，第124—125页。
[168] 作为最早的和最可信的满洲历史资料，《旧满洲档》只是提到了虎尔哈神话。与此相比，后来的材料提到了爱新觉罗神话，但却没有提到1634年作为一个虎尔哈传说被讲述的一个几乎一样的故事。这种不一致说明虎尔哈传说在某个时候被改造过，使之成为清朝皇室的基础神话。对古老的和撒满教成分的神话的简单但很精彩的描述，以及可能的用于努尔哈赤的祖先的虚构，见吉奥瓦尼·斯塔里《清史杂论》（威斯巴登，1982年），第76—79页。对于基础神话的比较详细的讨论见柯矫燕《清代发祥之神话》，《清史问题》，6，第1期（1985年11月），第12—23页。
[169] 《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1793年版；1964年台北重印），第28章，5a—b。这段话在法夸尔的《皇帝作为菩萨在清帝国统治中的作用》被翻译成英文，《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8，第1期（1978年6月），第21页。
[170] 曼殊师利是佛陀智慧的人格化，是佛教中最重要的一个菩萨，见法夸尔《皇帝作为菩萨在清帝国统治中的作用》，第19—21页。
[171] 张其昀等编：《清史》，8卷，（阳明山，1961年，1963年），238章，列传214，卷5，第3720—3725页。
[172] 《旧满洲档》第7卷，第3579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5卷，第583页。
[173] 《旧满洲档》第6卷，第2907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4卷，第249页；《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14章，10a—b。
[174] 《旧满洲档》第2卷，第644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1卷，第305—306页；《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译编》（北京，1986年），第1卷，第214页；李洵、薛虹主编：《清代全史》，第344页。
[175] 皇太极对汉族人在大凌河和锦州抵抗满族人时所表现出的勇敢印象至深，并把这种勇敢归之于对主人忠诚的儒家价值观。《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10章，28a—29a。另李洵、薛虹主编《清代全史》，第346页。
[176] 《旧满洲档》第10卷，第4992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4卷，第1211—1212页。
[177] 《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9章，24b。
[178] 《旧满洲档》第2卷，第1104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2卷，第588—589页。
[179] 《旧满洲档》第4卷，第1940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3卷，第994页。
[180] 陆西华：《早期满族国家的兴起》，第145—146页；鄂尔泰：《钦定八旗通志》，1799年编，《中国史学丛书》重印，2，台北，1968年，第17章，第5779—5781页。
[181] 《旧满洲档》第9卷，第4159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天聪九年》，第70—71页。
[182] 《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40章，11b—13a。
[183] 《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64章，8a。
[184] 《天聪朝臣工奏议》第1部分，16a。
[185] 详见陆西华《早期满族国家的兴起》，第155—175页。
[186] 《旧满洲档》第9卷，第4159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这段话详见陆西华《早期满族国家的兴起》，第155—175页。
[187] 《旧满洲档》第9卷，第4159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70—71页。
[188] 《天聪朝臣工奏议》第1部分，28a。
[189] 例如，1637年，一支这样的八旗使团到了归化城。霍尔：《皇清开国方略》，第450—451页。
[190] 《旧满洲档》第8卷，第3803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5卷，第802页。
[191] 《旧满洲档》第10卷，第5285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7卷，第1434—1435页。
[192] 《旧满洲档》第7卷，第3478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5卷，第525页。
[193] 《旧满洲档》第6卷，第2717、2796—2797页；神田信夫：《满文老档》第4卷，第111—113、117页。
[194] 霍尔：《皇清开国方略》，第437页。
[195] 霍尔：《皇清开国方略》，第535—536、571页。
[196] 《天聪朝臣工奏议》第1部分，8b—9a。
[197] 《清代名人传略》，第280—281页。
[198] 《清代名人传略》，第255—259页。
[199] 《清代名人传略》，第397—398页。
[200] 《清代名人传略》，第491—493页。
[201] 因为吴三桂后来背叛了满洲，所以他在1644年与满洲合作的情况后来可能被扭曲了。详见西·安吉拉《重新评价1644年的吴三桂》，《亚洲研究杂志》，34，第2期（1975年2月），第443—453页。
[202] 魏斐德：《洪业》第1卷，第302—303页，注释73。
[203] 刘尚友：《定思小纪》，司徒琳编辑翻译《明清灾变之音：虎口中的中国》（纽黑文，康涅狄格，1993年），第8—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