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风东渐”下的时代背景
第一节 都市崛起与近代上海室内设计
一 城市发展的积极作用
上海历史悠久，早在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今马桥、青浦一带就已经出现了良渚文明。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曾先后是吴、越、楚国的属地。唐天宝年间，由于这一地区农业、渔业、盐业有了一定规模，港口优势初现，朝廷在这一区域设立华亭县（公元751年，今松江区一带），这是上海境内独立建制的开始。其中，又以县治下“负海枕江、襟湖带浦”的青龙镇（今青浦区境内）最具盛名，为这一地区的主要良港。宋朝末年，吴淞江（古称松江、松陵江等，即今之苏州河）潮淤水涸，青龙镇的港口地位渐衰。此时，上海浦（当时吴淞江的一段支流，今外滩以东至十六铺附近）地区港口贸易日渐繁荣，大有取代青龙镇之势。于是，朝廷在上海浦西岸一带正式设立上海镇[1]，这是“上海”首次以地名出现。元初，上海镇除了农、渔、盐业生产外，植棉与棉纺手工业有所发展，进而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兴盛，具有划时代意义。到了至元十四年（1277），朝廷在上海镇设立“市舶司”，管理中外商船和货物的赋税，成为当时全国七大市舶司之一，是时“番商云集、经贸日荣”。同年，华亭县升格为松江府。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上海镇的经济地位蒸蒸日上，“实为华亭东北一巨镇也”[2]。至元二十九年（1292），朝廷批准松江知府设县的奏请，上海升镇为县，隶属于松江府，这是上海城建的开始。
明初，由于吴淞江沙淤严重，导致江南地区连年水患，影响了这一地区的生产生活。永乐元年（1403），户部尚书夏元吉奉命治理吴淞江淤塞、通航不畅的问题。他集思广益，最终决定疏浚范家浜（今陆家嘴以北、复兴岛以南的黄浦江段），实现吴淞江与黄浦江的合流入海。此举有效地减轻了洪水灾害，且增强了黄浦江通航能力，史称“江浦合流”。自此，黄浦江的泄洪通航能力替代了吴淞江，大大改善了上海的航运条件，“襟江带海”的天然良港优势尽显，国内外港口贸易日益兴盛。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设县虽早，但一直没有城池可据，到了嘉靖三十二年（1553），为抵御倭寇侵犯，方开始修筑城墙。城墙周围9里（约4500米）、高2.4丈（约7米），设有城门6处、水门3处[3]，城外挖有城壕。上海城墙是“嵌入”式建造的，是先有“城”后有“墙”，以县衙、儒塾等官方建筑为中心（并不包括当时城东沿江一带繁华的商业区），呈不规则椭圆形，城内道路依水网划分，相对自由，并非像其他封建城市建设，以四方规矩为准。由此我们也能从侧面看出封建时期上海礼教思想和变通观念并存的社会心理。（图1-1）
图1-1 清同治年间上海县城图
明清时期，棉花已经成为上海地区的主要农作物。历史文献中曾这样记载：“（松江地区）种棉者多而种稻者少，每年口食，全赖客商贩运，……种棉费力少而获利多。”[4]这也反映出历史上上海地区繁荣的商品贸易和强烈的商业意识。到了清朝初年，为防止叛乱，朝廷一度实行闭关政策，“禁海令”一段时期内严重影响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但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封闭政策并未改变上海与内地的贸易关系和商业地位。1684年，康熙帝决定废止海禁，开海贸易，并在上海等地设立江海关。随着南北洋沿岸贸易日渐兴盛，上海的经济状况得以进一步发展，“襟江带海”的优势促使上海航运业空前繁荣，这也成为后来西方列强选择以此地作为重要通商口岸的考量因素。雍正八年（1730），为巡查苏州、松江两府盗案而设的分巡苏松道从苏州移驻上海，设署于上海县城，兼理海关，并于次年加兵备衔。到了乾隆元年（1736），太仓直隶州并入苏松道管辖，始称分巡苏松太兵备道，也称上海道，由道员坐镇地方。此后，到了乾隆十八年（1753），道员逐渐成为专职于地方，介乎省、府间的高级长官。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清廷告败，于1842年被迫签订《南京条约》，条约第二款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宁波、厦门、上海五处通商口岸，并允许英侨及其家眷前去居住、经商。1843年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到达上海，宣告上海作为通商口岸正式对外开放，随后与上海道台商定在城外北侧沿江地带设立租界区，自此上海步入近代化进程。
192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上海特别市”（1930年7月改称上海市），直属于南京政府，行政区域有所扩大，拥有市乡共30个，占地面积494.69平方公里[5]。（图1-2）上海特别市成立后，政府积极推行“大上海计划”，希望借此带动上海的全面发展。但好景不长，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同年11月，上海沦陷。战争给城市带来了严重破坏，这一时期（又称“孤岛时期”）上海的城市建设几乎陷于停顿。直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掀开了上海历史新篇章。
图1-2 近代上海行政范围示意图
简要回顾上海历史，我们不难发现，19世纪中叶以前，上海虽已成为“江海通津、东南都会”，但还是一个传统的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基本依托农业、手工业和港口贸易，其发展模式可以概括为“以港兴商，以商兴市”。开埠后，上海的港口贸易发生历时性转变。例如1870年，上海承担中国对外贸易总值的63%[6]。到了19世纪80年代，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的“货物成交”和“款项调拨”总额中占有80%比重[7]。上海逐步取代广州成为我国最大的外贸口岸，这使得上海与西方的联系更为紧密。
外贸繁荣带动了上海近代金融业发展。自1847年英商丽如银行首登上海后，随之包括英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等国在内的数十家银行在上海设立总行或分行，其中日后的汇丰银行成为20世纪初上海最大外资银行。与此同时，华商资本银行也在飞速发展，截至1936年，上海共有银行122家，其中华资银行占到了86家。[8]上海俨然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
在商贸引领、金融先行的基础上，上海近代工业迅速崛起。早在开埠之初已有外商设立船舶修理厂，这是上海近代工业的起始。随着城市经济稳定发展，加上欧战爆发，给上海民族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的更加繁荣带来了契机。至20世纪30年代初，就全国大规模工业生产而论，上海就占有其中的半数以上[9]，成为迅速崛起的中国工业中心，对推动近代上海各项事业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随着商贸、金融、工业的发展，上海的城市经济职能发生了极大变化：从商品贸易转向资本运作，经济引领使近代上海的城市生活和物质消费也丰富起来，带动了文化繁荣，一时间商贾文人集聚于此，可谓“四方汇聚、八面来风”。
此外，随着城市发展和人口不断增长，房地产业随之兴起，进一步促进了上海近代建筑业走向繁荣，加之经济、文化的腾飞，这些为推动近代上海室内设计发展提供了必要基础。
二 租界的影响
在上海近代历史进程中，租界作为不平等条约的衍生物，它的开辟、发展、繁荣，直到消亡记述着上海的城市历史变革，可谓是传播西方物质文明的“展览馆”，对近代上海社会生活起着深刻的示范作用。
租界设立与自治
1843年11月，英国人依照《南京条约》到上海开埠。翌年，美、法两国通过不平等条约，窃得五口岸通商特权。1845年，经中英双方议定，上海道台宫慕久与英国领事巴富尔共同颁布《上海土地章程》[10]。章程内容明确了租界大体范围、租地办法，准许西人修造简单的市政设施，确立“华洋分居”的原则等，成为上海租界的法律依据。整体来看，此次章程的最显著特点是确定华人为“土地之主人”，即中国对于土地之主权。[11]1853年，英、法、美三国领事借口“小刀会之乱，华官无力保护租界”，成立武装组织（即万国商团），随后又单方面通过了第二次《土地章程》（1854），仅以“既成事实”通知中国官府。第二次《土地章程》最大的特点是默许华人在租界内“架凭房屋”，形成了“华洋杂居”的局面。这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来国人可以更加直接地接触到西方文明，西方文化也因此得以对华人社会产生更为深广的影响；二来“华洋杂居”导致租界人口陡增，这也是促进近代上海房地产业发展的最直接动因。此外，依据第二次《土地章程》，英、法、美三方成立工部局（The Municipal Council），设立巡捕房，行使行政、保卫职能。自此，上海租界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彻底改变了封建专制体系下的政治制度，开创了西侨统治租界市政的自治局面，为近代上海推行西方城市管理制度创造了条件。
租界扩充
1845年，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商定土地章程时，确定租界范围为东至黄浦江，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西至界路（今河南中路），北至李家庄（今北京东路附近），共830亩。1848年，英国领事阿礼国（R. Alcock）借“青浦教案”胁迫上海道台将租界扩充至北以苏州河为界，西以周泾浜（今西藏中路）为界，面积增为2820亩，并明确为“英租界”。
美国租界是逐渐成长起来的，起初美国人在英租界中生活，但由于“悬旗事件”迫使美侨到虹口一带寄居。1863年，美国领事西华德（Seward）与上海道台商定美租界范围：自护界河起，沿苏州河至黄浦江，过杨树浦三里之地，画一条直线，共计7865亩（1893年正式立界时统计）。同年，美租界与英租界合并。1895年，工部局致函领事团要求扩充租界范围，1899年，北京公使团批准英美租界的扩充，面积增至32110亩，同年，英美租界正式更名为“上海国际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of Shanghai）。
1863年，法租界放弃与英美租界联合，独自成立“法租界工部局”（后译名为“公董局”）管理租界事宜。1849年法租界初立时，面积约为986亩。之后，租界当局通过越界筑路和外交要挟等手段，历经三次扩充，直至1914年，公董局实际管控的区域已达15150亩。至日军攻占上海时，上海实则有两大租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图1-3）
图1-3 上海租界扩充范围图
租界建设
租界确立后，为巩固这个统治基地，殖民者推行西方城市建设和管理理念。随着租界扩张，其行政机构和规章制度由简至繁、由少至多。租界内，道路、通信、公用事业、公共交通等一系列现代市政设施开始创建并逐步改善。此外，出于对城市交通、公共卫生和防火安全的考虑，租界当局十分重视房屋建筑管理，逐步完善建筑规章制度。其中，审查设计图纸，监管营造活动，以及对中式、西式建筑制定的相关规则和消防要求等现代化的城市管理理念，对租界有序建设、科学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保障了近代上海城市建筑的科学发展，也是推动近代上海室内设计发展的积极因素。
租界的建设管理大体是欧美城市建设制度的移植或衍变。随着租界发展，一个道路宽阔、洋楼林立、环境舒适的新区在上海老城厢北部兴起。（图1-4）时人有过这样的描述：“连云楼阁压江头，缥缈仙居接上游。十里洋泾开眼界，恍疑身作泰西游。”[12]租界面貌的日益完善，也带动了华界的近代化步伐。从1905年到1914年，上海地方士绅开展了颇有声势的地方自治运动，其实质就是效仿租界，努力推动华界地区的市政近代化进程。[13]
图1-4 近代上海租界面貌的演变
注：左上1870年代的南京路，左下1900年代的南京路，右1930年代的南京路。
租界生活
开埠后，外侨把西式生活带到了上海，为上海市民展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例如，西人有过礼拜日的习惯，即六天一休息，除了工作以外，举行派对、办舞会、看展览、体育比赛、赛马等这些西方休闲生活方式逐渐在租界兴起，并很快建造一批由总会、俱乐部、剧院、公园、运动场等构成的公共建筑。外侨的生活方式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上海华人：西餐逐渐被人们接受，跑马成为最具影响的博彩活动，跳舞和派对勾勒出夜上海的主要画面……
进入20世纪，商业发展促使总会、舞厅、电影院等各种文娱建筑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人们对西式生活早已司空见惯，西方文化也慢慢深入人心。此时的上海，市政设施日趋完备、城市景象洋楼林立、都市生活多姿多彩，不仅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也成为不折不扣的“东方巴黎”。
租界文化
近代上海，华人和西人都认为自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各自为政，最终形成了“一市三治”的畸形格局。这不仅在管理上形成缝隙，导致“五方杂处、中外混聚”的社会结构，也为不同文明共存、交融提供了从容的文化空间。西人经营租界自然是为了经济利益，可一定程度上也丰富着上海的文化内涵，推动了上海的现代化进程。例如，租界里洋楼林立，西洋器物随处可见，无异于一处西方文明的“展览馆”，使得到这里游观的华人耳目一新、眼界大开。又如，两租界通过越界筑路的方式分别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这种做法显然缺乏统一，但却形成了异彩纷呈的城市风貌，有利于不同建筑文化的相互融合。
设立租界实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屈辱。但客观来讲，它的存在也的确推动着近代上海的迅速崛起。甚至可以说近代上海的城市发展进程主要体现在租界的发展历程上。西方文明是通过租界传播开的，形形色色的建筑、灯红酒绿的生活、“华洋杂居”的现实，使得国人有机会目睹西方近现代物质文明的最新成果，逐渐改变着自身固有的文化心态，也预示着西方建筑文化即将通过租界对上海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 人口增长与房地产业发展
人口增长
人是城市的主体，是城市文明的缔造者，人口汇聚是城市发展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同时，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也是促进城市繁荣的直接动因。从开埠到新中国成立，短短百余年间，上海人口总量从50多万逐步增至500多万，增长近10倍，这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中绝无仅有，即便是在世界范围内亦属罕见。人口激增（包括外侨）为上海快速崛起提供了巨大动力，使近代上海由一个海边县城迅速成长为一座国际大都市。
近代上海人口猛增主要是外迁移民增多，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海租界长期保持着稳定态势。清末民初，中国时局动荡，战事连连。由于租界区为西人掌控，相对稳定，于是每逢战乱，大量华人便涌向租界避难，使得租界人口大幅陡增。这是近代上海人口增长的一大特征。
开埠初期，租界的人口为500人左右，占上海总人数尚不足1%。[14]1853年小刀会起义，为躲避战火，县城内的华人纷纷涌入租界，这时，租界人口已经达到了2万多人。与此同时，太平军已定都南京（1853年3月），与清军在江南展开拉锯战。江、浙、皖一带大批官僚地主、豪绅富商以及广大民众为躲避战祸，纷纷涌向上海，进入租界避难谋生。当时所有人都把上海视为“避难城”，把租界看成“安全界”。[15]截至1865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租界人口总数增至近15万，占上海总人数的21.5%。辛亥革命后，1915年，租界已有83万余人，达到上海人口总数的四成以上。1937年日军侵华时期，租界人口猛增至近170万，1942年太平洋战争时期，上海租界人数暴涨至近250万，占上海总人数超过62%。（图1-5）
图1-5 近代上海人口统计
注：1943年，汪伪政府形式上收回租界主权，结束了上海租界的百年历史。
表面上看，租界人口的几次大规模增长都与当时的战乱相关，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躲避战事的难民。但在更深层面，这也反映出租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因为没有经济支撑，租界也很难应对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膨胀。近代上海的经济职能从商贸中心逐渐转化为工业中心、金融中心，这无不与城市人口陡增有关：一则，躲避战事的华人中不乏江浙一带的富商巨贾，他们携带的财富成为推动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本来源；二来，大量难民涌入为市场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支援了上海工业发展；再有，人口增长也意味着税收增加和消费增加，这些都是促进近代上海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此外，“移民社会”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人们脱离了原来的大部分社会关系，重组成新的社会网络，这为人们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转变提供了更为自由的心理空间。而这些反映在社会文化层面，则意味着中国传统宗族关系和传统文化的约束力逐渐弱化，这也是近代上海室内设计文化发展得以摆脱传统束缚的必然前提。
此外，就近代上海外侨总人数来说，从开埠初期的26人增长到抗日战争前的7万余人。尤其是步入20世纪后，外侨人口的增长速率逐年增高，且女侨数量总是保持接近外侨总人口数的1/3，反映出这一时期上海的外侨社会快速、稳定的发展态势，也预示着西方文化的影响在逐步增大。（图1-6）
图1-6 1843—1936年上海外侨人数
房地产业的发展
开埠初期，外商之间土地永租权买卖可谓近代上海地产市场发展的嚆矢。“华洋杂居”合法化和人口猛增使得上海的住房需求不断扩大，为房地产业的最终形成创造了市场条件。而丰厚稳定的利润，吸引了大批西人投机商的目光，为推动上海房地产业发展注入了动力。太平天国运动末期（19世纪60年代初），外商（也包括部分华商、买办）对房地产投资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16]，大量资金转向不动产投资，促使上海房地产业首次爆发。这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殖民者为进一步经济剥削，巧取豪夺，极力扩张租界的地域范围；另一方面，外商引入一整套西方房地产业经营模式，推动上海的房地产业走向兴旺发达。短短几十年时间，上海房地产业便积聚巨额资本，成为租界的支柱产业。20世纪20年代，租界每年的房捐地税占财政收入一半以上，最高时达到了75.2%[17]，而就全国范围来看，截至1936年，外商在上海的房地产投资占全国投资总数的76.8%[18]。上海绝对引领了旧中国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业的腾达为市政建设提供了充裕的财力保证，加快了近代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同时，房地产业发展最先受益的就是建筑业。因为流向不动产投资的大量资金中，相当一部分用于购买建筑材料，营造新建筑。从20世纪20—30年代上海营造厂数量骤增不难想象这一时期上海建筑业的繁荣景象。（图1-7）
图1-7 上海近代营造厂发展简图
频繁的地产交易，导致土地区域性功能分化，形成了明显的土地级差效应。基于商业发展和对超额利润的投机心理，即便是在地价高昂地段，为获取更大经济效益，业主也会对土地进行再开发，要求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不断提高建筑的功能性和形式感以满足商业社会的竞争需求，这在侧面推动着建筑技术、建筑设计的发展。例如1926年，沙逊集团决定投资5602813两在上海地价最高地段南京东路与外滩交叉口，兴建当时最为时尚豪华的沙逊大厦。这种情况下，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一换再换，建筑形式更加受到社会关注，推动着近代上海建筑设计的快速发展。而对于普通住宅来说，实用、美观、省钱成为地产商投资不动产的准则，这又促使了新建筑类型——石库门建筑这一最具上海地方特色的里弄住宅的产生和发展。
在繁荣的房地产业带动下，中外建筑师大显身手，建筑设计不断推陈出新，室内设计行业也初见端倪，加之移民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念开始发生转变，这些均构成了推动近代上海室内设计发展的积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