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

（一）秦陇南道研究述评

丝绸之路东段南道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姚玄华在《西北交通史之研究》一文中，考述张骞、李广利、陈汤、宋云、法显、玄奘等人赴西域的路线时，涉及东段南道。[12]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台湾、大陆掀起了一股研究和考察丝绸之路的热潮，学界就丝绸之路线路走向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并且存在着较大分歧。经过艰辛的考察与文献研究，鲜肖威认为丝绸之路从汉至唐有两三条，不同时期有主次之分，长安至河西走廊有北、中、南三条线：北线是从西安至武威的捷径，沿泾河西北过陇山、固原、海原，在靖远县北渡黄河，经景泰抵武威；中线是从长安出发至临洮后，北经阿干河谷到兰州，再沿庄浪河谷过乌鞘岭至武威；南线从长安出发沿渭河而上至宝鸡东，再溯千河西北行，过陇县，越陇山，度陇关，经甘肃秦安、通渭、陇西至渭源，在渭源越鸟鼠山至临洮，渡洮河后复向西至临夏，再沿大夏河北上，在永靖炳灵寺附近渡过黄河，西北向经青海民和、乐都至西宁，再往西北过大通河，越祁连山，过扁都口至张掖。[13]吴礽骧认为汉唐丝绸之路东段只有南北两条线，对鲜肖威所谓的中线提出质疑。他认为，隋唐以来，由于枹罕、乐都以西被吐蕃所陷，同时，由于祁连山扁都口一带山势险峻，气候多变，行旅困难，因而南线临夏—扁都口—张掖线逐渐被临洮—辛店—阿干镇—河口—永登—乌鞘岭—古浪线代替，鲜肖威所谓的“中线”只不过是南线的一条支道而已。[14]齐陈骏与鲜肖威持相同的观点，他考察了丝路兰州至乌鲁木齐段后，撰文认为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从东向西进入河西走廊有南、北、中三条路可走：北路经平凉、固原、景泰至武威；南道经陇西、渭源、临洮、西宁入扁都口至张掖；中道由南道演化而来，即至临洮后，转北经兰州、永登，翻越乌鞘岭至河西。秦、汉、魏晋时期，行人多从南北二道入河西，中道似乎在中唐以后才成为中西交通主要干线。[15]杨建新则认为丝路东段陇西段共有五条通道：第一条是由长安出发，到咸阳，沿渭河过宝鸡县，再沿千水过陇县，沿陇山东麓北上，越过六盘山，再从靖远地区渡过黄河到达武威；第二条是由长安出发到咸阳，沿渭河过宝鸡县，再沿千水过陇县，然后西行，从大震关或陇关越陇山，向西北经略阳（秦安北）、平襄古城（通渭西）至金城（兰州西固地区），由现在的兰州过黄河至河西；第三条是由长安出发至陇县，过陇关，经天水、临洮至临夏，渡黄河到青海西宁，然后过大斗拔谷（今扁都口）到河西；第四条是从灵武渡黄河到达河西走廊；第五条从长安出发，向西北经咸阳、醴泉、永寿（今永寿西北）、邠州（今邠县）、长武、泾川、平凉，过萧关口，向西到六盘山，经隆德、静宁、会宁到安定（今定西），由安定西北到达金县（今榆中）、兰州，由兰州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16]

20世纪80年代，大陆学者对丝绸之路路线走向的研究具有开拓性，但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忽视了丝绸之路的孕育、形成与演变过程，因而没有把丝绸之路的线路走向及变化放在特定的时间框架内加以考察，误以为以上提出的多条线路是同时并行的，或具有相同的地位；二是忽视沿线所经研究，只是简单地确定几个点，然后把这些点连成线，至于点与点之间的地面状况，没有过多的考虑，因而，用这种方法复原出的丝绸之路的线路走向仅仅是几何折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线路。

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术界有关丝绸之路的研究以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最具有代表性。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卷2《河陇碛西区》中对唐代长安通姑臧南北两道驿程进行了详尽的考述。

（1）长安通姑臧南道。自长安都亭驿西出开远门，于中渭桥渡过渭水，据桥置临皋驿，为西行第一驿。又西经望贤宫、咸阳县（置有陶化驿）、温泉驿、始平县（郭下置槐里驿）、马嵬驿、望苑驿、武功县、扶风县、龙尾驿、岐山县（置石猪驿）、横水（驿？）至岐州、凤翔府（治雍县）。凤翔府为西京重镇，府南有驿道通汉中和剑南，府西有驿道通秦州、凉州至安西。凤翔府又西经汧阳（今千阳县），西循汧水河谷而上至陇州治所汧源县（今陇县）。又西经安戎关、大震关（后称故关），又西五十里至小陇山分水岭，有分水驿。又西经弓门川（今樊家河）、清水县（今清水县西北），西南至秦州治所上邽县（治今天水市），馆驿甚宏壮。秦州向西略循渭水而上经伏羌县（今甘谷县）、洛门川、渭州治所襄武县、渭源县（置渭源镇），西北至临州（临洮军治所狄道县，今临洮）。由此北行，略沿洮水河谷而下，经长城堡，越沃干岭，折入阿干河谷，而至兰州治所五泉县（一名金城县），置有临河驿。又北渡河西出金城关，正北微西略循逆水河谷（今庄浪河）而上，行二百二十里至广武县（今永登南），又约二百里至昌松县（今古浪西），又西北越洪池岭（今乌鞘岭），凡一百二十里至凉州治所姑臧县（今武威）。

（2）长安通姑臧北道。由长安西北行亦经临皋驿、咸阳县驿，又经醴泉县（置醴泉驿）至奉天驿（今乾县东）。由奉天北出，过漠谷、逾梁山，经永寿县、麻亭驿、邠州治所新平县，又西北循泾水河谷上行，经藁邱堡、宜禄县（今长武县），折而西行经长武城、泾州治所安定县、连云堡、阴盘县至平凉县（旧治阳音川）。又西北行经胡谷堡入弹筝峡，经瓦亭故关向西南逾陇山关即六盘山，西北行经汉萧关故地至原州治所高平县（今固原县）。由原州西北行，经石门关、河池至黄河东岸的会州治所会宁县（今陡城堡），再略沿黄河东岸西北行一百八十里至会宁关，为开元中十三关之一。由会宁关渡河而西至乌兰关（为乌兰县治），此为西域大道之重要关津，元和中建乌兰桥于河上，李益诗有“乌兰戍”，均疑此处。渡河后由乌兰县又西二十里至新泉军，统兵7000人，为边防大军之一，盖为镇护关津而设。新泉又西北四百里亦至凉州治所姑臧县（今武威）。北道较南道路程缩短二百里，但平凉以西段较险峻。南道虽迂，但较平坦，且沿途较富庶。故唐人行旅似取南道者为多。文士西行取北道可考者仅颜真卿一人。[17]

与同时期大陆学者研究相比，严耕望先生的研究十分重视沿线所经，不过严先生主要依据文献资料，未经过实地调查，所用地图为民国旧本，难免出现疏漏和错误。

20世纪90年代，大陆学界继续关注丝路线路走向。如陈守忠认为汉唐时期从长安西去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由长安向西经扶风、岐山、凤翔，沿汧水经汧阳、陇县（古汧源县），西度陇口，过陇关或大震关，经清水、天水社棠镇，南渡渭河，顺渭河经甘谷、武山、陇西至渭源，由渭源翻越鸟鼠山至临洮，再由此渡过洮水至临夏回族自治州（古枹罕），渡黄河入湟中。由大震关度陇后，还可向西经陇城（今秦安陇城）、略阳（今秦安东北）、平襄（今通渭）、襄武古城（今陇西）至狄道（今临洮），是西汉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开辟的丝绸之路的捷径。另一条是由长安出发西北经礼泉、乾县、永寿、彬县、长武，过长武塬（称浅水塬），沿泾河河谷经泾川、平凉、泾源，折而北上至宁夏的固原，由固原西北经石门关口（今寺沟口石窟所在地），至红羊房，过海原县的西安州、王团、兴仁堡，入甘肃靖远界，在靖远县境内由东南向西北至王家滩附近渡过黄河至景泰、武威。[18]杨希义、唐莉芸考证了唐代丝路东段上的驿馆。[19]张天恩认为丝绸之路至陇县后，有一条西北经火烧寨、新集川至华亭县南，翻越陇山至张川的道路，[20]关于这段道路，王学礼通过实地考察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走向。[21]20世纪90年代大陆学者的研究已经开始重视考古文献、实地调查和沿线所经，但尚未重视居延汉简甲渠候官和悬泉汉简《传置道里薄》的内容，有关汉代长安通姑臧南北两道的线路复原多少带有主观臆测的成分。

21世纪初，在继续关注丝路东段南道甘肃段线路走向的同时，丝绸之路形成与演变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新焦点。在秦陇南道整体线路走向方面，有刘军刚的《秦、西汉时期关中通往陇西郡交通线路考析》。[22]陇山段交通方面，张国藩、赵建平考察了秦陇南道恭门—秦家塬—固关段（秦家塬）、固关—汉复坪—马鹿段（陇关道）和长宁驿—菜子河—咸宜关段（咸宜关道）的路线、里程及沿线所经。[23]刘满利用历史文献，研究了东西穿越陇山的陇坻道、瓦亭道、鸡头道和番须道，以及陇山东麓南北走向的回中道的交通路线及相关地名。[24]李并成先生考证了秦陇南道临洮至民和间路线的具体走向。[25]关于丝绸之路演变方面，袁黎明系统论述了唐代早、中、晚期丝绸之路的变化。[26]杨蕤、王润虎考述了五代以来陆上丝绸之路的几点变化，认为唐末五代秦州路并未因吐蕃进逼而完全失效。[27]杨作山考述了北宋时期中西交流的变化，重点研究了秦州路的开辟及其重大意义。[28]苏海洋系统考述了丝绸之路秦陇南道的形成、发展与演变的整个过程，认为丝绸之路秦陇南道形成于春秋时期，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获得初步发展。西汉时期在原有西行道路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经张川、秦安、静宁、通渭、定西、榆中至兰州，渡黄河通青海或河西的官道，称为秦陇南道东段北线。东汉以后，随着行政中心南移、沿线人口减少和自然环境的恶化以及畜牧经济的发展，北线逐渐衰落，而经清水、天水、甘谷、陇西、渭源、临洮、临夏入青海的南线秦州路逐渐成为西行主干道。至唐代、北宋，秦陇南道甘肃东段南线使用更加繁荣。但由于受区域政治形势的影响，唐代秦陇南道东段北线与南线个别路段走向发生了改变。北宋以后，秦陇南道秦州路趋于衰落，逐渐被由关中西入平凉，翻越六盘山至隆德、静宁、会宁，再翻越华家岭，经定西至兰州的新线路取代。[29]

（二）青海段研究述评

丝绸之路青海段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1932年任乃强首先注意到四川与青海间存在着某种较为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30]1935年沙畹撰写的《宋云行纪笺注》对宋云一行路线做了详细考订。[31]1936年岚瑞徵以诸本高僧传所载中西僧侣经行资料为线索，提出六朝时期的西域僧侣曾经取道西域而往成都和江南；[32]1937年清水泰次以四川与西域之间存在粮饷供应关系为题，提出明代与西域之间原有相当成熟的交通；[33]同年日本学者松田寿男以吐谷浑往南朝遣使为题，揭示了南朝与吐谷浑、南朝与西域、南朝与柔然间密切的政治和经济联系。[34]同年，黄文弼对丝绸之路青海道进行了系统、翔实的考订。[35]

20世纪40年代，学界继续关注青海道。在研究方法上除进一步挖掘文献资料外，还将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相结合，同时试图利用地理调查资料解决中西交通问题。靳玄生、黄文弼、岑仲免、吴景敖和倪锴等学者先后撰文论及青海道，其中以吴景敖1948年出版的《西陲史地研究》影响最大。吴景敖在西北、西南数年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在南北朝及其前后一段时间里，西域和江南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通道。该道由汉中出发西南至昭化，后沿白龙江西北行，经叠州、洮州至务隆河流域，西向经三道抵达青海西部，后经柴达木盆地南北及当金山口至西域。[36]吴景敖的研究奠定了青海道南段和北段沿线所经的基本框架。1948年，裴文中根据甘肃及青海湟水流域考古发掘所得，认为由祁连山南麓，沿湟水而西至青海湖，再经柴达木盆地而至南疆，是史前时期中西交通的一条重要通道。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对青海段的研究走向深入。这一阶段共发表近30篇相关论文，其中以夏鼐、唐长孺、严耕望的研究较为重要。1958年，夏鼐以赵生琛报道青海西宁发现波斯银币为题，撰文认为，在河西走廊丝道之南，原有一条丝绸之路，它东起西宁、西抵新疆，主要兴盛于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初，其地位并不逊色于河西走廊丝道。[37]同年，冯汉镛对夏鼐论断做了补充研究。[38]这时，学界还未注意到青海道东段走向。受吴景敖影响，严耕望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研究川甘青间区域交通线、沿途所经和启用时间，重要成果汇集于1979年出版的《唐代交通图考》卷2《河陇碛西区》中。值得一提的是唐代青海道东段走向问题在《唐代交通图考》中有详细考述。以新疆鄯善土峪沟相继发现的两件佛经残页，以及德国新近发现的两件关于中西交通的文书卷子为基本资料，唐长孺相继发表了数篇有关西域与南朝交往的文章，认为四川成都与西域间原有一条与吐谷浑关系密切的交通孔道，该道主要经行的是佛教僧侣，其次为西域各国前往南朝的使团。[39]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逐步揭开了青海道的神秘面纱。80年代，吴礽骧、[40]张德祖、[41]初师宾、[42]周伟洲、[43]前田正明、[44]王叔凯、[45]王宗维、[46]赵荣、[47]王育民[48]等对青海境内通向青海境外的交通道路的走向进行了讨论。周伟洲认为，青海道柴达木分道大约形成于秦汉以前，南北朝时期进入鼎盛，唐代开始衰落，北宋一度复苏。该道起点是凉州，中途经青海，西端终于西域，因其主要在青海省内展开，因此称为青海道。王育民认为，东晋、南北朝时期，丝路往来或由青海北出祁连山隘口至张掖，与河西干道连接，或西出柴达木至鄯善，与西域南道接通，青海道基本上取代了河西干道成为丝路的主道。

20世纪90年代，吴焯[49]等继续探讨青海道。吴焯在《青海道述考》一文中认为，原始时期，甘肃农业文化自东向西进入湟水流域，大致构成了后来青海道东段的走向；先秦时期，羌人由河湟西迁，穿越柴达木盆地，越阿尔金山，抵昆仑山麓，再向西越过葱岭，在逐水草而迁徙的过程中踏出青海道的西段，同时，羌人南下至蜀，踏出青海道的南段。吴焯接着从历史文献记载角度，依次考述了两汉、蜀汉、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至宋时期青海道各段的演变和发展状况。

纵观以上研究，绝大部分忽视沿线所经和实地考古调查，因此，青海道的具体走向一直如雾中看花，没有露出真实面目。1994年5月，陈良伟撰写了题为《“丝绸之路”河南道考古调查与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50]将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资料相贯通、重视沿线所经研究和实地考古调查，对丝绸之路河南道的开辟、走向、运营和衰落进行了全面、具体和系统论述，揭开了青海道神秘的面纱。该项研究代表了当时丝绸之路青海道研究的最高成就。但陈良伟主要从东晋、南北朝时期河南道在沟通西域与南朝的角度出发，着力论述青海道南段、北段和西段交通，而对东段、西南段走向以及青海道在沟通西域与北朝、西域与北宋交通等问题上没有涉及或涉及不多。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青海道的研究不多。与传统认为的隋唐时期青海道已走向衰落的观点不同，2005年，魏霍在《粟特人与青海道》一文中认为隋唐时期青海道依然繁荣。[51]2007年，李宗俊以《唐代河西走廊南通吐蕃道考》为题，考述了唐代河西走廊向南穿越祁连山通吐蕃的道路，包括玉门军道、三水镇道、张掖守捉道、洪源谷道和白山戍道。[52]2008年，张德祖在《古玉石之路与丝绸之路青海道》一文中，将以湟水流域的西宁为中心，东通关陇、北越祁连、南入河南蒙古自治州、西抵青海湖的道路称为湟中道；将沿青海湖南北西行，横贯柴达木盆地进入南疆的道路称为羌中道；将沟通雍梁二州，即甘青与汉中、四川等地的道路称为河南道或氐羌道。[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