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政治思想环境与文学创作的活力

唐代文学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与唐代独特的政治思想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隋唐统治者在统一的国家中，推行了相对清明的政治经济措施，实行科举制选拔人才，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各阶层的活力，成为文学繁荣的重要基础。

在初盛唐的一百多年里，唐代统治者建立了一系列促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适当减轻农民负担，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在政治上，从贞观之治到开元之治，统治者为实现清明政治推行了许多积极措施。唐太宗主张以民为本，强调君臣相辅，在此思想指导下，他积极推进政治改革，善于用人，宗室与士庶并用，完善科举制，广揽俊彦。他还善于纳谏，重视立法执法。开元时期，唐玄宗知人善任，任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为宰相，同时重视地方吏治。在经济上，他推行了劝农桑、薄税敛、与民休养的政策，采取括户与赋役改革、兴修水利和货币改革等一系列措施，这些都为开元盛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经过一百多年的建设，至开元时期，唐王朝经济繁荣，政治安定，被后世史家誉为盛世。大诗人杜甫在安史之乱以后，深情地怀念开元盛世的安定、繁荣与富庶，他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皆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忆昔》）这不是诗人的夸张，而是开元盛世的真实写照。玄宗时，人口增加迅速，天宝十三年（754），全国有961万9000余户，和神龙元年（705）的615万户相比，50年间增加了346万户。天宝时期实际耕地面积大约在800万顷到850万顷之间，不仅农业发达的中原地区垦田有所增加，而且在山坡、沟谷等荒僻的地方也遍布耕地，所谓“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元次山集》卷7《问进士》）。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商业也有长足进步。商品交换丰富，物价低廉，城市增多，交通便利，社会秩序安定，“远适千里，不持寸刃”（《通典》卷7），“路不拾遗，行不赍粮”（《唐语林》卷3）。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繁荣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唐朝的思想文化政策也比较开放，儒学固然是统治思想，除唐武宗会昌灭佛那段时间外，在唐代，佛道二教也可以合法存在，三教彼此并行不悖。唐代的皇帝有时组织三教人物一起讨论三教关系。唐代不仅三教并行，许多外来宗教也在中国传播，获得信徒，主要有景教、祆教、摩尼教、回教等，这些宗教亦能在中国人中间引起相当大的反响。当时只被少数外国人和极少数国人信仰的“三夷教”，唐代的统治者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国家的统一、政治的清明、思想的包容，造就了唐代士人胸襟开阔、积极进取、开朗自信的精神面貌，这一切都深刻地反映在唐代文学的创作中。唐人多有到名山大川、通都大邑甚至塞外边陲漫游的经历。李白自称“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杜甫亦曾“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高适、岑参因入幕而远赴边塞，成为边塞诗创作的代表诗人。孟浩然亦曾漫游吴越，描绘吴越山水，写下大量佳作。唐代士人所具有的开阔视野，是前代诗人所难以望其项背的。

唐代士人既有积极进取的激情，又有开朗自信的胸襟，在盛唐作品中，乐观奔放的旋律，处处流露出青春年少的气息，如王维的《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这是对时代、对国家的自信，超越人生的悲欢离合。高适《别董大》劝慰远行的友人：“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离别的黯然被爽朗与自信化解。唐代士人这种昂扬自信的面貌，也与唐代统治者对待文学相对宽松的态度有关。唐代士人可以在文学作品中直接或间接地批评时政，不会受到类似后世文字狱那样的迫害。白居易《长恨歌》讽刺唐玄宗，唐宣宗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赞美《长恨歌》脍炙人口，称“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宋代魏泰《临汉隐居诗话》批评白居易这首诗“无礼于君”，他的态度与唐宣宗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