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澳大利亚地区霸权的缘起、建构及研究意义
澳大利亚原为英国殖民地。20世纪末，英帝国国力急剧下降，澳大利亚联邦遂于1901年1月1日成立。由于直接脱胎于英国殖民地政府，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天生地继承了英国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政策。为了在掠夺澳洲原住民的土地上实现稳固的统治，澳大利亚殖民政府自成立之日起便奉行“与超级大国结盟”的策略，通过跻身帝国主义世界“中等强国”之列，追求“三维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地区霸权。由此可见，澳大利亚虽然刚刚脱胎于英国殖民地，但其参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霸权和利益争夺的野心一点也不亚于其他老牌和新兴帝国主义列强。澳大利亚联邦自成立之日起即怀有深深的安全忧心和霸权野心。澳大利亚的安全忧心主要源于对澳洲大陆及附近岛屿原住民土地的掠夺而缺乏合法性，澳大利亚殖民政府因此既担心澳洲原住民的反抗，更担心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会循其例，夺其地，甚至灭其国[1]；澳大利亚的地区霸权雄心则源于其“白人至上”的偏见，以为自己的血统远较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各民族更为高贵，因而不仅在国内推行种族主义政策，要将澳大利亚建为纯正的“白人国家”（即“白澳政策”），而且视南太平洋地区为其“后院”，东南亚地区为其“前院”，意欲在“两院地区”建立区域霸权[2]。
相较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新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国弱民寡，在激烈的帝国主义霸权争夺中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正是基于对安全的忧心和对地区霸权的野心，澳大利亚自1901年联邦成立之际便制定了与世界超级大国结盟的立国之策[3]。“与超级大国结盟”不仅有利于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阻止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对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广袤国土的觊觎，而且可以帮助澳大利亚称霸南太平洋和邻近的东南亚地区，逐步实现地区霸权的野心。当然，澳大利亚与超级大国结盟，并不断深化同盟的动机也随着太平洋区域的经济发展、安全形态和地区霸权等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但其本质虽历经百年而无实质性改变。
本书旨在从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和区域霸权的视域探寻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霸权的建构、发展和演变历程。本书在研究的过程中主要采用在澳大利亚较为流行的“中等强国”的理论架构和“与超级大国结盟”的立国之策的方法论探索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霸权的缘起、建构和演变。这是本书理论框架的独特之处，也是本书在理论和方法论领域的探索和贡献。对霸权的争夺是帝国主义的天性之一，西方著名的现实主义学派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对帝国主义国际关系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研究，他在自己的著作《国家间关系》中强调指出，“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一样都是对权力的追逐”。全球和地区霸权是国际权力最为显著的标志，理所当然地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焦点。澳大利亚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和罪犯流放地，澳大利亚殖民政府在成为英国的自治领时天然地带有英帝国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基因，对外扩张和掠夺、争夺地区霸权自其脱离英国直接统治之日起便成为其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4]。
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时，恰是英帝国国力快速下降之际。与英国实力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美国，特别是身为亚洲国家的日本的海军实力的快速上升，这令独处于亚洲国家“丛林”边缘的“白澳”对自己从澳大利亚土著手中巧取豪夺来的南方大陆的“合法性”极为不安，深恐亚洲强国，特别是新兴的日本帝国凭借日益上升的海上实力将白人殖民者赶出这块丰饶的大陆而据为己有[5]。一战后，德国因战败而丧失了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和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和地区霸权构成威胁的能力。“白澳”政府因而视近在咫尺的日本帝国为最大的假想敌和安全威胁，一再掀起排“日”风潮，竭力试图建立“纯净的白人澳大利亚”，以增强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合法性[6]。
澳大利亚殖民政府在畏惧日本迅速崛起的军国主义，并视其为头号安全和地区霸权威胁的同时，却又表现出“白人至上”的孤傲，以为自己高贵的血统远较亚洲和太平洋岛屿人种更为优越，急欲在亚洲国家的“丛林”边缘建立自己的区域霸权[7]。“白澳”政府因而要求宗主国英国利用其强大的武力将新兴帝国主义强国，特别是日本阻挡于南太平洋地区之外。澳大利亚殖民政府这一想法与其宗主国——英国不谋而合，只是老牌帝国主义英国此时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英国的综合国力和军力在进入20世纪后已经大幅度下降，而新兴帝国主义强国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力日益增强，日益表现出挑战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之势。
为了应对新兴帝国主义强国德国的威胁和挑战，收缩力量护持其在欧洲的霸权，英国不顾澳大利亚的反对，坚定地于1902年和亚洲新兴帝国主义强国日本结为军事同盟。英国此举意在“三害（日本、德国、美国）相权取其轻”，并以日本快速膨胀的军国主义势力来遏制对其霸权更具威胁性的德国和美国。“白澳”政府之所以对英日同盟持反对态度，一方面是由于种族主义思维的作祟，认为英国将“白澳”的安全“托付”于日本是对澳大利亚“白澳政策”的讽刺和对澳大利亚白人自尊心的“冒犯”；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澳大利亚始终认为日本不断膨胀的军国主义力量将威胁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和在南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构建，而英日同盟的建立无疑将加速日本军国主义力量的增长。
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在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争夺战中，澳大利亚虽然是迟到者，但绝不是缺席者：一战的爆发给了澳大利亚迅速夺取德国在太平洋岛屿殖民地的良机；在巴黎和会上，澳大利亚与美国、日本因“分赃”德国的太平洋岛屿殖民地而唇枪舌剑，甚至剑拔弩张。为了霸占并殖民太平洋岛屿，出席巴黎和会的澳大利亚总理休斯坚决要求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将其“脏手”从澳大利亚的“南太平洋岛屿”拿走。休斯甚至十分强硬地表示为了“澳大利亚的南太平洋岛屿”，澳大利亚不惜一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德国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殖民势力，扩大了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殖民势力范围。由于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和日本的坚决抵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巴黎和会没有让美国在太平洋岛屿地区实现令其满意的收获。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特别是威尔逊总统和澳大利亚总理休斯之间的个人关系因对太平洋岛屿殖民地的争夺而降至冰点。由此可见，美澳在冷战和后冷战期间呈现出的密切的政治关系和军事同盟并非如两国政府和政治人士美化的那样是基于共同的政治理念、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而根本是基于对美国的世界霸权体系和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次霸权体系及其衍生利益的共同追逐。
英国工业革命后，大西洋和欧洲首先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霸权的主要竞技场。随着地缘政治和经济的演变，太平洋地区自一战后在全球的战略重要性日益突出，成为世界列强争夺霸权的新的角斗场。在欧洲列强殊死搏杀大西洋之际，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即高瞻远瞩地指出太平洋地区“将是至关重要的战略区”[8]；美国海军军官、著名的海权论的奠基人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亦敏锐地捕捉到太平洋地区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发展的新趋势。一战甫毕，他即大胆并准确地预言太平洋地区将成为新老帝国主义争夺海上霸权乃至下一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9]。西奥多·罗斯福和马汉的预言并非耸人听闻，20年后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太平洋大海战即在此进行。
太平洋地区在一战后的战略权重日益增长，新老帝国主义列强日益将霸权争夺战的焦点转至该地区。一战后，太平洋地区便如同煮沸的“坩埚”再难恢复往日的平静。为了争夺太平洋的海上霸权，美国建立了庞大的太平洋舰队，并于20世纪初多次远航至澳大利亚。一些澳大利亚官员和学者分析认为美国此举一方面旨在炫耀武力，威慑霸权竞争对手英国和日本；另一方面旨在熟悉航线，勘测地形、海况，为可能爆发的太平洋海战做准备。澳大利亚一些文献甚至认为美国大型舰队数次远航澳大利亚也是旨在为美国夺取澳大利亚做准备，因为美国政府和军方预测美国与英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不可避免，终有一决雌雄之日[10]。夺取澳大利亚即可斩断英国一条臂膀，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驱除英国势力确立霸主地位奠定基础[11]。澳大利亚的文献说明澳大利亚与美国在二战后形成的“密切”关系和不断强化的澳美同盟并非如澳大利亚和美国政府官员、军方和部分学者所言是基于共同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而更主要的是基于双方契合的霸权利益。
英帝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在一战后大幅度下降，已经无力在太平洋地区与新兴帝国主义强国日本和美国争夺霸权。面对日本和美国空前膨胀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日本在亚太地区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澳大利亚政府不得不寻求比英国更为可靠的安全保证，并寻机崛起为太平洋地区的“中等强国”。“忧心”与“野心”的混合需求促使澳大利亚殖民政府决定“两害相权取其轻”，寻求与美国而不是日本结为军事同盟。澳大利亚殖民政府的决定首先是由于相较美国，日本距离澳大利亚更近，在亚太地区的侵略和扩张的势头更猛，因而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和地区霸权的威胁更大。其次，澳大利亚殖民政府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与澳大利亚文化相近，都是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主导，美国政府可能会因为“同文同种”而对澳大利亚给予同情，帮助澳大利亚抵御来自“北方”的威胁。最后，澳大利亚殖民政府一向推行种族主义政策，视日本为“黄色侏儒”，因而视与日本结盟为“耻辱”。澳大利亚殖民政府认为与美国这个新兴的超级大国结盟可以借重美国不断上升的全球实力，构建澳大利亚在世界权力架构中的“中等强国”地位，提升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的霸权，实现称雄南太平洋和邻近的东南亚地区的野心[12]。
由此可见，澳美同盟并非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开始于1951年缔结的《澳新美同盟条约》。澳美同盟的思想和外交实践实际上发轫于澳大利亚立国之初，催化于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完胜，形成于1908年美国庞大舰队的访澳[13]，初步完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最终确定于冷战的爆发。20世纪初，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军事力量的强势崛起极大地削弱了老牌帝国主义英国的军事实力，也威胁了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和在南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利益。为了生存和地区霸权，澳大利亚历届政府开始了漫长的追求澳美同盟的建构历程。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为什么澳大利亚在地理位置上较美国的其他盟国更具有安全优势，却反而较美国的其他盟国更为重视和倚重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并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对美国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忠诚”和外交政策的“亦步亦趋”。
但是，美国对澳大利亚“积极主动”的结盟努力并不领情。这是因为美国在一战后和二战的间隙里始终忙于在拉美地区宣示“门罗主义”，巩固在“后院”地区的霸权。美国因而无暇，也无力顾及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澳大利亚。美国因此对澳大利亚的主动“示好”不予理睬，无意与澳大利亚结盟，以免徒招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忌恨[14]。但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出于与英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长远考虑，还是决定派遣庞大的舰队于1908年访问澳大利亚。此访目的主要有三点：一是向澳大利亚、日本和外强中干的清王朝炫耀美国海军力量的强大，恫吓日本快速侵略扩张的野心；二是考察澳大利亚海防要塞，测绘其重要港口海图。据澳大利亚资料透露，美国认为美英之间为争夺世界霸权或终有一战，夺取澳大利亚作为美国争霸太平洋的海上基地因而成为美国作战计划的一部分[15]；三是开展远航训练，锤炼美军在太平洋上的远洋作战能力。
3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证明西奥多·罗斯福的确具有帝国主义争霸战的长远目光，大战令美国不得不与澳大利亚联手应对日本的挑战，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因太平洋战争规模的空前宏大和残酷而迅速密切。澳大利亚也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机借美国之力消除了日本对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和地区霸权的威胁。但是，澳美战时同盟的建立并没有像澳大利亚政客和广大民众想象的那样充满“同文同种”的友爱和温情，而是充满了利益之争，美澳两国官员、士兵、媒体等方方面面也龃龉不断。二战后，美国出于利益考虑，并没有满足澳大利亚的愿望而将其划入美国安全防务圈，也无意与澳大利亚结盟，为其安全背书。但是，澳大利亚政界、军界和学界却在二战后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澳美同盟不仅有助于吓阻帝国主义列强对澳大利亚的觊觎，而且有助于澳大利亚跻身“中等强国”，并在亚太地区建立区域霸权的梦想[16]。朝鲜战争的爆发彻底改变了美国的亚洲安全政策，出于与苏联争霸和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需要，美国急于领导西方阵营共同与日本签订结束战争状态的“和约”，以便重新武装日本，并将其作为与苏联争夺霸权的太平洋“前进基地”。澳大利亚政府抓住这一有利契机，要挟美国先与自己结盟，否则“决不与日本缔结和约”[17]。
二战后，美国亚洲安全政策的重中之重是与苏联争霸，并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巩固自身在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和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使美国深刻认识到其在亚太地区需要“前进基地”和纵深更为广阔的战略后方。在此情形下，美国不得不改变对美澳结盟的态度。即使如此，美国也只是希望以一种较为“松散”的方式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结为军事同盟。1951年9月1日，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旧金山缔结《澳新美同盟条约》，三国同盟，暨澳美同盟遂告成立。在澳大利亚政府和军方的强烈要求下，由三国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部长组成的年度磋商会议，即“2+2”机制也随之建立。澳美同盟的建立不仅提升了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使之迅速跻身“中等强国”之列，而且在美国太平洋霸权体系的支撑下，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次霸权体系也得以建立和巩固。澳大利亚政界、军界和学界因此广泛认为澳美同盟帮助澳大利亚实现了“三维国家”利益，澳美同盟也因此成为二战后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始终难以撼动的“基石”。
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给美国造成了一定的人员和经济损失，但它却给其他帝国主义列强造成了更为惨重的损失：昔日海军列强——英国、德国和日本——不论胜败均无力再与美国争锋，因而不得不将太平洋的海上霸权拱手交给美国，从此丧失了与美国在这一辽阔海域争霸的能力，美国的全球霸权和太平洋霸权终于得以确立。为了巩固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并与苏联争夺太平洋霸权，美国于二战后在太平洋地区构建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纷繁复杂的同盟体系，并冠之以“旧金山体系”，或“轮辐体系”（hub-spoke system），从而将美国高抬至亚太地区权力架构的“金字塔尖”，并成为亚太地区捍卫美国持久霸权的难以撼动的坚实保障。在美国的“轮辐体系”中，澳美同盟与日美同盟被美国政府和军方誉为该体系中最为坚固的南北双“锚”，是美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印太地区推行霸权主义，护持美国主导的地区体系和秩序的最得力和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工具[18]。
澳大利亚之所以心甘情愿地为美国所驱使，成为其亚太地区军事安全网中的南“锚”即是基于对“三维国家利益”的追逐。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网及其支撑的亚太地区霸权体系和秩序为美国、澳大利亚及其他西方国家带来了丰厚的政治、经济和霸权利益。对于美国而言，这一既得利益不是普通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而是包括全球霸权，以及由此衍生的其他国家根本无法得到的权力、地位和垄断利益。在美国的全球和太平洋地区霸权体系下，澳大利亚在南太次地区的霸权体系和霸权地位也得到确立和巩固。澳大利亚因此收获了远远超过其国力的政治、经济利益和区域地位。这直接解释了为什么国内政治中权力的掌控者和国际政治中的霸权者均有垄断权力的偏好，而鲜有主动退出历史舞台者[19]。这一点不仅在激烈对抗的冷战时期表现得极为明显，在后冷战时期也同样鲜明。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及其在亚太地区的主要军事盟国澳大利亚尽管已经失去明显的霸权竞争对手，并且其亚太地区庞大的“轮辐体系”因对手缺失而目标迷离，维护成本殊巨，但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不仅决不放弃，反而数度强化这一军事体系。
尽管美国在同盟成立之初对澳大利亚究竟能否在美国的亚太安全与遏制战略中发挥实质性作用心存疑虑，但澳大利亚历届政府自同盟缔约之日起便“真心实意”地向美国证明澳大利亚对同盟的“忠心”和对美国全球和地区霸权的战略与安全价值。澳大利亚各界重视澳美同盟因为它关系到澳大利亚的“三维利益”，关乎澳大利亚的国运。因此，不论是在朝鲜战争，还是在越南战争，以及在这两场战争之间对东南亚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镇压，澳大利亚都表现出超乎美国所有其他盟国的积极性和对美国的坚定追随。即便是在缺乏道义和饱受诟病的越南战争期间，在与美国有着“特殊关系”的英国和同样是澳新美同盟之一的新西兰拒绝出兵参战的情形下，澳大利亚政府也“义无反顾”地追随美国出兵，并坚定地陪同美国打完整场战争，从此在美国心目中树立起“忠诚不贰”的铁杆盟友形象[20]。
澳大利亚政府和军方不仅在战争中表现出对澳美同盟的“忠诚”，也同样在冷战后期对抗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地区民众厌战、反战，争取世界和平的运动中表现出对美国的忠诚。美苏在亚太地区旷日持久的争霸和相互数十年如一日的核威胁与核讹诈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日夜悬挂在无意象美苏一样争夺世界霸权的澳新两国人民的头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两国人民再也无法忍受美苏两国核大战的讹诈，掀起了风起云涌的反战浪潮。1987年6月，新西兰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毅然决然地宣布禁止一切核武器以任何形式进入新西兰领土和领海，从而实质上拒绝了美国在新西兰部署核武器和载有核武器的美国军舰利用新西兰领土和领海发动核战争的特权[21]。在随后的美新外交与政治“攻防战”中，新西兰政府又进而宣布退出《澳新美同盟条约》，专心致力于推动南太平洋地区的无核化与地区和平运动。至此，三国同盟遂名存实亡，蜕变为澳美两国同盟[22]。
20世纪80年代后期，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南太平洋地区掀起了反对冷战和核战争的民众运动。尽管澳大利亚政府也面临了巨大的压力，但澳大利亚政府始终拒绝像新西兰政府一样坚决退出核战争和《澳新美同盟条约》。相反，澳大利亚政府一方面利用苏联在亚太地区咄咄逼人的扩张来恐吓和威胁民众支持政府与美国保持同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另一方面有意将民众的注意力转移至反对域外国家在南太平洋地区进行核试验的“和平运动”。为此，澳大利亚政府领导人多次刻意高调地在国际会议上呼吁核大国尊重南太平洋国家和人民建立南太平洋无核区的意愿，并有意将针对的矛头指向了法国，从而“避重就轻”，巧妙地转移了区域各国对澳美合作，并在本地区长期构建用于美苏全球争霸的战略性军事设施与核设施的关注[23]。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还多次出面做美国政府的工作，劝说其尊重南太平洋岛国的海洋主权与经济权，并与各岛国尽早签订渔业协议，以缓解南太平洋各国对美国在本地区掠夺渔业资源的不满。客观分析，澳大利亚政府的上述措施起到了转移本国和本地区民众注意力的效果，缓解了该地区民众对美国在南太平洋区域与苏联争霸和核竞赛的不满。澳大利亚政府之所以对澳新美同盟采取了与新西兰政府截然不同的态度，是与澳大利亚的区域实力和其构建南太平洋地区“中等强国”与区域霸权的百年“雄心”密不可分的。
澳美同盟在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面临着“敌手缺失”的尴尬局面，致使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亚太，特别是南太平洋地区许多国家和民众质疑澳美同盟继续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却继续对亚太地区军事同盟体系予以执着地固守。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战略固守并非盲动，而是其战略性预见的结果。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政策决策者们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预见性地判定随着亚太地区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超常规增长，全球经济力量板块和权力架构在21世纪初将出现重大嬗变[24]。亚太地区在21世纪将跃升为世界经济最为强劲的引擎，世界经济重心也将随之从大西洋不可阻挡地移向太平洋。因此，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和战略格局中的权重将不断增加，这是美国越来越重视亚太，并将其全球战略重心根本性西移的最重要原因。正是基于上述考虑，美国在后冷战时期不仅没有削弱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同盟体系，反而一再强化，甚至出现了较冷战期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反常现象。与美国的战略思想契合，澳大利亚也同样在后冷战时期不断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帮助美国巩固亚太地区霸权体系，从而巩固自身在南太次地区的霸权和利益。
尽管一些高瞻远瞩的西方政治家和经济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预言中国经济将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能够像澳大利亚基廷政府那样在1994年《国防白皮书》中准确预测中国将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是相当罕见。1996年接替基廷担任新一任总理的霍华德因此决然地背离前总理霍克和基廷“融入亚洲”的外交方略，做出“面向美国，背向亚洲”的重大外交政策逆转[25]。在霍华德看来，澳美同盟在后冷战时期仍然是澳大利亚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基石”，也是澳大利亚挟美自重，构建“中等强国”和地区霸权的“基石”，澳大利亚不可因对手的暂时“缺失”而放弃澳美同盟。鉴此，霍华德千方百计地强化与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同盟。后冷战时期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1996年的台海危机和2001年中美“撞机”等事件均被霍华德政府充分用作澳美同盟在后冷战时期仍然具有重要价值的证据[26]。
为了表现出对美国的“忠诚”，霍华德政府和澳大利亚军方不仅在言论上坚决支持美国在冷战后以“反恐”为名发动伊拉克战争和科索沃战争，而且积极出兵参战。即使是在台海危机等与澳大利亚关联不大的事件中，霍华德也主动派遣军舰至台海附近予美国以军事支持和政治效忠[27]。霍华德的一系列政策决定就是要利用一切机会向美国表示忠心，借以在冷战后继续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在亚太地区明显缺失“敌手”的情形下，霍华德政府大肆宣扬美澳应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在亚太地区构建“价值观”同盟，建立以西方“民主”和“人权”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区域政治生态和秩序。为此，霍华德不顾亚洲众多邻国的反对，执意提出“霍华德主义”，宣称澳大利亚要做维护美国在亚洲利益和价值观的副“警长”[28]。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亚太地区的学者认为霍华德主义表明，澳大利亚不仅要在亚太地区捍卫美国主导下的区域秩序和美国的利益，而且要不顾亚太地区的多元文化背景，扩大西方价值观[29]。霍华德主义的本质就是要在后冷战时期协助美国巩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和政治霸权，并构建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霸权。霍华德主义因此被亚洲邻国认为是专门针对亚洲的澳版“新干涉主义”，遭到了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的广泛抨击。香港《亚洲时报》批评说：“霍华德主义让澳承担了没有亚洲国家欢迎却广受诟病的义务。”[30]澳大利亚与美国军事同盟在冷战后逆世界潮流而空前强化引起了亚洲国家的不安，对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31]。
进入21世纪后，美国总统小布什基于巩固美国霸权的需要，提出美国政府和军方将奉行“先发制人”的策略，对美国自认为具有威胁性的国家发动军事打击。小布什政府这一极具侵略性和霸权性的政策引起世界各国的不安和不满。但是，霍华德政府又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做出响应，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全力支持美国的新策略。霍华德进而宣称澳大利亚也要对亚洲邻国采取类似的“先发制人”的策略，打击一切针对西方国家和西方利益的恐怖活动。即使遭到亚洲国家的广泛批评，霍华德也在所不惜[32]。在美国提议建立全球反导系统后，美国的西方盟国响应寥寥。澳大利亚再次第一个站出来，为美国的建议背书，表示愿意首先在澳大利亚国土上部署反导系统，以示对美国的支持与效忠。时任澳大利亚外长亚历山大斯·唐纳毫不掩饰地对美国媒体发表讲话，声称澳大利亚对反导系统的支持和率先部署就是为了向美国表示“忠心”，以“强化与华盛顿的军事同盟”[33]。
为了确保澳大利亚的安全免受中国崛起的“威胁”，护持地区霸权，澳大利亚政府在进入21世纪后不断引导和推动澳美同盟和日美同盟的合作与合流。霍华德政府于2001年初提议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应当针对亚太地区伴随中国崛起而来的新的地缘政治和力量架构发展趋势建立三方常态化安全磋商机制，并意图在印太地区促成美、澳、日、印四国军事和战略联动，遏制中国崛起可能对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与秩序，以及澳大利亚既得利益的挑战。为此，霍华德政府于2001年力推美、澳、日联席安全会议机制以构建亚太地区以美国为主体，澳、日为两翼的“一体两翼”的安全架构[34]。三方安全机制受到了美国总统小布什的高度赞扬，澳大利亚在美国主导的亚太霸权体系中的地位也因此被提升至仅次于美国的“副警长”层级。但是，三方安全机制遭到了包括澳大利亚学者在内的许多政治人士和学者的批评，认为它明确印证了小布什总统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35]，反映了“美澳意在将双边军事同盟扩充为以美国为首的多边安全框架，旨在首先，并主要防范中国”。澳大利亚学者还特别强调“某些国家有选择地纠集起来将另一些国家排挤出去的做法在政治上并不明智，这完全是冷战模式。一个合作与包容而不是排斥与遏制的多边架构显然是一个更好的选择”[36]。“三方安全机制”加剧了亚太地区“囚徒困境式”的军事竞赛，危害了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一机制发展至今日，已经呈现出从亚太区域延伸至印太区域，由美、澳、日三方扩大至美、澳、日和印度四方的态势，从而对亚太地区，乃至整个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之际，中国的和平发展加速，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些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敏锐地注意到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质变，不论中国是否坚持和平发展（海外广泛视中国的和平发展宣示为和平崛起方略），美国都将越来越不加掩饰地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37]。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许多西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也因此毫不讳言他们已经从美国的亚太政策中得出的推论，即美国在21世纪的战略目标就是“阻止一个有能力在全球，特别是在亚太地区挑战美国霸权的新兴国家的出现”[38]。不言而喻，这些学者们言下的“新兴国家”意即中国。美国对中国的遏制随即空前增大，澳美同盟也以空前的速度强化。美国先后提出旨在遏制中国的“转向亚太”（pivot to Asia）、“亚太再平衡”（Asia-Pacific rebalance）和“印太战略”，强调美国必须重新调整其在全球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资源的配置，以应对亚太地区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对美国在本地区，乃至全球构建的霸权主义体系和秩序的挑战。为此，美国一边将其60%的军事力量移驻亚太地区，一边迫使其亚太地区的军事盟国增加对军事力量的投入。美国及其盟国的这些遏制战略表明当下的美国仅凭一己之力已难于遏制中国的崛起，因此整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轮辐”同盟体系，借同盟之力和美国“四两拨千斤”的政治和外交“巧实力”来遏制中国便成为美国遏制战略的重点。“重返亚太”和“印太战略”之妙就在于美国可以凭借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网无须“伤筋动骨”地损耗自身实力，却可搅局中国周边，搞乱中国赖以发展的和平环境，从而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恢复美国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贸易规则重塑的主导权。
出于地区霸权和既得政治、经济利益考虑，霍华德之后的澳大利亚历届政府均对美国“重返亚太”和“印太战略”予以积极响应和支持。澳美同盟因而与日美同盟一道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同盟网中最重要、最稳定、最核心的南北双“锚”[39]，与美国太平洋战略要地夏威夷形成了牢牢掌控西太平洋地区美国霸权体系的“铁三角”[40]。但是，与美日同盟的成因和对日本“既利用又控制”的战略意图不同，澳大利亚自1900年立国以来出于“置身于亚洲丛林”边缘的安全需求和构建地区霸权的需求，一直主动寻求与美国这个新兴世界强国建立军事同盟，以保卫澳大利亚的领土安全、殖民利益，构建地区霸权。因此，在澳美同盟的建构过程中澳大利亚表现出明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不仅表现在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妖魔化渲染上，更表现在不断增加军费，新建、扩建美军驻澳和驻南太平洋地区基地等方面。
霍华德之后的陆克文（2007年12月—2010年6月及2013年6—9月）、吉拉德（2010年6月—2013年6月）、阿伯特（2013年9月—2015年9月）、特恩布尔（2015年9月—2018年8月）和现任总理莫里森（2018年8月—）均在其任期内强化澳美同盟。陆克文政府发布的《国防白皮书》在冷战后首次指认中国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威胁”，鼓动美国要对中国“强硬”，甚至建言：“西方要准备对华动武。”[41]吉拉德政府实质性回应奥巴马“重返亚太”战略，扩建了美军的军事基地以部署航空母舰、战略核潜艇和“全球鹰”战略侦察机，并首次成建制地驻扎美国海军陆战队，以联手控制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交通咽喉[42]。阿伯特政府则竭力促成美、澳、日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合流，并将这一态势拓展至印度洋区域。时任外长毕晓普坚称美国是澳大利亚“最伟大的军事盟友”，日本是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军事盟友”[43]。特恩布尔政府强调澳美同盟决不会随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重大变化而变化，并声称：“亚太地区比以往更富挑战，我们必须将国防开支增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2016年的《国防白皮书》对中国的国防现代化表示“不安”[44]，并宣布在2017年至2026年的十年间再增加400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用于从美国购买足以遏制本地区“潜在威胁”的战机和潜艇[45]。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评论说：政府铁心大幅度增加军费，即使损害宏观经济健康也在所不惜[46]。《国防白皮书》还强调澳大利亚必须建构“印度洋—太平洋”一体化的地缘新概念，配合美国军事控制“两洋锁钥”地区及两洋间的海上航线。2016年初，美、日、印宣布联合军演，澳大利亚表示期待加入，四国军事同盟在印太区域俨然成形。
特恩布尔之后，莫里森政府对推动美国及其盟国落实“印太战略”的军事和安全投入与部署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莫里森政府一再“忠告”美国政府不要在印太战略上“三心二意”，而应抓紧时间，从速落实印太战略。澳大利亚政府和军方一再重申澳美同盟是澳大利亚外交与国防政策的基石，澳大利亚将一如既往地成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前进基地”和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南锚”[47]。2018年，莫里森政府宣布与日本构建“准军事同盟”，并拨付特别款项与美军一道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马努斯岛构建大型军事基地，莫里森政府的一系列举动深刻表明其欲配合美国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发展的强烈欲望。
莫里森政府一方面积极深化、强化澳美同盟，另一方面努力推动澳美同盟和美日同盟在亚太和印太地区加速合流。在印太战略的建构中，人们不难发现美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澳大利亚则起到了积极引导和推动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美澳两国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基地的规模越来越大，作战目标越发具有兼顾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洋的特性。霍华德之后的几位总理均向美国保证，澳大利亚愿做美军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堡垒，并一再增拨军费扩建美军基地，以加强美澳在两洋地区的军事攻防能力。近年来，澳美两军在面向印度洋的西澳地区修建了能够驻泊美军大型核动力航母的海军基地；在北部临近太平洋和印度洋交汇处的达尔文市修建了专门用于在两洋地区进行大范围战略侦察的“全球鹰”基地和可供数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守的大型军事要塞；在东部毗邻太平洋群岛天然屏障地区修建了美军战略核潜艇基地。这些大型军事设施显然旨在增强美军在两大洋地区的战略打击和军事攻防能力，具有明显的军事战略意图。
其次，美、澳、日在亚太地区的联合军事演习越来越机制化，冷战时期都很少出现的逾万人的大型联合军演在今日的两洋地区却是频频出现。2015年7月，美澳两国在太平洋海域举行了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双方出动2万名士兵，100架战机和包括航母在内的数十艘舰只参演[48]。2016年4月，美、澳、日派出一万多名士兵在北太平洋区域举行大型联合军演。美国出动了太平洋舰队的主力，日本派出包括潜艇在内的强大的武装力量参演。2016年9月，美澳在两洋交汇处的达尔文海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为印太区域大规模的战争预做准备。2017年7月，美澳两军在太平洋区域举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双方共出动3.3万名士兵参演。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 哈里斯毫不避讳地声称这场演习史无前例的庞大规模就是要向潜在的敌人“传递一种信息”[49]。澳军指挥官则表示，澳军参与演习就是要向美国表明澳大利亚对美国的忠诚，以及与美国在本地区开展联合军事行动的决心[50]。这一系列的联合军事演习表明美、澳、日已在亚太地区形成军事“合流”的态势。
最后，尽管印太战略迟至2017年底才正式提出，但美、澳、日、印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的联合军演与军事联动早已呈现出印太合流之势。澳大利亚2016年《国防白皮书》强调澳必须建构“印度洋—太平洋”新的地缘概念，配合美国在两洋的军事部署，确保美国掌控联系两洋的海上航线[51]。2016年6月，美、日、印三国在印度洋区域举行第四次大规模的联合军演。据澳大利亚有关媒体报道，澳大利亚政府和军方希望加入三国在印度洋地区的联合军演[52]。2016年9月，美澳两军在两洋交汇处的达尔文海域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明确表示演习的目的旨在为印度洋—太平洋区域发生大规模的战争预做准备。印度虽未正式参加此次军演，却派出了军事观察员。2018年，美、日、印首次把以往在印度洋地区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搬”到太平洋中部地带，旨在向中国发出“意义深刻的信号”。由于担心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印度暂时拒绝了澳大利亚参与军演的要求。
上述若干方面清楚地表明印太战略是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三国政府和军方基于西方霸权主义理论和美国霸权主义全球体系与权力架构的实践精心擘画和积极推动的结果。三国在中国快速崛起的语境下对以军事实力维系美国治下的霸权体系与秩序，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既得利益表现出高度的战略默契。印太战略深刻揭示了不论是美国的建制派势力，抑或“民粹主义”力量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国家复兴均难以跳出遏制与对抗的冷战思维的窠臼。冷战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包括经济和军事力量在内的“硬、软”力量快速增长。而全球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的“硬”力量却相对下落，“软”力量也因经济发展失速、财富分配失衡，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失德”而蒙诟受损。
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深刻认识到仅凭一己之力难以遏制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印太战略”因此在特朗普时代“起死回生”。不论是“重返亚太”，抑或“印太战略”，其重点均是整合与扩大美国在太平洋与印度洋地区的同盟体系，借同盟之力和美国“四两拨千斤”的政治与外交“巧实力”，来遏制中国的发展。这两个战略的精髓均在于美国无须“伤筋动骨”地过多损耗自身实力，却可搅乱中国赖以发展的大周边的和平环境，巩固美国的全球霸权体系和在印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的主导地位。由于美、澳、日三国均是亚太地区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与秩序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因而表现出共同维护这一霸权体系与秩序的强烈意愿。这是澳美同盟和美日同盟在后冷战时期呈现出强化与深化，以及日趋紧密协作，甚至是军事合流态势的地缘政治基础。
综上所述，澳大利亚在后冷战时期不仅坚定地奉行追随美国的外交策略，而且不断配合和推动美澳和美日军事同盟在亚太地区的合流，并向印度洋地区扩展。澳大利亚之所以对美国如此“忠诚”，是因为澳美同盟确实为其带来了西方国际政治学所谓的“高端政治（国家安全）与低端政治（经济福利）利益”的双丰收。首先，澳美同盟在二战后逐步发展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的“轮辐军事同盟体系”的“双轴”之一和美国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体系与秩序的“南锚”。澳美同盟为澳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安全保障。它不仅成功地抵御了当年日本的入侵，而且吓阻了澳大利亚臆想中亚洲邻国对其领土的觊觎，为这个生活在“亚洲丛林中”的白人国家提供了现实与心理的安全保障。其次，凭借澳美同盟，澳大利亚和美国成功地于冷战期间阻止了苏联势力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渗透和扩张，维护了澳大利亚主导的次地区霸权体系和秩序。再次，澳美同盟为澳大利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福祉。二战后，大量美资和先进技术助力澳大利亚经济发展，为其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奠定了基础。最后，澳美同盟也令美放心大胆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扶持澳大利亚，助其实现成为亚太地区“强国”和南太平洋地区霸权的百年“澳洲梦”。
客观分析，澳大利亚的“三维利益”在澳美同盟缔结前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实现。1951年，《澳新美同盟条约》的缔结完成了澳美同盟框架的建构。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两国以基于地缘利益契合的同盟实践不断拓展澳美同盟的内涵与外延，使之最终“蝶化”为美国全球同盟体系中最具韧性、最有活力和最具价值的双边同盟之一。历经演变和发展的澳美同盟业已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不论澳美两国的政治领导人如何更迭，基于地缘战略和政治、经济利益考虑基础之上的同盟关系得以持续性地巩固和发展，其广度与深度在双边、多边和全球层面上不断拓展；二是在后冷战时期，澳美两国政界、军界和学界高度默契，联手促成同盟质变，使其不再囿于既定的安全领域和亚太地域，而是突破性地扩展到维护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制度和价值观之上的“自由（霸权）”体系与秩序；三是澳美两国在同盟框架内的互动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不再是同盟的绝对领导者，澳大利亚也不再是同盟机械的从动者，而是日益成为同盟议题设置与发展导向的积极建构者[53]。凭借澳美同盟，澳大利亚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三维利益”，成为美国最“忠诚”“最可信任”的盟友，并被美国“钦封”为维护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印太地区利益与价值观的“副警长”[54]。凭借澳美同盟和澳美“特殊关系”，澳大利亚自二战后如愿以偿地令美国担负起自己的安全义务，实现了跻身“中等强国”的梦想，并获得了丰厚的地缘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
通过梳理冷战后美澳在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和澳美同盟的发展脉络，人们不难发现美澳在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体系和澳美同盟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亡。相反，它们在后冷战时期得到了较美苏争霸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强化。澳美同盟不仅在合作的紧密程度和合作质量上均较冷战时期有了更大的提升，而且它还被澳美两国赋予了更大的战略任务和战略目标。这种改变促进了同日美同盟实行更为紧密的战略合作，以共同维护美国在亚太区域，乃至整个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体系和权力架构，吓阻任何新兴大国旨在对该体系的挑战、权力分享与变革。由于美、日、澳三国均是亚太地区美国霸权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和最大受惠者，因此，三方均表现出共同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霸权体系的强烈意愿，这是美日同盟和澳美同盟在后冷战时期出现军事和安保合作日趋紧密，甚至合流态势的地缘政治基础。
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和澳大利亚在南太次地区的霸权在冷战后持续强化的“反常”现象有着深刻的国际地缘政治和基于结构现实主义的对霸权追逐的根源。它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对霸权的追逐和护持不能简单地以某个霸权竞争对手的消亡与强弱为判断的依据，而应将之放到国际政治的广阔视域中加以考虑。西方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者汉斯·摩根索对国际政治的本质进行过深刻的研究，他强调指出，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在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对权力的贪婪追逐[55]。正是出于和苏联争夺全球霸权的目的，美国才在冷战开启后迅速在全球各地建立起军事同盟网。澳大利亚也是出于在南太平洋地区建构霸权和巩固殖民主义掠夺成果的目的才急切地与美国结为军事同盟。因此，军事同盟并不是帝国主义列强追逐的最终结果，它只是帝国主义列强争夺霸权的重要工具。欧洲工业革命完成后，新兴工业强国先后崛起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强国，军事同盟便成为它们争夺全球和地区霸权的重要范式。美国在二战后全球霸权的建立和巩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遍布全球的军事同盟网络。美国前国务卿、著名的政治人物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大棋局：美国霸权和地缘战略关键》中直言不讳地强调美国遍布全球的军事同盟网维护了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令美国的竞争对手难以撼动[56]。
基于既得利益和应对亚太地区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美澳两国在冷战后不断强化军事同盟，实现了美澳、美日两大同盟的军事联动，并进而将之扩展至印度洋地区，以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霸权体系和澳大利亚在南太次地区的霸权。正是出于对安全的“担心”和对地区霸权追逐的“雄心”，澳大利亚才自联邦成立以来竭力试图与美国建立牢不可破的军事同盟，以抵御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威胁，并借力超级大国美国构建其在世界权力架构中的“中等强国”的地位，最终实现称雄南太平洋地区和亚太区域的“雄心”[57]。也正是基于这“两心”，澳大利亚才较其他西方国家更为重视和倚重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并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一场不落地积极参与由美国发动的每一场战争，对美国表现出其他西方国家难以企及的“忠诚”和政治、军事、外交政策上的“亦步亦趋”[58]。
澳大利亚主动寻求与全球体系中的超级大国结盟，以获取政治、经济利益和安全庇护，既是澳在弱肉强食的西方国际政治游戏中的无奈之举，却又不乏深刻理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强权政治的政治智慧。澳大利亚通过与新兴超级大国美国的结盟，成功地跻身“地区强国”的行列，不仅在太平洋地区推行自己的“门罗主义”[59]，而且成为亚太和南太平洋地区维护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与秩序的“副警长”[60]。因此，澳大利亚在巩固和强化澳美同盟、显示对美国效忠、充当美国政治与军事马前卒等方面有着极强的内生性。维护美国在亚太区域的霸权体系，延长美国治下的区域和平与稳定，就是维护包括澳在内的美国亚太地区军事盟友的既得政治、经济利益和在区域权力体系中的既得地位。澳美同盟不仅为澳大利亚带来了安全利益，同时也为其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
2009年，中国跃升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这对生活在“亚洲丛林边缘”的澳大利亚具有非同寻常的意味，澳大利亚国内各界因此持续辩论究竟中美谁在经济领域对澳更为重要。出乎许多中国专家学者的意料，澳各方经过比对中美两国对澳经济生活的影响指数，普遍倾向于认为美在现阶段仍然是澳“最重要的经济伙伴”（而中国仅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据澳大利亚外交与外贸部统计，截至2018年，美对澳投资存量高达8900多亿澳元，是中国投资存量的十多倍[61]，这意味着美国资本已经深入到澳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美国投资人实际上是澳许多大型矿山和企业的最大股东，对澳经济稳定与发展，以及普通民众的就业影响殊巨。例如，澳最大的本土品牌汽车霍顿（HOLDON）的投资人实为美商。该车在澳历史悠久，并且仅在阿德莱德一地就雇用了数千名当地工人。因此，当该汽车厂宣布破产关闭时，在全澳引起极大震动。正是由于美资对澳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澳外长毕晓普才在国会和对媒体讲话时，一再提醒议员和选民美国才是澳“唯一最重要的经济伙伴”，是澳对外关系的基石[62]。在政治上，澳美同盟帮助澳大利亚实现了数代政治领导人梦寐以求的“中等强国”之梦，成为美国“钦封”的在亚太地区维护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副警长”。
在军事领域，澳大利亚与英国一道成为仅有的两个能够直接参与美国战争决策的西方盟国[63]。如此厚重的既得利益和权力地位远远超越了澳大利亚凭借自身的体量和综合国力所能获得的份额[64]，这使得澳大利亚政界、军界和学界较为一致地认为任何新兴大国对美国主导的全球霸权体系和亚太区域秩序的挑战都将损害其既得利益和权力地位，从而驱使其在亚太和印太地区积极、主动地维护美国的区域霸权与秩序。澳大利亚在追随美国，并协助维护美国在亚太和印太地区霸权体系上也有着极强的外生性，这就是来自美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压力。不论这种压力以何种形式出现，其后果均为澳大利亚无法承受之重。由于澳大利亚立国以来一直奉行与全球体系中的超级大国结盟的策略，以获取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因此，任何澳大利亚政治领导人都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这一政策取向。这是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和民族思维定式所共同决定，很难因政府领导人的更迭，及其个人好恶而改变。
澳美同盟虽然给澳大利亚带来丰厚的利益，但澳大利亚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生命和财产代价。澳美同盟缔结后，澳大利亚不得不追随美国参加了所有由美国发动的战争[65]。澳坚持奉行超级大国的“铁杆”追随者的战略，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言完全是基于澳美文化、历史和价值观的相似性，而更多的是基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的考虑。澳大利亚的忠心获得了美国的高度肯定，被美誉为“最忠诚可靠的盟友”，澳既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收获了高额的利益回报。但是，从澳英同盟到澳美同盟“与时俱进”的演变，也同样印证了英国首相丘吉尔对同盟国间关系的断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永恒的只有利益。”因此，利益所向，亦即澳忠心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