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手抄时代的文学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发展的手抄时代，其主要载体是纸笔。纸张走向普及，主要发生在从汉末到东晋这段时间。《后汉书》中详细记载了东汉蔡伦发明纸张的经过，他主要采用的原料是树肤、麻头等。汉末最为著名的“左伯纸”，至南朝萧梁时期还存在，萧子良评价曰：“子邑之纸，妍妙辉光。”崔瑷在回复葛元甫书中谈到了缣帛与纸的不同，当时是纸张与缣帛同时使用的时代。而纸的风行，大概就是在3—4世纪的晋代，取代了竹简和部分缣帛的使用，书籍因此获得大量传播，手抄本开始流行，文学的传播速度空前提高。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左思《三都赋》问世后“洛阳纸贵”的传说。东晋桓玄时，更下令彻底放弃了竹简，而以“黄纸”代之。纸张作为优质的文化传播载体，为当时的诗赋名家所称赞，西晋士人傅咸（239—294）撰写了《纸赋》，称颂纸张的便利性。永嘉南渡之后，江南地区获得开发，造纸术更加发达。今日浙江到江西地区的剡溪一带，两岸绵延数百里皆生藤葛，麻藤是南方造纸的主要原料，这种纸张在这一地区盛行千年。而抄纸帘的发明，也使得南方的造纸技术日益规模化。斯坦因在新疆发现的3—4世纪东晋的古纸，就是生纤维和破布的混合物。北齐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还提到了当时一种非常成熟的纸张防蛀技术，叫“染潢”，大概就是在纸张生产过程中，将一种能够防止虫蛀的黄色汁液浸入纸中。敦煌所藏的5—10世纪的纸卷，就证实了这种防蛀方式对于纸张保存的有效性。

纸张在东晋以后的风行，极大地改变了文学传播的速度，也使得文学创作在更大的范围内普及开来。当代文学作品的结集速度和数量在不断地增加。谢灵运移居会稽后，“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宋书·谢灵运传》）。刘孝绰“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梁书·刘孝绰传》）。这一时期的江南，诗人多如牛毛，有人就编选了《江左文章录》。梁武帝天监四年（505），江淹自撰为前、后集。沈约编撰了一部选集名为《宋世文章志》，在《隋志》中著录为2卷，在《南齐书》本传中则著录为30卷。又如，《玉台新咏》的编撰和结集非常重视当代诗文，其中第9、10两卷中多是当代诗人作品。殷淳还编撰了《妇人集》30卷，徐勉也编有《妇人集》10卷。临安公主有文集3卷，萧纲亲自为之作序。这都说明当时有关妇女题材的作品或者妇女创作的作品十分丰富。由于南朝音乐文学创作发达，陈废帝光大二年（568），释智匠撰《古今乐录》13卷，起汉迄陈。这部总集如今已佚，散落在《乐府诗集》中，对南朝时期乐府诗歌及事件的记载是很丰富的。当代作品的迅速结集，无疑是为抄撰风气甚浓的文化环境所催生。

南方地区藩王府抄撰规模的扩大和定型，是在永明二年（484），即竟陵王萧子良镇守西州，“移居鸡笼山西邸”时。当时，他“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南史·文惠诸子列传》）。《略成实论记》记载了当时萧子良集结五百余名僧抄录《成实论》，略为九卷，写百部以流传天下，规模浩大。这些学士的工作，涉及抄撰图书、整理类书、翻译佛经等，贡献卓著。这样的文化阵容，“江左所未有也”。永明五年（487），萧子良亲自抄经三十六部，带动了当时抄经活动。建康地区作为南朝图书抄撰中心的地位，也是通过官方馆阁抄撰和萧子良的藩王府抄撰等力量的推动，得以牢固树立。馆阁之中文士众多，遂产生馆阁唱和。抄撰者热衷于对抄撰活动本身或者抄撰环境中某些事物的歌咏。如沈约《和竟陵王抄书诗》，王融《抄众书应司徒教诗》，皆以金玉之词堆砌的秘阁典故，突出抄撰活动的清雅贵重。当时还有一批产生于抄撰活动的游戏之作。再如沈约、王融、范云同赋的《奉和竟陵王郡县名诗》，沈约的《和陆慧晓百姓名诗》《奉和竟陵王药名诗》，王融的《药名诗》等，将所见同类之词，连比为诗，是诗人扩充诗歌素材的尝试。这几首仅存的物名之诗，能够让我们明了南朝诗人获得诗歌典故的过程和方式。

晋安王萧纲继承了萧子良西邸抄撰模式和馆阁唱和，并发展专事抄撰的职位：抄撰学士。在萧纲出镇雍州期间，“高斋十学士”的抄撰阵容已经粗具规模，入京后依然组织抄撰活动。《法苑珠林》录《法宝连璧》一部二百卷，就是在太子之位上组织编抄的。萧纲府中的文士唱和十分频繁，和竟陵王萧子良相比较，萧纲直接参与诗文唱和活动的频次大大提高。宫体诗的兴起，即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产生的。随着晋安王成为皇太子，徐陵、庾信遂在东宫“并为抄撰学士”。徐陵、庾信的父亲徐摛、庾肩吾都是晋安王萧纲幕中的文人，入幕极早，前后跟随萧纲数十年。徐陵、庾信虽号称是“抄撰学士”，但其本质仍是藩王府幕中文人。

图书抄撰的风行，在北朝同样盛行。北方官方抄撰机制同样是建立在民间。当时的北方社会，出现了“佣书”产业，成为贫困士子立身之依靠。北魏名儒蒋少游、刘芳、崔亮和房景伯都有过“佣书自给”的经历。从洛阳时期开始，北朝开始出现了一些拥有大量私家藏书的士人，如常景身份显贵，家中富有藏书。侯景之乱以后，大量南人北徙，南方的人才和图书都遭到毁灭性打击。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云：“北于坟籍少于江东三分之一，梁氏剥乱，散逸湮亡。唯孝元鸠合，通重十余万，史籍以来，未之有也。兵败悉焚之，海内无复书府。”在针对南朝的战争中不断获得成功的同时，为了安置由梁、齐入周的文士，北周和北齐都发展了自身的官方抄撰机制。对于南来士人，北周起初没有授予政治实权，这段时间大约有十年之久。而之后也主要是使其担负文化职能，发挥其文化优势，置麟趾殿，集合南来士人从事抄撰活动。武成中（559—561），周明帝令诸文儒于麟趾殿校定经史。北齐文宣帝天保三年（西魏废帝元钦元年，552），梁元帝平侯景之乱，藏书到江陵，颜之推、王褒、庾信等校之。主持北方官方抄撰的南来文化士人，皆有从事官方抄撰之经历。除庾信、王褒外，其余有宗懔、萧大圆、萧、明克让、姚最、颜之仪、元伟等，主要是从南朝和北齐入周的文人，约30多人得入麟趾殿。同时，南方抄撰群体的向北流播，使得在南北战乱中的一些集部图书，得以传抄。北齐人充分效仿了南朝官方图书抄撰经验。北齐武平三年（572），祖珽采纳阳休之、颜之推的建议，奏立文林馆，又奏撰《修文殿御览》。在馆阁的实际工作中，颜之推与“性好文咏、颇善丹青”的萧放、“工于诗咏”的萧悫等南方士人同任撰例，署文林馆待诏者仆射阳休之、祖孝征以下30余人，主持《修文殿御览》《续文章流别》等编纂。颜之推之所以十分积极地投入这项事业，恐怕和他在江陵之乱中的一段遗憾经历很有关系。颜氏一家，曾有过多次诗文结集，但都因为缺少图书副本，而在遭受困厄之后不复存在。类书的出现，为诗文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条件，学习创作变得更为容易。

南北朝时期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两部文学总集是《文选》与《玉台新咏》。《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汉族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他主编的这部文选称作《昭明文选》，原本30卷，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类别。《文选》所选作家上起先秦，下至梁初（以“不录存者”的原则没有收入当时尚健在的作家），作品则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原则，没有收入经、史、子书。萧统是当时文坛上政治地位最高的人物，六朝的绮靡文风在他身上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然而他对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关系，却持重折中，内容要求典雅，形式可以华丽，认为艺术的发展必然是“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文选序》）。他指出：“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要求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东王书》），同时还推崇陶渊明“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陶渊明集序》）。所以《文选》所选的作品，其实并没有过分忽视内容。除了选录陶渊明的八首诗以外，还选录了《古诗十九首》和鲍照的作品十八篇。同时，对那些质木无文的玄言诗和放荡、空虚的艳体诗和咏物诗则摒而不取。至于入选的作品是否值得选录，应该选录的又是否有所遗漏，后代的学者曾经有过许多不同的意见，见仁见智，众说不一。总的来说，这部诗文总集仅用三十卷的篇幅，就大体上包罗了先秦至梁代初叶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种文体发展的轮廓，为后人研究这七八百年的汉族文学史保存了重要的资料。

《玉台新咏》是一部东周至齐梁的诗歌总集，共收诗700余首，是徐陵入陈之后所编。本书编纂宗旨是“撰录艳歌”，即主要收录男女闺情之作。入选各篇，皆取语言明白，而弃深奥典重者，所录汉时童谣歌，晋惠帝时童谣等，都属这一类。又比较重视民间文学，如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首见此书。它重视南朝时兴起的五言四句的短歌，收录多达一卷，对于唐代五言绝句诗体的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它不像《文选》那样不录在世人物之作，选录了梁中叶以后不少诗人作品。这些诗作比“永明体”更讲究声律和对仗，可以较清楚地看出“近体诗”的成熟过程。书中收录了沈约《八咏》一类杂言诗，也可以据此了解南朝末年诗和赋的融合以及隋唐歌行体的形成。《玉台新咏》所选诗篇又有可资考证﹑补阙佚的，如所收曹植的《弃妇诗》，庾信的《七夕诗》，为他们的集子所阙如，班婕妤﹑鲍令晖﹑刘令娴等女作家的作品，也赖此书得以保存和流传。其中所收诗歌主要反映女性的生活，表现女性的情思，描绘女性的柔美，吐露女性的心声，同时也表现了男性对女性的欣赏、爱慕，刻画了男女之间的爱恋与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