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劳动经济史是一门经济史科学。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劳动经济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建立到与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再到改革开放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和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因应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变化之需要，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不断进行调整、改进和完善。但是，由于发展理念、资源禀赋与体制模式适应性的原因，每一个发展阶段也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问题。因此，如何科学地研究新中国劳动经济史就至关重要。

一 研究现状述评与研究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中国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劳动力就业与流动、劳动力培训、工资与收入分配、劳动者保障、劳动关系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并深刻影响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民生制度的安排。与此同时，理论界和政府部门对劳动经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已出版的有关劳动经济研究的优秀著作中，主要有以下五类：

一是侧重国外经验借鉴的，主要有：《世界主要国家劳动就业政策概观》（毛立言，1995）、《全球视野下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沈琴琴、杨伟国，2008）、《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企业工资形成机制研究》（侯玲玲，2007）、《公务员绩效工资制度：国际实践与中国应用》（贺晨、孙杰，2012）、《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劳动关系重建》（黄河涛、赵健杰，2007）等。

二是侧重劳动经济问题与对策论述的，主要有：《中国劳动经济蓝皮书（2009）》（杨河清，2010）、《中国劳动制度改革》（刘嘉林等，1988）、《中国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问题》（王延中，2004）、《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李文安，2003）、《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与政策研究》（孔泾源，2006）、《中国就业的改革发展》（张小建，2008）、《劳动力资源配置的理论与实践》（吴江，2010）、《工资、就业与劳动供给》（郭继强，2008）、《事业单位薪酬管理——内部收入分配的决定基础与模式选择》（岳颖，2009）、《中国薪酬发展报告（2010年）》（刘学民，2011）、《改革与修复：当代中国国有企业的劳动关系研究》（李琪，2003）、《当代中国就业与劳动关系》（张小建、蔡昉等，2009）、《中国劳动关系报告——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特点和趋向》（常凯，2009）、《现代培训理论与实践》（张志鸿等，1997）等。

三是侧重中国劳动经济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研究的，主要有：《劳动供求关系变化与就业政策》（张车伟，2006）、《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蔡昉、都阳、王美艳，2005）、《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蔡昉、白南生，2006）、《工资和就业的议价理论——对中国二元就业体制的效率考察》（陆铭，2004）、《中国劳动力市场培育与工资改革》（戴园晨等，1994）、《中国城镇的就业和工资》（冯兰瑞、赵履宽，1982）、《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李培林，2003）、《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韩长斌，2003）、《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蔡昉，1990）、《当代中国的人事管理》（张志坚，1994）、《中国劳动力资源与妇女就业问题研究》（李慧京、吴国兰，1995）、《劳动剩余与工资上涨条件下的工业化》（丁守海，2010）、《转轨中的震撼：中国下岗问题追踪与探索》（唐云岐，1998）、《中国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研究》（毛飞，2008）、《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劳动部课题组，1994）、《社会保险与职工福利讲稿》（劳动人事部保险福利局，1986）等。

四是从历史变迁视角研究劳动经济的，主要有：《中国劳动经济史》（袁伦渠，1990）、《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何光，1990）、《当代中国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严忠勤，1987）、《中国改革全书（1978—1991）——劳动工资体制改革卷》（令狐安、孙桢，1992）、《新中国劳动制度发展与创新研究》（苏树厚，2005）、《中国工业劳动史》（祝慈寿，1999）、《新中国劳动保障史话》（刘贯学，2004）、《中国就业制度的变迁》（袁志刚、方颖，1998）、《中国反失业政策研究（1950—2000）》（程连升，2002）、《中国就业60年（1949—2009）》（赖德胜等，2010）、《三十五年职工工资发展概述》（么树本，1986）、《新中国工资史稿》（庄启东、袁伦渠、李建立，1986）、《中国的工资调整与改革（1949—1991）》（黄定康、舒克勤，1991）、《国有企业工资制度演化内在逻辑》（徐萍，2012）、《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30年研究》（蔡昉，2008）、《新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变革的路径和走向》（林新奇，2012）、《回顾与展望：中国劳动人事社会保障30年》（杨宜勇、杨河清、张琪，2008）、《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郑功成等，2002）、《走向和谐：中国社会保障发展60年》（胡晓义，2009）、《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结构与变迁》（宋士云等，2011）、《中国劳动关系系统论：从“单位型”向“市场型”》（史新田，2010）等。

五是研究新中国经济发展史较多内容涉及劳动经济的，主要有：《当代中国经济》（马洪、刘国光、杨坚白，1987）、《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周太和，1984）、《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朱镕基，1985）、《新中国经济50年（1949—1999）》（曾培炎，1999）、《中国经济发展史》（第五册）（宁可，1999）、《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949—1991）》（赵德馨，2003）、《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武力，2008）、《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刘国光，2006）、《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1949—1952）（吴承明、董志凯，2001）、《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53—1957）》（上、下册）（董志凯、武力，2011）、《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赵德馨，1989）、《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85—1991）》（赵德馨，1999）、《中国经济通史》（第十卷·上）（苏少之，2002）、《中国经济通史》（第十卷·下）（赵凌云，2002）、《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吴敬琏，1994）、《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研究》（吕政、黄速建，2008）、《中国非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研究》（刘迎秋，2008）等。

近十多年来，在研究中国劳动经济史的优秀论文中：

一是研究就业制度变革的，主要有：《中国就业制度演变》（胡鞍钢、程永宏，2003）、《中国就业制度改革的回顾与思考》（蔡昉，2008）、《就业制度改革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刘社建，2008）、《就业篇》（莫荣，2008）、《我国大学生就业政策的演变及评价》（黄敬宝，2013）、《改革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的演化及其经验》（李占才、运迪，2009）、《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民工就业政策社会效应评估研究》（纪韶，2010）等。

二是研究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发展的，主要有：《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蔡昉，2007）、《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革趋势与方向》（丁守海、许珊，201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变迁研究》（晋利珍，2008）等。

三是研究劳动力培训的，主要有：《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职工教育发展回顾》（李荣生，2008）、《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强大智力支持（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职工教育培训工作的回顾与展望》（李为民、韩书锋，2006）等。

四是研究工资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有：《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研究回顾与展望》（李实，2003）、《工业化、市场化与收入差距变化趋势研究》（武力、肖翔，201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资制度研究述评》（于东阳，2014）、《中国工资改革50年》（宋关达，1999）、《工资分配篇》（苏南海、刘秉泉，2008）、《试论建国以来农业剩余及其分配制度的变化》（武力，2004）、《中国农民工工资走势：1979—2010》（卢锋，2012）、《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的回顾与建议》（刘强，2014）、《中国公务员工资制度和工资水平的演变探析——基于1992—2012年的改革实践》（于东阳、苏少之，2014）、《中国职工福利制度的回顾与展望》（宋士云，2013）等。

五是研究劳动关系变革的，主要有：《劳动关系篇》（邱小平，2008）、《中国企业劳动关系的变迁》（洪泸敏、章辉美，2009）、《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关系的发展变化——市场化与法制化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影响及辩证关系》（郭军，2012）、《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变迁》（潘泰萍，2015）等。

六是研究社会保障制度变革的，主要有：《社会保障篇》（何平、汪泽英，2008）、《中国社会保障制度60年：成就与教训》（郑秉文，2009）、《十六大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宋士云、焦艳芳，2012）等。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出版的《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中国劳动》和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主办的《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等杂志也都刊载一些有关中国劳动经济问题与制度变革的论文。

上述著作和论文的出版和发表，不仅为中国劳动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也为今后对中国劳动经济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对新中国劳动经济发展史的探讨和研究，尽管在上述著作和论文中都有论述，但就目前来看，尚缺乏系统性和深层次的研究。以往有关新中国劳动经济史的论著，大都集中于某一时段或某些方面，尤其是较多地关注城市劳动经济的研究，或者是改革开放后劳动经济的研究。

本书从经济史学的视角，在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以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为主线，对新中国近七十年来的劳动经济发展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以期在理论上能对中国劳动经济制度变迁进行反思，进而为构建现代劳动经济体制框架提供理论依据，为国史研究写上“劳动经济史”这一重要篇章；以期在实践上能够为中国建立完善的、统一的劳动经济制度体系提供重要借鉴，为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提供决策依据。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研究新中国劳动经济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历史，它以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为主线，研究五个历史时期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劳动力就业与流动、劳动力培训、工资与收入分配、劳动者保障、劳动关系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与特点，分析变迁的原因和劳动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探讨新中国劳动经济发展演变的规律与逻辑，并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进而提出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从研究对象所处的空间上看，是中国的大陆地区，不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地区。从研究对象所处的时间上看，主要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这一时间段。

（一）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第一篇两次社会经济形态转变中的劳动经济（1949—1956）。它的主题是“转变中建立”，即在经历两次经济形态的转变中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劳动经济制度。1949年是这个阶段的起点，其标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56年是这个阶段的终点，其标志是到1956年年底随着“一化三改”任务的基本完成，新中国初步建立起一套新的劳动经济制度。在这个阶段，新中国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到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1949—1952），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1953—1956）的两次转变。这两次经济形态的转变都是凭借强大的政权力量与群众动员，对既存经济形态实行改造，并逐渐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和提高，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减少失业和扩大就业，逐步调整、改革工资制度和劳动关系，建立起劳动保险制度。

一是坚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方针，通过救济与安置并举、疏浚与堵源结合，较为成功地缓解了就业压力，同时建立起由政府统一介绍、招收与调配劳动力的制度。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有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在宏观层面上，劳动人口数量增多，就业人数扩大，失业率下降，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劳动就业的计划管理体制开始形成，劳动力市场调节的空间不断缩小。在微观层面上，企业劳动定额、定员等管理制度正在形成，管理的内容和目标在不断强化。劳动力的职业技术培训工作开始从失业工人转业训练转向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培养后备技术工人。

二是采取各种措施制止物价上涨和稳定职工生活，在适当提高工资水平的基础上，对全国职工工资制度进行逐步清理、调整，特别是历经两次大的工资改革，到1956年年初步建立了基本上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工资制度。工人工资标准按产业统一规定，并根据不同产业生产技术特点，建立了不同的工资等级制度；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业职员实行了职务等级工资制。建立了职工升级制度，推广和改进了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从收入水平上看，职工工资收入总体呈现波动上升的态势。

三是初步建成了以国家为责任主体，覆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制度。《劳动保险条例》是颁布最早的劳动法规之一，其内容比较齐全，包括养老、疾病、工伤、生育、死亡等保险项目，适用于企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险制度，则由国家颁布的各项单行法规确定。它们都以就业为基础，实行的是以单位负费制为基础的现收现付筹资机制，呈现出国家—单位保障制的共同特点。

四是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彻底废除了城市中的封建把头制度以及欺压工人的不合理的制度，实行了以固定工为主的用工制度，根据“劳资两利”的方针，调整劳资关系。劳动争议主要是按照国家的有关法规，处理私营企业中劳动关系当事人之间发生的劳动纠纷。各级劳动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为处理劳动争议、稳定劳资关系做了大量工作，维护了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

五是农村个体劳动制度向集体劳动制度转变。土地改革完成后，地主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基本上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经营，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以后，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1亿多个以土地私有制为特征的个体家庭农业转变为100多万个以土地公有制为特征的农业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实行有别于个体农民家庭的经营形式，即统一经营、集体劳动、统一分配，“工分”成为社员劳动计量的尺度和进行个人收入分配的依据。

可以说，“转变”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而“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劳动经济制度则是这个阶段的实质内容。

第二篇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经济（1957—1978）。它的主题是“曲折中探索”，即中国劳动经济历经“大跃进”、国民经济调整和“文化大革命”，在曲折中探索与发展。1978年是这个阶段的终点，其标志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劳动经济制度总体上是一种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经济制度。因应优先发展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城市实行劳动工资计划管理，统包统配、能进不能出的就业与固定用工制度进一步强化，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基本上只有全民所有制单位一条途径，为了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甚至采取精减职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逆城市化的措施和手段。按劳分配原则以及计件和奖励工资制屡遭冲击，尽管多次对工资进行调整和改革，但基本上实行的是一种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等级工资制度，职工工资收入长期偏低且呈平均化态势。社会保险与职工福利制度基本上延续着建立时期国家—单位保障制的格局，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社会保险的管理机构被撤销，面向城市劳动者的劳动保险制度从社会统筹模式转化成为由单位负责的、现收现付模式，劳动保险开始微观化为企业保险。而农村则在人民公社三级（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所有的体制中，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统一组织社员进行集体生产劳动和个人消费品分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渠道基本被堵塞，中国城市化进程极其缓慢。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过度强调职工（社员）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职工对单位、社员对农村集体组织形成过度依赖，其结果是导致劳动激励不足，生产经营单位效率低下。总之，1957—1978年中国劳动经济管理工作深受各种社会的、政治的因素制约和国民经济曲折发展的影响，走过了一段曲折的探索之路。“曲折”是这个阶段主要特征，而“探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什么样的劳动经济制度是这个阶段的实质内容。

第三篇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的劳动经济（1979—1991）。它的主题是“摩擦中改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和展开，一方面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解体，但计划体制因素在资源配置中依然居于支配地位；另一方面，市场因素开始复苏和成长，并在资源配置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二元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决定了两者之间的摩擦，摩擦、较量与转轨的互动，提升了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决定了中国劳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走向。在城市，以增强国营企业活力为中心，相应地开展了劳动合同用工制度、工资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一是改革传统的统包统配就业制度，实行“三结合”就业方针、广开就业门路，推行劳动合同制、搞活固定工制度，建立和培育劳务市场、促进劳动力的社会调节；二是职业技术培训事业迅速恢复并有新的发展，从培养新技术工人的后备培训制度逐步转向多形式、多层次、全方位的职业技术培训网络；三是改革单一的等级工资制度，国营企业推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工资制度，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建立起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非国有部门市场化工资决定机制开始显现，工资水平相比计划经济时期有所提高；四是社会保险制度改革逐步“去单位化”，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参与，实行保险基金社会统筹，实现了由企业自我保险向社会互济的过渡；五是国营企业在劳动关系确立和管理中的权限不断增大，原来行政性的劳动关系出现松动，企业和劳动者的利益诉求开始分化，具有市场经济属性的劳动关系双方利益主体逐渐形成。在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集体生产劳动形式转变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形式，农民的农业收入分配转变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流动，城乡劳动力二元分割的局面被打破。两种体制的“摩擦”是这个阶段主要特征，而“改革”传统的计划化的劳动经济制度是这个阶段的实质内容。

第四篇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劳动经济（1992—2001）。它的主题是“定向中转轨”。1992—2001年是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一个相对完整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定向”两个字，即中国正式确立了走市场经济之路，确立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地位，各经济主体必须面向市场展开其经营活动。1992年是这个阶段的起点，其标志是中共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两种体制仍存在摩擦，但再也不会出现1979—1991年这段时间里两种体制不仅并存，而且谁胜谁负的前途未定的那种局面。2001年则是这个阶段的终点，其标志是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此，中国市场经济国际化之门大开，开始走上了市场化与国际化相互交融并接受国际市场检验之路。

“转轨”，即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经济制度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劳动经济制度转轨，则是这个阶段的实质内容。

一是劳动就业体制进行了根本性变革。1992年以后，随着国有企业进入产权改革阶段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有企业内部的大量隐性失业人员公开化并被推向社会，安置富余人员与做好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就成为这个阶段劳动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因此，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实施再就业工程，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建立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积极推动双轨制就业体制向市场就业体制演变，就成为这个阶段劳动就业体制改革的主旋律。与此同时，随着“民工潮”的兴起和发展，党和政府开始把农村劳动力就业考虑进来，开展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实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工程，提出了走城乡统筹就业之路，尝试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体制，则构成了劳动就业体制改革的另一条主线。

二是职工教育培训从“职业培训”到“职业技能开发”转型。职工教育培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形成了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各类职业培训实体积极参与的格局。职工教育培训工作范围不断拓展，从单纯为城市服务、为国有经济服务，转变为以全社会劳动力为服务对象，以开发和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为宗旨，培训与就业紧密结合。在职业教育培训投入上，贯彻“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改变了过去由政府（或企业）统包统揽的做法，从根本上解决了职业教育培训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

三是工资收入分配的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探索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工资分配制度。国家对工资的管理，从实施弹性劳动工资计划到完善分级调控、分类管理体制，从建立最低工资保障和工资支付制度到对部分行业、企业实行工资控制线办法，从建立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人工成本预测预警等制度到加大运用法律和经济等手段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国家不再统一制定国有企业内部工资分配的具体办法，实现了从直接计划控制到间接调控的转变。同时，继续深化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改革，工资的激励作用明显增强。企业推行岗位技能工资制，探索按生产要素分配办法，经营者工资逐步从职工工资中分离出来；改革工资总量管理方式，改进完善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办法，部分企业开展了工资集体协商的试点。工资的市场决定方式成为20世纪90年代工资改革的趋势，到2001年年底初步建立起一个由“市场机制调节、企业自主分配、职工民主参与、政府监控指导”的现代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制度。

四是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与转型。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在维系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保证整个社会基本稳定的同时，基本完成了从传统的“国家—单位保障制度模式”向现代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转型。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框架基本形成，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失业保险制度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制度改革逐步展开，社会保险管理体制日臻完善，一个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险体系基本建立起来。

五是劳动关系市场化转型的任务基本完成。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和企业法人，企业与劳动者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普遍建立起契约化的劳动关系，《劳动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与实施为市场化劳动关系的运行基本构建起了一个法制体系框架，劳动关系的法制化建设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第五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劳动经济（2002—2012）。它的主题是“统筹中完善”。2002年是这个阶段的起点，其标志是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详细阐明了“五个统筹”的含义。关于劳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决定》提出，要深化劳动就业体制改革，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安全网，这三项都是民生的基本问题，关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权兴亡。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劳动力市场发展、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进入了统筹城乡、全面发展的新时期。“统筹”可以作为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再者，“统筹发展”也有“全面发展”之意。2012年是这个阶段的终点，也是本书的研究下限。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论断，这标志着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将会有新的变化。所以，2013年宜作为下一个阶段的起点。

“统筹中完善”，“完善”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是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包括就业、工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等，进而实现劳动关系的和谐，这些方面构成了这个阶段的实质内容。

一是实施城乡统筹的积极就业政策。进入21世纪，中国就业问题，既有发达国家主要面临青年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有转轨国家主要面临转轨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和再就业问题，还有发展中国家面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问题，可谓就业问题“三碰头”。通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我们不仅有效地化解了当时的就业压力，而且随着就业规模的扩大，就业结构也进一步优化。

二是劳动力市场发展与转型。2002年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变革和发展，既有在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市场从低级到高级、从分割到统一、从不太规范到有序运行的发展任务，也有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劳动力资源配置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转型任务。随着城乡劳动力二元分割的逐步瓦解，问题的焦点已逐步集中到城市内部的二元分割上。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以“民工荒”从东南沿海向内地蔓延为标志，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开始从“无限供给”转入“有限剩余”的新阶段。

三是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在“效率与公平并重、更加强调公平”的改革理念指导下，在企业工资分配方面，按照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的目标，以建立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收入分配机制为中心，突出推进国有企业经营者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改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收入分配调控两个重点，抓好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改革、宏观调控体系建设、完善政策法规三个环节，职工工资水平进一步提高。在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分配方面，进一步深化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实行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改革事业单位分配制度，建立和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

四是社会保障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转变为一项基本的社会制度安排。中国政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调以人为本，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基本建立起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各项社会保障制度覆盖范围从国有企业扩展到各类企业和用人单位，从单位职工扩展到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居民，越来越多的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水平较大幅度提高，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五是劳动关系制度建设进入专业化、精细化的新阶段。政府逐渐用市场化劳动关系的专业思维，进行劳动关系问题的处理和调整，不再把调整劳动关系作为改革的辅助措施，而是作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予以规制。《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社会保险法》等劳动关系领域的专项法规出台，相关规定越来越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消除了法规适用的模糊地带，给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提供了更为准确的法律预期。

回顾历史，我们充满自信；展望未来，祖国前程似锦。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吹响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号角。从2013年起，中国劳动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目前尚处在发展之中。“当某一经济事物尚处在发展之中，即目前的阶段尚未结束时，人们不可能根据实践的效果，对它作出历史性的结论与评价。这样的经济事物或其发展阶段，不属于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著名经济史学家赵德馨教授语）因此，2013年以来的劳动经济发展，也就不属于本书的研究范围了。这也是本书把研究下限断在2012年的主要原因。

另外，研究经济历史的目的在于说明现实和预见未来。研究经济史的人应该关注现实经济。2013年以后，这个阶段的下限断在哪一年呢？目前下结论为时尚早。这仍然要看劳动经济发展在这个阶段的实质内容和主要特点。不过，根据中共中央已经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近年来的劳动经济发展态势，我们能够推测，这个阶段的主题可能是“共享中发展”，即其特征是“共享”，实质内容是民生的“发展”与提升。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提出了“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二）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哲学思辨、劳动年鉴和档案资料分析，以及政府部门、学术界的调研数据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经济学、历史学、法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方法和知识，以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为主线，对1949—2012年新中国劳动经济发展史，分为五个时期进行了专题性研究。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本书特别注重经济学基本理论与历史学方法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这也是进行经济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运用经济学理论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也尝试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中国劳动经济制度的变迁进行研究和阐释。在采用历史学方法方面，本书用史学方法挖掘、考证史料，并按历史发展逻辑分析劳动经济制度演变的轨迹。同时，本书还采用了动态的或进化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个案与整体分析方法等。所谓动态的或进化的方法，就是将一个事物放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背景和过程中去观察，并力求从中把握住所呈现出来的特征和规律。在采用这种方法时，本书把劳动经济的发展变化放在了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来观察和把握。采用比较研究方法，本书通过对不同时期的劳动经济制度的考察，分析其各时期的变化与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制度绩效以及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个案与整体分析方法，本书是研究全国劳动经济发展与变迁的，关注研究范围的全国性和整体性是理所当然的，同时，本书也适当注意了各地区、各省份的具体发展情况，并以此作为佐证和支持材料。尽管在治史中“举例子”的方法是一种比较危险的方法，但是，大量的档案、年鉴资料、实地调研与访谈让我们对本书所得出的结论还是放心的。

三 主要创新之处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劳动经济制度几经变革，而每一次变革都有其深刻的理论与社会经济根源，都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站在新时代的高度，从独特的国情、以往劳动经济制度渐进改革的历程和当前新常态下劳动经济未来的发展考量，本书的主要创新之处表现在：

（一）研究框架与思路方面

劳动经济涵盖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劳动力就业与流动、劳动力培训、工资与收入分配、劳动者保障、劳动关系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以往有关新中国劳动经济史的论著，大都集中于某一时段或某些方面，尤其是较多地关注城市劳动经济的研究，或者是改革开放后劳动经济的研究。本书既研究城市也研究农村，既研究改革开放前也研究改革开放后，它以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为主线，分五个历史时期，贯穿劳动经济的诸多方面，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劳动经济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历史以及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总结了经验与教训，提出了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可以说，全面性、系统性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和建树。

（二）研究视角方面

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城乡统筹发展的视角，透视中国劳动经济制度的二元结构特征，指出这是中国城乡差距拉大、经济发展质量不高和劳动关系问题突出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必须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从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的视角，依次分析中国劳动经济制度变迁的五个阶段，提出当前在中国新型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要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兼顾效率与公平，进行统筹规划，积极为建立现代劳动经济制度体系，建设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实现中国城乡劳动经济的一体化搭建基础和创造条件。

（三）研究结论方面

劳动经济是事关国民切身利益的基本民生问题，也是衡量民生福祉最为重要的指标。劳动就业是民生之本，解决了就业问题也就解决了国民稳定的收入来源问题，即民生之源问题。稳定的收入来源渠道加上社会保障的安全预期（民生之依），是民生得到保障与改善的可靠依据和重要条件。因此，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形成合理有序的工资收入分配格局，是劳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而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是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民生改善的重要基础，即和谐劳动关系是民生之基。总结和反思新中国七十年的劳动经济发展史，可以发现，它是一部从改革开放前的“生存”到改革开放后“生活”的蜕变史。

本书存在的不足或欠缺：一是研究对象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对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劳动经济史没有涉及；二是有关人力资本改善情况、劳动生产率提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劳动就业与产业结构互动的关系等问题，尚需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