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不断地书写文学史？
刘跃进
一、文学史的困境
2003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著录各种类型的中国文学史多达上千部，蔚为大观。转眼又过去十五年，今天的文学史数量又有相当的增加，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有了这么多文学史，为什么还要继续撰写？
一派观点认为，研究文学史是为了还原文学的历史，了解文学演变的线索，探索文学发展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研究具有知识传承功能。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在于阐释历史，大家耳熟能详的说法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就带有思想史的意味，是未来追寻历史背后的思想意义。前者看似客观，后者更多主观，作为主流的历史观，都曾影响深远。但两者又都有其偏颇，很难取得一致意见。而今的文学史研究，主流之外又有新的趋向，有时不免叫人担忧。
第一是“学位体”或者“项目体”盛行。据权威部门统计，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从业者已经多达三万人以上，多是“学位体”“项目体”培养起来的。学术研究越来越技术化，越来越匠气化。众所周知，“学位体”通常是这样产生的：学生一进门，师生就在一起商量选题范围，依据通常是文学史常识。范围确定后，再据此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编写长编，梳理成文。其实，我们的教师也在做着类似的工作，创造一种所谓的“项目体”，往往先确定一个题目，申请项目，再收集材料。这种研究，从选题到研究方法，都带有先入为主的特点。现在，这样的文章和著作很多。因为程序化，以学界同仁的知识结构，从先秦一路做到当代，应当没有问题。唯一的问题，这样的研究，只是平面地克隆自己，把收集材料和阅读材料时的感受记录下来，越做越表面化。
第二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搜集材料相对便利，学术著作出版相对容易。渴望成功的焦虑，致使学者们在学术探索的路上越走越远，甚至罔顾基本原则，标新立异，贪多求快，成批制造著作。据主管部门统计，现在年平均出版物已经多达40万种左右，其中堆积的所谓学术著作，有多少可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图书越出越多，而耐心读书的人却越来越少。
第三是强调国际化，本意是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但在现实中，有的研究者对西学不辨优劣，对本土文化缺乏自信，唯洋人马首是瞻，不仅对其作廉价的吹捧，甚至挟洋人自重，自己也洋腔洋调，自以为高明。还有的人，昨天还在贩卖洋货，今天又穿上中山装，摇身一变，成为国学家。
第四是自命为文化精英，启蒙思想家。他们往往躲进书斋，沉湎于个人的研究想象，故作高深，追求所谓纯粹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
第五是有意无意地误读经典，追求商业炒作，扭曲文学价值，将严肃的学术研究变成娱宾媚俗的工具，迎合当前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浮躁风气。
当文学史研究工作者厌倦了为其他学科打工的时候，是否该考虑回到自己的传统？回到自己的经典？古代文学史上的《诗》《骚》、李、杜、选学、红学，还有四大名著等，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是否已经被说尽，乃至题无剩义？这些都还是问题。更重要的是，文学史研究走到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确实应当认真想一想，文学史编写的意义是什么？文学史研究的途径在哪里？
二、文学史的历史
（一）先秦两汉时期有关“文”“文学”和“文学家”的观念
所谓“文”，在先秦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含义。或文采错杂，或纹路，或文章，或诗歌。
1.《易·系辞下》说：“物相杂，故曰文。”韩康伯注：“刚柔交错，玄黄错杂。”《礼记·乐记》说：“五色成文而不乱。”这里，显然这里的“文”是指彩色交错。
2.《左传·隐公元年》：“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这里的“文”又是指纹路，非文章之文。
3．作为文章意义的“文”，秦汉以来始为人们所熟知、所习用。如《汉书·贾谊传》：“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王安石《上张太傅书》：“夫文者，言乎志者也。”当然，这里的“文”，其含义较广。
秦汉以后，关于“文”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到了南北朝时期，“文”往往专指韵文，与不押韵的“笔”相对而言。《宋书·颜竣传》：“太祖问延之：‘卿诸子谁有卿风？’对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散文概念相近。杜甫《春日忆李白》：“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就不单单是指文章，似乎还包括诗歌在内。
所谓“文学”，先秦时代的含义也非常广泛，或文章博学，或儒家学说，或文章经籍。
1．《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孔颖达正义：“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然夫子门徒三千，达者七十有二，而此四科唯举十人者，但言其翘楚者耳。”这里的“文学”指文章博学，为孔门四科之一。
2．《韩非子·六反》：“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史记·李斯列传》：“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这里的“文学”指儒家学说。
3．《吕氏春秋·荡兵》：“今世之以偃兵疾说者，终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说虽强，谈虽辨，文学虽博，犹不见听。”这里的“文学”又泛指文章经籍。
由文章经籍引申，凡是有学问的人，有文采的人，也可以称为文学。近代意义上的文学，即以语言塑造形象来反映现实的艺术，大概就是由此引申而来的。
所谓“文学家”，最早是由“文人”引申出来的。《尚书·文侯之命》：“汝肇刑文武，用会绍乃辟，追孝于前文人。”孔传：“使追孝于前文德之人。”这里的“文人”是指有文德的祖先。后来，凡是知书能文的人，都可以称为文人。傅毅《舞赋》：“文人不能怀其藻兮，武毅不能隐其刚。”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观念
鲁迅说，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这种自觉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对于文学家和文学作品有了自觉的判断意识。
1.文学家
《文选》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文学总集，所收作家当然应当算作文学家，有多少呢？总共一百三十家。[1]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最为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它所论及的作家凡二百一十一人。其中，先秦三十七家，秦汉八十四家。[2]两份名单对比，重叠颇多。在刘勰、萧统的正统文学观中，中国文学都渊源于五经，因此，许多经学家被视为文学家，也在情理之中。按照今天的观念，上述一些人物是可以在文学史中存而不论的，譬如孔安国、叔孙通等。但是，多数文学家还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他们不仅有作品留存，而且，其中不少人在当时还曾产生过比较广泛的影响，可惜在后世的文学史中是根本见不到他们的踪影的。为什么呢？因为近现代文学史的编纂情况有了较大变化，集中到一点，就是收录标准趋于严格化。
2.文学作品
在古人心目中，文的概念是很宽泛的。为了使这些文体有所归属，曹丕《典论·论文》将“文”分为四科八体：“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其中七体属文，即：奏、议、书、论、铭、诔、赋等。陆机《文赋》将“文”分为十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九种属文，即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萧统《文选》将“文”分为三十七体：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问、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3]其中，除了诗，其他三十六种属文。参照《文选》而编的《文苑英华》亦分三十七体：赋、诗、歌行、杂文、中书制诰、翰林制诏、策问、策、判、表、笺、状、檄、露布、弹文、启、书、疏、序、论、议、连珠、喻对、颂、赞、铭、箴、传、记、谥哀册文、谥议、诔、碑、志、墓表、行状、祭文等，其中除了诗、歌行外，三十五体归为文章。《文心雕龙》自《辨骚》以下至《书记》凡二十一篇，论述各种重要文体多达五十余种，论列先秦两汉作品三百七十余篇（《诗经》《九歌》《九章》及诸子著作等均以一篇计算。其中汉代作品一百四十余篇）。其中也以文章为大宗。作者本着“原始以表末”的原则，推溯源流，对各种重要文体的起源、流变以及重要作品作了比较细致的描述，其中除少数文体如“启”类出现于汉代以后外，多数重要作品均产生于秦汉[4]。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将“文”分为一百二十七体，其中百体属文。文章分类可谓登峰造极。但是这种分类显然过于琐碎。于是清代姚鼐编《古文辞类纂》把诗歌之外的“文”分成十三类：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辞赋、哀祭、颂赞。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文”包括了诗词曲以外的全部文体，即赋、骈文及一切实用文体均在其中。比如，宋玉的《风赋》《大言赋》《小言赋》等就在其中，但是，没有收录屈原的《离骚》等作品，或以为屈原《离骚》等属于诗歌创作吧？问题是，《汉书·艺文志》将赋分为四家，其一就是屈原赋之属，说明在汉人心目中，屈原的作品是赋。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称：“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说明刘勰也将屈原的作品视为赋。张惠言《七十家赋钞》，以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为赋。而姚鼐《古文辞类纂》有辞赋类，选屈原《离骚》《九章》《远游》《卜居》《渔父》，而不选《九歌》，大约以为《九歌》名之曰歌，归入诗类。这样，自秦汉以下，辞赋均可称之曰广义的“文”。由此说明，在中国古代，至少先秦两汉，文学的大宗是广义的“文”。
（三）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从域外开始
俄国王西里（1818—1900）《中国文学史纲要》，[5]主要参考了英国汉学家理雅各（1815—1897）翻译的《中国经典》，主要讨论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全书十四章。
第一章是综合论述，认为中国文学在典范性与科学性上逊色于希腊文学和罗马文学，但是在规模与内容的丰富性上更胜一筹。其中儒学对中国人的影响最大，已经渗透进了中国人的身体、血液甚至骨髓。儒学尽管没有西方的宗教形态，但与其他民族的宗教（其中也包括伊斯兰教）相比，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其对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日常生活、经济、政治、思想以及文学）都具有更大的影响。
第二章论中国的语言与文字，主要讨论中国书面文字与口语之间的脱节问题。
第三章介绍中国文字和文献的古老性问题以及中国人的看法。作者从《周易》的八卦开始讨论，进而论及鲁壁和汲冢书中发现的所谓蝌蚪文，到篆隶的演变。有五个论点值得注意。一是讨论中国人的四方观点，认为中国人很早就与西方来往，特别指出：“儒家竭力切断中国与西域的所有联系，设法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任何有关西域的回忆。”二是认为《尚书》的成书年代甚至会晚于被认为是此书编者的孔子时期。三是认为《周礼》《仪礼》也是后人伪造的，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完全没有提及这两部书。四是认为汉字的起源时间在周宣王时期，其形态已经可以被用来记载国家的收支。五是除却《春秋》《易经》外，没有一部著作早于孔子时代的典籍。
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论儒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以孔子和孟子和三部经书为中心。
关于孔子，作者认为孔子有四个贡献。一是从前人手里和政府档案中获得了写作的技能，加以完善并传授给民众，“在他之前，未曾有过一个关注民众教育的民间学派”。二是“他还是学会了汉语及其方言中所有汉字的书写方法”。三是整理《诗经》，王西里按西方分类划分为婚歌、情歌、戏谑嘲讽之歌、阿那克里翁之歌、谋取生计之歌等，作者用了五十余页的篇幅展开讨论。四是整理《春秋》，认为该书“似乎是写在2英尺的简上，每支简上8个字，有人认为数千字，有人统计为18000字，另有人认为其中缺少1400字。关于此书的出现时间同样说法不一。孔子似乎用了9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春秋》的写作（平均每昼夜写60余字）”。经过孔子整理的《春秋》《诗经》主导了中国早期的思想史。这些具有教育意义的基本要素，许多民族至今也没有，自然无法以之施教。在这方面，中国人丝毫不逊色于另外两个古老民族犹太人和希腊人。西方的近代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这两个民族。
关于孟子，作者认为《孟子》是一部问世时间可能更晚的作品。这部书已经在引用《论语》《诗经》乃至据说后来才增补进伏生篇目的《泰誓》。《孟子》的语言不仅比《经书》和《论语》更加易懂，而且也比《礼记》的篇章浅显，因此几乎可以不借助注释来阅读。作者认为赵岐在注疏过程中将自己的许多思想加入《孟子》之中，而且为了使增加的内容得以流传，他还将此书字数确定为34685个字。现在《孟子》中有35226字，由此可见此书经过了多次的增删补缀。
关于《孝经》，作者认为这是一部论述儒家的家庭伦理方面的著作。《礼记》论宗教与政治，《经书》是执政意愿的表达。这三部书是汉代或汉前不久出现的一部文集或汇编。
第七章论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主要讨论《周易》，认为这部著作的注释和增补之作，可能是出自道家之手，或者是由儒家之外的人士写成的。这些人士通过儒家掌握了写字作文的能力，因此增补部分的文字费解而华丽。
第八章论道家，将《墨子》《晏子春秋》《庄子》《淮南子》列为讨论对象。第九章论佛教，认为中国人是通过佛教才知道可以用字母来标注汉字的读音。东汉后期知道声部，唐宋以后知道韵部（守温）三十六韵。
第十章论中国人的科学发展，重点介绍先秦《禹贡》、唐代《元和郡县志》、宋代《太平寰宇记》以及清代《大清一统志》《畿辅义仓图》《读史方舆纪要》《郡国利病》等书。还论及中国史学传统，包括“三通”、《资治通鉴纲目》等。
第十一章论中国人的律学，认为中国第一部法律经典是《管子》。此外，重点介绍《韩非子》《大明会典》《大清会典》等。至于奏议汇编，重点介绍了《古文渊鉴》和《历代名臣奏议》等。
第十二章论语言学、评论、古董。语言学著作有《尔雅》《佩文韵府》《骈字类编》。评论类著作有《白虎通义》《风俗通》《人物志》《古今注》《学林》。古董类著作有《博古图》《古今图书集成》等。此外还介绍了农书、兵书、花卉类著作等。
第十三、十四章才是现代文学史论述较多的内容，作者称为雅文学、俗文学、戏剧及中长篇小说，还介绍应举考试诗文，涉及《文选》《渊鉴类函》，以及辞赋。
1901年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翟理斯（Herbert Giles，1845—1935）出版《中国文学史》与此相类似，秉持广义的文学史观。一百年之后，西方的文学史著作，依然延续着固有的传统。比较有特点的著作是梅维恒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6]和宇文所安、孙康宜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7]。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分为上下卷，凡七编，总计五十五章。上卷四编四十章：一基础，二小说，三散文，四小说。下卷三编十五章：五戏剧，六注疏、批评和解释，七民间及周边文学。
第一编为“基础”，按照问题来写。介绍语言文字时，实际上是一部文字学及其研究的简史。涉及神话时，按照主题如创世神话、人类起源神话、创生者概念、文化与文明的起源神话、灾难神话、创立神话等，并介绍研究情况。此外，还介绍了诸子百家、十三经。在第六编专辟《经学》一章，主要介绍历代有关经学的研究情况。强调的是“学”。与第十四章十三经重点介绍“经”不同。随后专门论及《诗经》。论及超自然文学，主要是以《楚辞》、志怪、传奇、变文、唐诗、戏曲、白话小说、《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幽默中论及笑话集、诸子中的寓言故事以及正史野史、戏剧、小说中的幽默内容。谚语、中国文学中的女性是独特的介绍，为中国文学史所忽略。
第二编至第五编实际是分体文学史，分别论述诗、词、散文、小说、戏剧的发展历程，比较简略。
诗歌部分专辟诗与画，在纵向论述中切出横向论题，论及杜甫、李白、王维等人、特别是宋元时期的文章诗画创作，这是独到之处。与传统看法不同的地方，作者论及诗歌，包括骚、赋、骈文和相关体裁。这类文体，我们通常认为是文，如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就包括这些文体。但是在第二十八章说明性散文中，作者认为《文选》中所含二十五种文体，都属于这种说明性散文，当然包括了骈文，作者又简述了骈文的是非曲直，与前面的论点有所冲突。此外，诗歌类没有论及乐府，而是在第七编《民间及周边文学》开头论及，显然，作者是把乐府视为民间文学。
散文部分，把志怪与传纪、游记、笔记视为散文一体。我们通常把志怪视为小说。论及志怪时，从《山海经》《穆天子传》写起，论及汉代及六朝的志怪、道教作品。这部分内容，还专辟笔记一节，很有特点。
小说从唐传奇说起，符合鲁迅所说，唐人有意为小说。戏曲文学主要介绍传统的经典作品。
比较有新意的是第七编，论及民间及周边文学，主要是专题研究。如敦煌文学，是主编的强项，不同地方，多有涉及。又如地域文学，与传统的研究不同，主要关注的是不同地区的民间流传的文学文本，如冯梦龙笔下的长江三角洲的社会、上海近郊嘉定发现的明代成化说唱刊本、江南弹词、广东木鱼书、北方鼓词和满族子弟书等。作者强调口头程式表演与讲唱叙事文学不同，认为口头程式表演指的是表演者主要从口头传承中学习的各种口头文学。其特征是对模式化材料的操作以及高度的程式主义，如说书、萨满戏、关帝故事、傩戏。而讲唱叙事文学是在写作中创作出来的，但是它模仿或发源自某种特定表演文学。有些讲唱叙事作品高度程式化，似乎是口头传统的产物，不顾它们的文本是为了阅读而非表演。另外一些讲唱叙事作品如鼓子词的创作，是为了在宫廷上进行表演，它们通常由著名作家写成，从古典传统中借鉴了许多元素之后形成了面向精英观众的一种混血文类。最后三章则重点介绍了中国文学对周边，主要是朝鲜、日本、越南的影响。作者用“对于中国文学的接受”命名。这些内容，都是学术界近年投入精力较多的领域，作者充分吸收了最新的成果。
《剑桥中国文学史》论早期中国文学，也是从“汉语及其书写系统”说起，分析汉字的特点，一是以象形文字为主；二是形式上的不确定性，可以书写外国文字，或音译，或意译；三是单音节构造。这是考虑西方读者对于汉字不很了解，都得从此开端。此外，还介绍了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等。与王西里的著作一样，介绍早期文学史，也从五经开始，注意到口头传说与文字书写的复杂关系，也注意到最新的出土文献。比较出彩的部分是以《汉书·艺文志》为中心推测“战国文本谱系的汉代建构”。
作者预想：第一，不是机械地按照文体分类，而是以文学文化史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学史。第二，不是机械地按照朝代分段，如将东汉至初唐视为“世上最宏伟的翻译工程”，即大规模译介外国文化的阶段，作者用两章的篇幅叙述这个历史进程。文化唐朝，即从公元650年武则天即位开始，到晚唐五代，乃至宋初五十年间。第三不是机械地按照后人的文学评判，而是特别注重过去的文学如何被后世过滤并重建。如论《诗经》，注意其早期的阐释系统。
实际情况并不如意。第一，虽然没有按照文体分类，但依然有宫体诗、题画诗、八股文、说唱文学等。第一章中“早期帝国的诗歌”“西汉的历史叙事与杂史叙事”“秦与西汉的政治、哲学论著”，就涵盖了诗歌、史传文学、诸子论著三类。最后一节“经典的地位”主要讨论西汉学术问题。第二，虽然注重整体思考，但是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若干作家的名字，如班氏家族、崔氏家族、桓谭、王充、张衡、马融、蔡邕、建安七子、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刘琨、卢谌、陶渊明及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江淹等，而唐朝就只有朝代而没有标列任何一位诗人的名字。李白、杜甫两位伟大的诗人，没有专章专节介绍。而明清部分，讲唱文学反而占据很多篇幅。可见，作者的设想并没有贯彻始终。第三，唐代文学虽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没有严格按照朝代排列。
（四）中国本土文学史
20世纪初叶，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在编写体例上往往处于模仿阶段，或模仿域外，或模仿古代。譬如林传甲痛感当时日本学者已经编著了十几种中国文学史著作，日本大学还开设了中国文学史课程，而在中国还没有一部中国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于是“将仿日本久保天随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例，家自为书”。又参照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有关作家、作品的评价综合而成。就体例上说，主要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记事本末体，以文体为主，所收范围较为庞杂，有文字、音韵、训诂、群经、诸子、史传、理学、词章等，甚至金石碑帖也多有论列。与其说是一部中国文学史，不如说是中国学术史，或曰中国著述学史。通观20世纪初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这种情形并非偶然，而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是第一阶段的情形。
第二阶段，进化的文学史观。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标志着现代生物进化理论的形成，并引发了近代最重要的一次科学革命。生活在19世纪中叶的梁章钜（1775—1849）《浪迹丛谈》中有一则“外夷月日”笔记，以猎奇的口吻论及英语对十二个月的表述，并用汉语记录了英语的发音。梁章钜当然不会想到，就在他辞世不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以英语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就大踏步地挺进中国，并逐渐影响了中国一个世纪。三十多年后的1898年严复翻译《天演论》，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字成为时代性的标志，将大自然中不同物种之间弱肉强食的竞争法则引进到社会生活领域，强烈地震撼了以儒家中庸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伦理准则。王国维1904年撰写的《论近年之学术界》就指出：“近七八年前，侯官严氏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之耳目。……嗣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从当时的社会状况看，中国在外国列强的入侵中已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无时不在，激起了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强烈民族意识。在当时的思想界，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法国大革命思想、尼采的悲剧哲学以及俄国革命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等先后登陆中国，此消彼长。而对于当时中国知识界来说，积弱积贫的现实，促使他们更深刻地理解进化论学说的意义。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1919年便发生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胡适、梁启超、陈寅恪、鲁迅等一代文化名人，从根本上说是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在“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影响下，结合中国学术实际，主张个性的发挥，对于历史上似乎已无异议的各类主张，加以重新的审视，并结合中国的学术实际，开创了一代风气。
“民主”精神的实质是强调人的价值和生命的活力。1904年，王国维出版《红楼梦评论》最早引进了德国思想家尼采的学说。随后，他又以进化论作为指导思想研究中国戏曲史，推翻了传统的观念，充分肯定了宋元戏曲的价值。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翌年改名《新青年》），广泛传播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积极成果，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倡导文学革命，提倡白话，反对文言。他说：“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第一次把通俗文学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当时文学革命的第一篇具有宣言性质的文章。为此，胡适还编写了《白话文学史》，为其理论主张寻找历史的根据。其影响所及，不仅仅在文学创作界，在学术研究界，随着平民文学观念的兴起，唐代以后的文学，特别是戏曲、小说的研究一时成为研究的热点，顺理成章地抢占了文学史的相当篇幅。从此，文学史家逐渐厚古薄今的束缚，对于先秦至隋代文学不再顶礼膜拜，而是把学术兴趣更多地转移到唐代以后的文学史的研究上来。随后，陈独秀在该刊2卷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文学革命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念，确立了白话文学、平民文学的新的文学观。随着平民文学意识的强化，白话小说《红楼梦》也可以成为专门学问而受到空前的重视。
“科学”精神的实质则是强调实事求是，不依附政治，不迷信权威，寻求学术的独立发展，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主流意识。1915年1月，现代中国第一份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在上海创刊，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开始在中国登陆。而它的启蒙意义当然远远超出了自然科学的范围，视“科学”为一种思想方法。故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中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于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胡适将这种方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科学与人生观〉（序）》在这种科学观念的影响下，五四以后的学术研究注意吸收近现代各种理论主张，包括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西方文艺理论等，极大地拓宽了学术界的视野。胡适打破了《诗经》的经典神话，充分认识到了《诗经》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顾颉刚则以破为主，力图恢复《诗经》的本来面貌；闻一多的研究则走得更远，在继承传统考据学方法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广泛吸收西方人类学的方法，运用多种知识解读《诗经》，他的很多见解，就是今天来看，也非常新颖。此外，朱光潜《诗论》运用西方文艺理论探求中国古典诗歌的深邃意境；朱东润《诗心论发凡》运用创作心理学的理论解析中国古典诗歌的丰富内涵；朱自清《诗言志辨》《赋比兴说》则站在现代立场重新阐释这些传统的命题。这些重大变化表明，在西方文化思潮的强烈影响下，中国文学界已经逐渐走出传统，积极迎合现代西方文明，创新求变的意识日益强烈。
第三阶段，净化的文学观。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大量传人，学术界开始认真地探讨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问题。于是产生了后来影响较广的狭义文学观念和广义文学观念的争论。从四部到集部，由“杂”到“纯”。再过滤，就形成了现在文学史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诗词、戏曲、小说、散文四大类。更极端一点，连散文都不算。刘大白《中国文学史》干脆就认为：“只有诗篇、小说、戏剧，才可称为文学。”[8]持这种观念的人很多，因此，先秦两汉文学只有《诗经》《楚辞》和汉乐府才能进入这类文学史家的视野。这种观念上的变化，说明学术界勇于接受新鲜事物，勇于冲破传统的束缚，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应当给予肯定。但是，吸取域外之长的同时，还不能脱离中国文学史的实际。毕竟中国文学的发展有它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机械地照搬国外的文学理论牵强地套用在中国文学史上，往往有削足适履之弊端。最严重的失误，是把大量的秦汉文章排除在外。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郑振铎先生《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秦汉文学两章，论及作家有五十余家，比照刘勰《文心雕龙》，许多人物已经被排除在文学史苑囿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秦汉文学六章，论及作家更为严格，仅三十余家。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秦汉文学七章，论及作家与上书大同小异。上述三部文学史，主要以史传、辞赋、狭义散文、小说为主要论述对象。对于一些擅长于碑诔奏议的文章大家，涉及不多。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不是纯粹的文学家。结果，我们的秦汉文学史，仅仅剩下了若干诗歌、辞赋、古小说以及所谓美文。而绝大多数当时影响甚广的文章则忽略不计。很多作者消失在文学史家的视野之外。
第四阶段，马克思主义文学史观。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列主义逐渐占据了中国思想界的主导地位，中国学术界又一次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以我们供职的文学研究所为例，1953年成立之初就明确规定了治所的根本方针任务：“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对中国和外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文学的发展及其主要作家主要作品进行有步骤有重点的研究、整理和介绍。”翌年，《文学遗产》创刊，发刊词写道：“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我们的文学遗产，由于很多卓越的前代作家的不断创造和努力，也是极其光辉灿烂的。从《诗经》《楚辞》起，一直到‘五四’时代新文学奠定者鲁迅先生的作品为止，差不多每一朝代都有杰出的作家，在不同的文学种类中都有独特的成就。但是，这些文学的宝藏，不仅在封建社会里面，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评价，就是到了‘五四’以后，它们的价值和意义也还未能获得充分的科学的阐明。因此，用科学的观念来研究我们的文学遗产这一工作，就十分有待于新中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来认真进行。”这里所说的“科学的观念”，外延和内涵都很明确，就是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这一思想方法的核心内容就是唯物史观，注重联系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捕获最能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特征，从中探寻文学发展的过程和演变的规律。到后来，这种思想方法逐渐简化，演变成为中国文学界广泛运用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而政治标准永远是第一位的。评价古今中外一切作家和作品，首先都要强调文学要有人民性，要有阶级性，还要有现实性，在此基础上再谈所谓的艺术性。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当然会有其指导文学研究的积极意义，但是任何一种思想方法，哪怕是很有价值的思想方法，一旦固化，甚至独尊，就会制约思想，走向反面。在中国文学研究界，庸俗社会学曾一度泛滥，有些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实际相去甚远，留下许多教训。
第五阶段，多元的文学史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学研究界已经不再满足于过去单一僵化的研究方法，探讨自己的学术道路。后来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宏观研究大讨论，正是这种时代思潮的必然结果。它反映了学术界的后来者渴望超越自己、超越前代的强烈呼声。从那以后，学术界基本上摈弃了过去那套庸俗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开始从过去的纯文学开始往文化的途径扩展，比如用宗教的、哲学的、人类学的，甚至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史，出现了各种方法论：老三论、新三论，此起彼伏；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不绝于耳。从思想方法上说，这种新潮反映了文学史研究工作者对于过去僵化的研究方式的不满，希望借用某种更加先进的思想来解决中国文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其实还在重复着过去的路径，只不过变换了若干名词，尝试着某种新的方法而已。新世纪十年，学术界更强烈地呼吁创造中国的话语体系、学科体系、评价体系，回归经典，回归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一时风气。
三、文学史的属性
文学史研究具有文学与历史的双重属性。既是文学研究，又是历史研究，是文学与历史的结合。因此文学史研究具有特殊性。
（一）文学史的文学属性
作为文学属性的文学史研究，要求研究者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艺术感受，二是文献积累，三是理论素养。
喜欢文学的人，或多或少，都怀抱有文学梦想。文学创作需要才能，文学欣赏同样需要才能。很多年轻人容易被各类艺术所感动，感觉很有艺术细胞。但为什么有的人可以从事文学创作或研究，有的人却不行，能否把感觉的东西用理性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关键。这说明，仅有感觉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文献的积累和理论的素养。
我们常常感叹自己读书不够。问题是，埋头苦读就能解决问题吗？显然不能。很多情况下，只是记住了一些地名和人名，或了解一个大概，仅此而已。退一步讲，即便把图书馆的书都读完了，又能怎样？如果不思考，很可能就成为两脚书橱。现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很多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完全用不着死记硬背，用来炫耀，更觉可笑。显然，研究文学，仅有艺术感受和文献积累远远不够。
这就涉及第三个问题，即研究文学史，总要有某种理念来指导，这种理念，其实就是基本理论素养。我们常常幻想有一种立竿见影、拿来即可为我所用的现成理论。但是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没有产生过这样的理论。当下很多所谓理论，多是中看不中用的空头支票，并不能有效地解决文学研究过程中的实质问题。
回顾20世纪学术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贡献最大的，或者说，推动一个时代学术潮流变化的那些学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往往从旧的学术营垒中冲杀出来，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在新旧之间，在中西之间，寻找到自己的立脚点。
（二）文学史的历史属性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有多复杂，文学内容就有多丰富。文学史是文学史家的产物，已有一定的过滤，含有独特的判断取舍。到目前为止的文学史，更多地反映的是精英阶层的文学创作情况。事实上，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不同层次组成的。什么是阶层？其实就是人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不同阶层自有不同的文化需求，因而也就有不同的文学形态。其实，这已经进入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即研究一个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所谓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就是各种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之间的比例关系变化，这些角色和地位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形态变化，以及规范和调节各种社会互动关系的价值观念变化。宏观上，对整个社会影响极大的结构性变化，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所有制结构、就业结构、职业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组织结构、利益关系结构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结构等十一种重要结构的深刻变化。社会阶层发生重大变化，文学也必然有所反映。研究文学史，不能不关注社会结构的变化。理想的文学史，也应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譬如从东汉开始的中国文化思想界，就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文化变革：儒学的衰微，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形成了三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第一是外来文化（如佛教）与中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我撰有《六朝僧侣：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对此有所阐述。第二是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如道教）的冲突与融合。我撰有《道教在江南的流传与诗歌隐语的兴起》对此有所阐释。第三是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正是这三种文化的交融，极大地改变了东汉的文化风貌。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东汉文化所呈现出来的平民化与世俗化的特点。譬如“鸿都门学”中就有很多“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憙陈方俗闾里小事”（《后汉书·蔡邕传》语）。这个时期有许多类似的通俗作品，譬如新近出土的《神乌赋》、田章简牍、韩朋故事以及蔡邕《短人赋》等。曹植，如《鹞雀赋》《骷髅赋》《令禽恶鸟论》等，也多有下层文化的特点。《鹞雀赋》则通过鹞和雀的对话，表现了当时社会以强凌弱的现象。《令禽恶鸟论》则论述伯劳之鸣与人的灾难没有必然联系且为伯劳鸣冤叫屈。这三篇作品在曹植的全部创作中显得很另类，而它们之间却有着共同的特色。第一，都通过鸟的形象来比喻社会现象，具有批判现实的色彩。第二，文字古朴，运用了很多当时的口语俗字。此外，《赠白马王彪》：“鸱鸮鸣衡轭，豺狼当路衢”，就本于《诗·豳风·鸱鸮》；而《野田黄雀行》描写黄鸟无辜被捕杀，又与汉乐府《乌生》《枯鱼过河泣》等有着相近的艺术构思。如果联系汉代乐府诗及《神乌赋》，并结合曹植其他创作，我们似乎可以作这样的推断：曹植创作这三篇作品，不像是率意为之，而是有意借鉴当时流行甚广的民间文学创作。因此，这三篇作品就给我们提供了清晰的启示，那就是，曹植不仅仅是贵族子孙，在他的精神世界还有着浓郁的下层文化的成分。曹植创作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下层文化特点，又与他的家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近年，江苏连云港地区一座汉墓出土了一篇《神乌赋》竹简，作品叙写了一对公鸟和母鸟的对话，用鸟语说的又都近于传统儒家的话语。这使我们想起了汉乐府中的《枯鱼过河赋》《战城南》等，也都是用动物的语言来表达人的感情。而这，正是当时下层文学的一个特点。
这种创作特色，与曹氏家族的特殊背景有关。曹家“起自幽贱”（《三国志·魏书·后妃传》）注，三世“立贱”，所以《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载：“初，明帝为王，始纳河内虞氏为妃，帝即位，虞氏不得立为后，太皇卞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贱，未有能以义举者也。’”他们的生活方式、处世态度乃至人生追求就与豪门望族有着明显的差异。曹植的生母卞氏也出身寒门，她自己就是“倡家”，也就是专以歌舞美色娱人的卖唱者。在这样的家族中成长起来的曹植，尽管其幼年、青年时期都得到了乃父的特别呵护，走马斗鸡，过着贵族子孙的放荡生活，但是其骨子眼里依然摆脱不了下层文化的强烈影响。《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裴注引《魏略》记载曹植约见当时著名小说家邯郸淳，“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从一个“诵”字看，这里所说的“小说”应当不是案头小说，而是带有一定表演性的作品，可能就是民间作品。曹植怎么会对下层文学这么感兴趣呢？我们知道，曹操有二十五个孩子。曹彰、曹丕、曹植都是卞太后所生。卞太后原本是“倡优”出身，来自社会底层。这样的生活背景对于曹植不可能没有影响。钟嵘《诗品》评价曹植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所谓的“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就是有俗有雅的东西。雅，自然是上层的特征，而怨，则代表了下层的情绪。《文心雕龙·时序》篇说建安文学“风衰俗怨”。俗与怨相联系，可见两者的关系。如果脱离了曹植的家世背景，脱离了当时整个社会世俗化的风气，我们就很难理解曹植的这些怪异举止。
我们的文学史在写到建安文学时，总是这样说，建安文学为什么感人呢？一是它描写了时代的离乱，二是它展示了知识分子建功立业的情怀。其实，中国历史上真正统一时间并不多，多数是处在一种战乱的状态，那为什么建安文学描写战乱就感人？还有，自从有了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谁不想建功立业呢。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文学事业就是立言的事业，也是追求不朽的名山事业。因此，这两个结论远远不能用来概括建安文学的成就。我觉得，建安文学之所以感人，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作家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反映了社会底层的心声。也就是说，当时的精英和下层民众在文学上达到了高度的默契。
事实上，所谓底层，所谓民间，只是一个比喻性说法。事实可能远比这种表述复杂得多。我们都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当时一些文化精英所倡导的文学改良运动。而在当时，到底有多大影响呢？这也许还是一个问题。如果当时影响很大，钱玄同与刘半农何必还要扮演双簧戏呢？新文化运动过去十年之后，老百姓依然爱读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关注张恨水等作家。他们的小说占据了当时的大部分图书市场。鲁迅日记多次记载，鲁迅的母亲借阅张恨水小说。可见，即便是文化革命“旗手”的母亲，照例是不读这些精英作品的，她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20世纪前期的左联文艺，后半期的“底层写作”，都是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重要写照。
此外，作为一种运动，它总还有相对立的一面。当年对立的那些人，很多人极有学问。被讽刺为所谓“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中坚力量，也都不是一般的文人学者。今天，他们的资料、他们的事迹逐渐浮出水面，我们发现，这里面有着很复杂的内容，绝不是像过去所描写的那样简单。而所有这些，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基本上都过滤掉了。
这就需要我们走近历史，真正了解作家的生存环境，了解一个时代的社会状况。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如何，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如何，直接影响到一个作家的思想感情。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正如达尔文发现人类进化规律一样，马克思最伟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人要从事一切活动，首先必须从吃喝住行做起。马克思的重要贡献在于从人类的经济活动出发去探讨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我们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把这些重要思想贯穿到我们的研究实践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文学史的途径
文学史的历史属性，决定了文学史研究，首先要走进历史。文献学是走进历史的必由之路。
（一）文献学的意义
20世纪50年代之后，学习苏联教育模式，把过去的传统学科分为文、史、哲三科；中文系又分语言和文学两类；文学类里面再分古代、现代、当代；古代里又分先秦、两汉、唐宋、元明清各代；专攻一代者也只能切出文学中的一小块。因此，现在的教学体制，把我们引到狭窄的道路上去，而且越走越窄，一个完整的文学被五马分尸。其实，学术研究只有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没有研究学科的分野。随着研究的展开，需要什么知识，就要什么知识。现在意识到问题的所在，又强调所谓“通才”教育，或曰“通识”教育。倡导“国学”复兴，希望在几年、十几年，通过这种教育体制培养出大师，实际上这无异于画饼充饥。因为这种教育理念不过是“拼盘教育”而已，并无新意。
如何进行通才教育，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大家共同探索，至少应当关注一下传统的理念。其实在中国，有几千年的一个传统，不管你怎么骂它，这个传统直到今天依然存在，这就是文学文献学。文献二字上面又加一“学”字，并不表明这是一门学科，不过是进入传统学问领域的一把钥匙，或者一条途径而已。传统学问研究，只有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没有研究学科的不同。随着研究的展开、深入，需要什么知识，就要掌握什么知识。文献学，就是要告诉你如何寻找掌握这些知识的途径。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认为“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他又说，“我们所提倡的国学，什有九属于这个范围”。
古典文献文献如此，现代文献也需要有个“学”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文学研究对象离我们渐行渐远。不仅如此，由于现代文学研究受到政治的影响比较严重，很多作家很早就消失在研究者视野之外；即使那些重要的作家，也因为种种原因存在着很多错误的理解。新时期以来，很多资料逐渐解禁，史料问题逐渐凸现出来。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出版过“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甲乙丙三编、“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八种、“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六十余种、“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如《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等），很多学者也从理论上阐述了文学史料学的价值。在这个领域，我们不能不提到樊骏先生的学术贡献。早在1989年他就在《新文学史料》第1、2、4期上连续刊载八万字的长文：《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认为“就整个历史研究来看，史料工作的进展，明显地落后于理论观念上的更新”，“史料工作的基础和传统出现了明显的脱节现象和多种形式的空白”。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对此展开论述，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这些成果，主要收录在200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中，是现代文学史料及学科建设的标志性成就。经过数代学者的努力，现代文学文献的抢救搜集、研究整理，已经成为新世纪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徐鹏绪《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系统描述中国现代文学的版本类型、文献目录、文献校勘、文献考证、文献辑佚、文献注释六个方面的内容，介绍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生平文献，论及现代作家年谱、传记、回忆录、日记书信等，论及中国现代文学报刊、别集、总集、丛书、类书等，是现代文学文献学的集大成之作。
当代文学史料的积累与整理还刚刚起步，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联合全国30多家单位协作编辑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迄今已出版80多种，计2000多万字。当代文学已经发展了五十多年，远远超过现代文学，而史料建设似乎还远不能适应日益丰富的当代文学发展实际，这个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二）古典文献学
古典文献学至少应当包含四个层面。
第一是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这是最基础的学科，即所谓传统的“小学”。第二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历代职官及天文历算，这是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几把钥匙，略近于传统的“史学”。第三是传统经典，主要是以五部经书为中心派生出来的十三经，以及诸子百家的代表性著作如《老子》《庄子》以及文学名著《楚辞》《文选》《红楼梦》等。第四是我们今天划分的专门研究，如文学、历史、哲学之类。
传统文献学涉及如此多的内容，而且都是很专门的学问，当然不可能样样精通。研习古典文献学的目的，就是应当随时关注、跟踪相关学科的进展，这样，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如果涉及某方面的问题，可以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最重要、最权威的参考数据。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早就说过，读书治学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辨彰学术，考镜源流。我想，传统文献学的作用就在这里。
（三）现代文献学
当然，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局限在传统文献学领域，要想超越前人确实较难。不过，新的时代总会提出新的命题，也总会提供新的机遇。出土文献、域外文献以及电子文献，为传统文献学平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这种时代的优势，闯出自己的新路，确实又有很大的可能性。第一是出土文献，如碑刻文献、简帛文献、画像文献等。第二是域外文献，如国外所藏汉籍研究、国外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第三是电子文献，中国传统典籍数字化已是大势所趋。虽然这项工作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却已显示了无比广阔灿烂的学术前景。
五、文学史的建构
从前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近百年来的文学研究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变化：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期，以进化论思潮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强烈地冲击着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中国文学研究走向了现代化的过程；20世纪中期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又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20、21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研究汲取百年精华，从外来文明与传统文明的交融中悄然开始了第三次意义深远的历史转型。它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国文学研究如何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向文学研究中国化的建设进程。
文学不是避风港，也不是空中阁楼，而是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一个作家的精神生活也离不开他的物质环境。我们只有把作家和作品置于特定的时空中加以考察，才能确定其特有的价值，才不会流于空泛。正是这样一种新的理念，推动了文学编年研究、文学地理研究、作家精神史研究、作家物质生活研究的进展。譬如史书记载，刘宋元嘉十六（439）年建立四学馆，除传统的儒学、史学、文学外，还包括玄学。东汉后期郑玄遍注群经，成为一时经典。魏晋之际，年轻的王弼重注经书，倡导玄学。（442）元嘉十九年颜延之做国子祭酒，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废掉郑玄群经旧注，启用王弼注。颜延之的取舍，重视玄学倾向性是明显的。刘义庆《幽明录》记载这样一个故事，说王弼梦见郑玄找他算账，骂他把儒家老祖宗的东西破坏掉了。王弼吓得把舌头咬断，惊吓而死。刘义庆死在元嘉二十一年（444），这个故事流行于那个时期，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郑玄注和王弼注取舍的巨大分歧。永明六（488）年陆厥与沈约书就说，元嘉后期，王弼注盛行，崇玄败儒。刘义庆的记载，虽系虚幻故事，确有真实的历史背景。通过文学编年，可以把这些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还原出来。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着浓郁的安土重迁的乡情观念。项羽功成名就，思欲东归，认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刘邦暂都南郑时，群臣“皆山东人”，颇多思归，故刘邦最初曾想定都洛阳。定都长安后，刘邦自称“游子悲故乡”，一方面按照家乡原貌在长安修建新丰让父亲安居，自己临终前回到故乡又高唱《大风歌》。马援转战沙场，留下“马革裹尸”的壮语。班超出使西域数十年，“年老思土”，要求落叶归根。因此，秦汉铜镜中常有“毋相忘，莫远望”之类的嘱托，而在秦汉诗歌中更是有大量的思乡之作。譬如《古歌》《悲歌》《古诗十九首》以及乌孙公主《歌》、蔡文姬的《悲愤诗》等表现思乡之作，可谓举不胜举。研究文学史，就不能不关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个区域的文化特点。而地域文学又不仅仅限于华夏不同地区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包括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学关系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在某种程度上还原华夏民族文学的整体性、多样性形态，从宏观上建构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总体框架。
在文学的时间与空间的坐标中，人是核心所在。
康德《逻辑学讲义》说：“哲学是关于人类理性的最终目的的一切知识和理性使用的科学。对于作为最高目的的最终目的来说，一切其他目的都是从属的，并且必须在它之中统一起来。在这种世界公民的意义上，哲学领域提出了下列问题：（1）我能知道什么？（2）我应当做什么？（3）我可以期待什么？（4）人是什么？形而上学回答第一个问题，伦理学回答第二个问题，宗教回答第三个问题，人类学回答第四个问题。但是从根本说来，可以把这一切都归结为人类学，因为前三个问题都与最后一个问题有关系。”[9]形而上学：我能知道什么？伦理学：我应当做什么？宗教学：我可以期待什么？人类学：人是什么？这里，核心问题还是人。
我们研究文学史，最终目的，不仅仅是为广大读者提供某种系统的文学发展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深入理解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意义，最终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学史理论体系。这个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研究文学史，依然任重而道远。
2018年11月11日于京城爱吾庐
[1] 参见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骆鸿凯《文选学》。
[2] 参考周振甫主编《文心雕龙辞典》中由赵立生教授编写的作家释和作品释两部分统计。
[3] 有的版本作三十八类，即在“书”与“檄”之间多出“移”体。见胡克家刻本《文选》后附《〈文选〉考异》。还有的作三十九类，多出“难”体。如南宋陈八郎刻本及《山堂考索》所引《文选》分类细目，就增加了“难”体。此外，台湾“中央”图书馆影印《五臣注文选》也有“难”体。
[4] 二十一篇中，《杂文》中细分“对问”“七发”“连珠”。《诏策》中细分“策书”“制书”“诏书”“戒敕”“教”。《书记》中细分“谱”“籍”等二十四种。
[5] 该书1880年出版，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孔子学院2013年中俄文对照出版，第330页。
[6]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
[7] 《剑桥中国文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8] 刘大白：《中国文学史》，上海大江书铺1933年版。
[9] （德）康德：《逻辑学讲义》，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