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时间里，“世界3”理论、社会认识论及认知结构理论等先后提出和发展。虽然这些理论基于迥异的逻辑起点并旨在解释不同的社会现象，但却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社会的“认知结构”。
将社会类比于个体，并对其认知发展的过程、原理与本质进行揭示，是美国图书馆情报学家杰西·谢拉（Jesse H.Shara）毕生努力的方向，而提出社会认识论堪称谢拉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论贡献。谢拉的著述中，频繁而热切地呼唤图书馆职业[1]从社会认识论的角度理解自己的使命与原理。将社会认识论作为图书馆情报学的理论基础，以谢拉为肇始，但也同样以谢拉为归宿。社会认识论提出之后，图书馆情报学并没有沿着谢拉期盼的方向，基于社会认识论的视角，从一个统一而自洽的理论基点出发，构建一个兼具理论完备性和实践指导性的学科体系。社会认识论提出以来，在图书馆情报学领域内应者寥寥。虽然图书馆情报学领域也曾产生一些以“交流”等名义展开的学说，但这些学说既缺乏与社会认识论之间的直接理论关联，又缺乏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跟进，更没有在职业实践中得到实质性的应用，其生命力之短暂，确乎是昙花一现。
谢拉之后，对图书馆职业影响最重大的事件，就是整个社会开始走向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的转型。对于这样一个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而言，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由于与信息技术之间的关联如此紧密，以至于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常常使图书馆职业处于被“颠覆”的幻象之中。毋庸讳言，最近二三十年来方兴未艾的专业教育机构更名、学科体系异化、研究领域泛化等现象都表明，由于学理基础薄弱、职业环境巨变、专业自我消解、友邻学科分裂等种种因素的叠加，传统的图书馆学科已然到了“危急存亡之秋”。在此背景下，探求永续变化环境中图书馆职业不变的理论根基，就变得非常紧迫。
应用性学科得以存在的重要前提，是这个学科所依附的职业尚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而一个职业之所以有必要存在，通常是由于这个职业对应着并能够满足社会的某种需求。从这个角度看，解读社会对于图书馆职业的需求，进而对这种需求背后的理论质素与原理展开解析，不失为图书馆情报学理论建构的一条基本路径。在这条路径上，谢拉以社会认识论的名义，为图书馆情报学的基础理论建设指出了一个有价值的思考方向：如果社会确实像个体一样，通过不断获取知识而得以发展的话，图书馆职业的本质属性，是否正是在于其凭借对知识信息的物化形态——记录资源的收集、整序与提供利用而满足社会认知发展需求，并最终促进社会认识高级化？
本书写作的初衷，并不是要构建一个有别于社会认识论的理论体系，恰恰相反，这是一本旨在将社会认识论与世界3和认知结构等理论融会于一体的著作。终其一生，谢拉致力于将图书馆情报学的理论基础置于社会认识论之上，但却对社会认识获得发展的内在机理和资源基础几乎没有进行过深入解析。与谢拉同时代的英国图书馆情报学家布鲁克斯（Bertram Claude Brookes）曾指出，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不能不引起图书馆学者、情报学者的注意，这是因为它是第一次从纯粹实用的观点以外的角度，为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专业活动提供了理论根据。[2]如果沿着布鲁克斯的逻辑展开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社会认识论与世界3理论在记录资源与用户互动的各层面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关联。事实上，布鲁克斯对于图书馆情报学的重要贡献在于，他系统地从认知地图的角度对知识组织的原理和本质给予了解释。通过布鲁克斯的努力，不仅使世界3理论进入了图书馆情报学基础理论建构的视野，而且也为知识组织等图书馆职业的具体业务活动找到了理论根基。
在前期关于信息贫困问题的研究中，本书作者发现，在当今社会中人群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信息贫富分化层级。当跳出“信息”的桎梏，从人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差异化分布的人群时，一个以“群体间认知不均衡”为特征的层级化社会结构跃然而出。如前文所述，图书馆职业要想避免被颠覆的命运，归根到底需要把自己的职业行为切实植根于社会需求之中。群体性认知差异现象的存在表明，社会认识的发展，需要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保障体系与理论支撑。由于图书馆职业所拥有的，恰恰是促进认知发展所必需的记录资源，而记录资源体系所代表，正是反映人类认识成果的“客观的知识世界”，为此，图书馆职业对记录资源的整序与提供利用不仅与社会认知发展实践存在明显关联，更与世界3理论和认知结构理论紧密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将图书馆体系解读为一种促进社会认识高级化的制度安排，能够比较充分地回答图书馆职业适应了什么样社会需求的问题。
将图书馆职业定位为一种保障社会认识高级化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图书馆情报学理论的建设者在永续变化的信息社会中保持定力。理论工作者的坚守，或许将不仅是保障图书馆学科发展的最后一道屏障，也很可能会是图书馆职业所有从业者最后的精神归依。
本书的内容，大致可分为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两个部分。其中，前四章聚焦于建构一个社会认识层级性理论框架，后四章则围绕这一框架从不同侧面展开经验研究。由于写作本书的目的主要是融贯社会认识论与世界3、认知结构等理论，以期为图书馆情报学的理论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因此，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实证研究，本书所涉猎的内容事实上都充满着探索性。为此，笔者留出了很大空间，期盼着能聆听到来自图书馆情报学领域内外专家、同行及各位读者的批评与建议。
周文杰
2020年4月2日
[2][英] 布鲁克斯（Bertram Claude Brookes）:《情报学的基础（一）》，王崇德、邓亚桥、刘继刚等译，《情报科学》198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