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先周时期的中国文学

第一节 远古时代文学艺术的起源

探讨远古时代的文学艺术，只能从与“文”相关联的物质遗存说起。从原始社会留存下来的各种陶器、石器上保存的艺术信息，我们可以看到绘画、雕刻、陶塑等多种形式的艺术萌芽。原始绘画主要是指陶器上的彩绘图案，以及分布在南北各地的各种岩画。陶器上的彩绘图案，在不同时期的文化中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如半坡类型文化的彩陶上，多有动物的形象，如鹿、龟、鸟等，其中以鱼类纹最多。而马家窑类型文化的彩绘图案，则表现出了由具象的自然纹样演化为抽象的几何纹样的发展趋向。

原始艺术的繁衍不仅表现在雕塑、绘画方面，音乐、舞蹈、诗歌等在当时的发展情况也如此。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一件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彩陶盆，在陶盆内壁近盆口处，有四道平行带纹，带纹上绘有3组舞人形象，每组5人，携手并肩，面向右方，步伐整齐地在翩翩起舞。他们头后甩出发辫，臀后飘着一根尾饰，衣带随风飘拂。每组外侧两人朝外的手臂画为两道，似乎在表示手臂的摆动。整个画面主题明确，姿态飘逸生动，富有一定的韵律和节奏感，表明当时舞蹈艺术已有较高水平。另外，浙江河姆渡等地出土的陶埙，河南庙底沟发现的陶钟，则标志着吹奏乐器和敲击乐器都已发明出来。《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舞蹈产生于人类舒展筋骨、宣导阴气的需要：“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五弦琴的制作目的也与此相关联：“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这类传说，把音乐与舞蹈的产生归因于生产与生活的需要，这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了艺术的起源与劳动生产及社会生活之间密切的联系，认识到了音乐与舞蹈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也许正是认识到了歌舞的神奇力量，才会产生歌舞来自天帝的神话。这就是《山海经》对于《九辩》《九歌》来源的记载：“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

除了出土资料，传世文献也零星记载了一些先民歌舞的场面。如《吕氏春秋·古乐》保存了文献资料中迄今为止时代最早的“葛天氏之乐”[1]：

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反映了原始艺术起源时期质野、粗犷的风格以及载歌载舞的艺术特点。

《礼记·郊特牲》记载一首据称为伊耆氏时的《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是一首具有明显咒语性质、带有浓厚巫术色彩的祝辞。它集中反映了原始先民面对地质灾害、洪水灾害、动物灾害、植物灾害等众多自然灾害侵袭时的祈愿。四句诗，句句既是祈求，也是命令；既是祝愿，也是诅咒。

《吴越春秋》还记载了一首《弹歌》，总共只有四句八个字：“断竹，续竹，飞土，逐害。”[2]表现了孝子守尸驱禽、防止父母之尸为禽兽所食的场面，是远古时代弃尸于野的丧葬风俗的孑遗。

除了这些零星见载于古籍中的原始歌谣乐舞作品之外，《周易》的卦爻辞也有不少表现出了比较鲜明的古歌谣的特点。例如《明夷·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这些爻辞虽然短小，但蕴含于其中的思想情趣以及所采用的表达方式，体现出了与《诗经》相似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