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高校多样资本的重要意义
一 有利于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
学术自由是学者不断创新的灵魂，大学自治是大学持续发展的根基。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是自欧洲中世纪以来就形成的大学普遍发展规律。回顾世界大学史，无论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什么时候大学的学术自由不在，大学自治缺失，那么大学发展就面临诸多危机；什么时候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能够相对独立管理自己的事务，尤其是学术事务，那么大学发展就会呈现出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良好态势。
当今之大学，已经不再是中世纪时期的学者社团，也不再是19世纪时期政府掌控的精英机构，它需要面对多元的利益相关者。无论是主要利益相关者，还是次要利益相关者；无论是内部利益相关者，还是外部利益相关者，这些团体和个人，都有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高校的生存发展和目标实现。高校不是企业工厂，不是商业财团，一味强调经济资本，必然会沦为其他组织的附庸。但是，当下高校又是运营费用巨大、甚至是“烧钱”的机构，如果没有足够的运营经费，高校发展必然步履维艰，甚至是面临倒闭。在现代社会环境里，一个经费捉襟见肘的高等教育组织，妄想大学自治无异于纸上谈兵。因此，伯顿·克拉克认为，一所大学的自治，首先要能够自行处理资金，面对全球范围内政府对大学资助的份额逐步减少，大学必须开拓多种渠道筹资，譬如工厂企业、地方政府、慈善基金会、版税收入、校园服务收入、学费以及校友集资等。一个可以操作的20世纪大学自治的定义是不依赖一个单一的狭窄的资助基地。[20]
大学自治是这样，学术自由亦如此。学者不是企业家，也不是商人，如果一味追求金钱，那么必然会沦为俯首帖耳的“犬儒”，这时候再谈学术自由，无异于纸上谈兵。但是，学者也要有基本的生活需求，最好是能够体面地生活。著名国学大师吴宓临终前所说的：“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21]至今读来，仍然让人唏嘘不已。从资源依赖理论来看，如果依赖单一的组织或个人资助，其依赖程度越强，那么其自身的自由空间会越小。反之，如果依赖于多个组织或个人，那么其可选择性就会越大，自身的自由空间也会越大。中世纪早期的大学学者，之所以能够保证一定程度上的学术自由，就是能够利用自由迁移等，有效地游离于教权、王权和市民之间。待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的传统大学，或沦为教会统治的附庸，或沦为世俗统治的羔羊，学术自由之风也就几乎荡然无存了。
因此，我们在哀叹政府对高校资助逐渐缩小，在抱怨外部对学术自由日益侵蚀的时候，更应该想一想自己应该凭什么依靠、依靠谁和怎样依靠等问题。从经济资本的角度来看，现代大学已经不像中世纪大学那样，既无基本校舍，也无图书馆、实验室等固定资产，保住教学、研究和生活的底线已经不成问题，部分一流大学甚至富可敌国。从文化资本的角度来看，经过多年积累，高校已经形成了各自独特的人力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这些文化形态是保障高校共同体发展的根本动力。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多元利益相关者恰恰为高校形成多元网络关系、多方发展资源，不依靠单一组织或个人，提供了诸多可能性。从学术资本的角度来看，高校作为传承、创新、应用高深知识的组织部门，在知识经济时代里，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从资本多样性的视角来看，高校可以凭借依靠的价值形式多样，可以依靠的对象也不断拓展，因此就当下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空间而言，并非日渐萎缩，而是前景广阔。伯顿·克拉克所提出的创业型大学，就是高校多样资本联合运作的鲜活例证。
二 可以使高校真正认清自我，以学术为业
面对纷繁的社会世界和多样的资本类型，高校发展路在何方？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认为，每一个社会部门组织的存在都是为了使人们的生活和社会有所不同。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医院都不会去卖鞋，也不会大规模进军教育领域，它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救治病人。他忠告，永远不要为了金钱而放弃自己的使命。如果你眼前突然冒出了一些可能会与组织使命相悖的机遇，记住一定要学会放弃，否则你就会出卖自己的灵魂。[22]使命不但告诉我们应该干什么，而且还告诉我们不应该干什么。
那么高校的使命是什么？要回答这一复杂问题是异常艰难的，因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高校，其使命是各异的，研究高等教育的众多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也是多种多样的。红衣主教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开篇提到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23]；西班牙学者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Gasset）在《大学的使命》一书中，将大学必须行使的职责概括为：文化的传授；专业的教学；科学研究和新科学家的培养。[24]在克拉克·克尔那里，巨型大学已经是“一个有着若干灵魂的不一致机构”。由众多群体组成的大学边界日益模糊，它延伸到校友、立法议员、农民、商人，他们都关联到一个或几个这些校内群体。克尔笔下的巨型大学，已经不再是纽曼笔下拥有一批教士的村庄，也不是弗莱克斯纳笔下有着一批知识寡头的城镇，而是一个变化无穷的城市（City）。有人在城市中迷失，有人在城市中高升。咨询顾问工作以及其他额外收入造就了所谓的“富裕教授”。教师们更加充分地参与社会，而不是边缘人物，有些甚至处于全国和世界事件的中心。面对如此纷繁多样的现代大学，克尔提出了现代美国巨型大学存在的理由何在？他分析认为：“在保护、传播和探究永恒真理方面，它没有什么同道；在探寻新知识方面没有在世的同道；在整个历史上服务于那么多先进文明的高等教育机构中也没有同道”，“虽然它没有一个属于自身的单一灵魂，但它的成员献身于真理”。[25]可见，尽管纽曼、加塞特、弗莱克斯纳和克尔等对大学使命的表述各异，但是知识抑或是同时代的高深知识，却是其共同元素。就当下而言，保护、传承、探究、创新和应用高深知识是高校区别于其他组织的独特使命。
在多样资本面前，高校要始终牢记自己的使命，不要为金钱而放弃自己的使命，更不能为金钱而丢失自己的灵魂。如果为了金钱而放弃自己的使命，丢失自己的灵魂，那么最终受到戕害的是高校自身。因此，相对于经济资本的获得和积累，以高深知识为主体的学术资本的获得和积累，对于高校发展更为重要。秉持学术资本不被异化或泛化，确保学术声望不被损耗或盗用，坚持以学术为业，大学之树才能得以常青。这种道理对于大学内的基础学科如此，对于大学内的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同样如此。大学中的商学院、医学院、法学院等专业学院，首要的使命是运用高深知识来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能力所及后再去服务社会。换言之，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服务社会，作为大学职能的先后主次，不可混乱更不可倒置。如果说商学院的教师职责主要是商人，医学院的教师职责主要是医生，法学院的教师职责主要是律师，他们不是以学术为业，而是以兼职牟利为主，那么教师将无资格再称为教师，大学将无资格再称为大学了。
三 可以解释高校发展中各种现象
如果说我们仅仅是强调经济资本对于高校发展的重要性，那么如何解释中世纪大学在没有校舍、图书馆、实验室等情况下得以产生？又如何解释诸如西南联大等在物资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能够弦歌不断、培养出大批知识、文化及管理精英？如果说我们仅仅强调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文化资本对于大学发展的重要性，那么又如何解释芝加哥大学在成立后20多年的时间里，就可以成为堪与哈佛、耶鲁等百年历史名校比肩的世界一流大学？同样，又如何解释在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中，成立于1950年2月的中国人民大学，在经过短短数年的发展后，就成为国内众多高校效仿的高等教育重镇？如果说我们仅仅强调多元资助对于大学发展的重要性，那么又如何解释19世纪德国大学在国家一元资助下，能够在欧洲大学中后来居上，占据世界高等教育之巅长达一个世纪？
毫无疑问，要解释以上大学发展中的典型案例，必须借用多样资本的视角。譬如，我们在解读中世纪大学的产生、西南联大的生存和柏林大学的崛起时，离不开社会资本的视角。[26]我们在解读中国人民大学能够迅速成为高等教育重镇，离不开政治资本的视角。作为私立的芝加哥大学，能够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离不开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的巨额资助，首任校长威廉·哈珀正是利用这些巨额资金，遍访全美，寻找最好的教授。他从耶鲁大学聘来教授，并雇用了几个前大学校长，包括威斯康星大学校长。他对克拉克大学的突袭最令人瞠目。在校长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会见了克拉克大学很多教师，并承诺给出双倍工资。当克拉克大学校长提出抗议时，哈珀竟然邀请他一起加入芝加哥大学。最终，他从克拉克大学挖走了15名教授，该校绝大部分教师被他挖走。[27]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我们强调应当从资本的多样性来解读以上大学之发展，但是都离不开当时该大学所具有的崇高学术成就和学术声望。无论是中世纪的巴黎大学，还是博洛尼亚大学；无论是19世纪的柏林大学，还是20世纪的芝加哥大学；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西南联合大学，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国人民大学，这些大学组织都在相应历史阶段聚集了时代需求的高深知识，形成了同时代其他大学所追寻和效仿的学术声望。一言以蔽之，其他资本形式只是大学发展中的动力辅助，学术资本则是大学发展中亘古不变的基本底色。
四 可以避免学术资本主义盛行
把避免学术资本主义盛行放在高校资本多样性之重要意义的最后，并不是说这一点最不重要，尤其是对于当下高校的发展而言。
为应对高等教育经费危机，公司文化越来越多地融入大学，学与商的利益博弈日渐在高校中蔓延，以绩效为目标的大学管理不断冲破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大学或教师为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不断将学术资本进行外部交换，其交换的广度、深度也日益扩大。大学通识教育中的交易价值强烈冲击着象征意义价值，大学的课程设置日益受到以市场为预期的实用性价值引导，强调培养追求社会公正、辨别真善美等伦理价值观的文科课程逐渐被压缩到底限或者被排挤到边缘。[28]与之相伴，在学术研究中，从事纯粹理论研究的热忱不断降低，对于没有明显实用性的科学或学术工作习惯地表现出不耐烦的急躁情绪，学术转向了一个更具有物质功利性，更加朝生暮死地追求短期效益的急切事务。[29]这些在当下教学和研究中的表现，都是高校过度追逐经济资本、消耗学术资本的典型现象。
学术资本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其他资本形式一样，具有两重性。学术资本如果运用不当，同样会为高校或教师带来发展困境。同时，学术资本是高校或教师进行外部讨价还价的基本砝码，如果弃之不用，躲避在象牙塔内，无疑会被经济社会发展所抛弃，中世纪后期“大学无用论”的呼声就是最好的注脚。但是，高校或教师如果将学术过度资本化，也就是说，始终以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为目的，那么必然衍生为学术资本主义，从而使高校丢失其基本的职责和灵魂，最终受到伤害的必然是高校或教师自身。这就是所谓的“过犹不及”。强调高校资本的多样性，就是要强调高校学术资本在多样性中的基础性，不能为了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而动摇了学术资本的根基；强调高校资本的多样性，就是要强调学术资本在外部交换中的长期性，高校不能为了追求眼前利益，而放弃关乎生死存亡的使命；强调高校资本的多样性，就是要强调高校要始终警惕学术资本主义泛滥，积极培育多样资本的土壤，不为物欲横流所淹没。
[1] [美]D.B.约翰斯通：《高等教育财政：问题与出路》，沈红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224页。
[2] [乌拉圭]朱迪思·苏兹：《大学在生产部门的新任务》，载[美]亨利·埃兹科维茨等编《大学与全球知识经济》，夏道源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3] [英]加雷斯·威廉斯：《经济的观点》，载[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
[4] [法]皮埃尔·布迪厄：《资本的形式》，载薛晓源等《全球化与文化资本》，武锡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5] 薛晓源、曹荣湘：《文化资本、文化产品与文化制度——布迪厄之后的文化资本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1期。
[6] [澳大利亚]戴维·思罗斯比：《文化资本》，载薛晓源等《全球化与文化资本》，潘飞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48页。
[7] [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财富变局中的货币魔力》，曾令先等译，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77页。
[8] 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University Financial Profile，（http：//obp.umich.edu，2016-2-15）.
[9] [法]皮埃尔·布迪厄：《资本的形式》，载薛晓源等《全球化与文化资本》，武锡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10] [法]皮埃尔·布迪厄：《资本的形式》，载薛晓源等《全球化与文化资本》，武锡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11] 胡钦晓：《大学社会资本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35页。
[12] 相关研究可参见：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n the Judgement of Tast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p.18-23；Eddy，M.D.，“Academic Capital，Postgraduate Research and British Universities”，Discourse：Learning and Teaching in Philosophical and Religious Studies，Vol.6，No.1，2006，p.212；White，B.R.，Presley，J.B.，and DeAngelis，K.J.，Leveling Up：Narrowing the Teacher Academic Capital Gap in Illinois，Illionis：Illionis Education Research Council，2008，pp.9-10；Eastman，J.A.，“Revenue Gener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Academic Capital，Values and Autonomy：Insights from Canada”，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 Policy，Vol.19，No.3，2007，p.12；孙进：《德国大学教授职业行为逻辑的社会学透视与分析》，载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北大德国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197页；冯大鸣：《沟通与分享：中西教育管理领衔学者世纪汇谈》，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13] [秘鲁]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王晓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6页。
[14] [法]皮埃尔·布迪厄：《资本的形式》，载薛晓源等《全球化与文化资本》，武锡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15] [美]约翰·菲茨帕特里克：《密尔的政治哲学》，万绍红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5页。
[16] [法]皮埃尔·布迪厄：《资本的形式》，载薛晓源等《全球化与文化资本》，武锡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0页。
[17] Charles E.McClelland，State，Society，and University in Germany，1700-191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pp.211-212.
[18] Daniel Fallon，The German University：A Heroic Ideal in Conflict with the Modern World，Colorado：Colorado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1980，p.9.
[19] 宋乐永：《透析中国高校合并现象——伟大而深刻的变革》，《科技日报》2000年7月19日第2版。
[20] [美]伯顿·克拉克：《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21] 陈明远：《透视名人的心理奥秘》，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5页。
[22] [美]彼得·德鲁克：《组织生存力》，刘祥亚译，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5页。
[23] Newman，J.H.，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Defined and Illustrated，London：Basil Montagu Pickering，1873，Preface，p.9.
[24] [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徐小舟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
[25] [美]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高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版，第22—26页。
[26] 参见胡钦晓《社会资本视角下中世纪大学之源起》，《教育学报》2010年第1期；胡钦晓《解读西南联大：社会资本的视角》，《高等教育研究》2007年第1期；胡钦晓《社会资本视角下19世纪柏林大学之崛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年第1期；胡钦晓《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社会资本视角下欧洲传统大学之没落》，《江苏高教》2011年第1期。
[27] [美]亚瑟·M.科恩、卡丽·B.基斯克：《美国高等教育的历程》，梁燕玲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3页。
[28] [美]埃里克·古尔德：《公司文化中的大学》，吕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29] [美]索尔斯坦·凡勃伦：《学与商的博弈：论美国高等教育》，惠圣译，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68—81页。