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论语》与《孟子》

《论语》和《孟子》分别代表了战国初与战国中期儒家著作的基本形态。

《论语》是一部由孔子的弟子后学编辑的，辑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语的语录体著作。《论语》以记述孔子的言行事迹为中心，其中涉及许多《诗》《书》、礼、乐的内容。因此，在西汉时代，《论语》就被经生当作说解“五经”（《易》《书》《诗》《礼》《春秋》）的“传”“记”之作而传习。到了东汉，在《易》《书》《诗》《礼》《春秋》这“五经”之外，《论语》《孝经》《尔雅》作为识字治学的必读书，以“兼经”的身份，也被纳入了儒家经典的范围。宋代以后，作为“四书”之一的《论语》，地位更被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论语》中的孔子，是了一个思想深沉、举止端庄的大哲学家、大教育家的形象。例如《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一段：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孔子的时代，是周代礼乐制度全面崩溃的时代，周王室名存实亡，各诸侯国公室衰弱，政出家门，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弑君杀父的事情时有发生。在孔子生活的鲁国，就发生了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联合驱逐鲁昭公，致使鲁昭公客死他国的事情。当时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季世”的情绪。这就像桀溺所说的，整个天下就像洪水泛滥一样，糟透了。面对这样的社会，长沮、桀溺这样的隐士消极悲观地认为没有人能改变这种状况，像孔子及其弟子那样东奔西走谋求救世之道的行为不会有任何结果，而他们又不愿与污浊的社会同流合污，于是他们就选择了与其“避人”不如“避世”的出世隐居之途。孔子恰恰相反，一句“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凸显出孔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这种忧国忧天下的积极入世精神与济世情怀，经过千百年的文化积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因素，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为民族的振兴前赴后继。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以视为对孔子“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的最好注解。

作为一个有着积极入世精神与济世情怀的思想家与践行者，孔子也提出了自己的救世主张。其主张的根本出发点，用一个字来概括，这就是“仁”。在《论语》中，“仁”是一个被反复询问和阐述的概念。“仁”的最高境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仁”的根本则是“孝弟”（《学而》）。中国古代宗法社会，采用的是一种家国同构的家天下的统治模式，君臣关系与父子关系完全同构，所以，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这一被用来处理家庭关系的根本原则，同样的也适用于治理国家，上升到国家的高度，就是尊尊亲亲的亲疏贵贱的等级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仁学”是一种救世的学说。但是，在孔子“复礼”的政治理想破灭之后，“仁”就被上升为一种道德准则，成为一种最高的人格理想。于是“仁者必有勇”“仁者不忧”一类的褒扬之辞频繁地出现于《论语》当中。曾参用一句话概括孔子的人格理想，也是仁的思想核心，即“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宋代理学家朱熹的解释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换句话说，忠，就是尽心为人，即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恕，就是推己及人，即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这实际上是人生在世与人交往的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在孔子看来，作为理想人格的“仁”，并不是虚无缥缈、不可企及的，它可以通过个人身体力行的实践而达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终孔子一生，他一直在为实现“仁”的理想而奔波努力，经过孔门弟子的发扬光大，“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的高尚气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的独立人格，成为后世有志知识分子所尊奉与追求的崇高理想。

《论语》保存了研究孔子及其弟子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它以生动的语言、细节的记述逼真地再现了孔子及群弟子的形象与性格。在《论语》中，孔子的形象是丰满的：“莞尔而笑”，戏言“割鸡焉用牛刀”之欣喜与幽默（《阳货》）、“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之达观（《述而》）、“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之恭顺（《乡党》）、“匹夫不可夺志”之坚毅（《子罕》）、“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愤怒（《八佾》）、“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的自持（《子罕》）、“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的无奈（《子罕》）、“天丧予”的悲恸（《先进》），如是种种，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严正坚毅、爱憎分明、备受挫折而仍积极进取的孔子。除此之外，子路之率直、颜回之甘贫、子贡之聪敏、曾参之笃行，都在《论语》中得到了形象的反映。对群弟子性格的刻画以及群弟子对孔子的景仰与赞美，从另一个侧面衬托出了孔子作为一个伟大教育家的人格与胸怀。

《孟子》是孟轲和他的门徒所作的一部著作。盂轲，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县）人，据《史记》称是孔子之孙子思的再传弟子。继承孔子仁学理论，孟子提出了“仁政”主张。“仁政”的主要内容，就是在井田制基础上，“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梁惠王上》），由此成就“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民亲其上，死其长”（《梁惠王下》）的理想社会。孟子“仁政”主张的出发点仍是为统治者着想，但是，为了实现“民亲其上，死其长”，“天下归就之，服其德也”（《离娄上》）的政治目的，孟子又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尽心下》）这是对西周以来“敬天保民”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中对于执政规律的深刻揭示，对后世的统治思想产生深刻影响，并发挥了客观的历史作用。

孟轲渴望得到统治者的任用来施展他的抱负，但是，在一个“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离娄上》）的时代，孟子的“仁政”思想不可能得到统治者的认同和采纳。善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的孟子也不会为了趋附权势而迁就改变，于是，去其国就成为孟子无奈的选择。和周游列国的孔子一样，孟子在游说数君不被礼遇之后，“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通过著述立说来发表自己的看法。面对“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的局面，以“圣人之徒”自居的孟子主动承担起了“言距杨墨”的任务，也因此落下了“好辩”之名：“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

与《论语》相比，在语言技巧方面，《孟子》有了明显的发展。它不再以简约含蓄取胜，对于人物的描写也有了一些比较精细的刻画。如《梁惠王上》写孟子见梁襄王的一段：“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短短几句话，就刻画出了一个缺少人君威仪气度的庸主形象。《孟子》中也有一些篇幅较长的雄辩之文，非常善用比喻、寓言来说明深刻的道理，前者如《告子上》的“鱼，我所欲也”，后者如《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以“齐人”乞讨祭余之食却在妻妾面前摆阔抖威为喻，入木三分地讽刺了为求取富贵利达而抛弃人格尊严的肮脏本性。这些描写，寓意深刻，设想新奇，令人在捧腹之余深思不已。此外，“揠苗助长”“邻人攘鸡”“五十步笑百步”等影响深远的寓言故事，都出自《孟子》。

《孟子》还提出颂读《诗》《书》要“知人”“论世”（《万章下》）、“以意逆志”（《万章上》）的主张，这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孟子的“以意逆志”，可以理解为说诗者依据文辞之意测度诗人之志的一种主体行为。这一点在他说解《北山》一诗的具体诗义时得到充分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意逆志”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结合，因而部分地揭示了解读作品的基本规律。这个观点把此前一直被忽略的诗人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中。[1]诗人的“出现”，标志着诗歌作品本体地位开始确立，作为文学的批评对象产生了。而诗人作为文学批评对象介入研究视野，一方面通过批评家的眼睛反映了作家自我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这种觉醒的自我意识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有意为文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