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洛阳时期的“南朝化”与鲜卑贵族、汉族文士的文学追求

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幸洛阳，巡故宫基址，咏《黍离》之诗而流涕，遂决定迁都洛阳，诏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至太和十九年（495）九月，耗时两年余，六宫文武尽迁洛阳。此后，北朝文学在新的民族关系、国家关系和社会环境中获得新的发展生机。

拓跋鲜卑自迁都洛阳之后，文学士人集中，文化氛围热烈，而文学活动相对之前也更为频繁。相当一部分鲜卑贵族都能从事汉文学创作。孝文帝本人具有较好的文学修养。太和十年之后，孝文帝的诏告公文皆为己出。孝文帝本人也有文学创作，这些作品甚至曾经编集。文明太后也十分重视鲜卑贵族的文教。孝文帝在洛阳这五年之间，集群僚赋诗，渐成常事。当然，北方贵族的诗歌集会更接近于游戏，较为随兴，没有一定主题。大约这类文学集会在鲜卑贵族府中是较为流行的，因而咸阳王元禧宫人亦能有妙歌：“其宫人歌曰：‘可怜咸阳王，奈何作事误。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与露。洛水湛湛弥岸长，行人那得渡？’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虽富贵，弦管奏之，莫不洒泣”（《魏书·咸阳王传》）。此歌苍凉，犹有魏晋宴饮诗歌之风气，而与南方宴饮丝弦之歌乐截然不同。世宗辅臣咸阳王元禧因贪贿过度而被赐死，其亲近之人对此十分感伤。这首回味悠长的民歌，仍然是类似于魏晋时期的民歌那样，所歌的是一种匆匆的、不确定的流逝感。

由于鲜卑贵族对于诗歌集会或者在集会上咏诗的提倡，北魏洛阳政权中，帝后有文学者甚多。胡太后本人具有一定的文学素养，曾让刘廞“以诗赋授弟元吉”。胡太后与肃宗孝明帝元诩幸华林园，宴群臣于都亭曲水，令王公已下各赋七言诗，说明此类文学活动在宫中十分频繁。东魏孝静帝“好文学，美容仪……多命群臣赋诗，从容沉雅，有孝文风”（《魏书·孝静纪》）。临死之前，不堪忧辱，咏谢灵运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这说明他对江南文典，十分熟悉。这首《抒怀》，是当年谢灵运起兵前的战斗檄文。

北魏后期，有大量的汉族士人居于鲜卑贵族府中。如京兆王愉府上的宋世景、李神俊、祖莹、邢晏、王遵业、张始均等人，都是是当时洛阳最为著名的文化士人。其中，祖莹颇有代表性。祖莹起自彭城王勰府上，当时担任彭城王勰之法曹行参军。祖莹在吏治上才干略少，更长于文学，故为彭城王勰掌书记。祖莹在彭城王勰府上成名，“莹与陈郡袁翻齐名秀出，时人为之语曰：‘京师楚楚袁与祖，洛中翩翩祖与袁。’”（《魏书·祖莹传》）之后祖莹迁尚书三公郎，开始在禁中省值。当时，省值诸人常有唱和、谈论，他的《悲彭城》就作于这个时期：“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尸积石梁亭，血流睢水里。”语言直白，所描写的是尸与血的战争景象。祖莹强调风骨和独特，反对“偷窃他文以为己用”，这些观念虽然并不新颖，但也能够说明当时人对于文学创作的思考和自觉。《文镜秘府论》对于太和之后文坛发展气象的描绘，意在表彰孝文帝迁洛前后北魏文学发展到达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提到当时文人群落渐已形成：“洛阳之下，吟讽成群。”

这个时期北方的诗、赋和骈文，还不足与南朝相媲美，而散文方面却出现了郦道元的《水经注》。这部书虽系学术著作，而且其中有一些传诵的片段如《江水注·三峡》，实取材于宋盛弘之《荆州记》，但仍有不少名篇出自郦氏手笔，代表着当时文章写作的最高水平。此外，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五卷，以著名佛寺为纲目，兼及有关宫殿、邸宅、园林、佛塔、塑像等，是一部有关北魏洛阳的重要历史资料，同时它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其结构、语言等富有文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