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美国太平洋霸权体系下澳大利亚亚太地区次霸权体系的研究意义

澳大利亚自联邦成立后基于帝国主义争霸的安全“忧心”和霸权“野心”执着地在超级大国的庇护下构建南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体系。本书因此力图从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和区域霸权的视域，而不是从美国全球霸权体系建构的视域研析澳大利亚地区霸权的建构和演变历程。本书在研究中主要采用在澳大利亚政界和学界广为流行的“中等强国”的理论架构和澳大利亚奉行一个多世纪的“与超级大国结盟”的立国方略的方法论视角探索澳大利亚在超级大国的支持和庇护下地区霸权的建构过程。在同样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下，本书亦深入探讨澳大利亚亚太地区霸权的夯实、巩固和发展的演变轨迹，从而为探寻21世纪澳大利亚南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演化路径提供理论和实证指导，也为本地区有关国家因应澳大利亚亚太地区霸权发展的新变化提供理论指导。本书因此在地区霸权理论、地区霸权研究方法论和地区霸权应对等理论和应用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建构和护持展开系统性和实证性研究对于完善和发展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同盟理论、霸权理论和中等强国理论以及权力架构理论等具有较大的学术和学理研究价值。澳美同盟的构想发端于一战前，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霸权和利益争夺。至澳美同盟正式建立时，时代已经进入了冷战时期。澳美同盟的首要目标不仅是遏制意识形态上的敌人，确保美、澳国土安全，而且要维护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含南太次地区）的霸权体系与秩序，阻遏苏联和其他新兴共产主义大国的挑战。在美国“轮辐”同盟体系的支撑下，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和澳大利亚在亚太次地区的霸权体系和秩序直接服务于美、澳等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因此，不论西方学界宣扬的霸权理论，如霸权稳定论、友善霸权论等给霸权穿上多么华丽的外衣都难以掩盖其服务于帝国主义对权力和利益争夺的本质。“中等强国”理论实质性说明对于美国和澳大利亚以及其他盟国而言，维护美国的霸权体系及其主导下的太平洋区域秩序就是维护美国及其在亚太地区，包括澳大利日本在内的诸多盟国的既得政治、经济和霸权利益。这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国，特别是主要的既得利益者，如澳大利亚和日本等，积极追随美国遏制苏联和其他新兴国家，维护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霸权体系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对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建构展开系统性和实证性研究对于维护南太平洋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地区合作与发展，推动新的区域秩序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的霸权正遭遇本地区民众日益觉醒的民族独立和自觉意识的挑战。太平洋岛国政府和民众自21世纪以来加速实行“北向方略”，谋求与亚洲国家全方位发展经贸合作和平等互利关系，以摆脱对澳大利亚和其他前殖民宗主国的依赖，动摇前殖民宗主国支持的澳大利亚地区霸权体系和秩序，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真正独立和自决。因此，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的霸权，或其背后的支撑——澳美同盟在后冷战时期已经成为亚太地区和更广袤的太平洋区域安全架构中最为重要的变量，其存在和发展趋势已经，并将继续对亚太地区和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平及繁荣产生重要影响。把握其发展方向，洞悉其对地区合作和安全的影响，有利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趋利避害地发展互利合作关系，推动地区经济繁荣，维护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第三，对澳大利亚地区霸权建构和护持展开系统性和实证性研究既有利于我国与南太平洋岛国互利合作的发展，也有利于我国趋利避害，化解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霸权对我国同南太平洋岛国互利合作的阻碍和破坏，并“有所作为”，推动南太平洋地区公正、合理的地区新秩序的构建，推动中国同南太平洋岛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从而造福我国和南太平洋岛国人民，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有的国际担当。21世纪上半叶是我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节点，如何维护世界和平，特别是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事关我国能否和平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国的和平发展，或是西方眼中的“和平崛起”，不是单行道，它既取决于新兴大国崛起的政策取向和路径选择，也取决于外部世界，特别是守成大国的因应之策。2000多年前著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剖析了力量体系转换可能带来的安全困境：斯巴达与雅典的战争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雅典力量的快速增长及其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慌”[66]。因此，“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在于守成大国对新兴力量的认知与反应，存在着将新兴大国对守成大国并不必然的挑战催逼为自我实现的预言（a self-fulling prophecy）[67]。由于担心受到守成超级大国的遏制和战争而终结其崛起进程，新兴强国通常会采取各种措施防范，并反击守成超级大国对自己的遏制，或发动的战争。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就曾制定作战方案，为英美两国争夺世界霸权之战而预做准备[68]。西方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一再昭示我们，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结构性难题”不取决于任何一方的单边取向，而更需要双方的相向努力。因此，深入研究澳大利亚的地区霸权及其发展趋势无疑对我国和平发展和构筑地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极强的政策意义。

第四，我国学界对澳大利亚地区的霸权建构和演变缺乏系统性理论和实证研究，而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美国在亚太地区，或印太地区的霸权体系和秩序上。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不能仅仅将澳大利亚定性为美国的“忠实”追随者，而应注意到澳大利亚在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下也在建构次霸权体系，并且澳大利亚在美国的太平洋霸权体系的建构和巩固中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国学界目前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和印太地区的霸权体系研究较多，而对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次霸权体系的研究很少，并且只以学术性单篇论文形式出现，而研究性和学术性专著则处于空白状态。在现有的学术性论文中，我国学界更注重从美国主导的全球和区域霸权的视角研究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因而更强调澳大利亚在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中的被动性、从动性和从属性，而忽视了澳大利亚建构地区次霸权体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及澳大利亚霸权体系对美国太平洋地区，甚至是印太地区霸权体系的推动性、补充性和完善性。

在许多学者对美国太平洋地区霸权体系的支撑——澳美同盟的研究中，对澳大利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推动性的忽视表现得更为明显。从全球大国政治的维度研判，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正是由于美国的过于强大和对国际权利的过度追逐，相当多的研究人员想当然地认为澳美同盟和日美同盟一样，都是美国主动建构，甚至是单方面施压的结果。而忽视或是没有充分注意到澳大利亚在澳美同盟的构建和发展强化过程中实际上发挥着积极主动的作用，实质性地引导，并推动着澳美同盟的构建和强化。正如本书开展研究的理论框架“中等强国”理论所言，区域强国在次全球体系层面上对权力的追逐一点也不亚于超级大国在全球体系层面上对权力的贪婪。正是部分基于对次全球体系权力的觊觎和称雄区域的野心，澳大利亚政府才于立国之际即确立“与超级大国结盟”的强国策略，并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始终不渝地予以贯彻落实。因此，从澳大利亚的地区霸权视角，而不是美国的霸权视角对澳大利亚地区的霸权开展系统性理论和实证研究对于填补国内学术研究空白，深化澳美同盟和美澳政治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学理和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