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总结与分析
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力地推动了秦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也为西汉文帝、景帝和武帝时期以及东汉前期的社会繁荣创造了条件，即这些时期几位统治者施行的一些开明的政策措施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又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给神学目的论和谶纬迷信说以有力的打击，也给两汉时期思想斗争的开展以直接的刺激。因此说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我国古代各学科体系在这时大多已形成，许多生产技术趋于成熟，这些都为后世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方向，搭成了骨架。[20]
一 秦汉科技文献三大作者群体的特点
通过对秦汉科技文献官方、民间、宗教三大作者群体的组成、知识积累和他们作品的创作过程与流传方式进行总结分析，得到不同群体各个方面的特征。
（一）秦汉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特点
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科技起步的阶段，封建时期正是官文化盛行的时期，因此诞生于官文化中的官科技必然成为秦汉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从群体组成上看，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地域分布是有非常明显特点的，最开始这些作者往往集中在帝国的首都，或者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无论是学术氛围还是研究学习条件都要优于其他地区，但是随着统治者开始向南拓边、郡国学校和私学的创办，文化发展的脚步渐渐踏向江南地区，于是江淮流域也出现了部分科技作者。
这一时期，科技作者的学科分布中，农学与天文历算占了半壁江山，由此可见出于科技起步阶段的文献作者，他们的研究还是致力于传统的农学，农业生产作为基础产业，它不仅最接近百姓的生活，同时也最接近统治者的管理。另一学科天文历算，自古就是我国古代的强势学科，在汉代仍然保持世界前列的位置。新兴学科数学、物理、地理、技术工程（水利工程）也在渐渐发展。所以这一时期官方科技文献较多的仍来自以实用为主的传统学科，而学术性较强的物理和数学则在萌芽状态中。
在官职结构中，从事科技工作的官员大都属于中央机构，地方官员较少。
第二，从知识积累上看，大部分官方作者来自官宦世家，他们的数量远远多于其他出身的作者，主要是因为这部分作者从小受到较好的家庭教育，在浓浓的学术氛围下生长，还能接触到一般百姓不能查阅的图书，这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来自科技世家的王景与官宦家庭出身的作者一样，从小能受到更好的教育。总之，官方科技文献作者在家庭出身与教育背景方面比起民间与宗教作者有着先天的优势。
官方作者的仕途比较复杂，有的职位从低慢慢升高，有的承袭家门而后来却衰落，但是他们都曾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做出成就。
第三，从作品创作过程与流传方式上看，官方作者的写作目的大多是与本职工作有关的，这种关系有的是直接相关，有的是间接相关，而有的作者是奉命编写史书，那么编写史书就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因此在当时的文献创作都是与职业经历有关的，出于个人爱好原因的只占了少部分。
在作品形式上，大多以科技著作为主，工具书为辅。可以明显看出的是，在当时工具书的使用者是统治阶级。
科技文献的流传方面，很多这一时期的文献的最初版本都难以查考，很多文献仅仅是在后代的著作中有所著录，而经过几代人的考补注释才流传到今天。我们猜测主要原因是在东汉造纸术发明之前，文献的载体大多为竹简或者是布帛，这种载体一方面不方便携带，难以广泛传播，另一方面，保存极其不便，后期维护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秦汉时期的文献大多在当时就已佚失。
（二）秦汉民间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特点
民间与宗教作者群体作为秦汉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只占了小部分，但它们创造出的价值却是巨大的，所以他们的存在也是尤为重要的。
第一，从群体组成上看，民间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的分布是比较零散的，他们中有的来自传统的发达地区，也有来自新兴发展的地区，比如江淮地区和四川地区，与官方作者的地域分布相同，他们也受益于教育制度的完善与文化发展的向南转移。
民间作者的学科分布不像官方作者那样集中，主要原因是爱好自由，他们没有工作的限制，因此可以对自己喜好的学科进行钻研。
第二，从知识积累上看，民间作者中同样有来自官宦世家的，而平民家庭出生的只有一人，所以即使是来自民间，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得到好的教育，这对他们的知识积累有很大帮助。另外民间作者的学术爱好比较自由，他们能够拜师学艺，比如张仲景就曾拜张伯祖为师，潜心钻研医术。
民间作者的职业经历各不相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才能都得到了充分发挥，或受召于朝廷进行创作，或学以致用，救死扶伤，即使是仕途落拓的王充，最终也写成了“百科全书”般的《论衡》，以此抨击传统迷信。
第三，从作品创作过程与流传方式上看，民间作者的写作目的与官方作者大致相同，有的受召于朝廷，有的则是在自己爱好的领域进行创作。
作品形式上也分为科技著作和工具书，而工具书的创作目的是作者被朝廷征召，发挥他在天文历算方面的才能而对历法进行改制的，此处确定了我们之前的猜测，在当时工具书的使用者是统治阶级，工具书是一种维护统治的工具。
作品流传情况与官方文献一样，大部分为后代的考补版本。
二 秦汉科技文献三大作者群体的比较分析
上文中，我们单独对官方、民间、宗教三大作者群体进行了分析与特点总结，在这里，我们将对三大作者群体进行对比分析。
（一）秦汉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组成的比较分析
通过对秦汉科技文献三大作者群体的群体组成进行比较分析，能够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就地域分布而言，官方作者主要集中在当时的都城以及较发达的城市，民间作者比较分散，有的处在南方，而南方在当时还没有发展起来，相对来说不那么发达，江南地区真正开发展起来的原因是统治者向南拓边开发，并完善教育制度。
第二，就学科分布而言，当时的作者都停留在传统优势的学科上面比如农学与天文学，而研究型的学科，如数学、物理学则少有人进行研究，主要是因为秦汉是中国古代科技的起步时期，在继承之前科技文化的情况下，发展新的科学技术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是缓慢的。
（二）秦汉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知识积累的比较分析
前文对三大作者群体的知识积累进行了单独的分析，科技作者知识积累的比较主要从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家庭背景方面，不论是官方作者群体还是民间与宗教作者群体，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自官宦世家，另外少部分来自平民家庭，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秦汉时期，民间作者之所以能够创作出传世的科技文献，与其家庭背景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官宦世家的背景，让他们能够得到普通百姓得不到的资源，接受普通百姓不能享受的教育，在知识积累方面他们就已经领先于普通百姓了。
第二，教育背景方面，官方作者从小在良好的学术氛围下生长，接触到的人或事都比民间作者的层次高，而民间作者虽然学习条件不如官方作者那么稳定，但是由于出身官宦世家的家庭背景，他们仍然能够进行知识的积累。而纯民间与宗教作者只能靠自身的努力与兴趣培养来进行知识积累。
第三，职业经历方面是比较复杂的，官方作者大多在朝廷做官，也有部分作者来自民间，受召入京进行科研工作。民间与宗教作者有的虽然出身官宦世家但是厌恶做官，于是以爱好为业，有的想踏上仕途，却怀才不遇，还有的为求安逸而隐居进行创作。由此可见，尽管在当时他们的职位并没有确切的权力，但是他们能够在自己的职位上发挥自己的专长，为科技的发展做出贡献。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秦汉时期的科技作者虽然分为官方、民间与宗教三大方面，但是结合他们的家庭背景，我们就能很轻易地看出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与宗教作者，他们大都来自官宦世家，在当时官文化的熏陶下，官科技还是占了主流，真正的民间与宗教科技也仅仅是刚刚起步。
（三）秦汉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创作过程与作品流传方式的比较分析
秦汉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创作过程与作品流传方式的比较，主要从写作目的、资料来源、作品形式及流传方式单方面进行。
第一，写作目的方面，从前文的统计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官方作者、民间与宗教作者写作目的不尽相同，大都是与工作有关的，这一部分作者占了很大的比重，而以个人爱好为写作目的的只占了小部分。
第二，资料来源，官方作者的资料来源大部分是参阅官私藏书与个人经验的总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较为严谨的官方科技文献，而民间与宗教作者群体，他们的经验则更多偏向于个人游学经历与工作经验的总结。
图2—6 秦汉科技文献作品形式分布图
第三，作品形式方面，由图2—6可以看出，不论哪一种类型的科技文献，民间与宗教作者的数量都少于官方作者的数量，这部分原因与作者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前文已经分析，在此不再赘述。而专门性的科技著作数量要高于综合性的科技著作和工具书，主要是因为综合性的科技文献需要掌握大量的知识，参考大量的书籍，这对于一般百姓或者天资不高的官员来说比较困难，仅有少数的作者能够写就这种大型的综合类科技文献，而一般的作者都是在自己擅长的学科里进行科技研究，所以专门性的科技文献比较多，工具书包括制定标准与档案汇编，与官方文化密不可分，它们的使用者多为官僚。
第四，作品流传方式方面，无论是官方科技文献还是民间与宗教科技文献，秦汉时期形成的科技文献，最初版本都难以考证，比较多的是后世作品中对它们的著录，或者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补与校订而流传到现在。
三 秦汉社会的特殊性对科技发展的影响
总结历史的特殊性，特别是科技发展的特殊性对当代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影响有着深远的意义，作为社会组成的一部分，社会政治与科技可以说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通过对社会政治与科技发展特点的分析，便能看出科技文献作者进行创作受到哪些条件的影响。
（一）秦汉社会政治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影响
秦汉时期历史横跨了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之间的440多年，这期间的社会政治在每一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对科技的发展和科技文献作者的写作会有不同的影响。
第一，秦统一六国之后。始皇废分封，建立郡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国家的统一。但是农民阶级在当时受到秦朝政府的严厉压迫和残酷剥削，生产力和物力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加之严厉的思想统治以及焚书坑儒对文化的严重破坏，致使民不聊生，随后秦朝便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很快灭亡。社会动乱与文化破坏行为，使这一时期鲜有科技文献的出现。
第二，汉承秦制，汉文帝、景帝时期出现封建“治世”的初步兴盛景象。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现象余韵绕梁，这都给社会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文景之治”时期张苍校正了《九章算术》。接着进入“汉武盛世”，在加强封建统治的同时，武帝向南拓边，带动了南方的科技发展，推进了经济与文化的传播，同时武帝重视农业生产和水利灌溉，通过兴修各级学校来完善教育制度，这期间有司马迁这样的大文学家出现。再到后来的“昭宣中兴”，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轻徭薄赋，与民休息”[21]的政策为科技的发展与生产提供了安定的社会条件，诞生了刘歆和氾胜之这样的农学作者。
第三，王莽夹缝时期与东汉的科技高潮。王莽严厉的封建统治，直接导致了农民起义的浪潮。新建立的东汉政权对封建的生产关系做了调整，减轻徭役赋税等政策的颁布，为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于是涌现出了张衡、崔寔、班固等一大批科技文献作者。这是秦汉科技发展的第二次高潮。
总之，科学技术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性，有一个积累、提高和总结、飞跃的过程。东汉前期科学技术出现的一系列进步是在西汉以来长期积累、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如浑天说的完善、天文仪器及天文学其他方面的进步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造纸术的改善也有一个摸索的过程等等。东汉以后，统治阶级日趋腐败，社会危机四伏，生产下降，但在医学上却出现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这样的巨著，除战乱与疫病蔓延的直接刺激外，主要同医药学知识的长期积累有密切关系。同样，天文学亦趋活跃，长期天文观测资料的积累当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二）秦汉科技发展的特殊性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影响
秦汉时期，我国科技在不同领域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保持传统优势学科研究的同时，在其他学科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第一，农业科学技术。秦汉时期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农耕用具的改善与种植技术的改良，大大提高了我国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水平。崔寔的《四民月令》和氾胜之的《氾胜之书》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农学科技文献。
第二，先进的天文历算方法。由于当时历法不能适应农业生产的特点，于是历法改革势在必行。从历法改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对天文学非常重视，尤其是民间出现了落下闳这样优秀的天文学家。这一学科的科技文献主要是天文历法如落下闳的《太初历》、刘歆的《三统历》、刘洪的《乾象历》，也诞生了著名的天文学家张衡。
第三，数学体系的形成。《九章算术》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数学体系，至于《九章算术》的作者无法查考，但是它并非一时一人之作，秦汉时期，丞相张苍对其进行过校正。
第四，高水平的地图测绘技术。战国时期我国的地图测绘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一时期班固创作出《汉书·地理志》，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地学科技文献，其他的地理学作品还有王逸的《广陵郡图经》，为方志。
第五，医药体系的充实和提高。统一之后的国家，增强了地域间的交流，也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使一些原本只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中草药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张仲景根据其多年的行医经历与经验总结汇集成了《伤寒杂病论》。
第六，造纸术的出现。造纸术是秦汉时期重要的科技成果，对后来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古代的科技文献曾经以金石、甲骨、简牍、布帛等材质为载体，这些材质的共同特点就是笨重，不易于携带，因此以这些材质为载体的知识无法得到很好的传播，另一方面，这些载体的保存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很多文献早已佚失。东汉蔡伦造纸术的发明，大大加快了知识传播的速度，以纸张为载体的科技文献便于保存，这都在无形中加快了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三）秦汉中外科技文化交流
秦汉时期中外贸易交流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在睦邻友好的同时，也大大增强了中外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
第一，发达的海陆交通，使人们能够探索新的未知世界，丰富了当时人们的地理知识，同时也促进了人员往来，文化交流更加迅速。如张骞的出使西域，促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科技的交流。“丝绸之路”更是将我国优质的物质文明带到了西方世界。
第二，我国的铁器和农业生产技术传入越南，大大提高了越南的农业生产水平。此外，井渠法也传入大宛，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与此同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奇物种、农产品、生活用品也渐渐传入我国。
第三，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各国人民取长补短，创造了融汇中外特色的新物品。如在楼兰，曾发现汉代织有中国和希腊混合风格图案的毛织品；和阗出土的一种铜钱，一面铸有“汉文廿四铢”字样，另一面铸着马的图像和佉卢文字；日本曾利用中国的铜器熔铸具有日本民族风格的器物等等。
综上所述，中外人员往来频繁，文化交流顺畅，不同文化的交融与物产的相互碰撞，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也大大提升了精神文明的层面。开放的交流，为科学技术的传播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将我国先进的科技曙光洒向全世界，同时外国科技的传入也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科技文明的宝库。
[1] 班固：《汉书·元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7页。
[2] 慕容浩：《秦汉时期科技发展的国际影响与当代启示》，《科学管理研究》2014年第3期。
[3] 司马迁：《史记·平淮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37页。
[4] 唐赞功等撰：《中华文明史·第3卷·秦汉》，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49页。
[5] 乐浪（前108—313年），是汉武帝于公元前108年平定卫氏朝鲜后在今朝鲜半岛设置的汉四郡之一。
[6] 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27页。
[7] 班固：《汉书·循吏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25—3626页。
[8] 司马迁：《史记·张丞相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82页。
[9] 万丽华、蓝旭译注：《孟子·滕文公上》，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5页。
[10] 范晔：《后汉书·循吏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59页。
[11] 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36页。
[12] 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36页。
[13] 范晔：《后汉书·循吏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62页。
[14] 范晔：《后汉书·崔骃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32页。
[15] 范晔：《后汉书·王充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29页。
[16] “举孝廉”是汉代发现和培养官吏预备人选的一种方法，它规定每二十万户中每年要推举孝廉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职，被举之学子，除博学多才外，更须孝顺父母，行为清廉，故称为孝廉。
[17]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
[18] 中国方志大辞典编辑委员会：《中国方志大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3页。
[19] 陈桥驿：《中国都城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0页。
[20] 董粉和：《中国秦汉科技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180页。
[21] 班固：《汉书·昭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