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思想史进程对文学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道教、佛教和谶纬方术等思想，发展极为迅速，它们变化为新的社会思潮，在这个长期分裂的时代滋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当时，新的社会思潮也在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习尚和价值观念。儒家的道德教条和仪礼规范已失去原有的约束力，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返归自然的生活，成为新的追求目标。同时，对人性、世界本身的求知欲，也到了一个空前旺盛的阶段。

魏晋时期，随着儒家的衰微，玄学思潮日渐兴起。《老子》、《庄子》和《周易》成为魏晋士人热衷的“三玄”。玄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研究界将之命名为正始玄学、竹林玄学和中朝玄学。玄学有几个重要的论题：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名理之辨。对文学和艺术有直接影响的是崇尚自然的一派、言不尽意的一派和得意忘言的一派。嵇康和阮籍本身就是玄学家，他们在诗文中对“自然”颇有讨论；陶渊明的思想和玄学也有很深的关系。后人极力推崇陶渊明，并把他的自然和真视为文学的极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郭璞的《游仙诗》、庾阐《游仙诗》和《闲居赋》等，明显受到玄学影响。东晋永和年间孙绰、许询等人的玄言诗创作达到高峰，这是一种以阐释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温峤创作的《回文虚言诗》是比较典型的玄言诗。玄学在社会中传播的主要方法、途径是清谈。王羲之等人创作的《兰亭诗》被视为是受到玄学清谈文化影响的诗歌，以言理为主旨，文学艺术性略少，因而玄言诗被钟嵘评价为“平典似道德论”。经过历史的洗礼，如今存世的玄言诗已经不多。

儒家思想、道家哲学及其影响下形成的道教，加上外传的佛教，是中国古代三大思想潮流，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通常的观点认为，印度佛教是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一些西域僧人来到中国境内翻译佛经，传播义理，佛教思想开始在社会上层流行。西晋时，佛教典籍《般若经》影响巨大。东晋时代，中原的一些名僧避难渡江，在南方积极传播佛教。在庐山出现了以慧远为领袖的佛教僧团。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大多支持佛教，佛教在北方得到长足发展，出现了佛图澄、道安、鸠摩罗什、法显等著名僧侣。南北朝时期，北方出现了定居少林寺的佛陀禅师和禅宗的创始人达摩禅师。随着佛教的发展壮大，僧人在上层社会的地位日渐尊崇。与名僧、高僧交往，成为士林时尚。支遁是东晋时期活跃在上层贵族中间的名僧。庐山慧远成立的“莲社”，吸纳了刘遗民、周续之等南朝名士。虽然有过禁佛活动，隋朝以后，佛事活动又兴盛起来。在南方，佛教盛极一时。梁武帝以皇帝之尊三次舍身同泰寺。陈武帝、文帝也都模仿梁武帝，有舍身佛寺之举。在佛教思潮的影响下，文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以汉译佛经为基础的佛教元典文学，是此时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门类。人们将佛教元典文学主要分为这样几类：以佛传、菩萨传为主的佛教传记文学，代表作如《马鸣菩萨传》等；以佛陀为菩萨行善事为主要情节的本生文学，代表作如《六度集经》《长寿王经》《菩萨本生鬘论》等；以譬喻为佛理解说工具的譬喻文学，代表作如《譬喻经》《百喻经》等；以佛陀说法教化种种因缘为主要内容的因缘文学等，代表作如《贤愚经》等。在此过程中，“唱导”与“转读”是佛教传播的主要方式，优秀的经师能够达到梵声与汉语的巧妙结合，生动地将佛经的内容传布给听众。这种讲唱艺术，首先导致了大量以宣佛为主的讲唱文学作品的涌现。敦煌遗书中的变文、宝卷，以及世俗的诸宫调、平话、弹词等文体，皆受到唱导和转读的影响。而且，梵呗之声的出现，也被认为是南齐时声律说走向成熟、形成了以“四声八病”说为主的“永明体”的关键动因。佛教从思想根源上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同时也拓展了此时文学的艺术手法和题材形式。晋宋的山水文学和梁陈的宫体文学都受到佛教影响。前者是以表现山水审美为主，并在其中浸透了神道与山水合一的般若思想和“物有佛性，其道有归”（谢灵运《辨宗论》）的佛性论，将人与山水作平等观。梁陈宫体诗中对女性外貌的刻画极为细密，可能与佛教的色空观念，以及对“象”的理解有关。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发展也十分迅速。东汉末叶，道教因张角“黄巾起义”失败受到影响，其发展在政局动荡中渐趋零落，纲领散乱，江南一带，种种巫觋杂道错出，淫祀盛行。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些道教的革新人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葛洪、陆修静和陶弘景。葛洪（284—364），号抱朴子，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人，是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他曾受封为关内侯，后隐居罗浮山炼丹。葛洪的《抱朴子》分内外两篇，在《内篇》中，他不仅全面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理论，并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导引和房中术等。同时，他又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本质上是主张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外篇》则类似杂文集，主要讨论时事，不满于魏、晋清谈，主张文章、德行并重，立言当有助于教化，以法治国。陆修静（406—477），字元德，吴兴东迁（今浙江吴兴东）人，是天师道的代表人物。他是早期《道藏》的编辑者，也是南朝道教斋戒与仪范的制立者。陶弘景（456—536），字通明，自号隐居先生或华阳隐居，卒后谥贞白先生，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陶氏历经宋、齐、梁三朝，梁武帝对其恩遇有加，《南史》也有“山中宰相”之誉。但在南梁时期，举国崇佛的大环境下，陶弘景作为道教茅山派代表人物，迫于压力出走远游。最后以道教上清派宗师的身份，前往县礼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佛道兼修。正是如此才避免了如寇谦之的新天师道一世而亡的下场。陶弘景有悼好友沈约诗云：“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大概就是在表达自己内心的苦痛。

南朝道教的发展，对南朝文学影响甚深。道教典籍本身就有深刻的文学性，葛洪所撰《神仙传》共10卷。书中收录了中国古代传说中的92位仙人的事迹，想象丰富，记叙生动。书中收录的，有些不是仙人的人物，也被神仙化了。道教的发展，在当时也进一步促成了南朝人“方外”观念的形成，并将之运用在山水游历及相关作品中。陆修静早年出家修道，好方外游，遍历云梦山、衡山、罗浮山、峨眉山等名山胜地。南朝的很多山水诗都存在方外的寄托。道教对南朝的歌舞颇有直接影响。梁代乐府《江南弄》七曲与《上云乐》七曲合称为《江南上云乐》十四曲，《老胡文康辞》亦系于《上云乐》名下。三者表面上内容、风格迥异，却被编排成一个系列，歌颂长生、游仙或飞升。梁朝后期庾信所作《步虚词》也是道教科仪的文学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