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与宗教政治密切关联的发展脉络

追踪以书写文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学史的源头，人们总是以文字的产生与记载为前提的。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文字就是出土于殷墟的甲骨文。因此，文学史的叙述，理应从有文字可考的殷商时代开始。

甲骨文，据其所刻写的载体而得名。因为其内容基本是对殷商时代占卜过程及其结果的记录，故又被称为甲骨卜辞。受载体形式的限制，甲骨卜辞篇幅非常短小，从已有研究成果得知，由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部分构成的卜辞叙事文体，篇幅虽然短小，却已具备完整的叙事结构，表现出一定的叙事技巧。如《甲骨文合集》10406正：“癸巳卜，，贞旬亡？王曰：乃兹亦有。若偁。甲午王往逐兕，小臣叶车马，硪王车，子央亦坠。”相对完整地记述了一次商王占卜的过程及结果。也有一些甲骨卜辞，表现出类似于歌唱的韵律特征。如《甲骨文合集》12870：“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这些刻写在甲骨之上的简短的卜辞，在表达其宗教、政治的意见的同时，以其语言的生动、凝练成为萌芽期中国书写文学的组成部分。

除甲骨卜辞之外，记录王室诰命、征战誓词以及各种政令的简策之文，是早期散文的主要内容。将这些诰誓之辞结为一集的《尚书》，作为早期散文的代表性成果，鲜明地表现了以政治实用性为基本目的的写作特点。

周人立国之后，尊礼尚施的周人强化了礼乐之文的政治功能。除了发挥祭祀祖先神灵的宗教仪式功能之外，礼乐之文在维护社会平稳运行的政治制度层面亦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语·周语上》的这一段话，极为典型地记载了诗、书、箴、赋这些被后世视为典型文学形式的“礼乐之文”所具有的政治功能。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实际上是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后期五百多年间应用于各种典礼仪式的仪式乐歌，以及讽谏君上的政治讽刺诗的结集。《诗经》不仅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物，同时也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春秋时代之后，“赋诗言志”之风盛行，《诗》又成为诸侯外交聘问场合重要的交流媒介。所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充分表达了孔子对于习《诗》者应该具备的政治才能的重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意识中习《诗》者所应该具有的达政、专对的政治才能。

到了春秋末年，伴随着周代礼乐制度的崩坏与社会各阶层间人员流动的加剧，介于庶人与大夫阶层之间的士人群体迅速壮大，由此形成了一个脱离贵族集团，游离于既有社会关系之外的士阶层。“士无定主”是这一阶层的主要特征。此前垄断于王官的知识与文化，随着社会阶层的流动而下移民间，成为失去生产资料的衰落贵族谋生的工作与手段，由此形成了一个依托于士阶层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这样一个“士无定主”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士人认识到“学而优则仕”的现实性与可靠性。于是，由落入士阶层的知识阶层主导的聚徒讲学，成为传授知识、传播文化的新兴方式。他们当中，有的人为承古今、昭法式而修史作传。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国语》《春秋》以及解释《春秋》的“三传”（《左氏春秋》《穀梁春秋》《公羊春秋》），既是春秋战国历史散文的代表作，同时也是作为王朝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史官文化传统的成果。有的人为游说王侯、疗救社会而著书立说。以《老子》《庄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诸子著作，在表达各自的政治理想、治世主张时，也展现了先秦诸子政论性散文极高的文学成就。被认为恣肆辩丽、代表了先秦语言艺术最高成就的《战国策》中的纵横家之辞，在华丽奇谲的语言背后昭示着显而易见的政治目的。即使最具文学情态的《楚辞》，也在“贤人失志”的叙述与抒写中，蕴含了浓烈的政治目的与家国情怀。对文学而言，尤其是先秦时代的中国文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以融合无间的方式宣示了与社会政治密不可分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