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平城时期与北朝文学发展的起点

学术界一般把从道武帝登国元年（386）建都盛乐及平城至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迁都洛阳这百余年称为“北魏前期”。在西晋末年至十六国初期，拓跋鲜卑主要扮演了军事角色。在中原地区长期驻留的“五胡”汉化程度已经较深时，代国之鲜卑部族却还处在蛮荒阶段。拓跋鲜卑是在攻灭慕容氏势力的过程中，逐渐实现文化实力的迅速膨胀。最早进入北魏政权的士人在阴阳术数方面较为精通，能够提供了一些占卜和预测工作，为制度草创提供一些基本意见，以经学“补王者神智”。拓跋鲜卑通过在诸燕政权中吸纳汉族士人，继承了慕容鲜卑汉化之功。从皇始年间开始，邓渊、董谧、王德、晁崇、崔玄伯皆受重用。崔玄伯的儿子崔浩，更是成为一时重臣。然而，受限于平城政权中拓跋鲜卑贵族较低的文化水平和文化需要，集结于此的文化士人之才能并没有得到全面发挥。而且，由于在平城接连发生多次政治运动，文化士人遭到屠杀者甚多。

北魏前期地位最高的汉族文人是崔浩（？—450）。他继承了东汉儒者传统，热衷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念，恪守乡里立法，反对“老庄”。崔浩所作的《易注》，《隋书·经籍志》有著录，说明这本书在他死后仍然流行。崔浩评论《老》《庄》“不近人情”，其真正的意思应该是指此二者无益于世用。崔浩权势最盛时，曾在宫中“大集术士”讨论天文历法。崔浩对文学不太看重，《魏书》说他“不长属文”。他现存作品数量不多，且大部分是与他政治地位相应的章奏符表、碑铭颂诔。在这些作品之外，还有一则类似短小散文的《食经叙》流传至今。虽然只有片言数语，却是崔浩对于乡里生活的回忆，饱含追忆往昔的真情，也反映了北方乡里宗族社会生活的一些真实场景，值得一观。

北魏前期另一位重要文人是高允（390—487）。他所写的《咏贞妇彭城刘氏诗》八首，皆为四言，表彰这位类似秦嘉妻子的女性，称之为“异哉贞妇，旷世靡俦”。写刘氏之情感的笔墨，深有汉末诗歌写法痕迹，十分含蓄，情礼谐和，如“率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礼比，情以趣谐，忻愿难常，影迹易乖，悠悠言迈，戚戚长怀”（其四）。这些语句并没有逸出北人所能接受的范围。此时“拘守于汉晋”的复古，其实从一个层面反映了当时诗歌发展的缓慢步伐。高允的乐府诗《罗敷行》描写罗敷的形貌。有人认为这是学习南方歌咏的创作。从内容看，描写并不夸张，是相对严肃的。北方作为宗法社会，不会允许调情式的男女情歌出现，因为那很可能造成对亲族之间关系的刺激和破坏。在礼法为大的北方乡里宗族社会，是不可能出现像《桃叶歌》这类民歌作品的。北人歌咏妇女，仍然歌咏其美德、妇容而已。

北魏前期，还有一批重要的文学家，是从北凉政权进入平城的河西人。崔浩与河西文人张湛之间曾结下深厚情谊，张湛获得崔浩接济。还有河西士人段承根，他赠给李宝的诗歌，虽然在文学形式上仍然是四言组诗形式，可以让人看到他的文辞并不像其他河西士人的四言诗那般典重质木，在用语上较为生活化。

自河西士人来朝之后，河北士人能够明显感到一种文学新风同时刮来。但是，河北士人与河西士人之间短暂的文友之会，并不能给北魏前期略显低迷的文学发展带来根本的转机。因为这种文学样式，并没有扎根于北朝的社会生活，这类四言诗，也脱离北朝人生活实际，并没有太多真情实感。

这个时期的鲜卑族歌谣，据说在唐代还有保存，由于语言的隔阂，这些作品后来全部亡佚。现今所存所谓北朝乐府民歌，大抵见于《乐府诗集》所载《梁鼓角横吹曲》中，其中虽有少数民族歌谣，多数产生在十六国时代的氐、羌诸族，且已经过南方乐工的润饰。《木兰辞》是十六国北朝文学中最著名的民歌，被认为与《孔雀东南飞》同为六朝民歌双璧。《木兰辞》中没有对于战争的怨恨和对战争凄惨之状的描写，而是流露出以女扮男装参加战争、以报君父的荣誉感，通篇轻松流畅，交代得明朗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