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秦汉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创作过程与作品流传方式

我们要研究秦汉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必须对他们的相关作品进行研究，主要从写作目的、资料来源、作品形式和内容，及作品流传方式四个方面阐述。

秦汉科技文献作者的写作目的主要有以下四类：一是官修；二是与本职工作职能直接相关；三是与本职工作职能间接相关；四是个人爱好。

秦汉科技文献作者进行创作的资料来源比较广泛：一是来源于官方，比如官方编纂书目等书籍进行创作；二是来源于个人搜集，比如作者亲身经历，如游学经历、行医临床经验等的总结。

秦汉科技文献作者作品形式包括：科技著作（综合性和专门性）、工具书（标准与汇编）、科技教材与科普三种形式。

秦汉科技文献的主要流传方式有官刻、私刻及手抄等。

一 秦汉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创作过程与作品流传方式

秦汉之交的战争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以致汉朝建国后不得不花很长时间致力于恢复以往的水平。秦汉间对古文化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使许多已佚古籍得以复现，就是这种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它对于继续发展古代科技遗产起了巨大作用。

强调秦汉对前代科技遗产的整理、继承和恢复，并不否认它本身的发展和创造，造纸术和指南针的发明，中医切脉学、中药学的成熟等等，每一件都足以使这个时代自豪。不过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许多重大发明有的是战国成就的余续，有的是南北朝成就的发端，而缺乏原创性，因此说秦汉科技成就的基本特征是整理和继承，是恢复和发煌，而大规模的创造须要等到南北朝。

这一时期的科技文献虽然不少，但保存下来的却寥寥无几，本书仅对其中能够考证的科技文献的创作过程与作品流传方式进行分析。

（一）秦汉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写作目的

秦汉科技文献作者的写作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官修。比如司马迁奉命著述历史，撰写《史记》；班固奉命编写《汉书》。

第二，与本职工作职能直接相关的。作为天文官的刘歆，编制《三统历》属于本职工作分内的事；氾胜之在担任轻车使者期间，负责指导农业生产，因此编写了《氾胜之书》；张衡的《灵宪》是在其担任太史令期间完成的，这是他的本职工作之一；崔寔的本职工作是在皇家书馆进行著作，在担任太守期间有责任对当地农业生产进行指导，因此著有《四民月令》；汉灵帝调刘洪回京师，任职郎中，就是为了让其专门从事历法研究，写成《乾象历》；王逸为郎，在盐铁会议上负责记录，因此写成了《盐铁论》。

第三，是与本职工作职能间接相关。比如张苍在任职丞相期间，充分利用自己在数学与历法方面的才能，校正《九章算术》；刘安为了发展地方文化，促进科技发展，因而与众门客创作了《淮南子》。

第四，是个人爱好。王景所著的《蚕织法》体现了其个人在农业生产和手工业方面的造诣。

综上所述，秦汉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写作目的比较平均。首先，最多是与本职工作直接相关的，主要是因为官方作者在朝廷任职，其接触到的最多的科技信息或者擅长研究的领域是与本职工作有直接关系的，或者出于工作需要或者出于爱好。其次，有些作者的写作目的与本职工作间接相关，主要是因为这些作者原本擅长的领域，在朝廷中没有对应的职务，因此这些作者只能在现有职务上进行创作，但是这些职务或多或少与其创作的科技文献学科有一定的联系。再次，还有一部分作者的写作目的比较明确，比如司马迁和班固是奉命编写史书。最后，单纯出于个人爱好的目的，比如王景虽然是水利专家，但是他同时在农业生产技术的总结方面也很有经验，由于他被拜为河堤谒者，所以本书将《蚕织法》的写作目的归到个人爱好当中。由此可见无论是官修、与职业直接相关还是与职业间接相关，都可以看成与职业相关，而个人爱好则与职业无关，因此得出结论秦汉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写作目的绝大多数是职业需要，仅有一位的写作目的是出于个人爱好，与职业无关。

（二）秦汉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资料来源

秦汉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资料来源与其职业经历是有一定联系的，所以对资料来源的分析应当结合职业经历的部分。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资料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参阅官私藏书进行创作。这类资料来源在官修文献上体现的尤为明显。比如张苍作为一国丞相，能够阅读大量的官方典籍，这对他校正《九章算术》有着直接的帮助；刘歆编制《三统历》时，参考了前人编制的《太初历》，并就其内容进行了补充；班固撰写《汉书》时，参考了大量的自家藏书和皇室藏书。

第二，作者亲身经历和个人经验总结。如游学经历、农业生产经验等的总结。司马迁师从董仲舒、孔安国后，游学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7]的雄心创作了《史记》；《氾胜之书》中的内容都是氾胜之在研究和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中的经验总结；王景所著《蚕织法》来源于他本人的农业生产经验；《灵宪》是张衡的一篇代表作，其内容大部分是由张衡本人观察与测算得到的；刘洪在写《乾象历》的过程中，在参考和校对他人上报的研究成果的同时，还对自身多年积累的经验进行了总结；《盐铁论》的内容全部为盐铁会议的记录，桓宽作为记录人员，亲身经历了盐铁会议。

第三，生产活动和不同领域知识的记录总结。比如刘安创作的《淮南子》，其作者不是刘安一人，还包括其门客，集思广益共同商讨，因此《淮南子》中的内容涉及到文史政治、物理经济等各个方面；崔寔的《四民月令》其内容记录的就是一个庄园，在一年之内的家庭事务的计划安排。

综上所述，秦汉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资料来源是比较平均的，通过阅读官私藏书进行写作的、通过总结个人经验进行写作的，和对农业生产及不同领域知识总结进行写作的各占了一部分，大致来看三种资料来源是有着明显的分别的，但其实三者之间是相互交错的关系，比如司马迁编写《史记》，虽然资料来源是游学经历，但是在创作过程中必然会阅读大量的史书进行参考；再比如崔寔编写的《四民月令》是对农业生产过程的记录，但是如果没有自身从事农业活动的经验或者管理农业生产的话，是不可能写出像《四民月令》这么详细的农学著作的。所以，资料来源的划分只是大体的，具体属于哪部分要看在创作过程中来自哪部分的资料占据了较多的篇幅。

（三）秦汉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作品形式

秦汉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作品主要有科技著作和工具书两种形式，其中科技著作又分为综合性和专门性两种，工具书的内容为制定的标准与档案汇编。如表2—5。

表2—5 秦汉官方科技文献形式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秦汉时期官方科技文献，以科技著作为形式的占了70%，而工具书类的占了30%。结合作者的教育背景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科技著作中，综合类文献的数量和专门性的数量相当，通过对比两者发现，在知识积累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的官私藏书的作者，他们往往能够写出综合性的科技著作，比如《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和《汉书》的作者班固，他们都出自官宦世家，能够接触到大量的典籍，这样的知识积累是比较系统全面的，因此他们的作品是综合性的；出身平民家庭的作者，他们往往专长于单一学科，这与他们的兴趣爱好是密不可分的，比如校正《九章算术》的张苍，从小就善于计算，而氾胜之和崔寔，原本就对农耕生产有着极大的兴趣，因此在他们任职期间能发挥他们的专长，进行农业生产的管理，同时进行经验总结与文献创作。

第二，工具书中，标准类的文献有两部，都是天文历算类的作品，档案汇编类的作品《盐铁论》，其实是桓宽所做的盐铁会议的记录，后经过整理形成散文。工具书的写作目的都是与本职工作有关的，它们的作者都任职于朝廷，所以不难看出在当时工具书是诞生于统治阶级并受用于统治者的。

（四）秦汉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作品流传方式

秦汉时期的科技文献的早期版本一般都已佚，后期能查考的版本大多为后代作者根据《汉书·艺文志》进行翻刻的，因此秦汉当代的刊刻版本比较少见，大多为明代以后的版本。

第一，官方刊刻本。

桓宽的《盐铁论》最早的版本出现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明代有涂祯覆宋刻本，这一版本现存于北京图书馆，是现存最早的版本；清代有王先谦校勘本。

氾胜之的《氾胜之书》最早的版出现在《隋书·经籍志》中，后来的《旧唐书·经籍志》中也都有著录；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学者对《氾胜之书》进行校订，如石声汉、万国鼎等。

《史记》的版本可以分为四系，第一系为宋刻十行本，第二系为南宋绍兴年间杭州十四行刊本等四种，第三系为集解索隐二家注本，第四系为南宋乾道七年蔡梦弼刻二家注本。

刘安《淮南子》较有名的版本是明正统《道藏》本。

班固的《汉书》在唐朝以前的版本大多已佚，清代出现了“武英殿本”和“局本”，现在使用最多的则是中华书局在1962年出版的版本，即通行本。

第二，私家刊刻本。

桓宽的《盐铁论》在明代出现了最早的注本，张之象注本，后收入《四库全书》；至清代张敦人请顾广圻对《盐铁论》进行校刊，并另附《盐铁论考证》；直到民国时期出现了白话文版本的《盐铁论》，主要有徐德培的《盐铁论集释》（1975）等。

第三，官方抄本。

桓宽的《盐铁论》在明代出现了王宗沐撄宁斋抄本；

其他的文献流传方式难以考证，即便有记载也只是在后人的文中有着只言片语的描述。

二 秦汉民间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创作过程与作品流传方式

对于秦汉民间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作品创作过程和作品流传方式的研究是依据学科分布划分进行研究，这样更能全面系统阐述秦汉科技文献作者作品的情况。

（一）秦汉民间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的写作目的

秦汉民间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的写作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受召编制历法。虽然落下闳只是普通百姓，并没有当官，但是因其学识渊博，恰逢太史令司马迁等人上书建议改历，于是统治者召集民间的天文学家，落下闳在同乡的推荐下，进京参加改历工作，参与编制了《太初历》。

第二，与本职工作直接相关。张仲景为了解决伤寒病给人们带来的极大病痛，深入对该病的了解，创作了《伤寒杂病论》，作为医生，救死扶伤是他的本职工作。

第三，个人爱好。如王充的《论衡》，王充仕途落拓，官场的不得志并没有掩盖他的才华，他十分推崇司马迁、杨雄、桓谭等人，继承了这些先行者的叛逆精神，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和谶纬迷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中，王充建立了一个反正统的思想体系，创作了《论衡》。黄石公的《黄石公三略》和《素书》是其在隐居后的作品，虽不为官，但仍忧国忧民，写下了治国平天下的策略。

综上所述，民间与宗教作者的写作目的非常单纯，一种是工作需要，如奉命编写历法和行医救死扶伤；另一种则是出于个人爱好，或者是为了用文字作为武器来抨击传统，如王充利用《论衡》批判“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或者是将自己的经验总结下来留给后人，如黄石公的《素书》。不难看出，无论是出于哪一种写作目的，这些作者选择的都是自己擅长的学科，由此可见民间作者所学比较专一，擅长单一学科的文献写作研究。

（二）秦汉民间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的资料来源

第一，参阅官私藏书合作创作。比如落下闳的《太初历》，并非一人完成，被召入京参加历法编制，在参考之前历法的同时，与邓平和唐都等20多人一同进行编写，最终的成稿，在与其他人编写的历法的对比中脱颖而出，遂被采用；王充自幼热爱读书，游学天下，也曾阅读在市场上贩卖的书籍，为《论衡》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第二，作者个人经验总结。如行医临床经验等的总结。比如张仲景为了研究治疗伤寒病的方法，苦读大量医书，并对自己多年的临床医疗经验进行总结，最终完成了《伤寒杂病论》的创作；黄石公隐居，用毕生积累的知识和理想抱负写就了《黄石公三略》和《素书》。

综上所述，民间与宗教作者的资料来源都与他们的工作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有的利用职务之便能够阅读官藏典籍；有的官场不得志，读书于市肆；也有在行医过程中进行知识积累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资料来源，这些都是他们能够直接获得的资料，而不是间接获得的。

（三）秦汉民间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的作品形式

秦汉民间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的作品形式如表2—6所示。

表2—6 秦汉民间与宗教科技文献形式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民间的科技著作的比例大于工具书的比例，科技著作中的综合类图书有《论衡》，其作者是王充，生于没落官宦家庭，他的知识积累过程也是在阅读大量书籍中进行的，因此得到的知识也是较全面的。专门性科技著作的作者张仲景和黄石公，一位来自民间一位来自宗教，张仲景作为医生，精通医术，因此写出专门性的科技著作，黄石公的生平难以考证，据传他曾是始皇父亲的重臣，隐居后将毕生的治国与军事经验写成《素书》和《三略》。工具书的作者落下闳，其受召于朝廷，进行历法编制，因此可以看出工具书在当时是为统治者所使用的。民间多产专门性的科技著作，而综合性的科技著作与工具书的编撰都与官方文化有一定的联系。

（四）秦汉民间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的作品流传方式

秦汉民间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的作品流传方式与官方相同，也分为官方刊刻版本、私人刊刻版本等。

第一，官方刊刻版本。

黄石公的《素书》有民国时期鄂官书处重刻本等。

王充的《论衡》在宋代之前没有定本，北宋庆历五年，进士杨文昌对其进行了校对，作序刊印，成为善本，后来洪适又对其进行了校订重刻。现存北京图书馆宋本，经元、明两代不断修补，是今存最早刊印的全本。

第二，私家刊刻版本。

黄石公《素书》明清两代的刊刻版本较多，比如：明吴勉学辑二十子本、清胡文焕校本等。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在成书不久后便佚失，后晋王叔和轶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本书，北宋时期经过校正医术局的校刊，而后每代都又刻印多次，最终流传至今。

王逸的《广陵郡图经》已佚，清代之前没有著录，现在能够考证的汉代图经，只有王逸的《广陵郡图经》和《巴郡图经》。《巴郡图经》与《广陵郡图经》的成书时间大致相同。《巴郡图经》被称为“我国最早的以图经为名的地方志”，[18]因此可以确定《广陵郡图经》是现有史料记载最早的以图经为名的地方志。秦子卿称《广陵郡图经》为“古代扬州最早的郡志”，[19]文献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但可惜能查考的信息只有这一条。

综上可以看出，秦汉时期官方与民间作者的文献流传情况并不乐观，它们大多在成书年代就已佚，经后代的著录或者重新校订才得以流传到现在，但最初版本都已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