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1855细菌部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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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855部队的建立及本部机构

一 1855部队建立

(一)学界关于1855部队建立时间的分歧

1855部队建立的时间在学界长期认识不统一。

日本关注和研究1855部队的学者西野留美子在她的著述《甲1855部队解说》中写道:“1938年(昭和13年)2月,甲1855部队在北京市的天坛设立本部,该部队直接隶属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1]但她并没有注明这一建立时间的史料来源。

中国学者郭成周、廖应昌在他们的专著《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中写道:“北支甲第1855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是1939年和华中(南京)、华南(广州)同期建立的(日军)三大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之一。”[2]同样他们也未注明说法的史料来源。

中国学者徐勇依据中国历史档案等史料证实,1855部队的前身“菊池部队”1938年1月已在北京天坛设立并开展水井水质检测等活动,认为“(其)具体开设日期当在1938年1月之前”。[3]

中国学者谢忠厚依据多种史料推断:“(甲)1855部队的建立(或编成)日期,当至迟在1937年年底。”[4]

2019年青年学者赵彦依据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相关档案考证后得出结论:“1937年8月至1940年3月近三年的时间里……正式完成了(甲)第1855部队的编成组建。”[5]

从上述中外学者的观点看,诸说皆有一缺陷,即均缺乏明确的日方战时文献档案的直接佐证。

(二)日方战时档案文献的明确记载

2017年4月,笔者所在研究机构[6]人员访问了日本东京“NPO法人731部队细菌战资料中心”,学术交流过程中获得一批日本细菌战相关资料,其中有一份明确记录1855部队建立时间的日方战时档案文献。

该档案文献形成于1940年3月30日,是一篇石井四郎于这一天在“陆军军医学校陆军军阵医药学会”上所做讲演的讲演稿,并发表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2部第99号上,讲演稿题为“中国事变新设陆军防疫机关之运用效果及将来作战方针中预防接种效果展望”。内容是向会议报告“七七事变”以来在陆军军医学校主导下在中国战场“新设”了多少“陆军防疫机关”,研究和改良了多少军用预防接种疫苗,在实战中运用效果如何,在将来作战中应如何进一步加强防疫和净水供给手段,以取得更大成效,等等。讲演稿署名为“陆军军医学校军阵防疫学教室”,参与“编辑”讲演稿的人有:军医大佐石井四郎,陆军技师安东洪次、渡边廉、石光薰,军医中佐佐藤俊二、太田澄、村上隆,军医少佐北条圆了、碇常重、早川清、内藤良一等。[7]均为日本细菌战核心团队要员。

该讲演稿中有一份《中国事变中新设的防疫机关》统计表,该表罗列了“七七事变”以来至1940年3月,日军在华“新设”了多少个“固定”和“移动”的“防疫机关”。其中,记载1855部队开始建立的时间是“昭和13年(1938年)2月9日”,建立完成的时间是“昭和14年(1939年)5月10日”(见图2-1)。

图2-1 《中国事变中新设的防疫机关》统计表

图片来源:[日]常石敬一:《医学者们的组织犯罪——关东军第731部队》,朝日新闻社1994年版,第197页。

以下是统计表的翻译件:

中国事变中新设的防疫机关

① 本栏总计人数应为“308”,但原表文中如此。

中国事变中新设的防疫机关续一

① 本栏总计人数应为“1279”,但原表文中如此。

中国事变中新设的防疫机关续二

中国事变中新设的防疫机关续三

资料来源:[日]常石敬一:《医学者们的组织犯罪——关东军第731部队》,朝日新闻社1994年版,第196页。另见[日]常石敬一编:“十五年战争极秘资料集”《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2部(第1册),不二出版社2005年版,第412页。

看来前述西野留美子“1938年2月说”和郭成周、廖应昌的“1939年说”是有所依据的,但他们只各自说对一半;1855部队的“编成时间”是由开始组编和完成组编两个时间组成,即1938年2月9日—1939年5月10日。因此,西野留美子说的1938年2月是开始组建时间,郭成周、廖应昌说的1939年是组建完成时间。

(三)1855部队建立(编成)的历史背景

石井四郎在战后接受美军细菌战情报调查官汤普森(Arvo T.Thompson)的讯问时,曾回答“七七事变”后日军为何在中国战场建立防疫给水部队系统问题,他说:

日军最早的防控军中疫病的野战防疫部是在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建立起来。日中战争(七七事变)突发后,原有野战防疫机构需要覆盖到从北满至海南岛,应对北方寒冷地区的流行病和南方地区的热带病,尤其军中尚未配备统一的饮水净化和供给方式及遵守烧开饮用水的规定,水媒疾病频繁流行,当时现有的日军野战防疫机构不足以预防和控制不同战区的传染病,并且不能识别被敌军投毒污染的水源,因此,原有野战防疫机构被解组,代之以新设的防疫给水部队,重要目标是防控水媒传播疾病……

(因此我们)在海外战区建立了如下5支固定的防疫给水部: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哈尔滨)

华北军防疫给水部(北京)

华中军防疫给水部(南京)

华南军防疫给水部(广州)

南方军防疫给水部(新加坡)

……1938年7月,还在海外各战场成立了18支移动的防疫给水部,后来随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展,成立了更多移动的防疫给水部。[8]

虽然,石井四郎在这段陈述里隐去了日军防疫给水部队借用“防疫给水”这块堂皇的招牌在另一面隐蔽地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内容,但是,他阐释了“七七事变”后1855部队和其他细菌战防疫给水部队在中国各地建立起来的历史背景。

即1937年日本发动对中国全面侵略战争后,日军原有野战防疫机构不足以覆盖到从中国华北到华南,不足以应对从中国北方到南方的流行病,尤其军中尚未配备统一的饮水净化设备以保障饮水供给和饮水安全。因此,借此机会日军在“防疫给水”招牌下在北京建立1855部队,在南京建立1644部队,在广州建立8604部队等固定的细菌战基地,同时还建立一批移动的师团防疫给水部队,随各日军野战部队转战各地。

(四)1855部队建立(编成)的过程

从石井四郎1940年3月30日的讲演稿的记述和北条圆了在《大东亚战争陆军卫生史》中撰写的《防疫给水部编成的由来》等历史资料来看,1855部队建立(编成)过程大抵如下:

“七七事变”后,随日军大量增兵全面侵入中国华北、华中,其作战军队的防疫给水部队配备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

1937年7月12日,哈尔滨石井部队奉命“应急”编成“‘北支那’临时防疫给水部”(太田部队),以太田澄军医中佐为部长率42人的队伍于7月15日到达天津隶属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部,随即分为6个防疫给水班配属华北日军第20师团、第5师团、第10师团、第109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1旅团、“支那”混成旅团作战。8月上旬军医学校白川初太郎少佐也带人前来增援太田部队。[9]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华中进攻上海后,8月16—17日又编成“‘中支那’临时防疫给水部”(北条部队),以军医少佐北条圆了为部长“挺身”进入华中战区,分为7个防疫给水班跟随各师团作战。[10]

同时,日本陆军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又编成第一野战防疫部至第七野战防疫部7支野战防疫部队派往华北、华中战场,其中第一和第三野战防疫部配属华北,第二和第四野战防疫部也曾在华北活动。[11]

1937年11月,太田澄“‘北支那’临时防疫给水部”完成了帮助华北各野战防疫部队装备“石井式滤水机”,并“现地临时雇人增员,编成临时防疫给水班,配属各兵团”等任务后,奉命“复归至原所属部队”(石井部队)。次年华中上海战斗之后,北条圆了“‘中支那’临时防疫给水部”亦“复归原来所属部队”。[12]

但是,太田部队和北条部队帮助组编的各临时野战防疫给水班仍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1938年7月,根据“军令陆甲第50号命令”又在陆军军医学校大规模组编18支跟随师团移动作战的防疫给水部队,每支定员225人,共计4050人,至10月下旬各部先后完成组编,部署到华北、华中、华南各日军战列师团,其中第一、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防疫给水部配属在华北战场,华北、华中、华南配属比例为4∶8∶6,这才根本解决了全面侵华后各日军防疫给水部队的配备问题。[13]

在解决华北战场防疫给水部队配备问题过程中,从一开始石井部队派出的太田澄“‘北支那’临时防疫给水部”就预设了在华北建立细菌战基地的目标,1937年8月10日命令“第三防疫给水班”进入北京天坛原国民政府中央防疫处“考察”,了解该处设施、设备、器具、器械及实验室和处理生物制剂的能力,将来能否为我所利用等,[14]显然是在为华北防疫给水部本部的设立选址。

8月20日,第一野战防疫部长菊池齐被命兼任本部设在天坛的“华北驻屯军临时野战防疫部”部长,8月31日后因华北驻屯军改编为华北方面军,天坛的部队又改称“华北方面军临时野战防疫部”,也称为“天坛菊池部队”或“天坛野战防疫部”。此时的天坛部队很“单薄”,仅由15人组成,只能在北京做些检查水井水质等方面的工作。[15]

1938年1月18日,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迁驻北京,2月9日下令在天坛的华北方面军临时野战防疫部基础上,组编直属方面军司令部的防疫给水部本部,并由本部逐步组建在华北各地的防疫给水分部等机构,以形成整个华北的防疫给水网。[16]

1938年7—10月新设立移动的第一、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防疫给水部被派到华北战场,至此帮助华北方面军防疫给水部基本完成在全华北防疫给水部队网的建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在华北的殖民医卫机构“同仁会”也给予了倾力相助。[17]

到1939年9月,华北日军在各地建立的防疫给水分支机构见于记载的有:塘沽办事处、太原支部、石家庄分遣队、济南支部、青岛办事处、张家口支部,另在秦皇岛、太谷、潞安、运城、郑州、开封、兖州驻有移动的防疫给水部队。[18]基本建成了华北的防疫给水网。

1939年4月,日本陆军中央依照“华北方面军防疫给水部”模式,下令在华中和华南建立“‘中支那’防疫给水部”和“‘南支那’防疫给水部”。据1940年3月30日石井四郎讲演稿中的《中国事变中新设的防疫机关》统计表记载:1939年4月18日—5月20日,在南京编成“‘中支那’防疫给水部”,编成人员共计1283名;同年4月6日—5月20日,在广州编成“‘南支那’防疫给水部”,编成人员共计665名;同时该表记载:“‘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始编于1938年2月9日,至1939年5月10日完成,编成人员共计810名。[19]从3支部队人员规模看,“中支”1283人最大,“北支”810人次之,“南支”665人最小。

上述便是1855部队在日军全面侵华大背景下的建立(编成)过程。

现有1855部队历史资料表明,1940年2月9日—3月23日,1855部队奉“军令陆甲第四号”有一次较大规模的“整编”,即将“‘北支那’防疫部”“第一防疫给水部”“第十四防疫给水部”“第十五防疫给水部”“第十六防疫给水部”拆合“整编”为“‘北支那’防疫给水部”。[20]因此有学术观点认为,1940年3月23日是1855部队正式编成的时间。[21]笔者认为,这只是1855部队建成后的一次重要“整编”(见图2-2)。

图2-2 1940年3月23日“北支”防疫给水部在北京本部整编完成后的合影

图片来源: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编《关东军第731部队罪证图录》,五洲传播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

如关东军731部队1936年正式建成后,就经历了1937年一次、1938年三次、1939年一次、1940年一次共六次改编(整编),[22]其中1940年那次最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